《關于權力的對話》，[德]卡爾·施米特著，姜林靜譯，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2月出版，136頁，39.80元

《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時代侵入戲劇》，[德]卡爾·施米特著，姜林靜譯，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8月出版，172頁，40.00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備受爭議的德國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先后被蘇聯和美國軍隊逮捕，在獄中度過一年多的時間，1947年又被作為“可能的被告人”帶至紐倫堡國際法庭參加審判。但由于缺少直接的犯罪行為，最終并未被起訴。獲釋后，他隱居故鄉普萊騰堡（Plettenberg）小鎮，在那里潛心著書，度過了孤獨卻依舊豐盛的近半個世紀，直至1985年以九十五歲高齡去世。

除了繼續法學和政治學理論研究，隱居故里后的施米特在五十年代還有兩部奇特的著作，成為幫助后人拼湊出其思想全景圖的重要馬賽克。這就是1954年的《關于權力的對話》（Gespr?che über die Macht und den Zugang zum Machthaber）以及1956年的《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Hamlet oder Hekuba. Der Einbruch der Zeit in das Spiel）。

《關于權力的對話》原是施米特為黑森廣播電臺所撰寫的一篇虛構對話。節目播出后反響熱烈，即應出版商要求整理成文字稿出版。對話是在一名老者和一個青年之間進行的。青年的問題咄咄逼人，老者的回答言簡意賅、從容不迫。兩人的對話前承古典政治哲學，后繼對現代性的審視批判，使這篇冷靜克制的小文成為二十世紀圍繞權力這一主題最具影響力的文字之一。

1950年代的施米特

對話首先描繪出現代人身處的雙重“不再”的世界：一方面，自覺可以統領自然的現代人不再愿意臣服于自然；另一方面，上帝對人類來說也不再是絕對權威。于是，權力就徹底成為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契約。自然限制和圣統秩序的逐漸退隱并不意味著人類就此徹底掌控了權力。隨著現代技術的進步，權力的剩余價值越來越明顯，因為無論多么強大的當權者，在現代世界浩淼的信息海洋里也頂多只能汲取幾滴水珠。施米特由此引出了一切人類權力無法逃脫的內在辯證法：“任何直接權力都會即刻屈服于間接權力的影響之下?！币簿褪钦f，有限的肉身迫使人類的權力場必然存在一個前置場，它產生的影響雖然是間接的，卻也可能是極具支配性的。施米特在對話中用許多生動的例證說明，這可能是個混合著情婦和副官、貼身侍衛和告解神父、大臣與御醫的奇特場域。最聰明的頭腦與最愚昧的口舌可能在此角力，直接權力與間接權力互相撕扯，永不停歇。而且權力越是集中，這一前置場問題就越突出，其間的斗爭也相應越激烈、越隱秘。

尤其難能可貴之處是，對話并未止步于揭露匿名的權力前置場，而是進一步在本體論層面探究權力的本質。施米特巧妙地用兩種極端的斷言將我們帶入其中。圣額我略（Gregor der Gro?e）斬釘截鐵地說，一切權力來自上帝，因此權力本身是善的，唯獨權力的意志有可能是惡的。但一千多年后的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卻反之判定，諸多現代當權者向我們證實了權力本身是惡的。對話中的老者認為，我們并不能因這徹底背道而馳的判詞就得出結論：權力是非善非惡的，是中性的。因為這樣就回避了更根本的問題，即：究竟是誰在善惡間做決斷。老者認為，自利維坦式的現代國家誕生以降，再加上原子彈、氫彈等現代滅絕手段的助力，權力在技術政治時代已膨脹為一個“客觀的、遵從自身固有法則的龐然大物”，作為個體的當權者根本無法凌駕于這個巨型機器之上。權力越來越展現出超越當權者的自主性。再強大的當權者都必然被拉入這一權力的內在辯證法中。正如施米特給榮格爾（Ernst Jünger）的信中所寫：“所有人，無論善惡，進入權力都猶如進入牢籠?！?/p>

對話一開始，涉世未深的大學生就向老者拋出一針見血的問題：“您是否掌有權力？”老者稱自己屬于無權者，年輕人卻對此表示質疑。施米特之所以在這個虛構的對話伊始就進行了這樣的自問自答，顯然也與他對自己“無權狀態”的思考有關。施米特1933年加入納粹黨后立即開始身兼要職。有三年時間，他在黨內地位顯赫。但到了1936年，他卻突然受到黨衛軍機關報的猛烈攻擊，被指是投機主義者。這一突如其來的變故讓他猝不及防，他失去了在政治領域幾乎所有具有影響力的職位，一夜之間被拉下納粹法學家的寶座。再加上經歷了四十年代的牢獄歲月和紐倫堡審判，彼時的施米特對掌權與無權狀態之間的張力有了感同身受的思考，1954年的對話顯然是一種總結。

施米特，1930年。

這或許也是施米特同時期為何會對世界文學中另一位深陷“無權狀態”的人物——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產生巨大興趣的原因之一。

從表面看，珍愛的獨生女阿尼瑪（Anima）是施米特開始莎士比亞研究的起因。1952年，她在海德堡大學翻譯學院學習期間著手翻譯英國文學史家麗蓮·溫斯坦利（Lilian Winstanley）一本名不見經傳的著作——《哈姆雷特與蘇格蘭王位繼承》（Hamlet and the Scottish Succession）。施米特不僅協助了女兒的翻譯，還為德譯本作序，并附文向德國讀者推薦相關研究著作，介紹書中所引資料及該書的影響力，可見他圍繞相關主題已進行了細致入微的研究。1952年的序言成為施米特研究莎士比亞的開端，在隨后幾年里，他廣泛閱讀材料，并與各界莎士比亞專家通信交流，讓自己在莎士比亞這個“無底洞”里獲得了十足的滿足感。1956年出版的《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正是他長期研究莎士比亞的成果。

2012年再版的《哈姆雷特與蘇格蘭王位繼承》

溫斯坦莉的書雖然偵查出《哈姆雷特》與時代歷史之間的不少隱秘關聯，但在英國學術界幾乎沒有取得多少認可。施米特之所以肯定該書的獨特成就，并將其作為《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的基礎之一，主要是因為它超越了十九世紀占主導地位的心理學、美學式主觀性哈姆雷特研究，重新回歸到莎翁創作這部作品的歷史現實中?？梢钥闯?，施米特的起點是論戰式的，與他早期代表作《政治的浪漫派》（Politische Romantik）一脈相承，直指浪漫主義的“審美膨脹”（die Expansion des ?sthetischen）。在他看來，這種“審美膨脹”極度提升了藝術的自我意識，使一切都成為審美感覺的對象，莎士比亞由此成為德國藝術哲學的終極典范。也難怪《哈姆雷特》在德國接受史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偏離，以至于出現將無力革命的德國視為哈姆雷特的政治詩人，抑或將憂郁王子尊為狄奧尼索斯式英雄的尼采，乃至揭露其“俄狄浦斯情結”心理錯亂的弗洛伊德。

從論戰式批判出發，施米特試圖在《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中回歸歷史本身的純度和尊嚴。他沒有像溫斯坦莉那樣拘泥于歷史人物與戲劇人物之間的一一對應，而是將時代歷史對作品的影響劃分為三個等級和類型：他將第一類稱為“純粹影射”（blo?e Anspielungen），這些影射是偶然的，今天或許只存在文學史上的意義。第二類為“真實鏡像”（wahre Spiegelungen），指的是某種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進入劇中如同映入鏡中”一般。而第三類，即最高級別的影響，被他稱為“真正侵入”（echte Einbrüche）。這種侵入對戲劇結構有著最深刻最強烈的影響，能夠將一部悲悼劇升華為悲劇。施米特在兩個章節中詳細描述了時代歷史對《哈姆雷特》的兩次“真正侵入”：其一是“王后的禁忌”——瑪麗·斯圖亞特是否參與了謀殺親夫（即詹姆士國王的父親）的歷史懸案，以及它與劇中懸置王后罪責問題之間的關系；其二便是傳統復仇者形象的轉變——時代夾縫中的哲學與神學反思如何塑造出一個現代憂郁者的形象。

更精妙的是，施米特沒有止步于對溫斯坦利的修正，而是志向遠大地指向更根本的問題——悲劇性的起源?！肮防滋剡€是赫庫芭”這個別具匠心的標題，事實上正是源自現實的“悲劇性”（das Tragische）與臆造和表演出的“悲傷”（die Tragik）之間的選擇。這是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因為表演/游戲（das Spiel）開始之時，正是悲劇性結束之處。施米特指出，莎士比亞之所以在第二幕第二場插入哈姆雷特質疑伶人的那段獨白，正是要暗中提醒觀眾，倘若舞臺上所發生的丹麥王子的故事與他們所處的現實毫無關聯，那么他們所產生的共情，豈不就成了與為赫庫芭而哭泣的演員的眼淚同樣虛假的了嗎？莎士比亞悲劇的核心恰恰就是它的“不可表演性”，或者說“非游戲性”。

這里能看到施米特依據的另一個基礎——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德意志悲悼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不過施米特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沒有對一系列通常被列為經典悲劇的作品進行批判性考察，而是以《哈姆雷特》為代表，在一部作品的框架內直溯源頭地探究“悲劇性的起源”問題。因此也就可以有意識地將討論限定在這部悲劇與具體的歷史場景中，從而去聚焦他所認定的最根本的東西。

施米特雖然否定了本雅明所說《哈姆雷特》中的基督教內涵，但他在探尋“悲劇性的起源”這一核心問題時，卻仍讓獨一無二的歷史現實之“奧義”成為闡釋的關鍵詞，其根本出發點依舊是基督教信仰啟示。由此，他為莎士比亞和哈姆雷特重新戴上了冠冕，然而這一次，奪目的光芒不再來自莎士比亞的個人天才，也不是哈姆雷特的個人英雄意志，而是他們如何甘愿成為永恒設計的一部分：莎士比亞知道復雜的時代歷史的侵入會給作品帶來陰影，卻并不任意憑借所謂的“詩性自由”去抹去這些陰影；哈姆雷特知道對真相的挖掘必定伴隨著毀滅，卻仍然努力接近真相，同時也接受真相的終究不可企及。這種闡釋的價值與意義對當代學術界依舊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施米特寫《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時的筆記

“奧義”恰好也是施米特在《關于權力的對話》中所強調的。雖然權力表面上還掌握在當權者手中，實際上卻已與個體相距甚遠。權力有其超越當權者的奧義，人作為有限的認識者，事實上只能臣服權力巨獸之下。施米特的最終答案是：“然而成為人，卻依舊是種決斷。”無論是作為公法學家的施米特，還是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他，都在作品中展現了他對于世界的回應：在政治領域，掌權者在權力面前應該意識到自己的無能，卻依舊帶著勇氣與謙卑，如履薄冰地前行。在文學的世界，劇作家則唯有在歷史面前心存敬畏，才有可能讓人所創作的作品升華為神話。而處于權力與文字之間的灰色地帶的施米特，也只能讓自己徹底融入歷史現實，在所處的具體政治環境中保持審慎清醒，不斷區分敵友，做出決斷。

將這兩本書聯系起來的，還有施米特失權后尤其關注的霍布斯的國家理論。在《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中，他危言聳聽地稱《哈姆雷特》為一部“野蠻的”（barbarisch）作品，并非因為戲劇的結尾血腥殘忍，幾乎無人幸存，而是用來顯明莎士比亞時代的“非政治性”。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英國一方面還未完成從陸地性國家向海洋性國家的轉型，一方面也并未走上通往歐洲大陸主權國家的道路。而恰恰是處在霍布斯所謂“理性帝國”之邊緣的特殊時代，在歐洲命運的夾縫中孕育了偉大的悲劇。在《關于權力的對話》中，他也同樣將霍布斯的現代主權國家視為分水嶺，新政治秩序的誕生使權力越來越從個體當權者手中滑落，也愈來愈隱匿，愈來愈危險。

榮格爾在讀完《關于權力的對話》之后寫信給施米特，稱自己不相信對話中的老者是無權的。記者瑪格麗特·伯法利（Margret Boveri）更加直接：“您說您自己是無權者，但倘若有人能像您這樣思考，并將所思所想像您這樣通過文字表述出來，那他就是有權力的?！毕萑胧嗄嗵兜氖┟滋卦趹鸷髮⒁恍┰诠差I域難以直接表達的思想，隱匿在虛構性作品和文學評論中，并將寫作視為重新接近權力的曲折小徑。因為借助文字影響公眾輿論，顯然也是通往權力的一條道路。事實上，他也確實通過文字多多少少重新進入權力的前置場。

《哈姆雷特還是赫庫芭》和《關于權力的對話》這兩本小書，都展現了施米特高超的表述才能以及有別于一般法學家的寬闊視野，以及他特有的直擊事物本質的洞察力。此外，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和對話中的老者，也都是施米特的在1936年后的某種自我影射。然而這種文學式的反觀卻并未引向懺悔之路，他反而由此試圖證明自己在歷史現實中的無力感，以及當時所做的決斷與其政治神學之間的內在一致性。施米特相信，自己通過在歷史現實中做出的決斷而與一切敵基督形象劃清了界限，即使他的決斷帶來了災難性后果，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作為法學家的自己所無法回避的使命。文學成為一種陌生化手段，他一邊從中尋找個人經歷的回聲，一邊通過文學的鏡子繼續在戰后小心翼翼地表明立場。這讓我們在掩卷時，不得不喟然嘆息。

施米特九十歲生日

在這些文字里，真知與謬解、深思與誤讀彼此交纏，難解難分。如何在施米特的整體創作背景下理解這些文字，如何在中國學術界的“施米特熱潮”中客觀清醒地看待這些文字，或許是擺放在每個拿到這兩本書的讀者面前的一個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