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為推進所謂對華戰略競爭，美國越發注重“拉幫結伙”，力圖構建具有議題導向特征的多邊陣營，打造更為靈活、相互嵌套的盟伴體系。尤其是，美國在亞太地區加緊拼湊、充實各類“小多邊”（minilateral）機制，如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以及美日澳、美日韓等三邊協作。

日本在這些“小多邊”機制中扮演的角色極為關鍵，這一角色也基于日本自身安保戰略的重大調整。隨著日本軍費開支將從全球第九升至全球第三，且日本與澳大利亞、印度、越南等國之間的安全關系不斷深化，美國希望促使日本在其主導的亞太盟伴體系中扮演“共同警長”的角色。

無疑，這一態勢將會深刻影響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

作為“小多邊”關鍵的日本

拜登政府宣揚要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不斷渲染所謂“中國威脅”——指責中國在印太搞“脅迫侵犯”，尋求建立“勢力范圍”，由此持續深化美國的“印太戰略”，力圖在這一地區構建“有力的且相互強化的聯盟網絡”。

美國尤為注重借助多樣、靈活的“小多邊”機制，促進美國的條約盟國與安全伙伴之間力量的深度融合，謀取對華所謂的“實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對此，日本方面給予了大力支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相關戰略舉措的“影子驅動者”。

首先，拜登政府將美日印澳四邊機制視為推進“印太戰略”的核心平臺，并將其升格為元首和首腦級別的安排。美日印澳四邊機制源自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2007年前后提出的“民主安全菱形”構想，其目標之一即是通過美日印澳四個國家的緊密合作，強化對中國崛起的共同應對。不過，由于當年澳大利亞和印度擔心這一做法會過度刺激中國，安倍晉三的盤算并未成功，四邊機制一直不溫不火。到了特朗普執政時期，隨著美國明確將中國視為“頭號對手”，該機制也“重獲生機”，這令日本方面頗為振奮。

迄今，美日印澳機制已舉辦多次領導人峰會，四國之間的政策協調日益深化，合作領域不斷拓展。四方圍繞海上安全、公共衛生安全、關鍵和新興技術、網絡安全、基礎設施等議題設立了專門工作組，在部長級和司局級層面展開頻繁磋商。

美日印澳自詡“海洋民主國家”，大力推動海上安全合作向縱深發展，近年來多次在孟加拉灣、菲律賓海等區域舉行“馬拉巴爾”聯合軍演，派出航空母艦、直升機母艦等大型艦艇參演。四國還推動實施“印太海域感知伙伴關系”（Indo-Pacific Partnership for Maritime Domain Awareness，IPMDA）計劃，力圖在東南亞、印度洋和太平洋島國等多個區域提升海上安全情報搜集能力，深化海警和海上執法合作。這些舉措不乏針對中國的意味。

其次，拜登政府將推動美日韓三邊關系作為“印太戰略”的主要著力點，并大力促進日本與韓國的“歷史性和解”。在拜登政府制定的《印太戰略報告》中，加強美日韓三邊關系是其列出的十項行動計劃之一。

長期以來，日本和韓國圍繞慰安婦問題、領土爭端等齟齬不斷。近年來，在拜登政府的大力勸導下，兩國逐漸緩和緊張關系，以共同應對朝鮮核導、中國軍事現代化等構成的所謂“威脅”。3月1日，韓國總統尹錫悅發表講話，希望與日本共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放棄歷史恩怨，成為“擁有共同普世價值觀的合作伙伴”。5月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將出訪韓國，與尹錫悅就“加速”雙邊關系發展展開會談。而據美國駐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透露，在過去一年里，美國、日本和韓國舉行了40多次的三邊會議，其中包括外交、國家安全、軍事、情報等部門負責人參加的三邊磋商，以及三國領導人峰會。

美日韓還同意建立三邊經濟安全對話機制，針對加強對華出口管制、重塑供應鏈等議題深化協調。美日韓三邊軍事演習也在中斷多年后得以重啟，涉及反潛、反導、兩棲作戰等實戰性科目。4月初，美日韓三方在韓國濟州島以南公海為期兩天的反潛聯演落幕，這是韓國尹錫悅政府執政以來，三國第四次在朝鮮半島附近的公海實施聯合演習。這些動作看似劍指朝鮮“核導威脅”，但其針對中國的一面也愈發突出。

未來，美國或通過加大美日韓三邊互動，優先實現三方軍事情報共享，將其在韓國部署的“薩德”系統與在日本部署的海基“宙斯盾”系統、陸基“愛國者”系統加以整合，構建美國主導的區域反導體系。

此外，美日澳三邊關系也在實質性增強，美國亞太盟伴體系的“北錨”（日本）和“南錨”（澳大利亞）日益緊密相連。近年來，在美國大力支持下，日本和澳大利亞之間的安全關系顯著強化，兩國首腦發布新的《安全合作聯合宣言》，雙方多次舉行外長和防長參加的“2+2”磋商，并簽署《互惠準入協定》等軍事協議。2022年10月，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三國防長舉行會議，對中國妄加指責，提出要大力加強美日澳三邊防務關系。美澳邀請日本在澳派駐軍事力量，日本則考慮將從美國購置的F-35戰機等先進武器部署在澳大利亞。美日澳在網絡戰、太空安全等領域的協作也在不斷增強。

美國還希望借美日澳三邊關系推進其在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區域的戰略布局，如美日澳聯手提升菲律賓的安全能力，通過美日澳三邊基礎設施伙伴關系削弱中國在太平洋島國的影響力。近期，美國與菲律賓展開史上最大規模的“肩并肩”聯合軍事演習，日本和澳大利亞方面都派員參加。這次演習的很多科目值得玩味，比如在南海區域使用“海馬斯”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HIMARS）和F-35B戰機等打擊海上目標。據悉，美國、菲律賓、日本和澳大利亞考慮未來在南海地區展開聯合巡航行動，其對華示強意味昭然若揭。

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等美國戰略界人士提出，日本和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在第六代空戰能力、無人水下航行器、水下戰爭傳感器網絡等方面擁有廣闊合作前景，應支持日本正式參與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使其演進為“吉奧庫斯”（JAUKUS）。

日本安保政策的大調整

近年來，美國不斷散布“大陸2027年前攻臺”等不實論調，挑動地區安全緊張，一些美國鷹派人士甚至試圖用一場臺海戰爭提前終結中國的崛起。即便拜登政府高官近期在公共場合的發言中有意淡化“臺海戰爭”的可能性，但美國軍方仍在加緊圍繞中美“熱戰”推進相關準備。

在此背景下，拜登政府大力推動美日同盟的“現代化”，增強美日同盟在安全上的進攻性。美國眾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議員邁克·麥考爾（Michael McCaul）等人甚至提出，要推動日本對臺灣地區展開軍售，支持日臺實質性深化安全關系。

日本方面在臺灣問題上也出現不少消極動向，前首相安倍晉三曾鼓吹“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同日美同盟有事”的謬論。今年1月，日本笹川和平基金會圍繞“中國大陸在2026年對臺灣發動攻擊”的設想情景，組織了為期四天的兵棋推演，多位日本自衛隊前高級軍官參加。岸田政府雖然堅持稱日本的“一個中國”政策未有改變，但卻宣揚“今日烏克蘭、明日東亞”的論調，企圖借助烏克蘭危機推進日本安保政策的重大調整，謀求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的“正常化”，打造日本作為亞太地區安全塑造者的新角色。

亞太“小多邊”機制為美日實現相關政策目標提供了舞臺，也有助于降低日本軍事政策轉型的敏感性。今年1月，岸田文雄訪美并與美方發表聯合聲明，誣稱中國挑戰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強調將圍繞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等加強合作。

應該看到，日本在亞太地區的安全戰略布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其不斷突破“專守防衛”的政策范圍，力圖成為其他亞太國家的“安全賦能者”。去年6月，岸田文雄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會上提出“岸田和平愿景”，強調要從根本上加強日本的防衛能力，深化日美同盟以及與“志同道合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如同車子的兩個輪子一樣將兩者同步推動”。同年12月，日本政府通過《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等文件，宣布在未來5年投入約3200億美元加大軍力建設，其軍費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從1%提升至2%。

首先，日本要深化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同盟關系，尤其是加快發展“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日美正共同完善西南諸島防衛，日本將從美國大量購置“戰斧”巡航導彈等先進武器。雙方還在調整軍力部署態勢，包括于2025年前在沖繩設立新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濱海戰斗團”。美國海軍陸戰隊駐日本最高將領詹姆斯·比爾曼中將（James Bierman）稱，美國及其亞洲盟友“正為可能與中國發生的沖突（比如臺海沖突）做準備”，美國和日本的武裝力量正迅速整合各自的指揮結構，并擴大聯合作戰規模。此外，雙方還將共同防御條約的條款延伸到太空等作戰域。

其次，日本試圖通過設立“海外安全援助計劃”（OSA），強化其對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安全影響力。過去幾十年，日本主要通過“海外發展援助計劃”（ODA）擴展與相關國家的接觸，聚焦基礎設施建設等經濟合作。近期，岸田政府正式推出“海外安全援助計劃”，這標志著日本外交角色的重大轉變。日本外務省4月5日發表的聲明稱，新的海外安全援助計劃致力于“提升理念相同國家的安全和威懾能力，以防止單方面用武力改變現狀的企圖，確保印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并創造對日本有利的安全環境”。菲律賓、馬來西亞、孟加拉、斐濟等將成為這一計劃的首批受援國，獲得來自日本的雷達、衛星通訊系統等，以加強其海域和空域的安全感知能力。考慮到美國正與菲律賓等國深化安全合作，日本的“海外安全援助計劃”勢將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鞏固軍事霸權地位提供重要助力。

再者，日本著力深化與北約（NATO）及其主要成員國的軍事安全關系。近年來，美國主導的北約注重向亞太地區延伸其影響力，集中體現了拜登政府促進“印太-歐洲”跨區域聯動的戰略取向。2022年6月，北約組織峰會首次邀請日本和韓國領導人作為觀察員出席。今年2月，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Jens Stoltenberg）訪問日本，并與岸田文雄舉行會談，雙方同意加強在網絡安全、太空、國防等領域的伙伴關系。日本還計劃在北約正式開設獨立代表處，而北約也將在東京設立它在亞太的第一個聯絡處。此外，日本已經與澳大利亞、英國簽署帶有軍事同盟性質的《互惠準入協定》，還在與法國、德國圍繞類似協定進行談判。這些國家也希望借由日本在“印太”地區擴大其安全力量的存在，與美國主導的盟伴體系進行更緊密的對接。

鑒于上述日本在安全方面的諸多政策舉措，美國駐日本大使拉姆·伊曼紐爾稱贊說，岸田首相幫助拜登總統將印太地區和跨大西洋地區融為一體，變成了一個相互聯系的戰略區，日本為打造跨大洲的聯盟作出了“了不起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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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明昊，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