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解決氣候問題？結束債務陷阱

近日，氣候正義活動家Teresa Anderson在Al Jazeera發文評論了解決氣候問題的關鍵。敲詐勒索的債務迫使各國推行對氣候不友好的政策，希望能夠償還貸款。直到下一次危機的發生。

在作者看來，氣候活動家的工作是不斷撞南墻。在需要迅速擺脫化石燃料、砍伐森林和破壞性出口農業的情況下，ta們習慣于調動所有的科學證據、動人的證詞、道德論據、有說服力的宣傳和創造性的運動來推動拯救地球所需的變化。不幸的是，ta們也習慣了政府的無視，后者反而擴大了危害氣候的活動。

但是，當氣候危機就在各國門口，他們自己的公民正在遭受損失，而且大量的證據告訴他們要采取行動的時候，為什么這么多政府會做出這種明顯不理性的決定？

作者稱，答案可能讓人吃驚。阻礙全球南方國家政府采取氣候行動的最大因素之一，在旨在尋找地球生存危機的解決方案的會議和辯論中幾乎沒有討論。

孟加拉干旱引發牧草短缺， 水牛在沙地上嚼干草。

現在是談論債務的時候了。特別是現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春季會議最近舉行，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成為關注的焦點。如果人們希望各國能夠自由地采取符合其利益的行動，必須明白，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設在富裕國家的私人銀行正在阻止氣候進步。

怎么會這樣？因為他們不健康地迷戀于不惜一切代價讓全球南方國家償還債務的做法。

這種籠罩在許多國家頭上的敲詐性債務正迫使他們做出艱難的選擇，以償還債務。例如，印度尼西亞正在償還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40%以上的貸款，這是導致其砍伐雨林為賺錢的棕櫚油種植園讓路的關鍵因素。償還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80%以上的外債的需要也是導致巴西優先考慮大豆出口而不是保護亞馬遜的一個因素。而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101%的外債是莫桑比克近年來一直試圖擴大煤炭和天然氣生產的原因。

這種類型的外債幾乎總是需要以美元或其他外幣來償還。因此，即使國家會從支持小農戶、農業生態學和中小型企業中受益，許多國家也被迫圍繞破壞性的化石燃料和大規模工業化農業綜合企業出口來塑造其經濟，以便賺取償還債務所需的美元。

困難的決定仍在繼續，許多國家用于償還債務的支出超過了用于教育和健康的支出。盡管許多國家已經償還了最初的貸款金額，但不斷上升的利率、連續的貨幣貶值、全球商品價格的波動以及氣候變化的破壞性影響，使債務償還的終點線永遠遙不可及。

事實上，有時氣候危機迫使各國以更高的利率承擔更多的貸款。

更糟糕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幾乎總是附帶規則——國家將其公共服務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并全力以赴生產出口商品。這些“條件”和這些機構掌握的權力正在使氣候危機惡化，并破壞了各國通過投資綠色技術、復原力或災后恢復來采取氣候行動的能力。

嗅到了氣候變化的風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現在正拼命地試圖改頭換面，并試圖把自己打扮成負責任的氣候領袖。但實際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建議100多個國家擴大其化石燃料基礎設施，而世界銀行自《巴黎協定》簽署以來已花費148億美元支持化石燃料項目和政策。他們聲稱自己是負責任的氣候領袖，但卻經不起任何推敲。

援助行動組織的新研究發現，在最容易受到氣候危機影響的國家中，有93%的國家處于債務困境，或面臨嚴重的債務困境風險。這反映了一個惡性循環，即氣候影響使國家陷入債務，但債務又加速了氣候危機，使國家更容易受到其影響。就這樣，這個循環還在繼續。

所有這些都指向一個明確的結論：全球債務危機是氣候行動的一個主要障礙，取消債務可以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氣候解決方案。

去年由巴巴多斯總理米婭·莫特利（Mia Mottley）構思的一項名為“布里奇敦倡議”（Bridgetown Initiative）的提案正在聚集勢頭，并將氣候焦點放在債務和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用上。在莫特利看來，今天的機構根本沒有能力應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變化方面面臨的一系列新挑戰，從加勒比海接連發生的颶風、亞洲歷史性的洪水和西非的干旱。這些機構創造的債務加劇了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的貧困。莫特利明確指出：殖民主義的遺留問題體現在這些機構如何安排債務——富裕國家的借款利率在 1% 到 4% 之間，而貧窮國家的借款利率在 14% 左右。她提出了一種以更優惠的條件為受危機影響的國家提供融資的方法，并呼吁建立一個全球機制來加速私營部門在緩解和重建方面的投資。

這一倡議最初被視為一個進步的機會，以徹底改革全球金融體系，并制止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氣候和氣候脆弱國家的傷害。

該議程仍在不斷發展，但人們擔心，盡管有一些進步的元素，但其他部分將使各國更深地陷入債務。擺在桌面上的建議表明，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可能只是調整他們的方式，向受氣候影響的國家提供更多的貸款，同時將其打造成用于適應和緩解的“氣候融資”。

作者認為，鑒于富國對造成氣候危機負有最大的歷史責任，他們理應貢獻他們公平份額的資金作為贈款，以支持已經遭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低收入國家。

不能允許國際貸款偽裝成“氣候融資”，也不能允許富國逃避他們自己貢獻真正資金的義務。如果人們想解決氣候危機，取消債務——而不是更多的螺旋式上升的債務——必須放在議程的首位。

美國華盛頓特區，世界銀行大樓外，Compass自助餐廳的工人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集團2023年春季會議期間舉行抗議活動。

美國工人為公平工資而進行的斗爭

在上周的五一國際勞動節，世界各地進行了相關慶祝和游行活動，媒體也在這一天紛紛回顧“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由來和歷史意義——勞動節源于美國芝加哥的工人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而舉行的大罷工。

如今，工人（worker）的工作和組織形式和一百多年前已大不相同。《紐約書評》5月刊發表了一篇《為公平工資進行的斗爭》的書評，關注的就是美國的低收入打工人的現狀，零工經濟和疫情給工人維護自身權益帶來了更大的挑戰。

書評的作者Willa Glickman是《紐約書評》的編輯，他在文章中介紹了五本關于低收入工作的書籍，有的是田野訪談，有的是工會組織者的個人經歷。Glickman認為“它們共同描述了一個很可能接近崩潰點的系統”。在目前這種不穩定的情況下，美國出現了幾十年來最引人注目的一些基層的非正式勞工組織。雖然這些運動離成功尚遠，但它可能是低收入者維護勞動權利的唯一出路。

美國的零工經濟和疫情夾擊下的低收入工作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了大量失業。美國社會學家Jamie K. McCallum在《Essential: How the Pandemic Transformed the Long Fight for Worker Justice》（必要的工作：大流行如何改變為勞工正義而進行的長期斗爭）一書中提到一組2007-2009年大衰退后的就業數據：在大衰退中失去的崗位中，中等工資的工作占60%，在復蘇期間恢復的工作中僅占22%。McCallum寫道：“我們讓人們重新開始工作，主要是做快餐店工人和護理服務——幾乎有700萬份工作的年薪低于25000美元。”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零工經濟作為一個“新名詞”誕生了（TaskRabbit成立于2008年，Uber成立于2009年）。但其實更多的傳統雇主——從政府機構到機場——多年來一直在做類似的事情：將清潔和保安等工作外包給出價最低的公司。在服務行業，像麥當勞這樣的大型連鎖店通過將其餐廳特許給私人業主經營來逃避侵犯工人權利的責任。

與此同時，低工資工作本身也發生了變化。

2010年代中期，美國記者Emily Guendelsberger在圣誕節前的幾個月里分別在亞馬遜的一個倉庫、一個外包客服呼叫中心，以及一家麥當勞臥底體驗低收入工作的情況，于2019年出版了她的臥底作品《On the Clock: What Low-Wage Work Did to Me and How It Drives America Insane》（爭分奪秒：低工資工作對我的影響以及它是如何使美國發瘋的）。她認為，這些工作代表了“未來的工作”，因為它們使用監控技術和算法來監控和管理員工。

書中最有啟示性的部分是她對超現實主義的入職培訓的描述。

她的亞馬遜培訓師來自古巴，以前是一名倉庫工人。他將這份工作稱為“天堂里的另一天”。在解釋了員工每天要站立11個小時后，他介紹了嚴厲的考勤政策。工人稍有遲到或缺班就會被扣分，被扣6分就會被解雇。

"比方說，現在是星期六，下午4點。你從星期二開始工作。你認為你干不動了，你的腳在折磨你，你想回家。你可以自由地回家！" 當然，這種自由是沒有工資而且是要扣分的。

這種“自由”也有配額，6分規則很少有例外，除非是有醫生的預約或者是要出庭這樣的理由才能準假。

但他討論到休息的重要性時似乎偏離了培訓話術：“有趣的是，在我的家鄉，他們把這個國家說成是美國夢。然后我們來到這里，卻發現我們連覺也沒得睡！”

Guendelsberger發現，這三種工作都不怎么寬恕人類的低效率。在呼叫中心Convergys，如果她離開電話的時間超過30秒，包括去洗手間或從客戶的責罵中平復心情，多花的時間就會被計算出來，并從她一天的工資中扣掉。在麥當勞，她所在的餐廳長期以來人手不足，為了確保工人以最快的速度工作，餐廳規定，不能讓顧客點單后等待超過一分鐘。在亞馬遜，一個手持掃描儀會指示她去倉庫收集物品，這些路線似乎有意將她與其他工人隔離開來，并跟蹤她的速度。如果她花了太多的 “任務時間”，經理就會收到提醒。Guendelsberger稱這些工作為 “機械人工作”——高度常規化和技術監控讓工人也變成了半自動化的機器。

時間一晃就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發使得美國關閉大部分經濟設施，但仍有數百萬工人繼續工作，提供“必要的服務”（essential service）。幾乎每個州的州長都發布了行政命令，概述了在大流行期間被視為“必要”的行業，其中通常包括醫療保健、食品服務和公共交通等。

根據EPI（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2020年的統計，半數“必要行業”從業者的時薪中值低于非“必要行業”的時薪中值。食品和農業行業的時薪中值最低，為13.12美元。其中，女性和黑人、西班牙裔工人的時薪中值在上述行業中均墊底。

如果看工會覆蓋率的話，只有八分之一（12%）的“必要行業”工人被工會合同所覆蓋。令人震驚的是，一些高風險行業的工會覆蓋率最低，如醫療保健（10%）以及食品和農業（8%）。

盡管被歸類為必要行業，這些行業的許多工人也并沒有得到最基本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來對抗冠狀病毒的傳播。

在《必要的工作》一書中，McCallum通過對數百名工人的采訪，講述了必要行業工作者所面臨的危險和冷酷無情的雇主的故事。

馬薩諸塞州昆西市沃爾瑪的一名69歲的導購員Yok Yen Lee在上班時出現了新冠癥狀，當時她的請假沒有被批準。因為在大流行初期，她已經因擔心感染病毒而用過病假了。大約一周后，她去世了。Lee的女兒伊萊恩起訴了公司要求賠償。昆西的衛生專員認為，沃爾瑪沒有遵守檢疫或隔離準則，也沒有共享他們眾多受感染員工的聯系信息。沃爾瑪除了給伊萊恩送去一小筆錢外，還以（她的原話） “一株小植物……一株該死的多肉植物”作為和解條件。

在佐治亞州的凱瑟琳，當工人們走出Perdue雞肉加工廠抗議不衛生的工作條件和沒有危險津貼時，該公司給了他們每人一塊免費雞胸肉。

在大流行的早期階段，美國各地的“必要行業”工作者都受到了公開的贊譽，即使他們的雇主正在危及他們的生命。McCallum發現，許多工人對被奢侈地贊美但仍被剝奪基本保護感到不滿。“英雄崇拜讓我們被置于危險境地，”一位Trader Joe's的工人告訴McCallum。“并不是說這不是真的，而是它弱化了社會在保護我們方面做得不夠的內疚。”

美國工會的分散化

在美國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一個工會力量強大的時代，反對“加速工作”是很常見的，有時工會會在合同中加入條款，允許工人在完成一定數量的工作后回家，或只在休息室放松。

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隨著工會力量的下降，出現了由社區領導的“工人中心”，為組織不足的企業工人服務。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它們的數量穩步增長，目前約有250個。

工人中心不受一些對工會的限制，如對糾察的限制，并經常強調移民或種族正義，擁抱那些在歷史上被排除在集體談判法或工會之外的工人。

這些團體被稱為“另類勞工”運動，這個詞是記者和前工會組織者喬什-艾德爾森在2013年創造的。一些團體的行為類似于非正式工會，將工人聚集在一起，與他們的雇主就工作場所的條件進行談判。另一些則在更大的范圍內運作，在地方和國家層面倡導支持勞工的立法。

如果組織得當，工人中心更具有創造性和活力，并能利用它們所代表的社區中激進的傳統力量。但缺點是，他們不能像工會那樣從成員那里持續地籌集資金，有時要依靠福特基金會等捐助者的資金。

資深工會談判員和勞工律師Joe Burns在《Class Struggle Unionism》（階級斗爭工會主義）一書中認為，工人中心的運動 “主要起源于工人階級之外，并不能自我維持。由于這個原因，它永遠不可能取代勞工運動”。他還指出，中產階級、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作人員脫離了車間工人的關注，他們已經主導了太多的工會，這也是工會中缺乏工人領導的問題。但他認為，工會的財務和法律結構（即領導人必須由選舉產生），提供了一個民主管理的基準水平，而工人中心卻沒有。

即便如此，大多數工人中心的組織者認為他們的作用不是取代工會，而是為其成員爭取一些權利。通常情況下，工人中心和工會一起工作，或者工會使用另類勞工策略，如倡導工作場所的政策變化。

2020年，由于普遍的混亂和許多經濟部門的關閉，主要的罷工活動比前兩年急劇下降。但仍有較小規模的勞工騷亂爆發，往往發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除了2020年成千上萬的護士罷工外，雜貨店工人、快餐店工人、公共汽車司機和肉類加工工人也參與了工作放緩或停工。

許多這樣的抗議都是轉瞬即逝的。“2020年期間，大約三分之一的罷工是由沒有工會的工人領導的，這可能限制了他們的有效性，”McCallum寫道。但是，在沒有工會的地方有這么多自發的勞工行動，這一事實確實表明了一種未開發的能量，一種由疫情壓力帶來的緊迫感。

但Glickman認為，美國的勞動法使任何部門的傳統工會組織工作都極具挑戰性。

雇主可以讓員工參加強制性的、長達數小時的“俘虜性聽眾會議”（這是雇主常用的一種破壞工會的策略），在工作時間內傳播反工會信息。2019年，非雇員的工會組織者甚至失去了進入對公眾開放的工作場所的權利。

因組織工會或表達對工會的支持而解雇員工是非法的，但雇主還是經常這樣做，因為違法成本很低：基本上唯一的懲罰是他們需要恢復員工的工作并支付他們的工資——還要減掉工人在被解雇和得到NLRB（全國勞資關系委員會）的決定這段時間內（這段時間通常很久）從其他工作中獲得的工資。

在服務行業組織起來可能更加困難。一些工人，包括家庭傭人，仍然被排除在NLRB的保護范圍之外。如果工人有組織工會的跡象，特許連鎖餐廳的母公司可以關閉個別地點。許多服務行業的工作場所有很高的人員流動率，這往往是雇主有意為之。工人們往往沒有正式合同或身份，或因語言而被分化。

在快餐業組建工會

去年年底，美國紐約州布法羅市的一家星巴克門店投票通過了組建工會的計劃，這也是星巴克公司成立50年來在美國的第一家工會。星巴克不是特許經營店，這使得組織工作比其他連鎖店更容易，但它還是提供了一個案例，說明在快餐業組建工會是可能的。當工人處于領導地位時，他們可以迅速地逐店組織起來。

這些小型的獨立工會是否能夠將他們強大的、違法的雇主帶到談判桌上，還有待觀察，但不能說這樣的基層組織是不現實的策略。

社會學家McCallum提到，1930年代的工人保護是通過激進的罷工才贏得的。許多服務行業的工作不像1930年代的汽車工人那樣具有戰略地位，但大流行清楚地表明，雜貨店工人、護理人員和倉庫工人對一個正常運轉的社會來說是多么不可或缺，工會運動可以在公眾熟悉的大型連鎖店建立特殊的聲勢。Burns也認為，工會的唯一出路是提高戰斗力和罷工意愿，強調工人的領導力和明確的階級政治。

資深工會組織者Daisy Pitkin現在正領導著星巴克的工會組織，在去年10月接受播客The Dig的采訪時，她將這場運動描述為她所見過的最自發的運動。她觀察到，使這種方法成為可能的部分原因，是星巴克的酷兒和跨性別員工所建立的強大共同體：“從運動一開始，它就已經是一個基于共同體的防御項目。”

32歲的Cee是布魯克林北部餐廳的一名調酒師，他并不確定星巴克為他自己的工作場所提供了多少榜樣。他所在的餐館也是等級森嚴的，按階級劃分。在他看來，許多星巴克的員工都受過大學教育，他認為這塑造了他們的政治，使他們能接觸到關于工會的想法。當他與餐館同事們討論要求更多的福利時，他們很有禮貌，但總體上持“被迫、接受、無所謂”的態度。

21年前，27歲的印度裔律師Saru Jayaraman創辦了一個工人救濟中心，名為 “餐廳機會中心聯盟”（ROC, Restaurant Opportunities Center）。起初是為了支持世界之窗（位于美國世貿中心頂層的餐廳）的幸存員工，但它很快發展成為一個更大的餐廳工人的組織中心。自成立以來，ROC已經贏得了超過1000萬美元的拖欠工資和賠償金，并領導了當地的政策運動，以爭取帶薪病假等福利，它現在有65000名成員。后來Jayaraman離開了ROC，創辦了One Fair Wage（統一公平工資）團體，專注于提高最低工資的政策倡議。

ROC有一個意味深長的花絮，它最初的名字是“餐廳組織中心”(Restaurant Organizing Center)，但一位工會工作人員建議Jayaraman，這個名字太具有對抗性，而且會引起基金會、雇主和政府的敵意。Jayaraman就把“組織”一詞換成了更美式的“機會”。

而現在，關鍵還是要組織起來。

調酒師Cee有一些計劃：“我必須學習西班牙語，以提高我們的溝通能力。即使是像做烤肉，一起去做花園工作這樣浮夸的事情：團結是會傳染的。這幾乎是一件自動的事情——你和誰在一起，你就和誰產生共鳴。”

參考鏈接：

https://www.ilo.org/digitalguides/en-gb/story/weso2023-key-workers

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23/05/25/the-fight-for-fair-wages-essential-jamie-k-mccallum/?lp_txn_id=1452373

https://www.ncsl.org/labor-and-employment/covid-19-essential-workers-in-the-states

https://www.epi.org/blog/who-are-essential-workers-a-comprehensive-look-at-their-wages-demographics-and-unionization-ra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