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知名編劇接連被當事人爆出性騷擾問題，在該編劇出來用與當事人都有著不同程度的交往為理由反駁的時候，一位女士也站出來，發表了一篇長文，內容真誠且有理有節，其中有一句話，“性騷擾，至始至終，就不是性欲的問題，而是權力的問題”，直接道出了問題的關鍵。

姑且不談論事實與真相，單從長文來看，想必該女士也是了解福柯的，福柯區分了性和性態，性單純指人的一種行為，而性態，則是指性行為的認識領域。福柯認為，性態是一種社會的建構，是由特定文化習俗和權力機制共同作用的后果。

簡單的來說，性行為是一種人作為自然存在的一種屬性，但關于性行為的諸多認知，比如什么樣的行為屬于正常的，什么樣屬于反常甚至是不合理的，這些都應該被納入性態范圍，而這些內容是不存在某一種絕對真理或必然應該怎樣的，而是文化與權力互動的結果，文化代表了歷史的沿襲，而權力代表當前社會的普遍認識。

在這個角度上，這位女士精準的為性騷擾進行了定性，首先性騷擾中雖然有性行為，但并不能被直接劃定為是性的范疇，因為它不是一種單純的行為，甚至并不屬于自然的行為，而是摻雜了社會文化和性倫理以及社會權力關系的人際之間的互動行為。

很顯然，性騷擾就應該屬于福柯所講的性態范疇，這樣將性騷擾問題歸咎為權力問題，也就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更精準點來說，性騷擾問題在某一個區域內持續存在，就是該地區文化與權力的合謀。

這種合謀是如何發生的？在福柯看來，“敘事”本身就是權力的再現，敘事能夠產生權力，因此知識、話語、敘事等詞都能與權力產生聯系。這樣一來，每一次社會上對性騷擾的公開輿論，都會成為未來某一次性騷擾發生中的權力格局。

直白地說，如果人人都說女孩子被性騷擾是正常的；或者說被性騷擾后去聲討騷擾者是一種丟人的行為；亦或是說被性騷擾的人應該反省一下，是不是穿著過于暴露誘發了性騷擾等等，那么這些言論就會形成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是對騷擾者的加強，同時對被騷擾者是一種漠視。

有很多人說，騷擾也許是一種調情，是男性女性在正常性互動時產生的一些認知差異，就像很多人說的，有的男人你跟他聊天，他就會覺得你可以跟他發生關系，如果這種論調持續下去，性騷擾甚至會變成一種合法且合理的互動模式。

甚至還有人說，不過是被怎樣怎樣，又沒有怎樣怎樣，即便是高發了，騷擾者也不會怎樣怎樣，被騷擾者也會因此而怎樣怎樣，不如省省力氣，息事寧人，這無非是每個女孩成長過程中的必經之路。

這不僅是一種鴕鳥的言論，還是一種權力的構筑，為那些騷擾者構筑了騷擾的勇氣和脫罪僥幸心理，并且也是一種權力的消解，消解了那些用于站出來維護自身權力的被騷擾者的努力，

所以，反對性騷擾，除了每一個單獨的案件中，騷擾者應該受到懲罰，以及圍觀群眾引以為戒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破除輿論中的那些關于性關系中不平等的權力話語。

或者更殘酷的說，正是由于如今性騷擾難以取證、難以界定、難以處罰，所以個案當中的正義伸張大多數時候是無望的，這也讓更多的受害者并未尋求社會層面的公正對待。

而那些勇于奮起反抗的人，他們也許抱有一絲希望，但可能大都并未對個案的懲處心懷期待，他們更多的是在這個已經略有固化的性態權力中，謀求一個機會，一個能夠喚起更多人的重視，并且重新審視這種權力的構成，并懷疑那些業已約定俗成的認識的機會。

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就是認清了生活的真相后，還依然執著地熱愛它。而那些認清了在輿論封面反抗性騷擾并不會真的懲處“那個”騷擾者的人，但依然執著地跳出來指證的受害者，也同樣代表了那種真正的英雄主義。

在這些英雄主義的行為之上，讓更多人看清，反抗性騷擾不僅僅是反對以及懲罰某一個騷擾者，而是要在文化和權力中，為男女性互動尋求更加平等的模式，從而讓所在地區的文化土壤，不再適宜性騷擾的滋生，畢竟我們都是有母親或是可能有女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