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五四”，我們最繞不開，同時也最熟悉的一個名字或許還要數“魯迅”。魯迅是“五四”思想啟蒙，文學革命的關鍵性人物。在許子東《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中，魯迅的文章被認為是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總綱。與“五四”掀起的文學革命浪潮中很多同行者不同，比起側重于對理論的討論和倡導，魯迅選擇了更為直接的文學實踐。他選擇用創作本身進行吶喊。他在作品中吶喊著，要寫“人”的文學，要寫“懺悔”的文學，要說真的話，要看見那些被損害了的人，要提防，別做了欺辱損害他人的人。

他也吶喊著要“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

在五四運動過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魯迅的文章是否依然還有直抵人心的救贖力量，我們是否還能理解、又該怎樣理解魯迅文章中礦藏著的吶喊和精神？

《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

許子東 著

本文節選自《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有刪減

01.

“人”的文學

從中心人物及文學主題方向重新討論晚清和“五四”的不同，我們看到，魯迅關心的重點不只是“官”，也不只是“民”（把“人民”作為中心是 50 年代以后的事情），要點就是“人”。文學的焦點從“官本位”轉向“國民性”，這是“五四”與晚清的關鍵區別。“人的文學”和晚清“官場文學”也有邏輯關系。如果李伯元講得有理，無官不貪，甚至買官是一種“剛需”，那是不是說官員之貪，背后也有人性或國民性理由？如果老殘說得有理，貪官不好，清官亦壞，那即使把所有的官都撤了，換一批民眾百姓上去，但也還會有貪腐、專制？

魯迅關于“立人”的想法，是在留學時期接受歐洲人文主義還有日本明治維新影響而逐漸形成。魯迅和晚清作家們一樣覺得中國病了。但他已不認為只是官場病了，只是政治危機導致民族危機。按照錢理群的概括，“民族危機在于文化危機，文化危機在于‘人心’的危機，民族‘精神’的危機：……亡國先亡人，亡人先亡心，救國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第一要著’在‘改變’人與民族的‘精神’。”

魯迅在辛亥革命前后冷眼旁觀，對于新官舊政現象深感失望，“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眼看官場換了新人，社會并沒有進步，導致魯迅與他的同時代作家同樣批判社會，卻不再（或很少）將官員作為主要的文學人物，也不再把暴露官場黑暗作為喚醒民眾的主要方式，而是正視他們覺得是更復雜的問題：到底是貪腐專制官場導致了百姓愚昧奴性，還是百姓愚昧奴性造就了官場的貪腐專制？

《覺醒年代》

于是，魯迅以及以他為方向為旗幟的“五四”新文學，仍然像《老殘游記》那樣以文俠姿態批判社會現實，還是像梁啟超這樣感時憂國、啟蒙救亡，但是他們關心的焦點已不再只是中國的官場，而是中國的人，具體說就是人的文學，就是解剖國民性。

當時，人們都覺得“五四”是對晚清的超越，50 年代再從“人的文學”發展到“人民文學”又好像是對“五四”的超越。可是今天再想，第一，中國的問題，關鍵到底是在官場，還是在民眾，還是在“人”呢？第二，文學是否一定要(或者說有沒有可能)解答中國的問題？“五四”百年，我們必須肯定魯迅他們的突破意義。但是，魯迅那一代又是否過于樂觀了呢？晚清文學處理的“官本位”問題在中國果然已經不再重要了嗎？

02.

懺悔的文學

晚清作家譴責中國官場，其實有個安全距離。李伯元在租界，梁啟超在橫濱，老殘行醫也要和器重他的昏官搞好關系。魯迅設身處地想象他的小說人物——本來有仕途，可是生病時看破禮教，不僅鄙視官場質疑庸眾，更看出官民相通之處：欺軟怕硬，自欺欺人。不僅罵主子，也怨奴才，要挑戰整個主奴關系秩序。

但是這個主人公既不能躲在租界，也不認識大官，那么，具體結果會是怎樣？顯然，結果就是得罪所有人，眾人都過來圍觀、嘲笑，連小孩也表示鄙視，甚至家人也要可憐、禁錮這個病人——于是《狂人日記》就出現了。

你說大家都病了，結果大家為了證明自己沒病，一定說是你病了，而且最后真的把你醫好了，也就是說你必須跟大家一起病下去——魯迅的深刻，就像下棋比其他人多想了好幾步、好幾個層次。

《狂人日記》寫于 1918 年 4 月，初次發表在 5 月 15 號第 4 卷第 5 號的《新青年》月刊，后來收入小說集《吶喊》。錢理群等人解讀魯迅的關鍵詞組之一就是“看”與“被看”。小說正文長短 13 段，長的有一至兩頁，短的一至兩行，寫的就是“我”看到自己被別人看。

“趙家的狗，何以看我兩眼呢……早上小心出門，趙貴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還有七八個人，交頭接耳的議論我，張著嘴，對我笑了一笑 ；我便從頭直冷到腳跟……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教我納罕而且傷心。”

《覺醒年代》

看到自己被看，有兩種可能，一是神經過敏，被迫害妄想，這是小說的寫實層面，從醫生角度解剖病人。二是思維敏捷，看穿別人的好奇、關心、照顧后面，其實是窺探、干涉與管制，這也是寫實，但可以是象征。“看”與“被看”，可以引申到另一組關鍵詞，“獨異”與“庸眾”。很多人圍觀一個人，這是魯迅小說后來反復出現的基本格局。這是魯迅與很多其他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五四”文學與晚清以及后來“人民文學”不同的地方。

晚清小說假設多數民眾（包括租界讀者）對少數貪官有道德批判優勢。延安以后寫革命戰爭農村土改，更代表多數窮人聲討地主反動派。20 世紀中國小說只有“五四”這個時期，只有在魯迅等少數作家筆下，才會出現以少數甚至個別對抗多數的場面。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而‘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魯迅為什么支持個人獨異，來批判庸眾？一是強調“個人的自大”“少數的天才”憤世嫉俗的價值，二是狂人知道圍觀他的眾人，并不是官府爪牙。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

換言之，這些包圍他迫害他的人們，本身也是被侮辱、被損害者，他們不是主子，也是奴隸，可他們卻幫著官場迫害精神獨異者，這使魯迅十分困惑。只是批判官場，庸眾怎么辦？從“看”與“被看”的情節、“獨異”與“庸眾”的格局，自然引出更嚴重的主題：“吃人”與“被吃”。

吃人可以象征某種物理生理傷害，比如說裹小腳、女人守節，包括魯迅自己和朱安的無性婚姻等。小說中的吃人，又有更寫實的所指：“狼子村不是荒年，怎么會吃人？”意思是歷史上確有饑荒食人現象。還有爹娘或君主生病，兒臣割肉煮食，也是中國道德傳統，甚至于食敵心肝、胎盤養生等。

從《狂人日記》開始，魯迅的小說總有象征/寫實兩個層面并行。吃人主題更深一步，就是狂人懷疑自己是否也吃過人，被吃的人也參與吃人。這是 20 世紀中國小說中的一種比較深刻的懺悔意識，之前少見，之后也不多。

看到社會環境腐敗，官場在危害百姓，導致民不聊生，這是晚清四大名著的共識。看到不僅官府富人，而且自身被欺的庸眾看客，也是這黑暗中國的一個有機部分，這是“五四”文學的發現。看到肉體壓迫吃人，禮教牢籠也吃人，鴛鴦蝴蝶派也會抗議。但是看到害怕被吃的人們，甚至大膽反抗的狂人，可能自己也曾有意、無意參與過吃人，這是魯迅獨特的懺悔意識。一個短篇這么多不同層次，這么復雜的容量，一起步，就把現代新文學提高到很高的水平，難怪后來幾乎成為魯迅創作的大綱，在某種意義上，《狂人日記》也是整個現代中國文學的總綱。

魯迅和“五四文學”不是不寫官民矛盾，而是不再以各級官員為主要人物，不再以各種官場為主要場景。魯迅小說里當然也有“官場”背景，但不是高官丑行，而是突出爪牙幫兇（康大叔等）來襯托官場兇殘。或者寫一些讀書人視“仕途”為墮落，魏連殳做了將軍秘書很尷尬，“狂人”最后也“赴某地候補”。

03.

改造國民性，有沒有可能

最典型的解剖“官民共享”國民性的代表作，當然是《阿 Q 正傳》。《阿 Q 正傳》的評論史，也是 20 世紀中國文學批評史的一個縮影。50 年代中期，錢谷融先生在著名論文《論“文學是人學”》中，引述了當時理論界關于阿 Q 的爭論：“何其芳同志一語中的地道出了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困難和矛盾主要在這里：阿 Q 是一個農民，但阿 Q 精神卻是一個消極的可恥的現象。’許多理論家都想來解釋這個矛盾，結果卻都失敗了。……” 因為阿 Q 是農民，因此是好的。阿 Q 精神卻是壞的，應該屬于當時官員和官場。

其實，魯迅描寫的阿 Q 精神，其生命力就在于既存在于民間也屬于官場。要理解阿 Q 精神如何能貫通民間與官場，還需注意魯迅作品里常常出現的兩個關鍵詞：“奴隸”與“奴才”。在魯迅筆下，奴隸至少有三層定義。

《阿Q正傳》

第一，清代的臣民，魯迅自己說過，我是清代的臣民，所以就是奴隸。第二，他在《燈下漫筆》里講了一個非常經典的故事。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因為財政困難，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停止兌換它的紙幣，但政府又說紙幣是照例可以用的，這時商家就不大歡迎，大家買東西的就不收中交票。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后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圓，我是決不答應的。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

就是說原來屬于你的東西，比如房子、金錢、趣味、說話權利等，所有這些東西是屬于你的，但隨時可以被剝奪。剝奪了以后還剩一點，撤回一點，你就十分歡喜。這是魯迅對奴隸的第二層，也是比較經典的定義。

到了 30 年代，《南腔北調集》魯迅對奴隸的看法又有發展：“一個活人，當然是總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隸，也還在打熬著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著，并且不平著，掙扎著，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奴隸。”這就是魯迅對奴隸的第三層定義，你是熬著、吃苦，但是你心里覺得不平、掙扎。接著魯迅說：“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別人永遠安住于這生活。”

第三層奴隸的定義，其實很接近 30 年代的革命主旋律。當時作家出版“奴隸叢書”。田漢作詞的《義勇軍進行曲》第一句是“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鄭振鐸、瞿秋白等人翻譯的《國際歌》，第一句也是——“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簡而言之，在魯迅的筆下，奴隸是生態，奴才是心態，奴隸是被動的，奴才某種程度上是主動的。奴隸變奴才，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要在奴隸生活當中尋找到樂趣、贊嘆、撫摩、陶醉。第二，不僅被比自己強的人欺負，也會欺負比自己弱的人，就是見狼顯羊相，見羊顯狼相。第三，起來以后，也希望做主子，也要有自己的奴才。

《阿Q正傳》

理解了奴隸與奴才的關系，我們就可以重讀《阿 Q 正傳》了。第一，精神勝利法，初衷是變態地消解屈辱（老被欺負怎么活下去呢），結果卻是可以找到樂趣。魯迅為什么花那么多筆墨寫吃瓜群眾，狄更斯也有文章批判圍觀殺頭的那些興奮的群眾，尤其是小孩去占好位置看殺頭。原來人類歷史上這些示眾、游街、剃光頭、剝衣服，讓人們吐口水、扔雞蛋（過去在街上扔，如今在網絡上）……基本功能還是讓吃瓜群眾找到奴才樂趣。這是由奴隸向奴才轉化的初級階段，是奴隸成奴才的基本條件。

畢飛宇注意到《阿 Q 正傳》第二章和第三章有個重大區別。《優勝記略》阿 Q 他都是跟未莊的閑人們打架，“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閑人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Ｑ站了一刻，心里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這些閑人看起來，是比阿 Q 更強有力的人，可是到了《續優勝記略》里，阿 Q 的對手變了，他跟王胡打，比較誰身上可以找到虱子。和那些打慣的閑人見面，阿 Q 是膽怯的，唯有面對著王胡，阿 Q 卻非常勇武，結果竟也打輸了。最后怎么辦？只好在小尼姑臉上取得勝利。這就是說阿 Q 在《優勝記略》里是被侮辱和被損害者，但到了《續優勝記略》里面，就變成了侮辱與損害他人者。

這是魯迅特別的貢獻，寫出被人欺負者，也欺負他人。人人負我，我亦負人人。李伯元批判的官場與老殘同情的民間，在“阿 Q 精神” 上是相通的。魯迅寫阿 Q，不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而且“哀其被欺，怒其欺人”。所以關鍵的轉折點，就是摸了小尼姑新剃的頭皮。畢飛宇用了一個倒讀法，他說阿 Q 為什么被砍頭？是因為被誤認為革命黨。阿Q 為什么要革命？就是因為在村莊里他受欺壓、遭排斥，最后生計都成了問題。阿 Q 為什么生計成問題？就是因為他性騷擾吳媽，犯了生活錯誤。阿 Q 為什么會有戀愛的悲劇？就是因為小尼姑說“斷子絕孫的阿 Q”，引出了人類原始的繁殖本能。小尼姑為什么要罵他斷子絕孫呢？就是因為阿 Q 在閑人、王胡、小 D 面前都失敗，結果卻摸了小尼姑的光頭。

在小尼姑身上，阿 Q 完成了從奴隸轉向奴才的第二個條件。曾有人對魯迅說，說在街上看到兩種國人，一種像狼，一種似羊。魯迅說，你看到的其實是一種，他只是在變。

從奴才上升到奴才境界，第三個條件，就是“土谷祠之夢”。要點是先殺同一階級的弱者，然后才找官場老爺報仇。但又貪富家大床，又要小 D 去搬。村里女人，包括人妻，全部意淫一遍。《阿 Q 正傳》既描畫國民性，又預言了中國革命。一部中篇小說交叉了 20 世紀中國小說的兩個基本主題，所以百年來，學術界數不盡的阿 Q 研究，現實中也是看不完的阿 Q 風景。

許子東的“20世紀小說課”，以編年體為順序，以文本閱讀為中心，“士農工商仕”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重新梳理20世紀中國小說的關鍵線索，聚焦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上近百部（篇）中短長篇小說。從1902年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神預言”開始，一直到2006年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為止，奇遇中國100年。

百年來，中國怎么會走到今天？會走向怎樣的明天？《老殘游記》有句話：“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路生出來的，你走兩步回頭看看，一定不會錯了。”

原標題：《“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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