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節。學習知識是青年的主要任務之一，而學習知識究竟為何對于不同人來說則有各自的答案。

1985年，《文史知識》編輯部刊登了哲學家李澤厚先生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李澤厚先生有感于當時的求知氛圍而談了關于青年讀書治學的一些經典話題。

李澤厚先生認為：“我們不是玩賞知識，也不是為知識而知識，而是為創新而學知識。”他對青年朋友寄予厚望，“青年恰恰是創新欲望和能力最旺盛的時期，不要錯過啊。”

我喜歡和青年朋友在一起聊天，但懶于寫信。《文史知識》要我為青年們講點“治學之道”，我深知自己確無資格來講這種“道”，但推托不掉，只好借此機會聊聊天，替代一些回信。既然是聊天，也就不算文章，更非正式議論，只是些閑話罷了。

《文史知識》，創刊于1981年

《文史知識》銷路據說很好，而且愈來愈好。目前各種讀書活動更非常之多，也愈來愈多。知識的重要性在廣大青年心目中看來已不成問題。這實在是件大好事。但另一方面，“吾生也有涯，其知也無涯”，我倒似乎有點杞人憂天了。面對書山冊海，老師宿儒，艱難試題，各種測驗，據說年輕人也頗有困惑恐懼之感。同時，我也經常聽到對年輕人的一些批評：這個“不扎實”，那個太浮……，據說這也使某些想搞學問的青年同志們背起了精神包袱，總感到自己底子薄、知識少、沒基礎、不扎實。并且，據說要“扎實”，搞文史的就得從背四書五經、讀《龍文鞭影》開始……。

事實究竟如何？年輕人是不是“不扎實”？究竟什么叫“扎實”？聽得一多，倒不免使我有些懷疑起來。我記得年輕時，自己便親耳聽人批評過“郭沫若不扎實”、“馮友蘭不扎實”、“侯外廬不扎實”……，言下之意是他們都沒有“真學問”，萬萬不可學。我想大概是由于他們幾位的論著中論議較多而考據較少的緣故吧，或者是在考證、材料上有某些失誤的緣故吧。因為郭沫若也搞過不少考據，但我卻聽說郭的考據“太大膽”、“太浮躁”、“絕不可信”，總之還是“不扎實”。這些批評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至今也還記得。嗟予小子，當時何敢吭一聲，只好眼巴巴地靜候批評者們拿出“扎實”的“真學問”來以便遵循。不過，也很遺憾，等了幾十年，終于沒有見到這個“真學問”。如今，倒不再聽到有人說郭、馮、侯諸位“不扎實”了，但這帽子不知怎的又落到好些年輕朋友們頭上，似乎成了某種定論。這使我不由得思索起來。

我想，這倒不一定就是人們的主觀偏見或“嫉賢妒能”，而是有某種客觀緣由在。這種緣由之一可能就是所持標準的不同吧。因為學問有時代性，知識有淘汰性。上下兩代對知識和學問的觀念、要求、需要不必盡同，但人們卻并不經常意識到這一點。用舊尺來量新裝，于是也就產生了扎實不扎實、有學問沒學問的問題。

今天，背不出“四書”的年輕人卻在研究孔孟，有人皺眉頭：“不扎實”。但是，在“四書”朱注也能背的前清舉子眼里，能背“四書”白文又算得甚么“扎實”？今天年輕人不搞考證卻又研究文史，有人發脾氣：“不扎實”。但是，在王念孫父子眼里，現代“扎實”的考證又真有多少分量？章太炎也許還會嘲笑今天的教授們連字都不認識卻侈談學問吧？

實際上，現代青年們學外語，懂科學，知道耗散結構和第×次浪潮，我看，在某種意義上，即使比王念孫、章太炎，也自有其優勢和“扎實”在。那么，又何必如此自愧勿如，誠惶誠恐呢？年輕人應該自信，不要被龐大的中國故紙堆嚇倒了、壓壞了。不必老念念于自己基礎不好、沒有知識。其實，中國文史方面的書，兩三年就可以讀很多，而有些知識則毫無用處。例如某次讀書試題中的“知識”——“《紅樓夢》中一共有多少個夢”——便屬于此類。大腦畢竟有限，缺乏這種連紅學專家也未必須知的“知識”，又何必羞慚于自己讀《紅樓夢》讀得“不扎實”呢？

《李澤厚對話集：九十年代》

年輕人應該具有自己時代所要求、所需要的知識，而不必處處向老輩看齊，不必過份迷信甚么“師承”、“親授”。老師有的知識可以不必全有，老師所沒有的知識有時卻必不能無。研究中國文史，也該懂外語、學科學，明了世界大勢，“中國書都讀不過來，哪有工夫念外語”之類的論調，我以為是不妥的。記得有個材料說，陳寅恪回國時去見夏曾佑，夏說，你懂幾國外語多好，我現在感到沒書讀了。陳當時心里頗不以為然：中國書那么多，怎能說沒書讀了呢？但后來，陳暮年時卻深感夏的話有道理，因為中國書說來說去也就是那些基本東西。這個故事給我的印象也極深。這使我感到魯迅當年說“不讀中國書”、讀中國書使人消沉下來等等，也并不完全是氣話。

中國要走向現代化的未來，學習、研究中國文史的青年也要走向未來。我們應該在這樣一個大前提之下來看待、衡量和估計知識學問的扎實或不扎實。

例如，我們今天確乎還需要各種“活字典”和各種博聞強記舉一援十的學者專家，但這是不是文史領域中的唯一的方向、標志和道路呢？老實說，如果比死記硬背、比知識量的多寡、字典的大小，人大概比不過將來的機器。前人所艷稱的某些“扎實”的學問，至少如編引得、造年表以及某些考證之類，將來很可能要讓給機器去做。

又譬如，以前讀書人都講究抄書，所謂買書不如抄書，魯迅就抄過書。抄書當然非常“扎實”，非常有助于知識獲得的準確牢靠，但在知識不斷爆炸、信息極為龐大，連復印機、計算機也忙不過來的現時代，我們還能盲目地強調不抄書、不背書就“不扎實”的老套嗎？

將近百年前，嚴復對照中西異同以倡導改革時，除指出“中國首重三綱而西人最明平等”“中國尊君而西人隆民”“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等等之外，還說過：“中國夸多識，而西人尊新知”。現在這一點似乎仍然如此。只要你掌握、羅列、知道的材料多，能繁征博引，便是“有學問”，而值得或可以吹捧炫耀。否則便不行。我總感覺這好象是原始社會的遺風。在原始社會，誰的胡子長，誰的權威就最大。因為他活得長，經歷的事情多，“學問”當然也就最大。但近現代社會卻并不是這樣。

真正的創新家經常有青年人。他們并沒有那么多的學問、知識、經驗，卻偏偏能作出非常重要的發現或發明。從愛迪生到愛因斯坦，我看如果講知識、學問，恐怕就比不過那些胡子長、頭發白的教授專家們。但真正對人類作出了巨大貢獻的卻是他們的“新知”，而并不是那些教授專家們的“多識”。

其實，在中國也有例子。章學誠的名著《文史通義》，檢查起來，便“征文考獻，輒多謬誤”，“其讀書亦大鹵莽滅裂矣”（《余嘉錫論學雜著》卷下）。

《文史通義校注》（中華國學文庫）

大家如蘇東坡，當年也經常被人（是劉貢父？記不清了）嘲笑有各種學問上的錯漏。游談無根，不扎實，再抄引另一個故事如下：

“東坡《刑賞忠厚之至論》用‘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歐公曰：‘此郎必有所據。’及謁謝，首問之，東坡對曰：‘何須出處！’……公賞其豪邁。”（一作“坡曰……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見《宋人軼事匯編》中冊）

《蘇軾文集》（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當然，我并不是提倡“何須出處”、“意其如此”、“讀書亦大鹵莽滅裂”以造成各種基本知識的錯漏欠缺；我自己便強調過：“現在有許多愛好美學的青年人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苦思冥想，創造龐大的體系，可是連基本的美學知識也沒有。因此他們的體系或文章經常是空中樓閣，缺乏學術價值。……科學的發展必須吸收前人和當代的研究成果，不能閉門造車”。（《美學譯文叢書序》）

因此這里我想說的不過是：不要迷信，不要困惑壓抑在“不扎實”、“沒學問”的重力下而失去如歐陽修稱贊蘇軾的那種年輕人所具有的“善讀書善用書”的“豪邁”銳氣。因此我倒非常欣賞車爾尼雪夫斯基二十七歲寫的博士學位論文（即中譯本《生活與美學》）也是以“鹵莽滅裂”地貶低藝術，使得學問甚大的老一代名作家屠格涅夫氣得發抖的故事；我也仍然相信毛澤東講的年輕人不要怕教授是至理名言（我如今也是教授，大概不致有某種嫌疑）。

我并不想把“新知”與“多識”、“創造”與“學問”、年輕人與教授對立起來，恰恰相反，如在《美學譯文叢書序》中所認為的，創新必須有學問。在一定意義上，新知是建筑在舊識的基礎之上的。因此，我想說的又不過是：創造需要知識，但知識卻并不等于創造。

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我覺得從知識到力量，其中還需要某種轉換。即是說，要使知識（對象）變成力量（主體），還得要有某種科學的選擇、組織、建構、融化的工夫，這樣才使知識納入你的智力結構，成為你的能力，符合你的需要而為你所自由駕馭，而不只是象機器那樣被動地貯存，憑外在指令來輸入輸出而已。也就是說，要善于讀書，善于吸收融化知識，善于主動地選擇、建構、運用和支配知識，使合規律性的知識趨向于、接近于、符合于你的合目的性的意愿和創造。

李澤厚先生

這里面，問題就很多，就很值得了解探究。青年們在貪婪地熱情地吸取知識時，最好有意識地注意到這些問題，以采取最適合自己的具體方法、途徑、方式，根據自己的主客觀條件和特征去做出可能人各不同的選擇和考慮。

例如，包括做學問，當學者，便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類別。海耶克（F·A·Hayek）曾把學者分為頭腦清晰型和頭腦困惑型兩種，也有人分為狐貍型和刺猬型的。大體說來，前一類型善于分析和講授，知識豐富，論證清楚，博聞強記，條理燦然。后一類型則相反，他不見得能記得很多知識，他的論證、講授也可能很不充分或很不明晰，甚至含混晦澀。他經常忽視或撇開各種細節，卻善于抓住或提出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觀念或關鍵，其中蘊含著或具有著極大的創造性、新穎性、原動性。前一類型更善于復述、整理、發展前人的思想、學說和材料；后者卻更多沉溺于執著于自己所關注的新事物、新問題，而不知其他。

如果借庫恩（Thomas Kuhn）的話，前者大抵是常規科學，后者則屬創造范式（paradigm）。前者無論在課堂上、輿論界、同行中一般容易被歡迎，后者卻常常不為人所注意或接受。

當然，這種二分法只是某種抽象化了的分類，在現實中，這兩種類型、這兩種因素經常是交織、混合在一起，只有程度和比例不同的差異而已。本文之所以講這些，也只是想說明學問并無一定之規，知識也非僵死之物，“治學之法有多途……不妨各就性之所近，發揮所長”（拙作《走我自己的路》，《書林》1982年4期），“研究題目、途徑、方法可以百花齊放、不拘一格。既不能認為只有考據才算學問，其他都是狗屁、空談……；也不能認為考據毫無用處”（拙作《讀書與寫文章》，《書林》1981年6期）。對知識，恐怕也是如此。

總之，我們不是玩賞知識，也不是為知識而知識，而是為創新而學知識。青年恰恰是創新欲望和能力最旺盛的時期，不要錯過啊。

《文史知識》以知識為刊名，我卻講了這些即使不算反知識，大概也屬非知識的閑話，不識時務，必將挨罵。但既然編輯同志如此熱誠，那我又豈能退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可能有點阿Q精神，也罷，只好如此了。

本文原載《文史知識》1985年第1期（總第43期），原題《新春話知識——致青年朋友們》，本次推送分段有調整

原標題：《李澤厚：與青年朋友們聊為什么學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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