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碧山村是安徽省黃山市黟縣碧陽鎮下轄的一個行政村，2008年由碧東和碧西兩村合并而成，是黟縣汪姓聚族而居的發源地。村里保存有明清時期的古民居、祠堂百余處，2013年被列入第二批中國傳統古村落名錄。

但讓碧山村真正進入外界視野的，是2011年兩位來自北京的策展人歐寧、左靖所啟動的“碧山計劃”。他們二人希望通過“藝術反哺鄉村”，重新激活鄉村的公共生活。幾經波折后，“碧山計劃”于2016年遺憾落幕，但它激起的漣漪已經蕩開很遠。

在我看來，對當代中國的鄉建實踐來說，碧山計劃是被標記的起點，哪怕它并不成功，也為后來的中國鄉建敘事提供了線索和注腳。

穿過碧山村的漳河

碧山村的小路

田野找豬

“我們在田野上面找豬”來自五條人樂隊的單曲《城市找豬》。這首歌的第一部分是這樣唱的：

我們在田野上面找豬

想象中找到了三只

小鳥在白云上面追逐

它們在樹底下跳舞

來來來來來咧

我們在想象中度過了許多年

農村已科學地長出了城市

左靖告訴我，《城市找豬》創作于碧山。據說那個晚上，樂隊成員阿茂和仁科在村里昏暗的路燈下喝啤酒，喝到酣暢時，即興寫出了這首歌。

在左靖向我演示的一份ppt里，有一張手寫樂譜的掃描件，第一行寫著“再造風景”四個字，跟著一個箭頭指向另外四個字“田野找豬”，以下是十幾行數字簡譜，穿插著不少符號和標注：“間奏（手風琴可自由進solo，其間加入一些卡祖笛或鳥笛的聲音）”，“速度加快（每16小節換一個主題，自由加入人聲或動物的聲音，也可自由唱歌）”……這些標注有許多涂改，唯獨樂譜完成得毫不含糊。

2018年5月，我跑到合肥采訪左靖。左靖提議在我住的酒店附近找家咖啡館。但我不熟悉合肥，他說他也不熟悉，這委實令我意外，于是我們就約在安徽大學磐苑校區的新聞傳播學院，那是他教書的地方。

有關左靖的文章和報道有很多，他為人熟知的身份是策展人，以及《碧山》和《百工》雜志書的主編。在所有文章中，“碧山”這個詞和他幾乎如影隨形。

2011年，他來到位于安徽黟縣的碧山村，和歐寧在這里發起了“碧山計劃”，后者是位藝術家、策展人，同時擔任當時的《天南》文學雙月刊的主編。這兩位文化人希望各地的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一起回歸鄉村，動員和聯結當地村民，重新激活鄉村的公共生活，從而創建一個“碧山共同體”。

同樣是在這一年，我國有2.5億人離開農村到城鎮務工。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被不斷擠到邊緣，它持續向城市輸送廉價的土地、原料和勞動力，直到自己失去再生能力，一點點地萎縮凋敝。而現在，左靖和歐寧認為，若能將他們的“實驗”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則有可能為農村帶來新的復興機會，避免農村被簡化為旅游景點或迅速地被城市吞噬。

他們興致勃勃地為碧山計劃設計了一個徽標，上面集中了眾多符號：水稻和棉花是當地物產，徽派建筑、農田、耕牛和云門塔是傳統農村的象征，高壓電塔則代表了現代化，他們沒忘了加上知識分子符號，書和筆——這個徽標對“碧山共同體”的描述再形象不過了。

云門塔

知識分子要與農村發生關系，以文化和藝術作為他們鄉村建設的手段，這在中國歷史上并非毫無先例可循。20世紀20、30年代，晏陽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人在國內的一些鄉村推動平民教育，試圖通過大規模平教和鄉建運動來提高民力和民智。左靖和歐寧要做的，是接續上這場被中斷的鄉建事業。

這一切的出發點看上去天真單純，充滿了知識分子式的理想情懷。“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毛澤東的這句話直到今天仍在鼓勵著許多中國青年， 他們認為，到農村去，自己的抱負也許便能夠得到實現。

左靖和歐寧的鄉建成果包括策劃了兩屆“碧山豐年慶”，以及說服南京先鋒書店的老板錢小華，到碧山創立“碧山書局”。此外，他們還做了一些不那么熱鬧的工作，譬如說，黟縣百工的調研。2011年7月，左靖帶領安徽大學的學生對黟縣境內的傳統民藝展開調研，梳理了一份涵蓋了九十多種當地手工藝的百工檔案，之后，做出了《黟縣百工》這本書。《碧山》雜志書也創辦于這個時期。第一期《碧山01：東亞的書院》出版于2012年，左靖在卷首語里寫道：“‘碧山’，在我們看來，已經不僅是一個地理的名稱，更是我們傳統家園的象征。”

灰瓦下的碧山書局前臺

事實上，對歐寧來說，碧山可以算是實際意義上的家園。2011年，為了方便推進碧山計劃，他購進一棟古民居，移居碧山。他給這棟房子命名為“牛院”。左靖后來也在碧山買了一套老房子，在他設想中，這里會作為《碧山》雜志書的編輯部，平時也可以辦些講座。他稱這里為“碧山書院”。

然而，盡管做了不少努力，碧山計劃最終還是以2016年歐寧離開碧山為標志，宣告破產。左靖留了下來，但他很早就不再談論碧山計劃了。從2013年開始，他有意地調轉方向，把工作重心轉向地方文化的挖掘，以及相關內容的出版和展覽上。歐寧離開一年后，2017年3月，左靖與上海漢室設計合作創辦的“碧山工銷社”正式開業，旋即成為除碧山書局和豬欄酒吧外，游客在碧山的另一個打卡熱點。

和歐寧不同的是，左靖的鄉建之路不僅沒有斷在碧山，還延伸到了碧山之外。2015年至2017年，他先后在貴州茅貢和云南景邁山兩地開展了新的農村工作。這兩個項目的話題度都未在媒體上激起大面積水花，卻標記著左靖鄉村實踐的拐點——踏踏實實地駐村調研，再把成果轉化為展覽，以此達到保護和更新村落文化的目的。

當年， 左靖懷著對鄉村的各種想象投入到碧山計劃中， 六七年后，不斷碰壁的他終于在現實中尋找到新的落腳點。這一切遙想起來，就如五條人樂隊在歌里唱的：

我們在想象中度過了許多年

想象中我們是如此的瘋狂

聯系上左靖后，我寄了自己制作的《salt鹽巴：中國傳統手工織物》一書給他。他收到后，對書表示贊賞， 接著問我是否看過《百工》——他擔任主編的另一套雜志書。我回答他沒有看過，但買過一期《碧山》，獲得過很大的幫助。

這不是客套話。2017年，為了完成自己那本書的撰寫，我買了一本《碧山06：民藝復興》，封面是一名女子躺在一堆手工紙筒之間。那本書針對手工藝衰落提出了一個不尋常的觀點：“機器打敗手藝，是因為手藝不夠經濟。”我很仔細地閱讀了專題的所有文章，做了筆記，應用了手藝的耗時性這個解釋來分析傳統手工織物的現狀。

左靖接著問我是否有投資人。他問我獨立出版怎么養活自己。

我如實回答沒有投資人，只能努力賣書，兼做自由撰稿人來維系生活。

在得到這樣的回答后，他直截了當地問我是否愿意加入他的團隊。“雖然很冒昧，但我覺得你可以。我這邊也很缺人。”他坦率地說道。

不得不承認，我對左靖的了解實在很有限，除了一些關于他參與鄉建的報道外，勉強能談得上與他有過交流的，就只是通過手上的那本《碧山》感受到了一絲他的思想。傳統工藝和手藝人在媒體上的話題熱度一直不曾降溫，左靖沒有刻意避開這個熱門話題，但卻擺出一副嚴肅的態度，好像一個皺著眉頭的學者出現在亂哄哄的采訪隊伍里，他準備了一些學術材料要來分析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學者的形象又由于遭遇團隊人手不足而略顯窘迫。

雖然很想約左靖在碧山見面，但費了一番周折仍無法如愿——他太忙了，以至于行蹤飄忽不定，總是突然回到碧山、突然又走了。最后我只好決定先到碧山看看。2018年4月底，一個下著小雨的潮濕溫熱的下午，我在黃山北站租了一輛車前往碧山。左靖安排他的同事邢瑞接待我。邢瑞是個高個子姑娘，年紀比我小，嗓音沙啞，十分大方健談。隨后的一天時間里，她擔當了我的向導，帶著我接連參觀了碧山的幾處重要的文化空間。

交談中，我得知邢瑞在碧山生活正好一年時間。她原在北京從事與出版相關的工作，打算接著念博士，但在此之前想先找個鄉下住一段時間，看看書。她買過幾期《碧山》，看過關于碧山的展覽，很欣賞左靖歐寧當年在這里的工作，對這里心懷向往。

在她第二次到碧山時，大概有心打聽了租房的信息，得知當地恰好有房出租，租金五百元一個月。她去看了。房子不算很大，但也清清楚楚地分隔成三個房間和一個廚房，還帶著一個院子。她立刻租了下來，沒有絲毫拖泥帶水，這就算是搬到了碧山，把以前的生活圈上句號，從這里開始，另起了一行。而新的生活也如她所愿，簡直像按照她為自己寫好的腳本在進行似的，她很快就加入了左靖的團隊，在碧山工銷社開始工作。

我問她，鄉村生活和想象中的一樣嗎。

“我來之前沒有想象過。”她毅然說道，“有些人可能想得很美好，和村民實際接觸后就受挫了。我還行。我看重的是左老師和歐寧他們來了這個村子之后做的事情，在這里建立起來的文化。”

不得不說，這個回答很難令我產生體會。在來碧山之前，我的鄉村生活體驗很匱乏，但也有自己的想象，那并不美好。那些想象來自于我在閩南一些農村的經歷。那里所到之處總能見到被隨手丟棄的垃圾，經營海產或山貨生意的村民開著價格不菲的車子，在村中蓋三四層的小洋樓，大門氣派非凡，屋內的大理石地板透著寒光，但他們對周圍糟糕的環境絲毫不以為意。他們的車子上停著許多蒼蠅。這樣的景象自然也是中國鄉村的一種寫照，但大概不會有城里的年輕人愿意加入到這幅畫面里去。鑒于我對鄉村生活場景知之甚少，因此當邢瑞提到文化吸引，我不禁也好奇是什么文化使碧山在她心中與眾不同。

一邊午飯一邊社交的村民

在我坐在花壇邊胡思亂想的時候，一輛紅色小車在幾步外停了下來，一個小個子男人從車里出來。左靖的年紀并不大，圓臉，戴一副眼鏡，神情并不嚴肅，平易近人。我站起來，喊他“左老師”。為了解除初次見面的拘束，我問，左老師在新聞傳播學院教什么專業。

“我教電影。”

“我有點想不到。”

“想不到。哈哈。”

我跟著他走進辦公室。他讓學生打開房間吊扇，隨后示意大家避到走廊上，讓風扇上的灰飛一會兒。他告訴我他很少到這個辦公室來，我是他第一個在此接待的和教學無關的人。

“其實我在合肥待的時間不長，很多地方都不熟悉，尤其這幾年合肥變化也挺大的，我也不知道哪個地方適合見面，所以就麻煩你過來一下。”左靖用謙遜的語氣說道。

我問他在安徽大學任教多長時間。他說快二十年，是老員工了。“但主要還是長期在外面跑。”他側面解釋了他與合肥這座城市疏離的原因。

風扇上的灰飛了幾分鐘后，我們回到辦公室。房間內的陳設非常簡單，一張大會議桌和幾把椅子，地板上堆放著一些雜物。會議桌上放著兩疊學生的作業紙，其中一張紙的第一行手寫了作業題目：二，試舉一二例“藝術介入鄉村”事例，談談你的看法。這位“編輯出版學”專業的學生接著把她的看法密密麻麻地寫了一頁紙，左靖在其中一句話的下方用紅線做了標記，那句話寫的是，“無論是‘碧山計劃’還是‘茅貢計劃’，我想都是探索鄉村、鄉鎮建設的另一種可能”。左靖給這篇文章打了“良”。

在去碧山之前，除了教書，左靖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花在了策展上。他最初在北京798藝術中心工作，過著十分忙碌的日子，辦當代藝術展覽，編雜志（《當代藝術與投資》），還策劃了許多獨立電影及相關展覽。但好景不長，2008年金融危機后，國內的當代藝術市場“完全崩盤了”。抱負得不到施展空間，左靖在北京待得愈發難受。

但其實命運已經在2007年為他打開了另一扇門。那一年，他和歐寧一起前往安徽黟縣探望詩友鄭小光和寒玉夫婦，后者在2004年在西遞村改建了一座被村民用來養豬的明代古宅，后來轉作客棧之用，取名“豬欄酒吧”。左靖和歐寧參觀了這間客棧，又去碧山看了正在裝修中的“豬欄二吧”。這一次，他們被碧山打動。

豬欄酒吧老油廠店后廚

在數次往返碧山后，左靖終于下定了決心。2011年，他離開北京，跨入了那扇等待他的門，落腳到了碧山。

細說起來，碧山并不是與左靖發生關系的第一個農村。早在2001年，他就帶著一批藝術家去安徽涇縣的查濟村做了一場藝術活動“重塑社會：2001中國藝術家觀念反思活動”。

但藝術家的反思有一部分是在活動結束后才完成的。當時來自北大的方旭東博士教村子里的孩子們讀《論語》，孩子稚嫩的童聲在祠堂里回響起來時，方旭東很受震動，仿佛看到自己正在將傳統文化交棒給年輕一代，眼眶隨之一熱。讀完了《論語》，孩子們突然伸手管他要錢，方博士的精神立刻崩潰，回去后寫了一篇文章《讀經與知識分子的幼稚病》。

已故的藝術評論家黃專當時也為查濟村活動寫了一篇題為《重塑社會：一種有價值的烏托邦》的文章。他在文章里談到，“在中國，社會改造大多是以政治和戰爭的方式，而非按知識分子的幻覺和謀略完成的。”他同時肯定了這場活動的價值，因為他看到藝術終于走進了鄉村，而不再是藝術家們“抽象的思想游戲”。

查濟村活動結束十年后，知識分子還在不斷反思。他們充滿激情地想到，如果文化和藝術的下鄉，不再只是滿足藝術家的自我表達，而能夠直接介入鄉村生活，這之后會如何？滿腦子想象與計劃的左靖和歐寧躍躍欲試。2011年夏天，確切地說，是那一年的8月26日，他們在碧山舉辦了首屆“碧山豐年慶”。

“豐年慶”原是中國傳統農耕社會的一種祭祀儀式，在收割時節，農民們表演歌舞，舉行禱告，祈求祖先神靈保佑莊稼豐收、人畜兩旺。碧山豐年慶有點不同，用左靖的話來說，涵蓋方方面面，有電影，有市集，有展覽，還有民間活動，戲曲匯演。

還是在那份ppt里，一張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上，一群男人穿戴著稻草編織的服飾，赤裸上身和雙足，抬著一個由竹子、稻稈和玉米棒子扎在一起的“糧堆”，糧堆上貼著一張寫有“豐”字的紅紙，男人們在一個老祠堂里搬演慶豐年儀式。不得不說他們的這身打扮很有夏威夷草裙舞的風格，左靖解釋說那是村民自己看電視學來的。“不過還是符合了豐收的象征。”他點評道。

“這些人是當地的村民嗎？”

“是當地的。”

“他們愿意配合你們做這些表演？”

“愿意。村民們很有興趣，來了很多人圍觀，全是當地人，還動用了武警來維持秩序。”

左靖繼續耐心地演示他的ppt。接下來有幾張黑白老照片，從畫面可以判斷拍攝于1970年代前后，有村民們圍觀樣板戲表演，有幾名婦女標兵在一塊水塘邊上演練、背景是碧山的云門塔，有村民排隊往一個寫著“票箱”的箱子里投票，還有一張碧山女子籃球隊的隊員合影。照片上，隊員們穿著隊服，筆直地站成一列，目光堅定地注視著遠方。

“你無法想象那個年代就是這樣——農村很有活力的。現在你在農村看不到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了。”見我饒有興致地盯著女子籃球隊的照片，左靖在一旁評論道。

下一頁ppt還是一張照片：在張貼著老照片的展墻前，七八個老太太的腦袋湊在一張照片前熱烈討論。她們討論的正是那張碧山女子籃球隊的合影。

“我們展出來的時候，當地人就過來在照片里找她們年輕時的樣子。其中，她就在橋頭開了一家小店。”左靖把鼠標光標指向一個老太太的后腦勺說道

“所以你可以想象，當她們看到這些照片時，可以說完全找回了當年的回憶。”

“我們還放了《小花》這部電影。”ppt又滑出兩張村民們在一個開闊的場地看電影的照片。左靖提到的《小花》，是由張錚和黃健中導演，陳沖、劉曉慶和唐國強主演的電影，于1979年上映，在1980年第三屆電影百花獎上獲得了最佳故事片獎。這部電影的其中一處取景地正是在碧山。“非常巧，這又是一個喚起村民回憶的事。”左靖說道，“我們費了很大勁去找電影膠片，還找來了35mm的放映機來放這部電影，就在祠堂里放，當時現場的人也非常多。”

那當下，我一時之間有些感動。中國的農村被遺忘得太久了。城市人到農村去，大多是為了消費當地資源——自然景觀資源或物產資源什么的。在碧山豐年慶之前，很少有人想到鄉下去發動當地的農民，喚起他們的回憶，重建他們的公共生活。

左靖還在往下演示，“碧山豐年慶”并沒有止步于喚醒回憶，他們還找來一些詩人，組織村里的小孩上詩歌課。“很有意思。”左靖說道，“當然這是一場作秀，但如果這些能夠日常化，肯定會對當地的孩子們產生影響。”

他描述了一堂詩歌課的現場。詩人祝鳳鳴跟小孩們說，我昨天晚上在客棧里聽到外頭“撲嗵”一聲，你們猜是什么聲音。小孩們舉手回答，青蛙跳進水里去啦，石頭丟到水里去啦，還有的說上面有棵桃樹的桃子掉到水里去啦。祝鳳鳴說，你們難道就不能想象那是一顆星星掉到池塘里發出的聲音嗎？

“小孩全傻了：這也可以啊！”左靖攤開手樂道。他又接著說：“上完課后，有一個小孩遞給詩人肖開愚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三句話，肖開愚看了非常吃驚，想找這個小孩，但小孩跑掉了，后來也沒找著。”左靖翻到下一頁，屏幕上跳出三句話：

從屋里出來／站在空空的祠堂里／我感到深沉

五條人樂隊的演出是在8月27日晚，他們是壓軸樂隊，在前面咿咿呀呀的戲曲演出結束后上場。歌單上顯示他們當晚演唱了《再造風景》——另一首在碧山創作的歌。但我想他們大概還即興唱了別的，反正那個晚上最后的時間都是他們的。

國內外很多媒體都報道了“碧山豐年慶”，這在當時完全是個新的東西。“沒有人在農村這樣做。”左靖說，但他立刻又補充道，“這是指大陸啊。在臺灣是有的。”

他指的是臺灣高雄的“美濃黃蝶祭”。1991年，臺灣國民黨當局決定撥資興建美濃水庫，遭到美濃原住民的強烈抵制，幾位美濃籍的知識分子站出來組織了反水庫運動，轟轟烈烈持續了九年時間。1995年，以尊重自然、友善環境為主要訴求的“美濃黃蝶祭”應運而生。黃蝶祭活動內容豐富，祭蝶儀式、音樂會、講座、畫展和工作坊等，像一場一年一度的節慶，又具有社會運動的內涵。

美濃黃蝶祭就像一個手伸長一點就能夠到的甜美的果實，它在臺灣鄉村的豐收讓左靖等人相信，這顆果實的種子在大陸的土壤也能生根發芽。最初，他們效仿黃蝶祭，使用了“碧山豐年祭”這個名字，結果這個“祭”字卻令村民們很不舒服。

左靖反省道：“這也反映了知識分子做事完全憑自己想象，罔顧鄉村現實。”

在他隨后的回憶中，知識分子們的運氣確實欠佳。那段時間，當地恰好發生了幾起非正常死亡事件，有村民把這些晦氣和“祭”字聯系起來，跑去向當地政府反映，要求取消豐年祭。左靖等人不得已，將活動更名為“碧山豐年慶”，事情才得以順利進行下去。

當時誰也沒料到，這場小小的曲折只是后面一切坎坷的開始。

“很奇怪的，我們兩次辦豐年慶都不順利，第三次想要拜一拜當地的神靈，政府不讓我們辦了。”

左靖說完沉默了。

任何聽過他這場演示的人，都能從那些照片中想象出2011年的豐年慶現場，想象碧山的那個躁熱的夏天，從四面八方趕來的知識分子，蜂擁而至的國內外媒體，受寵若驚的村民。這些原本相互遙望的人在那三天時間里短暫交匯，他們交換彼此對鄉村的理解，很難說哪一方受益更多，但共襄盛舉時，所有人就像一個緊密的共同體，摩拳擦掌，準備重構新的秩序。而此刻沉默的左靖，正像獨自站在空空的祠堂里，心里感到深沉。

那場后來在媒體上杳無蹤影的第二期豐年慶，在2012年開始了籌備工作，按照計劃，它要在11月2日至8日，與2012黟縣國際攝影節同期舉辦。

讓左靖和歐寧承辦攝影節是時任黟縣縣委書記吳文達的想法。吳文達很賞識這群知識分子，他們甚至經常一起吃飯喝酒，興之所至還一起朗誦小詩歌。左靖歐寧等人起初對攝影節的興趣并不大，但考慮到有了政府的撥款，他們也可以同時操辦豐年慶，懷著這樣的私心，便答應了下來。

黟縣國際攝影節創辦于2006年，此前的六屆活動一直以展現徽州自然和傳統風光的攝影作品為主流。不過，左靖和歐寧顯然不滿足于風光攝影，既然讓他們介入，他們就打算借這個機會“直視這個時代具有豐富棱角的社會現實，特別是城市與鄉村之間關系的現實”。

他們將攝影節主題定為“城鄉交響曲”，邀請了創作題材和鄉村有關的國內外攝影師，把他們的作品分布到黟縣六個村子里的大小祠堂中，使用傳統裝裱和懸掛的方式布置。這些作品多為對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反思，這一來就使得這屆攝影節格外具有批判性。

左靖告訴我，他們當時還策劃了三十個活動，并印發了一批“護照”——就是那種用來旅游打卡的蓋章本子。但是這些活動——連同第二屆碧山豐年慶一起，就在開幕的前一天，被緊急叫停了。

“說是延期，其實就是取消。”左靖透露，因為和十八大撞期，大型的群體活動都要讓道。

所有的展覽都拆掉了。被拆掉的還有一尊汪達之先生的雕像。汪達之是陶行知的追隨者，一生致力于教育事業，又正好是碧山人，左靖等人為他做了一尊雕像，以示對他的敬仰。雕像還沒被拆掉時，有人拍下了一張歐寧遠望雕像的背影，這張照片后來被左靖用于《碧山02:去國還鄉》的封面。

策展團隊借用了豬欄三吧的公共空間，舉辦了一場小型的地下演出。豬欄三吧原址是碧山的榨油廠，鄭小光和寒玉將它改造成繼豬欄二吧后的新的客棧，當年的木榨油設備和墻上人民公社時期的口號標語都被保留了下來。歐寧和左靖站在小舞臺上發表致歉演說，他們頭上的一塊木枋上，紅色油漆寫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此時齊聚臺下的卻不是來自全世界的無產者，而是參加展覽的國內外藝術家和受邀前來的嘉賓——活動被取消的那一刻，他們正在陸續抵達碧山，其中也有五條人樂隊和林生祥，后者是來自臺灣高雄美濃的獨立音樂制作人，參與了美濃的反水庫運動。

演出很熱鬧，在場的人都很投入，最后還唱起了“碧山不哭”這樣隨興創作的歌，氣氛一時間很是煽情。演出散場后，冷靜下來的左靖和歐寧發現，碧山計劃已經不可避免地遭遇停擺與分歧。

原縣委書記吳文達調任后，新上任的書記對碧山計劃的態度并不明朗，而另一方面，裂縫也在左靖和歐寧二人之間出現。他們在鄉建工作的方法和方向上發生了分歧，無法互相妥協，從那時起，他們分道揚鑣，各做各的。像被丟到大海中的二人，既被眼下的境遇所困，又看不見陸地，沮喪的心情像一道道迎面劈來的浪，他們向不同方向奮力劃水，漸行漸遠。

“像我們這樣的人，既不了解農村，也不了解農業，也不了解農民，去鄉村能干嘛？”這一刻，在安徽大學磐苑校區他的辦公室，左靖的這一句反問，大概也曾在當年那些被困境折磨的夜晚盤桓在他心頭。滿腔熱情在農村遭遇了持續的水土不服，吃夠了苦頭的他，只能每天告訴自己：做下去，做下去，所有的工作都不會白做的。

“他們太靈敏了”

黟縣百工的調研那時仍在進行，無論左靖歐寧在碧山如何浮浮沉沉，十幾位安徽大學的學生們依舊還在黟縣境內的大小村莊穿梭，他們的目標不僅是獲得官方認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但凡出自百姓手里的活，平常如養蠶殺豬、打鐵犁田、砌墻修鞋等等，他們都跑到人家里去記錄一番。

到2014年1月，這場歷時將近三年的田野調查才算告一段落，隨后，這些既傳統又日常的民藝，被分別歸類到“饌飲繪”、“器物賞”、“生活藝”、“用具訪”、“禮俗訪”、“居屋筑”、“物什修”七個類目下，連同所有受訪手藝人的地址和電話，被編撰成一本四百多頁的書。這本《黟縣百工》出版后，左靖團隊在合肥、北京和臺北等地組織了多場相關展覽。

也是在這段時期，由于碧山計劃無法有作為，左靖開始著手改造在碧山新購入的一套建于清朝嘉慶年間的房子。這不是他買下的第一套古民居。在歐寧搗鼓“牛院”時，左靖在黟縣的關麓村也動手修復了一幢有一百多年歷史的徽州民居，取名“關麓小筑”。

說起來還是受到鄭小光和寒玉的啟發，他們對三棟老房子的改造——甚至可以說是“搶救”，使左靖內心感到震撼。他非常認同寒玉對老建筑本來面貌的尊重，在修繕關麓小筑和碧山書院時，也把這一點當作原則來執行。買下關麓小筑時，他還完全沒有建筑搭建經驗，便老老實實地從查閱資料文獻做起，咨詢了寒玉等人，還請了村里的工匠來幫忙。這些工作方法也被他用到碧山書院的整修上。

碧山書院內部

我在碧山時，邢瑞曾邀請我到書院喝茶。書院有兩扇老式的木門，用最常見的掛鎖鎖著。推開其中一扇，院子里鋪著密密的雜草，像塊綠色毛絨地毯，正面的一堵白墻上，墻體的白石灰經歷漫長年月的雨水沖刷后，生出大面積霉斑，意外地像一幅水墨層染的松林。墻后是一座二層的木結構屋子，屋頂鋪著灰瓦，看得出木頭的顏色偏新一些，我想應是左靖在改造時新蓋的，邢瑞介紹說，那里是左老師自己的起居室。

邢瑞在碧山書院內

水墨畫一般的白墻

石砌的隔墻右側是左靖新砌的會客廳，屋內除沙發桌椅外，還有一個采暖用的鐵制火爐。左側是老宅遺存的官廳。官廳里的匾額、太師椅和器物的擺放完整地還原了古徽州廳堂的陳設。我在太師椅上坐了坐，視線落在天井中布滿青苔的魚池上，一堵高墻擋在魚池后，青苔在墻腳蔓延。

碧山書院會客廳

眼前的此情此景雖已抽離了傳統生活的語境，我仍好像受到了這份莊重的感召，一下子入了戲，覺得自己儼然一位宗族大家長。但是太師椅坐久了實在不舒服，我很快站起來，隨邢瑞往二樓走。二樓用作書房，空間非常通透，兩端鋪著榻榻米，中間是一條長桌，擺著茶杯。隨著窗戶向兩邊折疊，窗外的灰瓦白墻像一幅經典徽派建筑長卷，緩緩展開。

碧山書院二樓的會客空間

碧山書院和我當時入住的民宿嘉種堂只有一墻之隔。在二樓書房，邢瑞敲了敲隔墻的木板說：“這扇木板的隔壁就是嘉種堂，這里有個門，打開后就到了他們那里。”她說自己先前并不知情，有一天晚上和一群人在書房聊天，隔壁突然敲了一下墻，大概是嫌他們說話太吵，眾人這才知道原來隔壁是別人家的客房。

后來我向嘉種堂老板胡曉綱問起這件事，得到了他的證實。他告訴我，碧山書院和嘉種堂原屬同一棟房子，書院那塊是前廳，他家這邊是后廳。這一座大宅院不知道什么時候被一分為二，官廳天井處的那一堵高墻大概就筑起在那時。胡曉綱家這一半購入于他爺爺那輩。2003年，這座老房子有一個破鏡重圓的機會，隔壁那家人打算以十萬元把另一半賣給胡曉綱，但他拿不出錢來。

“我結婚都是借錢結的，花了幾萬塊，更何況這十萬。買不下來——那個時候買下來就好了。”胡曉綱略微遺憾地說道，“但有這個也夠了。”

是的，夠了，這半爿老房子提供給胡曉綱的不單單是一個過日子的空間。2015年，歐寧建議胡曉綱把家里空余的四間房改成客房，他對胡曉綱說，老房子也要有人住，否則會慢慢腐爛。可能是這句話打動了胡曉綱吧，過了這么些年，他在和我交談時還特地提起。我問他家里有多少人住在這棟房子里。“平時也就我們一家三口住在這里。”他說道。

2015年10月，胡曉綱家的民宿開業，歐寧幫他取了“嘉種堂”這個名字，還幫他把房源放到Airbnb上。老房子開始為胡曉綱帶來經濟收益。

在碧山豐年慶之前，碧山村民們對老房子的價值完全沒有認識，就像胡曉綱的鄰居打算賣房子時出的價，十萬元是一套五六百平方米徽派古民居的平均成交價。20世紀90年代，碧山由于距離縣城近，有交通優勢，村里的人便紛紛跑到外地務工。胡曉綱家兄弟三人，只有他一家留在村里，獨自照管著爺爺輩傳下來的這套房產。但那些外出務工或去鎮上做生意的村民們，手里有了錢后，回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里木結構的老房子推倒，蓋磚混結構的新樓。

2000年后，鄉村游這股風終于也吹進了皖南，那些村民們窮得沒錢蓋新房的村子，由于古建筑保存得相對完好，如同撞了頭彩，相繼被統一開發成旅游村，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西遞和宏村。這些村子的經營模式大多由資本進入統一管理，村民可以從每年的門票收入中獲得一定比例的分紅。

碧山村民對此非常羨慕。他們不拆老房子了。但修整這些房子更耗錢。以嘉種堂為例，胡曉綱改修老房子前后花了四十萬，這筆錢主要花在新樓梯的搭建、四個衛生間的改造和房間地面的鋪設上。和十幾年前為了結婚不得已而采取的辦法一樣，胡曉綱又找同學朋友湊了湊，裝修完了以后算一下，差不多欠了三十萬的債。“現在還沒還完，壓力很大。”他坦言。

而在更早的時候、歐寧左靖還沒進村前，村民們面對這些日漸腐朽的老屋不知如何是好。在漫長無措的過程中，他們對城里人生發出一種矛盾的情緒，既希望來自城市的資本和游客為村子帶來更可觀的收入，又覺得城里人來鄉下肯定是來賺錢的。懷著這樣的復雜情緒，當歐寧和左靖一踏入碧山，村民們立刻警惕起來。

起初，看到豐年慶搞得熱火朝天，不斷有新面孔出現在村子里，他們以為這幫人是搞旅游開發來了，見面便喊歐寧“歐老板”。豐年慶活動期間，志愿者們請村民幫忙搬桌子，村民提出要對這項服務收費，在他們看來，這么熱鬧的活動肯定賺了不少錢，這些錢既然不會分給他們，那也別想從他們這里得到免費的幫忙。

碧山村民對于左靖等人的到來，并不抱著信任和歡迎。他們不知道這群人會為自己的生活帶來什么樣的改變。他們心里的樣板是西遞宏村，是實實在在的門票分紅和旅游收入。旅游經濟的誘惑太大了，沒有人能做到無動于衷。

對左靖和歐寧來說，礙于文化人的身份，他們始終沒有實現與村民打成一片的工作要求。在2013年出版的《碧山02:去國還鄉》中，左靖在卷首語里寫道：“如果說有缺憾的話，那就是，一堵高墻業已砌就，我們在墻這邊，村民在墻那邊。當然，這肯定是致命的。”

但提起南京先鋒書店的錢小華，左靖嘖嘖稱奇。錢小華被歐寧說動，要在碧山開辦一家碧山書局。他到了碧山后，特別喜歡和村民走動，給村民拍照，在村口小賣部買煙發給村民。胡曉綱提起錢小華時，仍十分有感情，他說錢小華甚至幫村民挑肥灌田，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富有人情味的行為迅速拉近了錢小華與村民的距離，更為他承租啟泰堂鋪平了道路。這座原本屬于村集體的、閑置多年的祠堂被免費租用給南京先鋒書店，租期50年。2014年，碧山書局完工落成，并于那年的五一假期正式開業。深感自己的工作在碧山很難推進的左靖對此感嘆道：“我們都做不到，他做到了，這很了不起。”

碧山村民大多很支持碧山書局的開業，這一方面來自于他們對錢小華的贊賞，另一方面，敏銳的村民們預感到，這會給村子帶來他們期待的變化。一些有能力的人開始拿出資金，把自家的老房子整修成民宿，接待從四面八方涌來的游客。

不顯眼的碧山書局招牌

碧山書局內部

游客最愛光顧碧山書局和牛圈咖啡館

2011年之前，村里還只有村口的泰來農莊一家提供住宿和餐飲服務，到了2015年，碧山的民宿數量已經增至十多家，并且還在越開越多。胡曉綱告訴我，嘉種堂剛開張時，他在歐寧建議下把房價定在四百多元一間，那年的國慶長假，他家的四間客房為他帶來了一萬多元的收入。“不過現在村子里的民宿也多了，我就降價了。”他說。2018年4月底，時值五一小長假，我以236元一晚的價格訂到了嘉種堂的大床房。

嘉種堂客房墻上的小窗收住的碧山風景

聰明的村民們對老房子的觀念開始發生變化，他們觀察碧山書局和碧山書院的修繕，先從審美模仿起，看對方在陶罐里插花，他們也搬出家里腌醬菜的罐子，洗干凈后插上路邊采來的野花。接著他們學習方法，怎么在老房子里裝修衛生間，如何安置空調室外機等等。

一束插在陶罐里的蒲兒根

我問左靖，書院隔壁的嘉種堂在裝修時是否得到過他的幫助。

“我沒有幫他，但他自己過來看。他們太靈敏了。”左靖嘆道，“我們用這種方式去修房子，給你看這樣才應該是修老房子的樣子，然后你都不用教他們，他們自己就學會了。”對于碧山村民自發的這一道修建高潮，左靖持肯定的態度。“這是最好的影響，潛移默化。”他說。

2015年，北京元典美術館舉辦了一場展覽：“鄉建在中國，碧山和許村”。許村位于山西省和順縣境內，藝術家渠巖在這里發起了“許村計劃”。碧山和許村，是中國藝術鄉建一南一北的呼應。在這場展覽中，左靖第一次系統地介紹了“古屋新生”，具體地說明如何妥當修繕古建筑，哪些部分可以改造，哪些應該保留，以及如何解決房屋的保暖防潮隔熱等等問題。

也是在這場展覽中，左靖展示了自己這幾年來關于鄉建的思考。他用了“再出發”作為這部分內容的單元名。

這一整個新的實踐系統建立在黟縣百工調研的基礎上，除了出版和展覽，他同時考慮到要把當代設計和這些民間工藝結合，使傳統新生，他希望有心的設計師能從《黟縣百工》一書中尋獲民間手藝人的信息和資源，合作創造出新的產品。最后，他想到要為這些在他想象中已經創造出來的新產品一個可以集中面向市場的空間。

2015年5月，左靖的合作伙伴上海漢室設計租下了原碧山村的供銷社，開始設計改造。碧山供銷社位于村子的中心位置，這里也是村祠堂——尚義堂的遺址，左靖戲稱它為“碧山CBD”。考慮到計劃經濟時代的供銷功能在今天已基本消失，他們改“供銷社”為“工銷社”，“工”意為“百工”。在一張鄉村實踐結構圖上，碧山工銷社將提供銷售、教育和體驗等諸多內容，承擔起為地方民藝服務的角色。

我當然也參觀了工銷社。原供銷社的建筑外貌被完整地保留下來，門窗上的漆已經褪色，外墻也并未重新粉刷，顏色陳舊，當年用紅色油漆寫的“食品廠”“碧山供銷社”“批發處”“與廠同價”幾個字還留在上面，和所有被剝離了時代語境的符號一樣，成了一種極富年代感的裝飾。

工銷社內部，當年的柜臺和貨柜也都被保留了下來，商品陳列在里面，和顧客之間隔著一個售貨員的距離——一種國營百貨商店的售賣方式，你需要請售貨員為你從柜臺里取出商品，才能夠觸摸質地和查看細節。

碧山工銷社內部

碧山工銷社節氣食堂

離我最近的一側柜臺上，數款精釀啤酒一列排開，瓶標一律為“碧山精釀”，啤酒旁邊擺放著一些當地零食，包裝都經過了重新設計，柜臺背后的玻璃貨柜里有好幾排鐵盒，印著八十年代風格的人物和風光畫，不知道這批鐵盒和碧山有什么直接關聯。

碧山精釀啤酒

經過這些柜臺，后面有一個開闊的公共空間，幾張沙發面朝著一個院子，院子中央的一個陶罐里插著一束植物的枝條，雨水正淅淅瀝瀝落在院子里，打亂了那幾根枝條的形態。穿過院子是一個新搭的戲臺，戲臺橫梁上掛著一塊匾，上有“山水清音”四個大字，夜幕已經完全拉下來了，燈光映亮著戲臺，也從后臺的窗格里透了出來。

雨中的碧山工銷社戲臺

院子兩側設有工坊和展廳，但當時都不在使用中。邢瑞告訴我，工坊有時會邀請手藝人駐村創作，并提供手工藝體驗項目。工銷社也會和其他機構合作游學活動，從城里招募學員，每期活動提供最多十個名額，學員統一住在工銷社二樓的客房。我問她游學活動有哪些內容，她回答說，譬如帶領學員到村子里一個做豆腐的爺爺家，看他怎么制作豆腐豆漿。

看得出來，自從第二屆碧山豐年慶被取消后，這一次左靖終于找準了方向。從民藝和地方文化入手，是他能力所及的最優路徑。但這當中有一個不得不提的問題，這條路看上去，和鄉村建設理應要服務的對象——村民們，似乎離得有些遠。雖然工銷社將村民的手藝活開發成體驗項目，但這些村民原本賴以為生的技藝——或可以說是他們的日常——成了一種表演后，除了熱鬧幾個小時，很難說這樣的活動給他們帶來什么長遠的價值。

當我向左靖提出這個問題時，他表示“融入村民”是一種政治正確的說法。“你可以和村民合作，幫他們賣東西，這沒有問題，但你永遠成為不了他們的一員。”他苦笑道。

基于這樣的個人經驗，他選擇通過展覽、出版等方式向外界傳播鄉村的價值，讓更多人知道，從而促成更多人的參與。“雖然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做就什么都沒有，做了就還有可能性，推動這個社會一點點地往前走。”他說。

在這段動情陳述的背后，政治因素也在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左靖認為，他這次的轉向，不涉及意識形態，亦不打算動員村民，應能有所突破。

在左靖忙于出版和展覽的這段時期，歐寧也沒閑著。和左靖不同的是，歐寧自從舉家遷入碧山、和村民們成為了生活上的鄰居之后，他發現在這里生活工作可說是“甘之如飴”。在他2015年發表于《新建筑》的一篇文章《碧山共同體：烏托邦實踐的可能》中，他這樣描述碧山這個“小小的熟人社會”給他帶來的感動：

“在村里，和村民們低頭不見抬頭見，從打招呼開始，慢慢熟絡之后，他們有時會邀請我去參加他們的宴會，在酒席上被他們灌得酩酊大醉，以致把電瓶車都開到田里去了；從北京搬家到碧山的時候，大約有十位村民幫忙把兩百多箱書從貨車上抬到我家二樓；每次在村中舉辦紀錄片放映或讀書會，我們邀請退休教師姚立蘭先生幫我們用毛筆寫告示，他都欣然應允；在北京從商的碧山子弟汪程龍，因聽說碧山計劃而回鄉從事義務教育工作，聽說我們資金無著，主動提出襄助……”

他租下村里的一處舊糧站，改建成“理農館”，在他計劃中，這是一個包含展廳、圖書館、學習中心、咖啡館和雜貨鋪等功能的綜合空間。理農館里還開辟了格子鋪，歐寧鼓勵村民們把家里的農產品交給他售賣。

鑒于來碧山的游客陸續增多，他主動幫助村民把空置的房源放到Airbnb上托管，吸引更多游人前來，所得收入再直接返還給村民。一來二去，因為這些看得見的實惠，村民對歐寧產生了認同。胡曉綱對歐寧也一直念念不忘，他肯定了歐寧給碧山帶來的變化。“大家都挺喜歡他的。”胡曉綱說。

但是實現這個跨越的過程并不輕松，在村民之中，歐寧“每天必須笑臉相迎，言行舉止均要謹小慎微，甚至著裝、作息也要努力與他們相近”。而即便在生活上努力靠攏，他也同左靖一樣意識到，一旦試圖在工作上動員和聯結農民，就會困難重重，因為“知識分子與農民在思想意識、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根本無法抹平”。

看起來歐寧選擇的是等待。他心里對于要到達的目標非常堅定。他希望“農村更像農村”，而不是越來越城市化。在他的想象中，鄉村復興的理想狀態是依靠民智和民力，在建設自己家園的過程中，農民藉此成為農村真正的主體。但就目前而言，他調整了策略，他要先讓自己成為真正的碧山人，在日常交往中潛移默化地改變村民們舊有的觀念。他克制自己向農民灌輸和教育那些大道理。“我隱藏自己的思想。”他在文章里這樣說道。

事實上，他仍然積極地通過媒體和分享會對外傳播自己的思考，但這也為他帶來了一些爭議。2014年7月初，南京大學“中國研究”國際暑期班一行人來到碧山，聽取了歐寧對碧山計劃的介紹，這之后，隨行的一位來自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博士生周韻在微博和豆瓣等社交平臺上發表了長文《誰的鄉村，誰的共同體？——品味、區隔與碧山計劃》。文章指責碧山計劃過于精英主義，將村民排除在外，只是精英在想象田園。歐寧隨即回應了周韻的質疑，為碧山計劃辯護，周韻緊接著又發表《回應歐寧》一文。

這場針鋒相對的辯論無疑像一顆石頭投進平靜的水面，立刻引來不少文化人士和網友圍觀，他們紛紛加入討論，扔出觀點，展開了一場熱烈的網絡論戰，將碧山計劃再一次推向媒體焦點。

在眾多媒體注視下，歐寧表示雖然面對質疑，但他不會放棄碧山計劃。他接下來還有一些工作要陸續啟動，其中包括在碧山發行一種代用貨幣“碧山時分券”。

在我的理解中，時分券的運作方式類似于20世紀80年代初以前中國農村實行的工分制，通常為在一個小范圍集體內部，人們按照付出的勞動時間記分，這些分數可兌換成一定的貨幣價值，用以在同一集體的商店里換取食物及其他必需品。由于沒有采訪到歐寧本人，我無法進一步了解他對“碧山時分券”的設想，但在他的文章里，他說，時分券背后的精神建立于互助和合作的基礎之上，“它以后能否在碧山實施，則有待我們的努力。”

然而，他的努力還未有機會獲得實踐，2016年，他就迫于壓力離開了碧山，此后未再回去過。左靖也遇到了相同的阻力，但他較為幸運。碧山是安徽大學新聞學院重點建設的校外實習基地，左靖作為新聞學院的教師，得以能繼續在碧山開展工作，只是他的活動空間又更緊縮了。

鄉村工作三部曲

2017年3月，碧山工銷社開業。為使開業活動順利得到審批，左靖抹去了自己的名字，請策展人顧青策劃了開幕展，名為“早春二月：從百工民藝到設計日常”。顧青邀請了對傳統手工藝懷有熱情、且具有豐富生產經驗的設計師和手作人到黟縣，嘗試和當地的手藝人合作，最后，受邀者們從木作、竹編、金工、漆器、陶藝五種材料工藝入手，創作出結合了當代設計語言和傳統手藝的新產品。

碧山工銷社收集了許多徽州當地的竹編器具

這次展覽可以視作碧山工銷社“新百工，新民藝”理念的一次完整落地，黟縣百工從書本和展覽向生活延伸。在那之后，左靖團隊還為一些當地土特產升級包裝，也為一些回鄉青年提供產品設計和銷售支持，其中就有后來市場反應非常好的碧山精釀啤酒。

至此，左靖完成了自己鄉村工作“三部曲”的建構，他把這三個工作方法總結為“空間生產、文化生產和產品生產”。空間生產是物理空間改造，好比將供銷社改造成工銷社。文化生產則是以展覽或體驗等形式，把當地文化植入物理空間。而產品生產，是設計生產出與當地文化有所聯結的產品，依靠商業和消費的力量使它們進入流通，產生經濟效益。

我問邢瑞，工銷社賣得最好的是什么？

“紅紙包吧。”她略一思索后回答道。

紅紙包是用芝麻、面粉和麥芽糖制作成的點心，切成橡皮擦大小的一塊塊，再用紅紙包裝。這種點心本來有自己的名字，因為制作時要將所有材料一遍遍搟壓疊層，所以就叫“千張酥”，但人們圖省事，就用“紅紙包”稱呼它。邢瑞端來幾盒紅紙包，我咬了一小塊，酥糖含在嘴里很快就化開，芝麻香溢出，也不特別甜。

碧山古味食品廠的千張酥

“8塊錢一小盒，很好下手，又有地方特色，適合做伴手禮。”

邢瑞告訴我生產紅紙包的食品廠就在碧山村口的云門塔下。“他們自己的包裝比較粗糙，我們重新設計過，還建議他多加點芝麻，口味更好。”

這家食品廠的全稱是“黟縣碧山古味食品廠”，但其實是一棟民宅，由朱傳民夫妻二人共同經營。朱傳民告訴我，他家的紅紙包制作技藝已傳了六代，而他自己從跟爺爺學習這門手藝到如今也有三十多年，廠里除了紅紙包，還生產徽墨酥，另一種以黑芝麻為原料制作的點心。

朱傳民的生產車間就設在一樓，一張木頭大桌子的一角堆著炒過的黑芝麻，一些機器和工具靠墻擺放。這個房間雖然總和面粉芝麻一類塵埃般輕細的食物打交道，但還是被拾掇得整潔利索。后廚的一臺機器還在運行，朱傳民說這是在過濾生芝麻中的沙子。他身形精瘦，大概因為每日要花很多力氣搟壓酥糖。我去參觀時已經接近黃昏，他說我去得遲了，他今天的工作剛結束。

“每個月的生產量大嗎？”

“那也不一定。”

“工銷社的訂單多嗎？”

“還好。”他簡潔概括道。他又告訴我，有些游客在工銷社嘗了覺得好吃，會直接跑到廠里來向他采購；除了工銷社，他也向宏村的一些商店供貨。2017年，中央電視臺的《鄉土》欄目來采訪他，那之后，他還多了許多外地的訂單。

“訂單多的時候你們忙得過來嗎？”

“會雇小工來幫忙，一天給他們80塊錢。”

做這行沒有上下班，尤其在銷售旺季，朱傳民夫妻倆通常要從早上六點一直忙到深夜，像搟壓酥糖這樣的力氣活只有他一個人做得了，妻子的雙手則在馬不停蹄地包扎那一塊一塊紅紙包。

“我兒子、女婿都在屯溪老街，做理發生意。讓他們先出去闖一闖，我馬上五十歲了，還能再做一段時間，不著急讓他們回來接班。”面對我關于技藝傳承的問題時，朱傳民淡淡地回答道。

最后，我問他工銷社是否在產品方面提過一些建議。他說工銷社建議他減少一點糖分比例。“但我想也不能只聽他們一家的，還是要看整個市場的反應——不過我們以前確實甜度比較高，現在已經降下來很多了。”

朱傳民為烘烤芝麻作準備

朱傳民的妻子在篩芝麻

古味食品廠操作臺的一角

其實，左靖鄉村工作三部曲的第一次嘗試，是在貴州黔東南的茅貢鎮。2015年，按左靖的說法，他被“莫名其妙地”拉到了黔東南的一個偏遠村落，那個地方叫地捫村。“我原來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他說。

實際上，地捫曾被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以整整24個頁碼大筆墨書寫過，并非一個默默無聞的村子。這篇題為《時光邊緣的村落》的文章作者是華裔作家譚恩美，她更為人熟知的作品是《喜福會》。左靖在地捫分享了他在碧山的工作，分享會后，地捫生態博物館館長任和昕邀請他一起“做點事情”。當時的左靖由于碧山計劃遭遇低潮，跟當地政府關系疏遠，和歐寧之間也陷入僵持，便覺得不妨在貴州試一下。

地捫侗族人文生態博物館是國內第一家民辦生態博物館，由香港明德創意集團資助建設，成立于2005年。博物館本體由七座全木結構建筑組成，但它的展區覆蓋面積達到了172平方公里，囊括了地捫在內的15個行政村——事實上正是整個茅貢鎮的地理范圍。

左靖驚喜地發現，這里的村寨自然和人文景觀仍保存完好，地方資源也非常豐富，有當地的農作物，比如河糯，也有傳統的手工藝，比如草木染；由于商業旅游還未入侵，這些侗族村寨得以不被打擾地延續著原生態的鄉村日常。但就在約兩個小時車程外，肇興侗寨已經嘗到了大眾旅游的甜頭，附近的村子很快就要坐不住了，正如當年引頸翹望西遞宏村的碧山一樣，“沒有一個人能抵抗得了這種誘惑。”左靖說。

他提出了一個新的思路：鄉鎮建設，即把所有資源集中到鎮上，嚴格控制不良資本進村。他后來稱這個方案為“茅貢計劃”。

“你看這個鎮子，你不會想去第二次——沒有特色，沒有吸引力。”左靖向我展示一張2015年拍攝的茅貢鎮照片。“不過它很特殊，雖然它自己不咋地，但它周圍有10個中國傳統村落。”

他的方案，是把茅貢鎮建成一個輻射周邊村寨的商業、服務中心，所有的娛樂消費全在鎮上發生，資本不允許到村子里去。“你可以去村子觀光，但你要回到鎮上來住，不讓村子里家家開民宿，家家賣小商品。”他解釋道。

“會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當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到鎮上，分配給村民的利益就更少了？”我問他。

“村民可以到鎮上來做生意啊，因為鎮和村離得不遠；村里可以發展集體經濟，比如說你去觀光游覽，你要吃飯吧，村里就可以建一個村民小組，開一個食堂，收益都歸村民所有，讓大家從大眾旅游中獲益。你不可能保證每個人都滿意，我們還是要看大局。我的大局就是不讓資本進村。”

事實上，左靖對資本的認識其實已不再像初入碧山時那樣排斥。他提到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有很多工商業者通過實業救國，在鄉村做了很多事情，這些事情從深度和廣度來說，可能都超過了當時的知識分子鄉建派。他一度反思，鄉建如果和資本有效結合，也許能夠從實際層面真正幫助農村。將資本截流在鎮上，對左靖來說，是一次談得上精明的設計。

鄉村工作三部曲在左靖主持下依次展開。首先是建筑師梁井宇改造了鎮上的一座廢舊糧庫。梁井宇的設計十分克制審慎，他對原有建筑物僅僅進行清潔和整理，卻果斷地重建了建筑周邊的環境，使用當地的杉木，采用當地工匠和侗族木構營造技藝，圍繞糧庫面向馬路的一側搭了一個木構回廊，創造出圍合式的庭院空間。接下來，在2016年8月的糧庫藝術中心開幕展上，左靖植入了兩個展覽：“1980年代的侗族鄉土建筑”和“百里侗寨風物志”。一年后，他又應邀策劃了一個米展。第三步，則由地捫生態博物館主導研發了五谷雜糧、糯米酒和草本洗護用品等產品，原材料均采自當地物產，構思和設計則來自五湖四海的志愿者的貢獻。不過這些產品的生產只限于客戶定制，并未真正進入流通。

“經過了這些年，你覺得鄉鎮建設這個新構想在當地實踐得如何？”

“怎么說呢，如果有資金的保障和政策的支持，我覺得完全可以做得很好。”左靖告訴我，這兩年，鎮上的面貌已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當然這不全是我一個人的功勞，還有很多別的團隊參與進來。”他實事求是地說。

“當地政府對茅貢計劃的態度是怎樣的？”

“歡迎的。但他們沒資金了。”

左靖回憶起他第一次去地捫，路上花費了十七個小時，要先坐飛機到貴陽，然后轉高鐵再搭汽車，一路風塵仆仆，到地捫時已是半夜。在之后一年時間里，他每個月往返一次茅貢，相當于要承受兩次這樣的折磨。

“你基于什么？”我的潛臺詞是，這又何苦呢。

“基于這個事情有意義，有價值。但后來我實在做不下去了。沒錢拿，但我有團隊要養啊。”

毋庸置疑的是，中國鄉村建設的主要承擔者仍然是各級政府，無論有多少左靖這樣的民間力量前仆后繼，政府始終在農村的發展事業中占據主導地位。在這過程中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不同層級的政府，其角色的作用和能力會受到權力的相應制約，這就造成民間力量與基層政府的合作常受到掣肘。

在碧山生活了一年的邢瑞也有自己的思考。她仍不太適應“鄉村建設”這個抽象宏大的詞匯。從她的角度來看，碧山工銷社雖然確實為村子帶來了一些名氣和客流，但站在實際層面來談“建設”碧山，她認為他們還是比較慚愧的。她認為，獨立的民間組織不可能給鄉村帶來結構性的改變，雖然他們可以聘用村里人，直接提高部分村民的收入，但這些作用微乎其微。“我認為鄉建是政府應該考慮的事情。”她對我說道。但她同時也觀察到了政府和村民在意識上的改變。

“他們的眼里原來只有西遞宏村那種商業保護的模式，有了碧山之后，他們認識到還有另外一種模式。”她告訴我，這幾年來，在碧山，村民們已然形成了共識，就連村委書記也認為，碧山是不需要被“圈起來”開發保護、賣門票的。“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我們，就少了一種多樣性。這就是我們的存在對他們的影響。”邢瑞說道。

后來我也拿這個問題問過胡曉綱。我問他是否希望碧山也像西遞宏村那樣收門票。“那當然不想。”他不假思索地回答道。不過他這個結論的出發點，反倒是認為碧山一旦收門票，游客來得就少了。他沉吟了一下，接著又說道：“太商業化也不好，反正我也不求賺什么錢。我老婆以前在廠里打工，一年也賺不了多少，現在比之前要好一點，也不用像在廠里上班那樣辛苦，人多的時候忙就忙一下，不行就請個人。”

雖然總是絆腳，左靖還在埋頭前行。我問他是不是想用后來所有的行動，證明知識分子介入鄉村建設并不只是想象烏托邦。

“對。是切切實實能夠做些事情、改變一些東西的。”他回答得很干脆。

“現在很多地方都在找我做類似的事情。”左靖提到他在廣州江門有一個項目，為此后天又要去那里出差。“是我第三次去。”他說。還有一件項目在溫州泰順。“那里給我的自由度會很大，資金上應該也有保障。應該可以試一試。”他樂觀地推測。

“你一個月下來有多少時間在家里？”我忍不住問他。

“我基本上不回家。回家也是工作，沒有周末，整天都在搞這些東西。大部分時間都是在路上，坐高鐵，一年里程數很多很多。”他的口氣平常得像在聊家常。

“家里人有意見嗎？”

“有意見啊，當然有意見。但凡事都是要付出代價的。”他笑道。

他還向我透露，碧山工銷社正準備和日本人長岡賢明合作，開辦d&department（以下簡稱d&d）首家中國門店,按計劃，將在2018年的秋天在碧山開張。“但不知道能不能做成。”他略微不安地說道。

d&d是日本的選品店，由設計活動家長岡賢明于1999年創辦，目前在日本國內有十一家門店。長岡賢明是長效設計理念的倡導者，左靖覺得長岡的行事思路和他有幾分相似，在長岡的主持下，d&d不僅僅是店鋪，而是以店鋪的形式，通過產品、展覽、出版等方式推廣長效設計理念的機構。

所謂“長效設計”，是特指那些生產出來后能被長久地使用、或可以再設計再利用的物品，本質上是對消費主義的反思。這立刻引起左靖的共鳴，他躊躇滿志地想到要在國內開一家長效設計的店，并且有朝一日店里大部分售賣的得是中國的長效設計產品。另一方面，在左靖看來，碧山工銷社雖然已運作了一年，但專業能力還很不足，他希望和d&d的合作可以幫助工銷社完善產品體系和運營體系。

左靖告訴我，他這幾年所致力的鄉村振興、傳統文化和民藝復興等工作，和目前國家關于復興中華文化的國策相一致，他希望他現在的這些努力在碧山也能得到支持。“不知道情況會怎樣。”他心里還是沒有十足把握。

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

我再次去碧山是在離開那里的一年后，因為工作的關系，在接下去的兩年內我又先后往返那里四趟，以至于后來有事要再去，我都會說，又要“回碧山”了。

第一次見左靖時，在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那個會議室里，他向我詳細介紹了他做過以及在做的所有項目，末了，他對我說：“如果你認為有價值，我們可以一起來做，我這邊的事情會更好玩，而且很跨界。”

那之后，我以獨立的身份參與了《碧山12》和《碧山13》兩本雜志書的編輯，但坦白說，我的初衷并非因為這件事“更好玩”，而是需要收入。一年后，2019年9月，左靖又問我愿不愿意參加新項目，他這回要出版中國版的《d設計之旅》，第一期是黃山專題。“這一次沒有投資方，我自己掏錢做。”他說，“我必須要做，否則d&d黃山店的工作是殘缺的。”

在我采訪完左靖后的那個秋天，2018年10月13日，d&d與碧山工銷社的合作店如期開業。這場合作前后花費了一年時間，期間幾度令左靖忐忑，即便是在開業后，他也要每天舉著手機，以前所未有的關切注意中日關系的變化，直到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他心里的石頭才算落了地。

《d設計之旅》（d design travel）是d&d系統的一個重要分支，可以把它簡單地理解為一套旅游叢書，以地方為單位，日本的47個都道府縣一地一冊，采用同樣的標準和方式實地取材、編輯制作。左靖形容當他在2014年參觀東京涉谷的d&d店、見到當時已經出版的《d設計之旅》系列在架上整齊鋪開時，他的反應是“眼睛一亮”。雖然看不懂日語，他還是一口氣買了十來本，直覺告訴他，這也是他想做的事。

“除了旅游的部分，我還希望能通過編輯這本書，去發現一些黃山當地的長效設計產品，這是對工銷社的長遠發展來說更重要的事。”左靖在電話里這樣跟我說。“怎么樣？有沒有興趣？”

一個月后，我和工作搭檔在黃山北站和左靖會合，坐上他聯系好的車子一同前去碧山。進入碧山的那條土路和一年前相比沒有太大變化，黃色的稻田開闊地鋪在一側，等待收割，白色的云門塔遠遠矗立在田間，朱傳民的紅紙包生產車間就在那里，我可以想象他正將身上的力氣壓在搟面杖上，一遍遍搟壓鋪在桌子上的芝麻面粉和麥芽糖。

碧山還像一年前一樣安靜，雖然訂房app上顯示村子里的民宿客棧一房難求，但住客們都不知道四散去了哪里，只有當走過碧山書局門前，從那些拍各種角度的照片和推著自行車忙著招呼同伴的游人中間穿過，才真切感受到旅游長假的存在。

我在碧山工銷社又見到了邢瑞。邢瑞的衣著風格和我初次見她時相比，有了一些改變。一年前，她穿著一件深綠色的復古風印花長裙，背著一個藍染布包，站在春天的細雨中，給我留下一個文藝女青年的印象；而這會兒她穿著襯衫和長褲，斜挎著一個精致的小皮包，臉上略施薄妝，一副精明干練的職場女性形象。令我意外的是，她的工作也換了，在黟縣的一家文旅公司上班，不再擔任碧山工銷社的運營負責人。

工銷社前店也有變化，雖然我不能明確指出變化所在，但如果從一個消費者的眼光來看，大概就是商品變得更好買了。玻璃柜臺內燈光明亮，商品散發著溫潤的光澤，好似被拋光過的玉器，精致又誘人，那些是來自日本的工藝設計品：柳宗理的餐具，野田琺瑯的容器，梅山窯的瓷杯茶碗……也有中國其他地區的選品，包括黟縣當地的竹編工藝品，譬如戒指、手鐲、小鳥擺件等，均出自一位姓姚的工匠之手。每件商品的標簽上都特地標注了生產地和品牌問世時間，履歷大多十分傲人，不少品牌走過的年月比我還要長得多。

一年前雨中那間光線暗淡的店鋪變得摩登了起來，自然也引來了一些口舌。很多人對此不理解，當中不乏有鄉建工作者。他們質疑這里的產品賣這么貴，農民買得起嗎？這難道不是精英對鄉村的又一個想象嗎？左靖覺得百口莫辯。他后來借助一次媒體專訪，正面解釋他引入d&d的理由。這個店承載的是“長效設計”理念，他在訪問中說，這是一個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值得推廣的理念，我們希望這種理念能夠在中國生根、開花、結果。

事實上，為避免貽人口實，左靖總是非常小心地維護著碧山工銷社的名聲。有一次，邢瑞的兩個來碧山旅游的朋友見午后的陽光好，便仰躺在工銷社后坊院子的地上，瀟灑地曬起了太陽；工銷社義工從二樓抓拍到這幅畫面，隨后發到朋友圈，左靖見了，留下評語：不雅。當晚的飯桌上，“不雅”這個詞成了我們的笑談。飯后，我回到房間休息，其余人走去稻田邊繼續喝酒、看星星，他們橫著在地上躺成一排，拍了照片，邢瑞趁著酒興把這些照片發給了左靖。第二天，我向邢瑞問起左靖收到照片的反應，她微笑著說左老師沒再說什么，隨后她透露道，碧山工銷社是左靖心中一個理想的存在，以至于他對工銷社對外形象的維系有著近乎潔癖的態度。

稻田里的稻草人

這不難理解，畢竟對左靖來說，在碧山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2021年4月，我又回了一趟碧山，左靖也在，他指著工銷社院子里的戲臺示意我看，戲臺板壁上不知什么時候刻上了“共振村聲”四個碩大的黑字。這四個字來自多年前他在浙南一個鄉村祠堂里的偶然獲得。不知是誰，在什么情況下、出于什么目的，在祠堂墻壁上用毛筆寫下這四個字，如同為左靖的到來提前準備好了一個答案，一個啟示他鄉村工作目的所在的答案。左靖特地向工銷社的員工打聽村里是否對這四個字起了閑言，得到否定的答復后，他顯然放下了心。“這四個字以前在碧山提都別想提”，他說。我們開起他的玩笑，說左老師膽子變大了。

左靖正在變得越來越忙，不少與鄉村有關的項目都找上了他，當我和工作搭檔駕車沿著黃山市的公路網移動，走遍三區四縣，體驗考察當地的風物文化和商業時，他也在縱橫交錯的全國鐵路線網上不斷改變運動軌跡。對我們來說，他像一個稍縱即逝的信號，難以正面捕捉，偶爾截獲住他，他給的也只有兩三天時間，隨后又立刻溜走了。

2020年5月中旬，我們抓住了一個機會，和左靖一起前往位于黃山市徽州區的西溪南村考察。結束行程后，我們一行四人踏上回程，準備在晚飯前趕回碧山。

那是一個好天氣的初夏傍晚，太陽雖然正在緩慢西沉，陽光的毒辣卻不減，金色的光透過擋風玻璃照進來，照得車里每個人昏沉沉的。左靖坐在副駕駛座，雙手舉著手機，湊在臉前，認真地讀著什么，近視眼鏡扶在額頭上。我開著車，車里十分安靜，只有發動機和車輪摩擦地面的聲響在空氣中傳播，像白噪音，催眠著坐在后座的另外二人。

過了不知多久，左靖突然放低手機，把眼鏡推回鼻梁上，打破沉默開口說道：“我們來斗歌吧。”后座二人頓時也來了興致，清醒過來，各自打開手機翻歌單。我提醒他們車內的音響無法和手機連接，左靖表示沒關系，就用手機外放，他們三人便煞有介事地輪流斗起了歌。手機外放的效果很差，但氣氛不錯，其中一人在放歌時，另外兩人就努力地埋頭找歌，好像這之后真的會有一個勝者從他們中間誕生似的。

斗過幾首歌后，左靖說他接下來要放一首五條人的歌。“我最喜歡的他們的一首歌。”我們用催促他趕緊放歌的行為表示歡迎。他點擊播放，手機里傳出《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西》的前奏，接在手風琴和吉他之后的，是阿茂的聲音：

十年水流東啊

十年水流西

少流幾年行不行呢

連鬼都不知道

“這首歌他們在碧山豐年慶的時候唱過。每次聽到這首歌，我就會想起那段日子。”左靖說完，便好像下潛到他的回憶里去了，不再開口。此刻，太陽已經完全西沉，天邊浮著一抹煙青色的云，車內和車外都在迅速滑入黑暗。在五條人的音樂里，我們沉默著向碧山駛去。

原標題：《在碧山，知識分子要與鄉村發生關系 | 郭婧雅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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