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8年高考錄取工作即將結束，錄取通知書或許已到考生手中，或許還在路上。這個暑假，每個高考考生都會憧憬自己的大學生活。今天開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會陸續刊發一組南京大學教授的口述，這組口述選自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的《我的高考》一書，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南大教授們講述了自己的高考經歷以及他們的大學生活。

時代變遷，科技進步，大學生的視野更開闊了，綜合素質更高了。但無論什么時候，一位青年強烈的求職欲望不會改變，對專業刻苦鉆研的勁頭不應減弱。

今天刊發的是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考古與文物系教授賀云翱口述。

采訪時間：2016年9月30日；2016年10月16日

采訪地點：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小醫生”

我家在寶應縣農村，我從家鄉的初中學校升高中時很幸運，正好那年要求上高中要考試，如果搞推薦而不是考試，我就上不了，因為我家庭成分不好，伯父在中國香港，舅父在中國臺灣，“文革”中要排斥有“海外關系”的人。那年考高中，我的成績很好，考到了寶應縣中學——寶應最好的中學，我們生產隊屬于城郊公社，大多數人是進城郊中學讀高中，但由于那年實行考試選拔，縣、鎮里面的中學就也都可以報名。

寶應縣中學的老師大都來自很好的大學，如南京師范學院、北京師范學院等等。當時老師們對學生十分關愛，對學習的要求也很高。雖然那時學校也有批判老師的事情發生，但實際上師生關系很好。

讀高中時，當時都是推薦上大學，大家也就沒有參加高考這個想法，只想把學習搞好，完成學習任務，老師讓我們做什么我們就做什么。高中時我很幸運地做了班長，跟同學之間的關系比較好，對老師的了解也比較多，當時師生之間總體上是互相信任的。

我于1974年高中畢業，那時候跟現在不一樣，也沒有什么畢業聯歡，就是同學們互相寫一寫美好的告別語句。我們班上主要是城市的學生，縣城的學生畢業之后自然就會找工作，只有少數農村的學生，畢業之后就回家了。我是農村人，高中畢業后就回了農村——當時叫作“回鄉知青”。那時，我對未來也沒什么想法，就像其他農民一樣，跟著村里年紀大的人去除草、插秧，我那時候還學會了耕地。最苦的活是挑糞，挑一百米路左右就要放下來歇一歇，肩都磨破了，特別苦。我在農村什么苦都吃過，但我覺得別人能干的活我也能干。不過我真正做農民的時間很短，大概也就一年不到。農村對寶應縣中學畢業的學生還是很重視的，生產隊安排我做農業技術員，我學會了看各種農作物病蟲害，用鼻子能識別出幾乎所有的農藥品種，工作做得也很好。我還做過材料員，就是幫助參軍的人、回城知青等人做文字材料，也做過很短時間的小學代課老師。再后來，大隊干部又讓我去了本地的醫務站。

那時候農村有赤腳醫生，還有赤腳獸醫，我就是進入了這樣的工作崗位，一邊學習一邊做，當地的干部認為我做農技員非常認真，做農民也很認真，表現不錯，正好有一個去學習的名額，大隊領導就讓我去了泰州畜牧獸醫學校學習，學習時間是將近一年。那個學校的老師好多都是揚州農學院下放的，教學都非常好。那段時間，我比較系統地學習了畜牧獸醫系的各門課程，還有實踐課。學完之后，我回到了寶應，從事“赤腳獸醫”工作，期間多次獲獎勵。農民厚愛我這位“土獸醫”，那時我年齡小，個子不高，為牲畜治病，白天黑夜地隨叫隨到，他們親熱地叫我“小醫生”。

處一份道義，揚一種精神

大概到了1977年9月，社會上開始傳可能要恢復大學考試。不過我在鄉下，當時并不知道這個情況。我真正得到消息，已經是10月了。這個消息來自于我的一個高中老師，叫張貞慶，他是我高中時期寶應縣中學的高中教研室主任，也是我的班主任。我們寶應縣中學當時高中有十個班，我在一班，好像是被認為最好的班，我是班長，當時跟班主任老師感情很深，他待我像兒子一樣。我那時候才十幾歲，是農村學生，家里又窮，張老師對我特別愛護。他把高考的消息告訴給我的時候，我正在離縣城五六十里路的鄉下，給牛打防疫針。當時要防傳染病，所以組織了很多獸醫，一個大隊一個大隊地跑，去打防疫針。他當時通過一個人帶口信給我，說大學可以考試了，叫我趕快準備，我就非常快地趕回了縣城。到了縣城老師家，老師真的可以說像父親一樣，已經在他家廚房里面，給我做了一個板鋪，叫我不要回家了，就住在這兒復習。當時離考試的時間非常近了，只有不到一個月，這樣我就真的住了下來。當時他家里還有一個他的親戚，我倆一起復習。

復習考試的時候，也沒有太多資料，當時是張老師找來一些基本的資料讓我看。我是1974年高中畢業的，畢業三年之后教材也有一些變化。當時張老師找來的就是1977年的教材，比較新，我們的復習主要根據教材。我自己認為1977年參加高考的學生有一個特點，就是主要還是靠原來的知識積累，因為只有二三十天可以復習。復習的時候也稀里糊涂，就是翻翻教材，自己練練題目。張老師不讓我太辛苦，有時晚上還拉我去看電影。有時候我堅決不去，他說，不行，你今天一定要跟我去。我記得看過朝鮮電影《賣花姑娘》，還有國產電影《閃閃的紅星》，大都是革命戰爭題材的?？荚嚽耙惶焱砩纤€拉我去看《白毛女》，就是不讓我熬夜，不要太緊張。

我復習時的心態比較放松，也不算累。我覺得這也是寶應縣中學老師們的一種方式——如果你已經有了充分準備，就沒有必要在快考試的這段較短的時間里熬夜、過度緊張。那天我走進考場之前，也是張老師把我送到寶應縣中學的考點，告別時他對我說，你不要緊張，你是有把握的。在調整心態和復習的過程中，我覺得自己主要還是得益于張老師的幫助。

考試還是比較順利的，我覺得題目都比較熟悉。我們那時候考試和報志愿很有意思，一開始都不敢報好學校，所以我一開始報的都是什么高郵、鹽城的師范學校。后來張老師一看，說：不行，要么就南京大學，要么就北京大學，其他的你不要報。我就改報了南京大學。張老師前幾年去世了，我回家鄉專門參加追悼會，也寫了悼念文章，老師對我的知遇之恩真是太重了！復習考試是他告訴我的，最后選擇學校也是他給我決定的，后來也順利考上了。

后來是張老師先拿到我的錄取通知書，因為他當時在縣城里面，跟招生辦的人說好了，一拿到我的錄取通知書就立即給他。那天晚上很晚了，他蹬著自行車從城里騎車到鄉下，一到我家，就跟我和父母說“恭喜啊，恭喜啊”。考上之后縣城的廣播電臺專門對我做了一次訪談，采訪我作為一個農村青年是怎樣熱愛學習、又紅又專的，還是比較熱鬧的。因為是在農村，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比較糊涂，考試也好，考上也好，都沒有什么感覺。當時還沒認識到考上大學的重要性，考上了就考上了，也沒有怎么樣。家里雖然很高興，但也沒有像現在一樣請酒、吃飯，更沒有什么謝師宴，當然我還是上城里去了趟老師家里，當面感謝他。那個時候師生關系非常簡單，老師覺得你這個學生很優秀，他應該幫助你，不會索要一分錢，而且還貼錢幫助你，事后你也覺得應該感謝一下老師，就是這樣。師生關系大概就是“君子之交”，處的是一份道義。

進校以后，我所知道的從我們寶應縣考上來的，還有哲學系的童星老師，我們歷史系的陳仲丹老師。當時我們考得都不錯，童星老師當時還是江蘇省的文科“狀元”。當然，我是很榮幸地考進了南京大學。

我上大學之后沒多長時間，張老師也離開了教育崗位，去做了寶應縣司法局局長。地方上人都說他為人正派，是位優秀的局長。讀高中時，由于我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入共青團，高中十個班，其他的班長大都是共青團員，但是我不是，所以有時學校開干部會開到最后，說非團員干部退出，我和極少數人退出去，其他人會盯著我們看。那時候才十幾歲，心理承受能力還不強，這種情況對我是有打擊的，所以后來內心就特別渴望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尊嚴和互相尊重。但是張老師跟我說不用擔心，他一次次幫我去跑團縣委，一直到我快要高中畢業時，就是1974年5月4日，他終于幫我解決了這個問題，讓我加入了共青團。中學教育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我家里都是農村人，母親不識字，父親雖然識一些字，但是對高考、大學全無概念，所以我始終認為應該感謝張老師，還要感謝我的師母劉道慶，在我復習迎考的那段時間，她每天都做好吃的飯菜，我一輩子都忘不了他們的深厚恩情！

這才是青年，這才是青春

到南京大學報到的時候，我是從寶應縣坐長途汽車來的南京。我們畢竟是從農村來的，第一次到大城市感到什么都新鮮。那時候家里父母看我一個人來南京本來很不放心，但是后來發現完全不用。我們班主任朱寶琴老師對我們也特別關心！

宿舍八個人一間，一邊兩張床，上下鋪，上面四位，下面四位，是比較擁擠的。我們是二月份來的，剛剛過了春節，天氣還很冷。飲食相對比較簡單，但吃飽沒問題。我來自農村，家里經濟比較困難，后來學校發助學金，我拿的是班上最高的，應該是十八塊錢。那時候一半的錢用來吃飯，一半用來買書。當時經濟很困難，除了助學金之外，你吃飯時可以有免費的湯，有些菜也很便宜。我最喜歡買咖喱土豆，只要幾分錢，非常便宜，所以我大學畢業后很多年都不想再吃土豆，因為吃得太多了。如果你經濟條件好，有好的貴一些的菜；經濟條件不好，也有很便宜的菜，每個同學都能各取所需，應該都能吃飽。

那時候桌子特別大，同學們圍著這個大桌子坐，相互之間就能交流、討論問題。很多人坐在一起，比如對面坐了哲學系的，這邊坐了歷史系的，就可以邊吃邊討論，這樣一來，同學之間的交流也比較多。現在的食堂，一桌最多只有四個同學，好像學生更喜歡人少一點，我們那時候喜歡人多一點，喜歡熱鬧，可以一邊吃飯一邊說話交流。當時家里面很困難，印象中整個大學期間我好像都沒買過水果，沒有熱水瓶，穿的棉衣有打補丁的，鞋都是農村里面母親做的布鞋，沒有穿過什么皮鞋，這一類的東西那時候跟我沒有緣分。

那時學習氛圍特別好。晚上熄燈之后，在盥洗室、路燈下面、教學樓的臺階上，都有人就著燈光看書，早晨到處都是讀書聲。另外在食堂里面，吃飯時我們經常跟中文系、外語系還有其他系科的同學交流，談學術，關心國家。我現在看當時的日記都可以看到，“要為祖國的四化而奮斗?！薄耙旨t又專?！薄耙欣硐?，為國家貢獻青春。”這類東西在學校每個人身上都能感受到。那個時代“文革”剛剛結束，有這樣一個機會，能考上南京大學這樣的學校，這是時代對我們的眷顧，我們能不努力嗎？

我的英語底子很差，原來在中學學的是俄語，到大學才學英語，所以我借書以中文為主，英文書也借。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借得比較多的英文書，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這類，那時候我們借了是想自己翻譯的，翻譯之后還能去發表。印象中，我在湖北的一個雜志上發了第一篇翻譯文章，是談早期人類考古學問題，具體是關于尼安德特人的。不過主要還是看中文書。那時候沒有電腦，都是手工查詢，一張一張卡片地找。當時讀書大概分兩類，一類是近現代學者寫的書，東西方的都看，比較雜，讀的量也大；還有一類是古籍文獻、考古報告等原始資料。那時為了多讀書，寒、暑假盡量不回家，就在學校學習，最自由的狀態下讀書效果最好，我現在還是這樣要求學生。

圖書館館藏英文文獻是舊的比較多一些，我當時看到的一本Industry Archaeology，《工業考古學》，算是比較新的，像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an這樣的新書，其實是不多的。我當時看的書主要是文科方面的，理工科的書也會去翻翻，比我們文科的更先進、更新一點。早期我基本上沒接觸過系圖書館，都是在學校圖書館借。那時候借書上限比較多，開始時可借的書少，后來好像一次可以借十本左右，每一次我們都借盡量足，一次性背回去，這樣可以把一個專題的一批書同時借出來，比較方便閱讀。比如說，我們會就一個課程論文或者自己感興趣的一個專題，或者對某一類文物，或者某一個課程老師布置的任務，集中地借一批書來讀，自己要做研究，經常寫些讀后感。

我們進校的時候還沒有細分專業，就是歷史系，一開始也是上歷史學的公共課——世界史、中國史、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古代漢語等，這都是要上的。上了半年不到，系里面就給我們開會，意思是要分專業，歷史學和考古。我當時選了考古學，我們班里一開始好像有十三個人選了考古學，后來有一個退出去了，好像是肖朗同學，后來他去研究世界史了。

歷史系每年學生總數大概四十人，當時我們考古學是十二個人。這樣我們從一年級下半學期開始就學考古學專業課了，課開設得很細。因為專業課開得早，大四也不會為找工作、考研而煩惱，我們的知識也比較系統。當時全校的課可以通選，我還選修過美學、心理學，選過地理系的地貌學、第四紀地質學、城市歷史。當時理科的課我們也選，而且都是修學分的，跟他們一起到田野去考察，一起去做理科的課程論文等等。當時就是想建構一個更好的知識結構，打好專業基礎。

七七級學生進校的時候，都比較自覺地有一種自我期待，然后奔著這種理想不斷調整計劃和興趣，不斷補充知識，大量閱讀，一邊讀書一邊做讀書筆記，也會經常自我探討或者寫一些小論文。那時候我們會從一年級開始自己設計未來，寫學術規劃——我將來究竟要在哪一個專業方面做研究，我究竟要架構一個什么樣的知識結構，我的學術理想是什么。在那時的日記里還能看到我的學習計劃：應該讀什么書，補充什么知識，選哪個系的什么課，會有一個自我建構。在后來的知識增長中及對社會的了解中也會做一些計劃調整，再補充相關知識，還會對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進行自我批評?，F在我們教本科生，我也會問四年級的學生，你們的學習一開始有沒有做過學術規劃？有沒有樹立什么學術理想？對未來的發展怎么計劃和去實施？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人這么跟我談過，是不是他們保密，還是沒有做過？

我們班上年齡最大的同學近四十歲，最小的還不到二十歲，所以那個時候開玩笑，年紀最小的叫年紀最大的同學“爸爸”。同學們在一起的氣氛非常融洽，每個人都很有個性，有的人還自己寫詩，像周曉陸老師，我們現在還在歷史學院一起工作。曉陸老師有各種各樣的愛好，他當時翻譯過屈原的詩，非常有見解，才華都展現了出來，他在生活上也給過我幫助，近年來他還出版了自己的詩集，還有張敏老師，他記憶力特別好，后來他做了江蘇省考古研究所所長，現在也經常來給我們的學生講課。系里的老師也經常和我們在一起，組織交流，跟我們座談。我們從二年級——1979年開始出去實習，一實習就是幾個月。第一次考古發掘實習去的是南通海安青墩遺址，后來學古建筑到蘇州去實習。蔣贊初先生給我們講南京歷史的時候，我們就在南京地區實習。秦浩老師還帶我們到鄭州、洛陽、西安實習過，本科期間在湖北荊州、武漢，特別是在鄂州也有大量的田野實習。

我們那時候田野實習中喜歡寫詩，謳歌這樣的考古生活，每到一個地方就寫詩去歌頌，贊美當地的民俗風情文化和自然山水。當時都覺得世界的一切是那么美好，學習是那么地快樂，未來是那么地美麗，心里充滿了激情，感覺到一定要學好，一定要為國家做貢獻。我現在看當時寫的詩，都為那時青年大學生的昂揚風氣感動，歌唱祖國，歌唱美好的生活，向往未來，這才是青年，這才是青春。

我當時在學生會工作，學生會有學習部、生活部、宣傳部等等，我當時是在宣傳部。我和我們宣傳部部長冒榮——后來做過學校高教研究所所長，我們在一起辦黑板報，那個黑板報看的人非常非常多，甚至每次新的黑板報一出來，看的人擠滿道路，其他人連走路都很困難，黑板報前圍的全是人，因為當時也沒有其他的宣傳手段。我也是黑板報主要的工作人員，會寫稿子、會在部長安排下開展工作，就為大家做些事情。當時的學生會同事還有我的好友周同科，中文系七八級的，他后來成為南大教授、書法家。當時同學們會積極投稿，我們要選擇、修改，所以我那時候就比較喜歡做編輯，畢業后就一直喜歡做編輯，辦刊物。當然我自己也會寫小文章，大概寫過幾百篇東西，用過幾十個化名。那時候學生參與學校活動的熱情很高，對服務公共事業，對活用知識，這些意識是非常強的。

學校也很重視學生工作，當時的校長是匡亞明，書記是章德，他們當時在學校里還組織過一些集體活動，這些活動對學生的影響也非常大。我們進學校學生會就像應聘一樣，大家也是各個院系來的。我剛到學生會的時候，上面還有工農兵大學生。工農兵大學生也很好，比我們成熟，會主動跟我們交流，寒暑假回家還會帶一些好吃的來和我們分享，大家也會經常討論問題，學校有什么任務，我們會合作，分頭去做——組織演講、辦黑板報、辦文學雜志、給學校報紙或廣播站投文章、組織學生的各種聯歡活動。學生會有各個部門，不同部門負責不同的工作。總體來講那時候大家對做這類事情都很嚴肅，都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同學們參與的積極性也很高。我們那時候辦黑板報，經常需要找粉筆字寫得特別好的、做事情特別認真的同學來抄寫。我們每次邀請，就會有許多人來報名，氣氛很好。

到了1980年代解放思想的時候，一是學校里有大的報告會，會請一些著名學者來給我們作報告，有時在階梯教室，有時在學校的小禮堂，聽的人特別多，有時候許多人沒座位就站著聽，教室里站滿了就站窗外聽。這個我的印象比較深，那時候學校經常會請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校的學者，當然也有本校的學者來作報告，他們的思想都很活躍，會談一些國際國內形勢，也會對當時中國的形勢作一些剖析，更多的是作科學問題的報告，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等，我們都喜歡去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我印象很深的有地理學家陳正祥的報告、天文學家戴文賽的報告、化學家溫元凱的報告等。如溫元凱先生是南京大學化學系畢業的，當時在中國科技大學工作，他的報告既講學術問題，也談學習和研究方法，真的很生動，讓人深受教益。二是系里會組織一些思想學習活動，比如讀報紙，談體會。還有一類就是同學們相互討論，自己看書，交流讀書經驗。那時候我們特別喜歡看報紙，經常讀《參考消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讀了之后就交流，還會自己寫文章。我那時候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過文章，就是寫“解放思想”“報效祖國”之類的。

那時候我們跟老師聯系比較密切，我覺得這從某個角度來講也是一種思想的解放。那時候大家常常談論的，一是國家的思想解放，還有就是要求學生做“新人”。我那時候還會收集資料，帶著問題跑到老師家里去請教，我記得自己找過南京工學院的劉敘杰老師，在他家求教城市考古與城市文化問題；到南京師范學院就是今天的南京師范大學的地理學家、我國人文地理學的鼻祖李旭旦先生家，他家就在南園八舍對面的一個院子里，我去求教歷史文化地理學問題。那時候學生在課堂上或者課外登門向老師討教，是很普遍的事情?，F在不要說本科生，連研究生都很少主動跟老師聯系，來討教、交流，都要老師主動找他（她）們了。

那時候學校不時會在小禮堂放一些電影，也很便宜，票價就幾分錢，一毛錢。我們會到小禮堂去看一些英文原版電影，或者一些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學校里放的電影，一般內容還比較嚴肅，多數都是以重大事件為題材或者著名演員演的。給我留下印象比較深的就是那個外國拍的關于二戰的電影，場面非常宏大。

當時非常流行傷痕文學，我們也特別喜歡看。這樣的作品在圖書館能借到，同學之間也會傳，比如你買了一本，你看完我看。當時給我很深印象的就是《第二次握手》，那個小說在學生中間特別流行，那是一個關于科學家凄美的愛情故事，體現了人的那種純潔、堅守的精神。我們剛入學的時候，這個小說已經流行了，據說之前是手抄本，但我們看到的時候已經是正式出版物。另外當時一些傷痕文學的詩文，像北島，舒婷的詩，也特別流行。我們自己也寫類似的作品，那時候學校里有一本文學雜志，就發表了我的散文《姐姐》。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不僅讀，很多學生都寫作，寫詩、寫散文、寫小說。

那時候寫作主要還是反思“文革”，因為1977年、1978年進校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是經過“文革”的，除了少數的高中應屆畢業生可能受“文革”影響不深。他們本人，他們的家庭，他們的長輩，其實多少都受到“文革”的沖擊。到學校之后思想解放了，加上受到社會上傷痕文學的影響，很多同學都是發自于內心地寫這些小說、散文、詩歌。我們的黑板報經常發表這一類作品，同學們也很喜歡看。

南京大學在我的印象中，整個氣氛都非?；钴S，那時候匡校長還組織舞會——雖然我沒有參加，是聽同學說的——當時是很新鮮的。我們的校長都組織舞會，就說明大家思想還是很開放的。那時候除了做課程實習，我們出校門的次數不是太多，偶爾出去看看電影、出去轉轉。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從學校出去，從南園宿舍那邊走到新街口，一路上有不少老字號，現在大多都被拆掉了。還有我們班組織同學去登紫金山，爬到紫金山上面就獎勵兩個蘋果，我們從不同的路線朝上登攀，天沒怎么亮就出發了，不管有沒有蘋果都很開心。

歲月崢嶸，幸而與理想同行

那時候大學畢業生因為實行分配制，基本上在畢業之前就有單位來預先要人。像我們考古、歷史專業的同學，會有一個單子給你，上面是要人的單位——有北京的機構或者某個省的重要機構，這些機構有政府的，有研究機構的，也有新聞出版的，也有學校，我們更多的是挑選博物館、考古機構，大家基本都是奔著自己的專業理想選擇單位，選擇空間很大。

一開始學校團委希望我能留下來，但我沒有這個想法，因為我更希望做與專業方向相關的工作。正好南京博物院來洽談——當時是雙選——他們也點了我的名，希望我到南京博物院工作。那時候考研對我們來說意義不是很大，而且我來自農村，對于出國、考研好像一點沒有什么概念，比較懵懂就覺得有一個非常好的專業崗位要我，那我就去。因此，我就到了南京博物院。在我們二年級考古實習的時候，南京博物院的專家們帶過我們，我們跟他們在一起好幾個月，相處得感情很好，老師也了解我們。學習期間我還去博物院向老師們求教過問題。南京博物院當時的考古部主任紀仲慶先生，直接跟我講“小賀到我這來吧”。我們還沒畢業，他就來要我們了，我們也很樂意到他們手下去工作。

當時同班有五位同學一起選了南京博物院，因為都想做專業工作，有的選了安徽省博物館，也有同學出國深造了。

那時候大學畢業生不存在就業壓力，選擇的空間很大，是自由選擇制，選擇自己滿意的單位。

2002年我又回到母校做老師，開始創辦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等，一邊教學，一邊做自己認為對國家有意義并且還感興趣的研究工作，這些年我和研究所的同志承擔過全國數百個課題，還應邀為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課，自我感覺是盡心盡力，做得也真的開心。

一路走來，盡管非常辛苦，但是實現了自己的理想。本科時期我就有這個理想，就是為了學術事業，為了國家，我能夠盡自己的力量。

能夠實現這個理想，我感覺很幸福。

如果說有那么一點遺憾的話，就是我那時候考研，如果不是調檔遇到了麻煩，就能被北京大學錄取——宿白先生也是一位國內外都很知名的教授——內心認為也許我今天在學術上還可以做得更好一些。這是我唯一的一點遺憾。

我從跟其他同學的交流中，知道很多同學是有理想的。我覺得在大學里邊有沒有理想，能不能把自己的命運跟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命運結合起來，是很重要的。盡管今天聽起來比較高大上，但是那時候——我現在翻開當時的日記——就是這樣想的，后來也是這樣做的。畢業之后在生活中會遇到各種麻煩、困難，比如被人嫉妒、被人打擊，遇到不公平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放棄，為理想要一直執著堅守，畢竟你不是只為自己，你有遠大的事業追求，這樣內心才能經受得住挫折，才有力量愿意一直向前走，才有幸福感。

七七、七八級學生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他們不用像今天這樣，承受那么大的就業壓力?，F在我看到研究生，甚至包括博士生，居然為了工作如此費心，到處去找單位，到處去參加招聘考試，甚至放棄了課程去考試?，F在的不少優秀學生不能潛心學術，這讓我很痛心也很遺憾。我們那時候不存在這種問題，因為單位很多，可以隨便挑，所以那個時候，就會比較容易把自己的理想跟需要的崗位結合起來。今天的學生，很難找到一個實現理想的平臺。所以在這個背景下，我認為我們是占了便宜的，或者說是擁有了比較好的社會資源。有這種社會需求，正好也有選擇的機會和條件，兩者很容易結合。

所以要分開來看，一方面要看到七七、七八級學生的這種優點，他們的奮斗精神和他們的理想主義情懷；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他們處于特殊的社會背景下——已經將近十年沒有考大學——他們出來的時候，社會對他們的期待，對他們的渴求，社會給他們提供的各種條件，是非常豐厚的。當時有個玩笑話，說七七、七八級的學生畢業之后非常吃香，會有好多人來找他們談對象，條件非常優厚的一些女孩子的父母會找來，“哎呀，我的女兒嫁給你吧”。那個時候的大學生，本身就受到社會的優待和歡迎，這種期許是社會給我們的，我們要對得起社會，而今天的大學生數量多，競爭激烈。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看到，完全說是因為他們有優勢，所以他們做出了成就，我覺得這并不實事求是?！皶r勢造英雄”，大概有這層意思吧。

關于高考，我有兩點感悟。第一是中國的人才選拔，目前也只能通過高考。如果沒有高考，我們很難把優秀的學生選拔進高校。因為中國這種人情社會，如果沒有高考這道門檻，也許會把我們搞砸掉，會讓優秀的人上不了大學。什么時候我們這個社會不是講人情而是講公平競爭，講法規，不用人情來運轉了，大學辦得也都很優秀，大家都能夠公正地自由擇校，也許就不需要高考了，所以我們需要辦更多高質量的大學。但是就今天看來，高考還是唯一的方式。第二點，由于高考是讓學生進行高校選擇、專業選擇的唯一機會，所以會帶來大家只會為高考而高考的問題，這又是一個很悲劇的事情。七七級、七八級的學生，在得到消息之前，不知道有高考，我們也沒想過會去參加高考，那我們其實就是平時自己看書學習，家里沒有書，就到別處去借，星期天會到公共圖書館去借書看。那個時候就是喜歡看書，沒有功利性，也沒有目的性，單純喜歡。今天的初、高中生好像讀書就是為了高考，這樣一來，由于過分強調功利性，可能給了我們學生一種暗示，認為我進了大學了，好像我就達到目的了。這種心態會損害自我的興趣，以及不利于自我理想精神的培育。

所以我覺得，第一，高考這個形式，目前仍然是相對最公平的選拔機制；第二，高考中間存在的過分功利化的現象，對學生的理想主義、自我興趣培養、自我獨特才華的發揮是一種損害，這一點確實是存在的。這是很遺憾的，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

賀云翱簡介

賀云翱，江蘇揚州人，1956年12月生，1977年考入南京大學歷史系?，F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考古與文物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南京大學南京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大眾考古》月刊主編。兼任中國考古學會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考古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考古學會公共考古專家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江蘇省古陶瓷研究會會長等。

（本文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為“時代成就了我們”。本文刊發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