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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水平的空前提升以及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新技術、新發明不斷出現，以至于讓人有了司空見慣的感覺。這20多年里，從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技術的不斷改進，到移動通信對商業模式的創新，以及近兩年火熱的電動汽車及其帶來的自動駕駛構想等等，我們的周圍似乎到處都在發生著技術進步。

從投資的視角來看，這些或大或小的創投項目，在經過市場的檢驗后，有的已成長為新一代的行業巨頭，也有的最終走向了消亡。盡管其中成敗的原因相當復雜，但不難發現，那些成功的技術創新項目，往往因其對社會的影響更廣泛更重大，而被市場認可從而取得巨大成功。這類創新因其全面且具有革命性的技術突破，被經濟學家稱為通用技術，即general-purpose technologies（GPTs）。

通用技術對經濟中的多個行業和部門都能產生影響，具有推動經濟大幅增長的潛力，它們或能實現新的生產方式，或能提升部門現有的生產效率。在歷史上，像蒸汽機、交流電這樣的通用技術，其直接和間接的發展，對工業化的生產方式乃至城市和社會的組織形式，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下當紅的某人工智能企業，更是把GPT三個字母直接嵌入了產品名之中。無論其最終的走向如何，它都顯示了創投界對通用技術的重視程度。這再次提醒我們：熊彼特所說的，基于企業家精神的“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對持續經濟增長的關鍵意義。

通用技術與經濟思想

《告別施舍》的作者、經濟史學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有個“暴論”在中文世界廣為人知：“人類史上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前開始的工業革命。”提及工業革命，人們首先會想到以蒸汽機為代表的若干通用技術。盡管如此，通用技術的重要性卻并非立即被人們所認知。

《告別施舍：世界經濟簡史》，格里高利·克拉克 著，洪世民 譯，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版

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前期，經濟學家們認為，儲蓄水平和資本積累率才是取得繁榮的基礎，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決定了其增長率。到了20世紀中期，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命名的“索洛模型”（Solow model），對這種觀念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即由于邊際收益遞減的原因——資本的各項用途最終都會耗盡——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將會隨著其資本投資規模的擴張而放緩，所以較富裕的國家增長較慢，而較貧窮的國家增速較快并最終迎頭趕上。

索洛模型能有效地解釋二戰后德國、日本等后發工業國的快速增長。但尷尬的是，戰后的歷史表明，很多貧窮國家的經濟，似乎從未見起色；而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則在戰后仍能取得快速增長。此外，也有很多國家的儲蓄率雖然比美國高，但并沒有取得像樣的經濟增長。更尷尬的是，隨著統計技術和可得數據的提升，人們發現，比較各國的增長差異時，大部分增長是由模型中所謂的“索洛殘差”驅動的，比如勞動力和資本的增長。至此，人們逐漸認識到技術進步和制度對經濟增長的根本性影響。

技術進步本身并不必然驅動GDP的增長，因為它需要轉化為市場認可的產品。比如，直到不斷印出質量良好的書籍并在市場上大量銷售，古騰堡印刷技術的全部潛力才得以釋放。從這個意義上說，創新的受益者并不總是發明人，而創新與回報周期的錯位，正是各種風投資本和企業家博弈的市場。

技術創新的兩面性

美國作家威爾·羅杰斯（Will Rogers）也有過一個調侃式的“暴論”：“創世以來，人類有三個偉大的發明：火、輪子、中央銀行。”雖然他本意是說貨幣對人類的重要意義，但用火這件事，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人類第一種最重要的通用技術，比如取暖、烹飪、金屬冶煉等等，它為人類開發工具、種植莊稼、改善營養攝入等發揮了關鍵作用。汽車、火車是通用技術創新的另一個例子，運輸效率的突飛猛進不僅讓人們可以旅行得更遠，它們本身也創造了一系列新的產業和就業崗位，甚至更新了幾千年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

像化石燃料這樣的通用技術，雖然人們至今難以完全定論，但其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卻已實實在在地促使很多國家在尋找替代，以ESG為代表的資本市場新模式也正在形成。同樣，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廣泛采用，為電子商務、數字媒體和移動應用程序創造了新市場和新就業，但社交媒體同時也給文化和集體心理帶來了新挑戰。

另外，在審美意義上，也有人覺得一封精心撰寫的情書像是一件觸手可及的藝術品；而當人工智能可以在幾秒鐘內生成數千張圖片時，一些手工藝術品就變得非常廉價。從情緒價值的角度來看，這種失落感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不要忘記，技術創新也會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比如，如果沒有電吉他，就不會有后來的搖滾樂，也不會有可供上萬人同時聆聽的大型演唱/演奏。

通用技術與企業家精神

雖然通用技術對長期增長有著舉足輕重的驅動作用，但很顯然它的產生往往不是靈光乍現的憑空創造，而依賴于一系列局部創新和制度環境，以及一個逐漸發展整合的過程。如果沒有中世紀行會學徒們精巧的首飾加工技術，就不可能制造出精密的機械鐘表，古騰堡的印刷機也就沒有技術基礎；同樣，如果沒有一個個互聯網技術的局部創新和芯片制造技術的積累，人工智能技術也就無從談起。

這里的不同之處在于，那些旨在解決局部問題的專用技術創新，往往周期短、影響范圍有限、創新風險相對小，而有能力改變多個行業的通用技術往往發展緩慢，更重要的是，它在一開始出現的時候，不像專用技術那樣有確切的應用前景，其研發前景充滿了巨大的不確定性，其創業風險也不是小規模投資可以覆蓋的，需要大量的風投資本和好幾代企業家持續的投入。而企業家精神賴以形成的基礎，恰恰是一個社會對錯誤和失敗的寬容度有足夠的容量，以及可靠的私有產權保障制度。

企業家并非天生的賭徒。即使是大航海時代那些以命相搏的探險家，也需要手持國君的特權許可狀，因為那是事后收益的保障。很難想象，一個探險成果隨時可能被各種蘇丹掠奪而走的奧斯曼商人有意愿去開拓未知的商業世界。

同樣，即使擁有數量眾多的局部技術創新，如果其社會和市場參與者無法進行低成本的廣泛互動合作，而是在物理和心理上充滿了偏見、壁壘，那么對于通用技術創新所必須的整合碰撞而言也是不可想象的。西班牙人科爾特斯到達墨西哥的時候發現，很多印第安族群仍停留在刀耕火種的部落時代，其中之巨大差距，除了賈雷德·戴蒙德說的“東西/南北大陸軸線”的客觀影響以外，印第安部落因為血緣身份等習俗，導致彼此之間缺少大規模跨區合作導致的認知內卷，恐怕也是可供思考的解釋項之一。

通用技術創新的機遇與挑戰

從歷史上看，增長的停滯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不僅僅是企業的問題。長期的發展停滯，往往造成政治風險以及對制度信任的削弱。在當下的后疫情時代，世界經濟再次面臨增長放緩乃至衰退的威脅，雖然歷史從不重復自己的劇本，但人們仍有必要再次認識到，真正驅動創新式增長對擺脫存量博弈的重要意義。

重視通用技術并不意味著對局部創新的輕視，恰恰相反，各種看起來并不顯眼的局部創新和改良，正是促成重要的通用技術成功創新的基礎。這些分散的、并非事先可計劃的知識積累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它既不是憑借個別天才發揮可以一蹴而就，也并非完全按照事先預期的那樣可以完美規訓——技術從來不是完美中立的，總是伴隨著不可預知的風險。但重要的是我們擁有很多的后見之明——我們不知道何以一定成功，卻知道創新是如何失敗的，而創新從來都是一系列軟實力的體現，它事關開放、包容、產權、傳承、教育等方方面面，而如何理性地擁抱創新和挑戰，是文明的應有之義。

（作者何坤為農業投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