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地中海史教授、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大衛·阿布拉菲亞（David Abulafia）撰寫的專著《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在英國出版并引起廣泛的關注。它被認為是第一部完整敘述地中海歷史的著作，從腓尼基人和特洛伊人的時代一直寫到現代旅游業的出現。

在此之前，研究地中海史最經典的作品當數法國歷史學家、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布羅代爾在1949年出版的名著《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區》。布羅代爾提出了著名的“長時段”理論，地理環境被認為對地中海海域內發生的事情具有決定性作用，而政治、戰爭等人類活動的影響則退居其次。

在《偉大的海》中，大衛·阿布拉菲亞認為，在對地中海史的塑造方面，人類的影響力要遠比布羅代爾所認為的更大。大衛·阿布拉菲亞寫道：“布羅代爾方法的核心假設是‘所有的改變都是緩慢的’，且‘人受制于自己無法掌控的命運’。本書在這兩方面均持相反觀點。布羅代爾呈現給我們的可以被稱為地中海的橫向歷史，它主要研究該地區在特定時期的特征；而本書則試圖呈現地中海的縱向歷史，強調其隨著時間流逝而不斷發生改變。”

近日，《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中譯本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2018年7月），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發表大衛·阿布拉菲亞撰寫的導言全文。

在英語和羅曼語中，以“陸地之間”的海而著稱的地中海已經被冠以多種稱呼：羅馬人將其稱為“我們的海”（Our Sea），土耳其人將其稱為“白海”（Akdeniz），猶太人將其稱為“偉大的海”（Great Sea），日耳曼人將其稱為“中部之海”（Mittelmeer），而古代埃及人則令人疑惑地將其稱為“偉大的綠色”（Great Green）。當代作家進一步擴充了關于其名稱的表示，賦予了它很多綽號，如“內海”（Inner Sea）、“環形之海”（Encircled Sea）、“友好之海”（Friendly Sea）、多元宗教的“信仰之海”（Faithful Sea）、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苦澀之海”（Bitter Sea）、因與鄰近地區互通有無而微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的“被腐蝕的海”，以及像一塊真正的大陸一樣在具有精確邊緣的空間內包含了不同民族、文化和經濟體的“液態大陸”（Liquid Continent）。因此，有必要在本書開篇對地中海的范圍進行限定。自古代以降，黑海沿岸的谷物、奴隸、毛皮以及水果就源源不斷地被運至地中海，但黑海是被地中海商人滲透的海，其居民并沒有參與地中海的政治、經濟和宗教變遷。其與巴爾干半島、歐亞大草原、高加索地區的來往穿越了陸地，黑海沿海因此形成了前景與特征與地中海不同的多種文明。而對于亞得里亞海的居民而言，事實則并非如此，因為在斯皮納（Spina）的伊特魯里亞人和希臘人、中世紀與早期近代的威尼斯人與拉古薩人（Ragusans），以及生活時間更接近當代的的里雅斯特（Trieste）商人的影響下，他們積極地參與了地中海的貿易、政治活動及宗教生活。本書中，地中海的邊界首先是其自然邊界，然后是人為的邊界。這些邊界線位于直布羅陀海峽；也位于達達尼爾海峽——由于達達尼爾海峽起到連接黑海與“白海”的作用，書中的描述偶爾也會涉及君士坦丁堡；還在亞歷山大城至加沙和雅法的沿岸地區。在本書中，地中海的范圍還包括地中海沿岸及海上的港口城市，特別是那些不同文化發生碰撞與融合的港口城市，如里窩那、士麥那及的里雅斯特等。一些島嶼，主要是那些當地居民放眼島外的島嶼，也是本書的描寫對象，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本書中對科西嘉人（Corsicans）的描述要少于對馬耳他人（Maltese）的描述。

英文版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與其他作者提供的關于地中海的視域相比，本書的視域可能相對狹窄，但它確實統一性更強。很多已出版的關于地中海的歷史書籍的主題都是環地中海的陸地史，很自然，它們關注的更多是陸地間的相互影響。其中兩部著述具有很強代表性。佩里格林?霍爾登（Peregrine Horden）與尼古拉?柏塞爾（Nicholas Purcell）2000年出版的巨作《被腐蝕的海》（Corrupting Sea）包含很多與地中海周邊土地的農業史有關的觀點，認為地中海史應該至少涉及近海十英里的陸地。他們闡述了地中海交通的一些基本方面：聯系不同點之間的“通性”，以及當緊縮發生之時這種通性的“驟減性”。他們關注的基本是陸地上發生的事件而非海面上發生的事件。另一本是在眾多地中海史學家間極負盛名的費爾南?布羅代爾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時代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該書于1949年首次出版，是20世紀最具創新性和影響力的著作之一。自20世紀50年代起，布羅代爾就引領了大批學者關注其所選時代的地中海史研究，還引領了一些學者關注更早或更晚時期的地中海史。在他的影響下，還有很多學者已經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將研究拓展到了亞得里亞海及其他海域。之后，他成為深受尊敬的法國年鑒學派的領軍人物，贏得很多榮譽，并在其于巴黎高等研究應用學院創立的神秘“第六部”擔任高職。但其思想的發展十分緩慢。一些法國文人，如受人尊敬的詩人、散文家保羅?瓦萊里（Paul Valery，1945年逝世）對分布在法國、西班牙、意大利本土的沿海地區及法國在北非和中東的殖民地的“地中海文明”很是癡迷，認為存在“地中海文明”的觀點在這三個國家的國民間十分流行。布羅代爾的書是他在法國、阿爾及利亞、巴西及德國戰俘營中長久深思后的產物，其間，布羅代爾的文化探索之旅開始于對過往政治關系（許多法國歷史學家仍對這一話題抱有興趣）的深入研究，途中經過了瓦萊里所提出的地中海文化認同，以寫出上述從地理環境出發認識歷史的著作作為終點。就地中海的整體歷史（而不只是16世紀的地中海）而言，布羅代爾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對位于地中海邊緣地區的社會如何相互影響的問題，他給出了一個新穎且令人激動的回答。布羅代爾方法的核心假設是“所有的改變都是緩慢的”，且“人受制于自己無法掌控的命運”。本書在這兩方面均持相反觀點。布羅代爾呈現給我們的可以被稱為地中海的橫向歷史，它主要研究該地區在特定時期的特征；而本書則試圖呈現地中海的縱向歷史，強調其隨著時間流逝而不斷發生改變。

總體上，布羅代爾對政治史，即可被理解為“歷史事件”（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東西多少持輕視的態度。地中海的地理環境被認為對于整個海域內發生的事具有決定性作用。他在著作中將政治與戰爭置于接近結尾之處，而把重心放在其他部分，即環地中海地區的地形地貌，以及地中海本身的重要特征，也就是有助于人們決定海上航行路線的季風、洋流等自然因素。事實上，布羅代爾所描述的地中海已經遠遠超出地中海本身，它包括所有那些經濟生活受制于地中海的陸地：在書中多處，他都成功地將克拉科夫（Cracow）和馬德拉群島（Madeira）納入了探討的范圍。受他啟發，約翰?普萊爾（John Pryor）將重點放在了季風與洋流帶來的局限性上。普萊爾認為中世紀與早期現代的航海家很難在北非沿岸航行，強調在春秋兩季間通航的重要性，因為這段時間的順風有助于海上航行。與此相反，霍爾登與柏塞爾則認為，在季風和洋流不那么樂觀，但在貿易和政治上有利可圖之時，水手們會準備開辟新的航線。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力造成的困難可以憑借技巧與機敏來克服。

當然，對于地中海的自然特征我們也不能視而不見。地中海所擁有的一些特征均源自其內海性質。在久遠的地質時期，它是完全封閉的；然后在一千二百萬至五百萬年前，水的蒸發達到了極限，地中海盆地變成了一個深空的沙漠；而后，這個盆地被大西洋的海水沖破，一般認為它在不久之后就裝滿了水。由于河流水系向地中海注水的速度遠遠不及海水的蒸發速度。這種情況的發生并不令人驚奇，要知道當時的一些河流流量極少，它們包括西西里島和撒丁島上的一些小河細流，以及久負盛名但算不上大河的臺伯河與阿爾諾河（酷暑時分，阿爾諾河在流經佛羅倫薩之前只是一支涓涓細流）。事實上，也有一些大河匯入地中海，如尼羅河、波河及羅訥河。在歐洲的河流中，多瑙河與俄羅斯的河流體系也為地中海提供了間接補給。黑海從大陸深處的幾個大河水系引入水流，如此一來黑海就擁有了大量未經蒸發的水流，它們形成的急流經伊斯坦布爾流入了愛琴海的東北部。但這僅能補充地中海損失水分的百分之四，地中海海水的主要補充來源是大西洋，它可以向地中海穩定地注入冰冷的海水，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平衡地中海向外流出的水量。由于蒸發作用，從地中海流出的海水更咸也更重，流入的水因此浮在了流出的水的上面。地中海兩端都開放的事實對其海洋屬性的保留至關重要。另一個開放的通道是蘇伊士運河，盡管由于河道極為狹窄，蘇伊士運河對地中海的影響十分有限，但它為地中海帶來了生長于紅海與印度洋的魚類。

從大西洋注入地中海的洋流阻止了中世紀的航海者經常性地由直布羅陀海峽出行，但這并未阻止維京人、十字軍及其他人進入地中海。主要的洋流自直布羅陀海峽沿非洲海岸東行，呈環狀繞行以色列、黎巴嫩及塞浦路斯，而后環繞愛琴海、亞得里亞海、第勒尼安海，最終沿法國與西班牙海岸返回赫拉克勒斯石柱（Pillars of Hercules）。至少在槳與帆的時代，這些洋流是一種重要的動力，可以使船只在地中海上的航行更順利。甚至有證據證明，即使在多風的時節，人們也可以利用洋流往返于地中海上。這一地區氣候體系的運動傾向為自西向東，故而巴塞羅那與比薩之間各港口的船只在春季可以利用季風向撒丁島、西西里島和黎凡特（Levant）航行。但在冬季，西地中海主要受北大西洋天氣系統的影響；在夏季，它則受到停留在亞速爾群島（Azores）上方的大西洋副熱帶高壓影響。將冷空氣帶入普羅旺斯(Provence)谷底的密史脫拉風(mistral)構成了冬季潮濕多風的氣候的典型特征，但與之類似的還有意大利和克羅地亞的布拉風（bora）或屈拉蒙塔那風（tramontana）。約翰?普萊爾指出，普羅旺斯近岸之所以被稱為“獅子灣”，是因為密史脫拉風的呼嘯聲就像雄獅的吼叫聲。盡管現代人描繪的地中海都以陽光普照的形象出現，但沒有人會低估地中海冬季風暴帶來的憂慮和高度危險。有時低壓天氣系統會在撒哈拉沙漠上空形成并向北移動，形成令人不安的熱風，它們被稱為西洛可風（scirocco，意大利的叫法）、西羅科風（xaloc，加泰羅尼亞的叫法）或喀新風（hamsin，以色列與埃及的叫法）；大量來自撒哈拉沙漠的紅色塵土可能會沉降至地中海周圍的土地。只要船只的航行還需要依賴帆力，北風占優勢之時北非沿岸的航行就十分危險，因為這些風可能會將船只吹向沙灘擱淺，而且可能使它們在南部地中海近岸觸礁。正如普萊爾認為的，地中海北岸的很多險峻岬角以及一些小灣和海濱對航海者更有吸引力，但這些小灣也是海盜青睞的便于隱匿的角落或縫隙。在中世紀時期，如果船只于春季自熱那亞或馬賽出發，沿地中海北岸航行，經西西里島與克里特島，再繞塞浦路斯到達埃及，那么著名的自西向東的黎凡特貿易通道會更易于航行。直到蒸汽機船的出現，才有了從克里特島抄近路直達尼羅河河口的典型實踐。盡管沒有人能完全肯定地中海的風向與洋流是一致的，但古典時期和中世紀的很多文獻都提到了來自西北的波瑞阿斯（Boreas）風，這說明布拉風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

氣候的改變可能對近海地區土地的生產力有重要影響，進而也會對地中海的谷物貿易產生影響。在古代和中世紀，這種貿易十分重要，但之后其地位逐漸降低。公元16世紀與17世紀的氣候變冷可以解釋為何糧田會荒蕪，以及為何從北歐進口糧食變成了一種常見做法（導致荷蘭與德國商人在地中海的實力獲得提升）。沿岸地區的干燥可以表明氣候發生了改變，但更重要的是，人為的破壞通常也是明顯的：11~12世紀，北非發生了新一波的阿拉伯人入侵，很可能導致人們忽視了大壩和灌溉工程，農業也因此蒙受了損失。在羅馬帝國晚期，小亞細亞半島經濟的衰落隨著葡萄園和橄欖種植園的廢棄進一步惡化，曾經由這些植物保養的土壤此時已經被沖入河流并形成了淤積。在當代，一些大壩，例如上埃及著名的阿斯旺大壩（Great Aswan Dam），已經改變了水流注入地中海的模式，進而對洋流和空氣濕度也造成了影響。尼羅河的季節循環在人類的作用下才發生了改變，這從而決定性地改變了埃及人的經濟生活，結束了每年泛濫一次的、曾經被古埃及人視為神明恩賜的洪水。但另一方面，地理學家阿爾弗雷德?格羅夫（Alfred Grove）與生態學家奧利弗?萊克哈姆（Oliver Rackham）認為人類對地中海環境的影響遠不及我們認為的那么嚴重，因為地中海地區的自然環境顯示，它對氣候和其他方面的變化及人為破壞有一種很強的恢復能力。他們強調，人類對自然的壓力并不能決定氣候的變化，或者說至少在20世紀之前不會；至于侵蝕，雖然要考慮人為的因素，但其發生也是符合自然進程的——其在恐龍生活的時代也曾發生。關于人類影響自然的方式，經常被提及的是森林的砍伐，其對西西里、塞浦路斯及西班牙沿岸有很大影響。砍伐的目的最初是獲取用于船只建造的木材，而后則是清理土地以建設新城或擴建城鎮與村莊，但自然的再生也在同時發生。盡管如此，格羅夫與萊克哈姆對地中海的未來卻不怎么樂觀，因為水資源和魚類資源被過度開發，一些地區還面臨沙漠化的威脅，且關于全球變暖的諸多可信預言即使最終只有部分成真，沙漠化的情況也會變得更加惡劣。回顧地中海的歷史就是觀察人與自然的共棲關系，這種關系最終可能會走向終結。

本書并不否定風與洋流的重要性，但我希望用這本書令讀者關注人類穿越地中海的經歷，或在以海為生的各港口城鎮和島嶼生活的經歷。在對地中海史的塑造方面，人類的影響力要遠比布羅代爾所認為的更大。本書涉及了很多政治方面的決策：海軍應著手征服敘拉古（Syracuse）還是迦太基（Carthage）？阿克（Acre）還是法馬古斯塔（Famagusta）？梅諾卡（Minorca）還是馬耳他（Malta）？這些地方的戰略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們周邊的地理環境。這不僅和風與浪有關，還有一些其他限制性因素：一艘商船上的新鮮食物和淡水可以滿足船上成員兩周的生活所需，但戰船上根本沒有足夠的空間存放大量食物和淡水。這個簡單的事實意味著控制公海是一項艱巨的挑戰，至少在帆船時代是這樣的；如果船只無法進入一些友好港口獲得補給和檢修，任何國家（或者權力集團）——無論其擁有多少艘戰艦——都無法在海路上暢通無阻。因此，應將為控制地中海而發生的戰爭看作爭奪沿岸地區、港口和島嶼控制權的斗爭，而不是爭奪公海控制權的戰爭。為了應對幾乎一直存在的海盜威脅，與海盜及其頭目進行一些暗地里的交易是有必要的：可以給予他們禮物和進行賄賂，以換取商船的自由通行。前沿位置是極為重要的。科孚島（Corfu）由于其所處位置，已經被那些企圖控制進入亞得里亞海的門戶的人覬覦了幾個世紀。加泰羅尼亞人和英國人先后經地中海建立了一系列屬地，它們可以很好地為其經濟和政治利益服務。然而奇怪的是，那些被選為港口的地方通常并不是天然良港，這說明地理優勢絕非唯一的考慮因素。亞歷山大城因經常出現海潮而難以靠近；中世紀的巴塞羅那提供的也僅僅是一片海灘而已；比薩只在靠近阿爾諾河入海口處才有些許泊位；甚至到20世紀20年代，到達雅法（Jaffa）的船只還需要在海上卸載貨物；墨西拿（Messina）的港口則位于靠近激流之處，古典時期的評論家將其認定為兩大恐怖海妖斯庫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所在地。

人類史涉及對一些非理性或者理性決定的研究。這些由個體或群體做出的決定在幾個世紀或幾千年后已很難為我們所理解，且它們在出臺之時可能就已經難以理解。但是一些小的決定就像蝴蝶扇動翅膀一樣，可能會產生巨大影響：公元1095年，一位教宗在法國的克萊蒙（Clemont）發表演說，該演說言辭含糊卻充滿激情，進而誘發了長達五百年之久的十字軍東征；不同于基督徒的魅力型領導者，土耳其互為競爭對手的將領之間的爭斗導致1565年奧斯曼陸軍與海軍在馬耳他出人意料地戰敗了——即使在這種時候，西班牙還是冒著失去其王牌據點西西里島周圍海域的危險，沒有及時地派出急需的援軍。地中海上還發生了一些以少勝多的戰役：萊山德（Lysander）、勞里亞的羅杰（Roger de Lauria）以及霍雷肖?納爾遜（Horatio Nelson）等有才干的海軍將領的勝利改變了地中海的政治版圖，挫敗了雅典、那不勒斯或拿破侖治下的法國的稱霸計劃。一些杰出商人將其利益置于基督教事業之前。歷史的車輪在轉動，未來還是未知數，人的力量推動著歷史車輪向前滾動卻是不爭的事實。

[英]大衛?阿布拉菲亞著，徐家玲譯，《偉大的海：地中海人類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