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理解并治愈精神痛苦，我們必須從各類關系中看待我們的心靈，而非只是在自己的頭腦中。

數年前，當我學習哲學的時候，感覺像是經歷了一場大型精神崩潰。我無法清楚地思考或表達自己的想法，有時甚至結結巴巴。我以為自己腦子出問題了，于是去做了腦部掃描，但沒有找到答案。后來，我遇到了一位心理治療師，他是一位“關系心理分析師（relational psychoanalyst）”。這個術語在當時對我來說還沒有太大意義，但隨后它改變了我的一生。通過治療，我意識到我的大腦沒有任何問題，問題在于我的人際關系，尤其是早期的人際關系。在恢復精神健康的過程中，我自己也逐漸經訓練成為一位關系心理治療師，并且開始對它背后的想法和理論著迷。我感到自己發現了某種革命性的事物。

在此之前，我早已注意到西方心靈模型的局限性，尤其是勒內·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所提出的那種在心靈與身體、心靈與世界之間的二元論造成的持久影響，盡管正是這種二元論賦予了西方思想17世紀的現代性。然而，這一直是一種非常學術和抽象的追求。但在關系理論中，我不僅找到了這種二元性傳統所帶來問題的答案，還找到了能夠解決我個人痛苦的答案以及眾多一般心理和情感困擾的根源。

在笛卡爾時代之前，人們認為心靈和世界是糾纏在一起的，它們相互滲透、彼此開放。但在科學革命期間，物理科學和機械論對于世界的解釋效力勢不可擋，心靈（和靈魂）理論受到了致命威脅。這使得笛卡爾將心靈從世界（以及毫無疑問屬于世界之部分的身體）中分離出來，以避免其被還原為物理機制。所有的經驗、意義和目的——曾經同時屬于心靈和世界的那些——都被從外部世界中抽離出來，而只存在于笛卡爾新賦值的“心靈實體”中，這一概念前所未見。

19世紀中后期，當心理學作為一門新的科學學科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時，實質上采用了笛卡爾二元論的自然化版本。這種版本的二元論一直延續到現在，在主流心理學、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領域中當然也是如此。這種新笛卡爾主義觀點并非將心靈看作一種獨立的物質，而是假設心靈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與大腦、大腦狀態和大腦功能相對應。然而，與笛卡爾非常相似的是，在此觀點中，“心靈”依舊維持著經驗的私有性，與外部世界徹底隔絕。

在笛卡爾和現代新笛卡爾模型中，我們對世界和其它事物的經驗都發生在“內部”——我們各自的心靈或大腦中。對于現代心理學來說，這意味著借助經驗主義和定量科學，心理活動能夠在個體內部被單獨研究和測量。在接受訓練之前，我純粹只是從哲學視角來理解這個問題的局限性，而并沒有將它和我們心理健康系統中日復一日的失敗現實聯系起來，更沒有將它聯系到我自己的痛苦。

所有改變都發生在我接受治療并接受訓練成為一名心理治療師的那些年里。與笛卡爾的觀點相反，正是關系觀點——跨主體地理解心靈和治療——使我的痛苦得到了正確的理解。關系治療師并不將問題“定位”在個人身上，而是將痛苦視作個人與世界之間關系中產生的問題。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奠定了心理學、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學的新笛卡爾主義基礎。他的情況有些復雜。因為他確實通過本能理論（theory of the instincts，關于生本能和死本能的動機理論，譯者注）將“身體”引入了心理學，他的精神分析理論也是基于將病人的心理內容移情到分析師身上。

然而，弗洛伊德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科學家，并努力將精神分析學融入到新的科學心理學之中。因此，他完全贊同“內部世界”和外部“客觀世界”之間的絕對分離，并且他贊同心靈活動本質上可以與腦活動相對應的觀點。這些都是他經過深思熟慮的判斷。

最初，弗洛伊德發現，創傷性事件（尤其是性虐待）是他所遇到大部分痛苦的成因。遵循這個思路，他基于所謂的“誘惑理論（seduction theory）”進行了新興的精神分析研究，這個理論認為精神痛苦的主要誘因是性虐待所造成的創傷。然而，當把自己的理論從外部的現實事件轉向人們的內心世界之后，他才開始名利雙收。他的新觀點來自于對“嬰兒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結”的理論轉變，體現在把主要誘因從具體的性虐待轉移到了對父母的性幻想中產生的內部沖突。

盡管“誘惑理論”一定程度上已經暗示了心理治療的人際關系起源以及模式，但是轉向個體的、位于“內在世界”的內在原因顯然更適應新笛卡爾主義的時代精神。最寬容的解讀是，這對弗洛伊德來說是阻力最小的道路。從那時起，患者的“內在世界”成為精神病學和心理治療中精神痛苦的事實基礎。

專家之工作的價值在于其“客觀性”，即在治療中發現問題，然后從外部幫助“解決”問題

在弗洛伊德一時無兩的影響力消退之后，他所構建的治療心理及精神疾病的新笛卡爾主義模型依然成為了后來主流模型的基石。例如，認知行為療法（CBT）將認知扭曲、錯誤信念和“對現實的錯誤評價”視作理解痛苦的關鍵，其治療包括質疑和“糾正”這種所謂的主觀扭曲。即使是在強調功能障礙及失調的現代精神病學中，在大腦層面上，類似模式也依然是目前的主流治療方法。

于是一種特定視角的態度和“凝視”伴隨這種模式而來。遵循新笛卡爾主義的專業人士緊盯著個體“內部”正在發生的事情——凝視著從外部可觀察“癥狀”之下推定而來的內部過程。他們認為自身經歷，以及他們與患者所共處的情境，本質上是不重要的，無關于選用何種干預措施無關——無論這些措施是提供弗洛伊德式解釋，質疑錯誤的思維模式，還是只是將精神病藥物與一系列“癥狀”相匹配。事實上，專家之所以被視作專家，其工作要點在于展現“客觀性”，從外部發現并幫助“修復”或“糾正”問題。治療師和患者本質上是相互獨立的，只有工具和技術能成為聯系兩者的橋梁。

在如今，心理治療領域已經完全被這種新笛卡爾主義模型及其解釋所主導，人們理所當然地學會了將自己的心理和情緒困擾視為內在精神出了問題。事實上，這也正隱含在“精神障礙”這一術語中。人們已經會為失常的心智或大腦自行診斷治療方向，并且向醫學專家尋求對應的治療方法，其實這種流程在心理健康和醫學領域已經得到了積極的推廣。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樣，當開始感到不適時，“我心理出問題了”是我的第一反應。

在接受心理治療并學習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干預心理和情緒困擾，即我所稱的主體間關系模型。這個模型本質上是一個與新笛卡爾主義相競爭的“范式”。事實上，心理學科的學術血脈本就可以一直追溯到與弗洛伊德分道揚鑣的桑德爾·費倫奇（Sándor Ferenczi）。但直到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它才真正成為一個擁有融貫體系的競爭者。從主體間關系的角度來看，心靈植根于社會與人際關系，通過與他人的互動而產生。某種意義上，心理體驗不僅僅是大腦發展的同步對應物，還是發生在人際關系“空間”中的東西——正如知名關系分析師斯蒂芬·米切爾（Stephen A Mitchell）所說的那樣，發生在“關系矩陣”中。

對于如何理解以及改善心理和情感上的痛苦，主體間關系的視角與其他視角是非常不同的。我們不再考慮假定的內部世界體驗或認知失調，也不再考慮大腦失衡或功能障礙，因為這些現象不過是副作用罷了。也因此，以犧牲人際關系和社會情境為代價而過度關注內部過程，恰恰是完全錯誤的。與理解心靈本身一樣，理解心理和情感問題最關鍵的不是“內在于此”，而是著眼于“外部的別處”。即使我們的經驗在某種意義上已經被“內化”了，但仍然植根于整個社會和人際生活。

不出所料，來自關系治療師的凝視與新笛卡爾主義實踐者是非常不同的。他們并非著力于調諧假定的實體、過程或功能，而是調諧他們所處世界中的人，特別是治療過程里他們的關系中所涌現出的世界。他們認為自己（和環境）與患者的經歷，以及其為之尋求幫助的那種痛苦密切相關。事實上，通常正是治療關系本身——治療師和患者之間不斷發展的人際關系——被認為是改變發生的媒介。重要的不是治療師能為來訪者做什么（盡管這正是新笛卡爾主義療法所強調的），而是他們在這段關系中能為來訪者做什么。與弗洛伊德（新笛卡爾主義）方法的不同之處在于，對弗洛伊德來說，分析師本質上是一個“空白屏幕”，患者于其上投射自己心靈的內容；而分析師本人的主觀性/無意識與患者無關，需要在治療之外處理。相比之下，在主體間關系療法中，基于主體間心理模型，治療師的主體性/無意識反而恰恰是治療中緊密相關甚至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事實上，它居功甚偉，奠定了療效產生之基礎。

一切改變都發生并聚集于這個情感連接處，等待被進一步探索

主體間關系治療的主要目標不是提供某種助人解脫的洞見或是糾正“精神錯亂”，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來訪者和治療師之間發展出一種特殊的關系體驗。與找出并提供解決方案不同，治療師自身持續參與、并進行坦率真誠交流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人們希望“修復關系”，也就是說，發展一種嶄新的、與來訪者之前的或對未來預期的截然不同的人際關系體驗，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持續的同理心和對患者的情緒調節。這樣一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涉及到限制、邊界和邊界的創建，盡管這些部分并非強制，還有更多的協商空間。

因此，在每次治療中，從一開始我就會關注來訪者的情緒以及我對此的感受。我仔細傾聽他們所說的話，感受我們之間的情感共鳴；致力于對敘事背后的經歷以及它們所帶來感受進行共情探索。我也會好奇于這些經歷是否與我們的關系相關聯——如果看起來緊密相關，我很可能會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代入其中。以上所有都只是我將采取的立場之一，重點在于，我并不知道結果會導向何方。無論發生什么——往往是當這種關系變得越來越深刻時——都會聚集在這個情感連接處，并等待被進一步地探索。如果這種情感連接處尚未形成，那么它本身就是我們需要探索的。

最為關鍵的是，在對于保持“心理健康”之方法進行廣泛思考時，關于什么被認為是導致情緒問題的原因有一個戲劇性的轉變。新笛卡爾主義觀點的開端和結束都蘊含于人們對“外部”客觀事物所謂失常的主觀認知和感知之中。即使在已經得到普遍認可的“生物心理社會”模型中，他人和世界的作用也只是作為內部過程的“觸發器”和“壓力源”被衍生性地理解。

在主體間關系模型中，心靈本就被視作內在的人際和社會關系，因此沒有必要專門假設是什么讓“外部原因”成為“內部問題”。更為確切地說，社會和人際關系現實是人們情感和心理狀態的直接組成部分。即，與他人和外部世界有關的經歷可以被直接視作內在的痛苦，而這些經歷正是理解多數精神痛苦的主要因素。

具體來說，我們正在談論的是經歷——這通常是持續的——指一個人，尤其是在嬰兒期或童年時期，自我認同、人格甚至人性（humanity）受到根本性傷害的經歷。這些經歷包括費倫奇所描述的情感背棄或“創傷性孤獨”等，也包括兒科醫生和心理學家唐納德·威尼科特所提到的讓人失望并失去信任感的那種他人或世界，又或者是如同精神分析學家菲利普·布朗伯格在《讓我看見你》（Standing in the Spaces , 1998）中所說的那種，一種“無法逃避或預防的個人失效感，在此之中沒有任何能得到保護、安撫或慰藉的希望。”

以上所述的就是各類人際關系創傷，它們構成了主體間關系療法的起點以及解釋基礎。這些創傷能夠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當它們發生在兒童時期并涉及到主要照顧者。事實上，當這類經歷更極端或更持久時，就會導致各種與“嚴重精神問題”相關的強烈痛苦。對我來說，我痛苦的根源正是童年時期被孤立或被關注的恐懼，以及，我始終缺乏那種在情感上被充分肯定和包容的體驗。人際關系和成長發展過程中的創傷并不罕見，事實上，在治療工作中，我早已司空見慣。

需要澄清的是，這并不是說生物或其它層面的內部過程沒有參與，它們當然有參與。我只是在說，在主體間關系模型中，人際社會關系是一種基礎性的存在，通常凌駕于或者說包含這些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在一個人所生活的世界中，他們自己以及與他們關系密切的那些人才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接受這一模型的療法鼓勵我們放棄基于個體病理和疾病的解釋和敘述，轉而強調我們在生活世界中所忍受的內在痛苦經歷。

你可能會想：啊對對對，你說的很有道理，但是我們為什么要接受本質上不過是另一種理論模型的東西呢？這是因為：主體間關系模型已經得到了發展心理學證據的支持，正是這一點讓我確信了它的重要性。

新笛卡爾模型假設并實際上依賴于這樣一種觀點：我們是作為經驗私有的、自給自足的生命出生在這個世界上的。這不僅是弗洛伊德的假設，后來認知心理學家皮亞杰也追隨了這一觀點，甚至幾百年前笛卡爾自己就對此提出過論證，說明了這一觀點基本的連續性。

不過問題在于，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一些嬰兒研究最終證明了這個假設是錯誤的。通過一系列實驗（這些實驗開創了發展心理學的一個全新領域），研究人員發現，事實上，嬰兒從出生開始就會與身邊的人交流互動——他們生而擁有被研究核心人員科爾溫·特雷瓦滕（Colwyn Trevarthen）命名為“初級主體間性（primary intersubjectivity）”的東西。

如果我們的心靈并非各自獨立，而是交織于社會之中的，那么我們的個人主義文化本就內在于這個問題

這一點非常重要，以至于特雷瓦森說：“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哲學、醫學和心理學所講述的人類嬰兒期的故事被重寫了”。這個修正（盡管難以置信，它確實誕生于新笛卡爾主義隨后長達四十年的統治之中）有效地驗證了關系/主體間性模型的最基本假設：我們在心理上是外向的，社會性的，并且自出生就與他人相關。如同依戀理論和相關發展心理學研究所表明的那樣，嬰兒和他們照顧者之間的人際關系對其未來的“心理健康”有著深遠的影響。正如費倫茨（以及此后所有其他關系/主體間性理論家）所假設的——忽視、虐待和其他形式更微妙的發展創傷，在人們一生的心理和情感痛苦中扮演著主要角色。

鑒于關系療法得到了來自兒童發育證據的廣泛支持，并且已經存在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為什么人們仍然如此執著于新笛卡爾模型？我認為，答案直指西方社會之核心。如果我們的心靈不是分離的，而是交織于社會之中的；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那么我們的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以及這其中的既得利益者，包括個人和機構，就全部內在于這個問題之中。作為這種文化的實踐者，我們的公共心理健康服務系統對于維護這種文化發揮著關鍵作用。因此，在這種劣勢之下，為了發展關系模型及其影響，只能大量投入資金。

從主體間關系的視角來看，我們在精神科或認知行為療法（CBT）中接受的那種旁觀科學家式的治療，不但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且有時反倒是一種用以實現個人主義的東西。事實上，關于他人“內心世界”特權化的、不負責任的評價和揣測造成了一種嚴重的權力失衡，最終不可避免地將問題定位于個體，從而創造了個人主義文化所預設的那種孤立。在此語境下，治療師和環境/系統都不可避免地成為被病理化為“個體障礙”經歷的一部分。由此，我們在笛卡爾主義方法中發現的那種對客觀性、掌控感和控制感的內在渴望——當然，這種渴望也存在于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之中——反而遭到了徹底的威脅。

盡管在主體間關系治療中存在著難以避免的“不對稱性”——如同任何治療關系中必然存在的那樣——對于正在發生的事情及其意義，這一模型仍然假定并鼓勵一種認識論維度的平等。這種方法將尤其關注治療師為這段關系帶來了什么，以及他們在各種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事實上，人的易錯性以及其它特性反而是關系修復的必要組成部分。因此，新笛卡爾主義模型所遭遇的挑戰昭然若揭：主體間關系破壞了權威、“專家”和其他心理健康工作者的獨立性，而這恰恰是他們所在的新笛卡爾主義系統之關鍵要求。

由此出現了第二個關鍵挑戰。新笛卡爾模型本質上代表了傳統的男性經驗模式和認知方式特權。他們認為，心理和情緒困擾等概念用缺乏具身的認知、脫離語境的行為（這些都必須得到解決、治愈或糾正）等來解釋已經足夠，而我認為這正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家長制思想和父權觀點。割裂了情感體驗的思考，缺乏同理心的分析和分類，以及忽視“關懷”的“治療”，都正是女權哲學家蘇珊·博爾多（Susan Bordo）所言的“超級男性化”知識模式的長期歷史范例，這種模式沉迷于對身體的漠視、澄清、客體化和超越。從歇斯底里癥到邊緣性人格障礙，女性常常被過度診斷為病態——這并非巧合。

主體間關系模型體現了更多傳統的女性存在以及認知模式。事實上，正如路易絲·艾希鮑姆（Luise Eichenbaum）和蘇西·奧爾巴赫（Susie Orbach）所指出的那樣，女權主義對現代關系思想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而關系理論則與“女權主義為了引入邊緣群體的聲音，因此對單一的、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的扭轉和批判”相輔相成。即使追溯回費倫奇，其理論核心的“女性特質”也是顯而易見的。費倫茨倡導一種轉變，與弗洛伊德不同，他的理論更具有母性氣質，更具耐心和支持，有時甚至是滿懷愛意的，也因此他被弗洛伊德逐出精神分析的陣營。在這種意義上，此類轉變是一種對抗——而且是一種持續的對抗——不僅是對于精神治療領域的父權制結構，而且是對于我們整個個人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文化的父權制結構。

新笛卡爾主義心理學的歷史是一部被忽視的歷史

對關系治療的打壓，事實上是為了淡化我們的社會及其部分成員對人們痛苦所施加的影響。新笛卡爾主義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他人和社會在諸多心理困擾中所扮演的角色，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總有人不惜一切代價以延續笛卡爾模型。

事實上，至少從主體間關系的角度來看，新笛卡爾主義心理學的歷史是一部被忽視的歷史。它實際上是一種高效率的“煤氣燈（gaslight）”系統，讓人們相信他們的痛苦是由自己的問題造成的，由此施虐的個體和有害的社會結構才能夠繼續施加傷害。我在最初就將弗洛伊德理論視作笛卡爾模型之所以占據主導地位的決定性因素；不過，盡管弗洛伊德在此弊病中很可能是一位關鍵人物或大家長，但歸根結底，他也引領了當時的時代精神。不幸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時代精神與過去弗洛伊德時代的無甚不同，甚至還被賦予了更多的現代新笛卡爾模型色彩。

接下來我將給出最后一個建議。為了實現新笛卡爾模型的承諾，我們已經花費了并將繼續花費數十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生物精神病學領域已失敗的承諾正是前車之鑒，被竭力掩蓋失敗的“心理治療的獲得途徑優化”項目（這一認知行為療法（CBT）項目由英國政府資助，據說成功率只有9%）也能預見這一過程。在我寫作這篇文章的時候，失敗的征兆似乎尚未到來。相反，我們看到了“精準精神病學”、CBT聊天機器人和基于文本的心理治療相繼出現。從關系治療的角度來看，以上方式不僅毫無增益，甚至還會增加我們所有人的情感和心理痛苦。只憑數據驅動而不再關注人的關系是一種怎樣的關系？在我看來，這是糟透了的關系。

本文作者詹姆斯·巴恩斯（James Barnes）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兼講師和作者。他有精神分析和哲學的專業背景，在英國埃克塞特經營一家心理治療診所，提供線上咨詢服務。本文原載于《aeon》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