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印度期間，英國依靠軍事優勢保證商貿活動和資源掠奪的有序展開。1857年爆發的兵變平息后，英印政府取代東印度公司成為統治主體，如何鞏固本土軍隊的忠誠便躍為其首要任務。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印度士兵被派往歐洲戰場加入到高烈度的現代戰爭時，如何繼續享有他們的忠誠也成為一道難題。

官方檔案和研究結果顯示：歐陸戰場的印度士兵呈現出較積極的戰斗意志，雖然其作戰能力差強人意，亦有叛逃和自殘等行為發生，仍能在裝備落后的情況下偶作貢獻，并基本保持著軍事效忠。按士兵們自己的話來說，則是食用了皇帝陛下的鹽（在古代常作為貨幣流通），并盡心為其作戰，表現次大陸軍事雇傭傳統的遺存。在他們之中，旁遮普穆斯林（Punjab Muslim）尤引人矚目。他們身上同時存在著殖民合作鑄造的“忠誠傳統”和信仰沖突催生的“反叛沖動”，二者的張力于戰場上得到充分體現。故而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可以作為一個典型研究對象，幫助了解英國如何塑造并維系印度本土民眾對帝國之忠誠。

在印度軍隊行進途中，一名婦女將鮮花別在其中一名士兵的外衣上（本文圖片來源：大英帝國戰爭博物館）

一、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地位與觀念

1849年至1947年，旁遮普地區在英國人的治理下迎來繁榮。政府在這里發展經濟，力圖將其打造為殖民統治典范。19世紀下半葉，英印政府選擇以旁遮普作為主要兵源地，為諸多部落提供了一條提升社會地位的途徑。該地區的穆斯林也成為了軍隊擴張的受益者，并長期與政府保持軍事合作，大戰期間，旁遮普穆斯林繼續響應印度軍隊的擴招。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在印度招募的683149名士兵中，有349688人來自旁遮普，其中穆斯林的人數達到了136126，至此，旁遮普穆斯林士兵人數占到了印度士兵總數的20%。[1] 本文對旁遮普穆斯林忠誠問題的研究將圍繞他們的戰時書信展開。雖然受到審查制度和翻譯中介的影響，這些書信仍保留了士兵對自身經歷和體驗的個性化描述，是探查他們內心世界的珍貴渠道。

書信顯示，傳統榮譽觀與宗教信仰是支撐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在現代化工業戰爭中作戰的動力。前者涉及了對個人尊嚴和家族名望的維護，這是一種在社會網絡中尋求認同的行為。一位騎兵寫道：“參與戰爭，是一個事關尊嚴的話題，現在是幫助政府作戰的時候，勇者無家。”[2]一位騎兵則向同鄉發出呼告：“親愛的朋友，想象一下，祖先們的骨灰已經被風帶到了法國、英國和其他地方（戰場），這將為你們贏得榮耀和名聲。”[3]軍事榮譽之于家族名望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士兵因此直接遭受長輩的訓誡。一位軍官責怪在法國作戰的兒子：“令人遺憾，你還沒有得到維多利亞十字勛章！每天在報紙上找你的名字已令我疲倦。每個人都在獲得晉升和榮譽，但你卻一無所獲。”[4]該群體有著追求榮譽的傳統，這塑造了他們對軍事成就的執念。

在殘酷的歐陸戰場，旁遮普穆斯林在炮火中遭受身心折磨，伊斯蘭教信仰成為了他們的精神支撐，同時也是驅使他們履行職責的動力。即便身處條件惡劣的戰壕，許多士兵仍設法恪守宗教儀式，甚至為此寫信咨詢家鄉的毛拉（Mawla）。一位槍騎兵在信中求教身處法國時頭應該怎么擺，才能順利向著麥加的方向朝拜。[5]有人用《古蘭經》中亞伯拉罕獻祭以實瑪利的情節來類比戰場的犧牲：“記念我這個可憐的人，因為我被獻祭的時候快要到來，死亡之刀遲早會降下來。”[6]這是對自身命運的哀嘆，同時也為其賦予神圣的宗教意義。更多時候，信仰為士兵帶來慰藉和希望：“我每天都向真主祈禱，請保佑我所有的朋友安全，并讓所有已死去的人天堂，赦免他們的罪過。”[7]

布萊頓(Brighton)一家醫院內，受傷的印度士兵。

二、 帝國手腕：盡握榮譽與信仰

英國人對旁遮普穆斯林群體的這些觀念早有認識，自十九世紀至“一戰”，殖民者圍繞著榮譽與信仰采取一系列措施，將二者與對帝國的軍事效忠結合。1857年兵變后的軍團改革中，官員將本土武裝團體的社區認同與軍隊中的“團魂”（regiment）聯結在一起，每個團的旗幟、制服等標志物都有其獨特文化符號，軍團的傳統被構建在部落歷史之上。[8]對以種姓/部落為單位與英印政府合作的旁遮普穆斯林來說，該觀念尤具影響力。功勛士兵還會得到直屬領導的親自表揚，這更增精神鼓勵：“我因為在戰場上的突出表現獲得了勛章。將軍本人甚至三次對我表示祝賀。”[9]此外，官員還將榮譽與現實利益掛鉤，這收到士兵們的積極反饋：“恭喜您的仆人贏得二等功勛章！退伍后我將多獲15盧比（每月）的養老金。”[10]

戰場外，英帝國也采取了更多樣的激勵政策。英印軍隊中第一個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的胡達德·汗（Khudadad Khan）就得到了英國和印度報紙的大肆宣傳。無論是士兵還是親屬，都對登報一事頗為在意。一個人寫信給他的妻子：“這個世界上，一個人如果擁有榮譽，他就擁有了一切。在報紙上讀到了我的名字，你一定很高興！這是忠心耿耿的服務所得到的回報。”[11]榮獲軍功者還有機會親身到巴黎等大城市游覽并備受款待：“5月10日，我們乘坐汽車逛遍了整個城市。官員對我們非常友好。我們還在劇院觀看了戲劇。”[12]一位騎兵炫耀道：“如果我要寫下對馬賽的贊美，我的手會因為寫作而疲憊。我還去巴黎呆了七天。巴黎是什么地方？是天堂！”[13]此外，軍方還會迎合印度的個人崇拜傳統來喚起士兵們的忠誠情緒。喬治五世，這位1911年親自來德里加冕的“印度皇帝”，無疑享有最高的威望。大戰期間，他與皇室成員頻繁到醫院探望傷員，并下令優待印度士兵，這引發后者普遍的贊頌：“我們的醫院位于國王曾下榻的地方。國王給了一個嚴格的命令，不允許傷害任何印度人，我們往往像鮮花一樣被呵護。”[14]喬治五世也會親自授予戰斗英雄維多利亞十字勛章，這對士兵來說是莫大殊榮。[15]米爾·達斯特上尉（Subedar）在書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激動之情：“由于安拉的仁慈，國王用他的皇家之手授予我維多利亞十字勛章。”[16]

歐陸西線戰場的高烈度戰爭帶來了大規模人員傷亡，印度軍隊遭受了成建制的戰斗減員，到后期甚至出現了不同種姓混編作戰的局面，這讓不滿和沮喪情緒在士兵群體中蔓延。[17]在這種情況下，帝國仍能繼續享有他們的效忠，離不開地區政府與本土群體的合作機制。對旁遮普的穆斯林農民而言，戰場作戰也意味著幫助自己的家族、部落/種姓獲得更多資源。“一戰”期間，英印政府動員農村精英（紳士階級）作為軍事承包商為其深入村莊招募自耕農前往歐陸西線戰場作戰，并允諾在經濟和法律層面施以旁遮普邦農村地區更多福利。[18]對榮譽的追求演化為該地區各群體的政治競爭中用以換取資源和優勢地位的籌碼。一位來自布拉納斯（Buranas）的軍官寫信告知父親：“現在，您必須行動起來，盡您所能去鼓勵族人應征入伍。您必須強調這一點，我們的種姓要通過必須通過為政府服務而贏得聲譽。”

在異國戰場尊重伊斯蘭傳統也是帝國的籠絡手段之一。西線戰場的穆斯林士兵普遍要求軍隊發放《古蘭經》文本，以供他們日常禮拜。[19]這得到了認真對待，《古蘭經》印本一度是后勤軍需運輸中的重要項目。此外，政府有意識地將喬治五世塑造為助力伊斯蘭教復興的英武領袖。英印軍隊奪取巴格達之際，喬治五世被視作“邪惡德國人”的戰勝者，以及為穆斯林帶來和平與解放的宗教元首。[20]一位參加巴格達戰役的騎兵向他在法國的戰友表達了喜悅之情：“你一定已聽說，我們的萬王之王喬治五世收復了巴格達圣城。對穆斯林來說這是最高興的事，這個神圣之地得到解放，并被我們公正的國王所擁有。我真誠地希望它將一直受到國王的保護，直到時間盡頭。”[21]

西奈半島和巴勒斯坦戰場中的英屬印度軍隊

三、 忠誠與反叛之間：士兵的回應與抉擇

面對帝國的物質和精神激勵，許多旁遮普穆斯士兵感到滿意，書信中的內容有助于進一步評估帝國籠絡手段的效果，以及該群體的回應與抉擇。一同作戰的直屬長官是許多士兵表達效忠情緒的對象：“我已宣誓保持我的忠誠，忠于大人們（sirkar，英國軍官）。我將盡我所能，即使這意味著獻出生命。”[22]在家信中，親友也就家族與政府之間的合作提醒士兵：“為政府效力是一件好事，幾代人的祖先都從這種效力中受益。穆斯林應該理解這一點，并團結起來認真服役。”[23]在長官和政府之上，還有皇帝喬治五世。他的形象常常被用來鼓舞士兵作戰：“不要想著私事，要對你吃鹽的印度皇帝負責，成為忠實臣民。”[24]長官、政府和英王所收獲的效忠主要源于帝國多樣籠絡手段，表現出這些措施的有效性。然而，書信中還有一部分不容忽視的內容，體現旁遮普穆斯林士兵主動將軍事忠誠與伊斯蘭信仰結合起來理解，從中可窺見士兵對自身遭遇的能動解釋。

在歐陸戰場西線作戰的印度陸軍軍官于休假期間參觀白金漢宮的皇家馬廄

對旁遮普穆斯林士兵而言，穆斯林身份一直是他們約束自身行為的精神支撐。大戰期間，這種身份與軍事效忠產生了聯系，從宗教戒律的角度進一步強化了后者。一位養傷的士兵如是提醒自己即將返回印度的戰友：“到達印度時，你談論戰爭時必須小心謹慎，作為一個穆斯林，這是你的責任。不要與油嘴滑舌的人交談，要做一個忠于英印政府的臣民。我們作為穆斯林不能忘恩負義，我們的宗教禁止這種惡作劇。”[25]此外，向安拉祈禱一直是穆斯林的重要儀式，書信記錄的禱詞里充斥著對安全和勝利的祈盼，以及英王的名字。由此可窺士兵自身是如何融合宗教信仰和君主效忠的。最典型的表述是：“愿安拉迅速賜予我們仁慈的國王以勝利，并愿他在今世和來世都能戰勝敵人，阿米乃（Amin）。”[26]而在一些士兵看來，喬治五世不僅是帝王，亦是和平和文明的象征：“我們一直在祈禱，希望勝利能賜給我們的王，和平之王。”旁遮普穆斯林士兵從自身的文化背景出發，在書信中對英王身份的理解有著令人震驚的豐富度，這些闡釋與他們所閱讀的宗教典籍和自身際遇均有密切聯系。這些多樣的情感書寫不是單靠帝國統治者的利誘與宣傳可以孕育的，更有可能是士兵自身體會和戰時官方政策的綜合產物，是士兵對英帝國號召的積極回應。

然而，高烈度戰爭和艱苦條件刺激著士兵不滿情緒的積釀，奧斯曼土耳其的參戰成為誘發反抗乃至“叛亂”發生的最后一根稻草。1914年11月13日，蘇丹穆哈默德五世宣布對協約國發動圣戰（jihad），并發出教令（fatwa）呼吁世界各地，尤其是印度等英屬殖民地的穆斯林參與其中。部分旁遮普穆斯林被抽調到中東戰區作戰，面臨著和穆斯林兄弟廝殺的局面。在軍事效忠和宗教信仰之間，矛盾迅速激化，一些人被推向了忠誠與反叛的抉擇時刻。

1916年2月，印度遠征軍第十五騎兵團發生叛亂，團內的旁遮普穆斯林拒絕上前線參與對奧斯曼土耳其的作戰。他們隨后被迅速流放。 書信中存留著對這一事件的描述：“他們從戰爭開始就在法國，然后去了巴士拉（Basrah)。整個軍團在那里聯合起來，宣誓不與穆斯林兄弟作戰。”[27]這在歐陸西線的士兵中引發討論，并有不少人對他們持有同情態度。一個流行的觀點是：指揮官應為兵變的發生負責，政府和士兵之間的沖突源于欺騙，恭敬的抗議被曲解成謀反。[28]像這樣的“誤會敘事”，也成為了大戰期間英帝國內部回避軍事效忠和伊斯蘭信仰之矛盾的典型宣傳手段。當然，同情與惋惜并非唯一的聲音，相當一部分的士兵提出了忠誠至上論。一位助理獸醫在給戰友的書信中說：“當我得知這些士兵的舉動時，我感到悲傷。他們不應如此行事，而應該表現出忠誠并向政府提供幫助。”[29]有士兵將叛亂士兵的行為視作失職，認為他們應該“拋卻宗教和種族為國王而戰。”[30]

在自身生命和信仰遭受威脅時，帝國的籠絡手段便會遭遇削弱，甚至導向小規模兵變的發生。然而，只要不涉及與其他穆斯林軍隊的直接軍事沖突，輔之以寬大處理和外交經營[31]，物質籠絡和帝國宣傳話語在面對“圣戰”號召時仍有其凝聚力，抵消泛伊斯蘭主義在旁遮普穆斯林士兵中的影響。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遠赴歐陸和中東等地區作戰，英印軍隊還需在英屬印度的邊境承擔防衛任務。照片展示的是第70緬甸步兵團第2營的士兵在步槍靶場訓練的情景。

四、忠誠問題再思考

傳統榮譽觀與伊斯蘭教信仰是旁遮普穆斯林士兵群體的兩大觀念，英帝國統治者的充分利用了這兩種觀念。通過戰場激勵、本土資源分配和宗教安撫等方式，帝國實現了尚榮傳統、伊斯蘭信仰與軍事效忠的結合。同時，身份認同的構建是一個多方互動的過程，并非上位者的粗暴灌輸所能致。于旁遮普穆斯林士兵而言，遠渡重洋作戰不僅是為了報答長官與政府，也出于對君主的擁護，甚至是對宗教使命的實現。當然，軍事效忠絕非一以貫之，忠誠士兵的身份認同時刻受到現實情勢變遷和宗教矛盾激化的挑戰。總之，在殖民軍事統治中，所謂的忠誠可被理解為基于地方利益展開的合作，于此基礎上還需要被殖民者在新舊身份認同上的協調，而對傳統元素進行改造和利用則是頗為有效的統治方式。此外，了解數英帝國與旁遮普穆斯林群體數十年間圍繞軍事效忠問題進行的互動，對理解當下作為民族國家的印度亦有助益。目前的印度宗派主義政治盛行，一些政治家強調特定的宗教社群應作為一個排他的整體去爭取權利和話語權，既是為了吸引選票，也是為了在地區或全國的政治資源分配中謀得優勢。這激化了社會矛盾，甚至導致社群暴力的頻發。“分而治之”的殖民遺產在民族主義政治時代的自我進化，也是當下值得警惕的一個現象。

[1] Government of India, India’ s Contribution to the War, Calcutta: Government of India, 1923, Appendix C, p. 275.

[2] From Mohamed Muzarar [?] J Khan (Punjabi Muslim), 19th Lancers, France, to Sahib Khan, Gujrat District, Punjab, 6th November 1917, no. 608, pp. 331-2.

[3] From Major Hira Singh (Punjabi Muslim), Poona State, Cavalry Kashmir, to Rustam Singh and Didan Singh (41st Dogras) , May 1915, no. 74, p. 66.

[4] From Azim-ud-Din Khan, Depot 20th Deccan Horse, Neemuch, Central India, to Sowar Abdul Azim Khan (Punjabi Muslim, 20th Deccan Horse), 13th February 1916, no. 246, p. 116.

[5] From Dafadar Fazl Khan (Punjabi Muslim), 19th Lancers, France, to Pir Sadiq Ali, Sialkot District, Punjab, 4th October 1916, no. 414, pp. 241-2.

[6] From Sepoy Abdul Ghani (Punjabi Muslim), 125th Napier’s Rifles, France, to his brother NurDad, lhelum District, Punjab, 5th August 1915, no. 115, p. 87.

[7] From Sepoy Zarif Khan, Afridi, 58th Rifles, now in hospital, to Havildar BedulLah Khan ,58th Rifles, France, no. 34, p. 44.

[8] Prem Chowdhry, “Militarized Masculinities: Shaped and Reshaped in Colonial South-east Punjab,”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3(2013), pp. 713-750.

[9] From Lemadar Alam Sher Khan (Punjabi Muslim) to Malik Samand Khan, Sargodha, Shahpur District, Punjab. 18th Lancers France, 22 April, no. 511, p. 288.

[10] From Lemadar Alam Sher Khan (Punjabi Muslim) to Malik Samand Khan, Sargodha, Shahpur District, Punjab. 18th Lancers France, 22 April, no. 511, p. 288.

[11] From Veterinary Assistant Kesar Shah (Punjabi Muslim) to his wife, Sayid Valair Shah Gujrat District, Punjab, 3rd May 1916, no. 303, p. 180.

[12] From Ressaidar Isa Khan (Punjabi Muslim), 34th Poona Horse, France, to Pay Dafadar Niaz Mahomed Khan, 34th Poona Horse, Ambala, Punjab, 17th April 1916, no. 293, p. 176.

[13] From Mahomed Firoz Din (Punjabi Muslim), Sialkot Cavalry, Brigade, France, to Firoz Khan, 19th Lancers, Sialkot, Punjab, 7th March 1916, no. 260, p. 158.

[14] From Isar Singh (Sikh, 59th Rifles), Indian General Hospital, Brighton, to a friend, 50th Punjabis, India, 1st May 1915, no. 63, p. 59.

[15] From Yusaf Khan (Pathan), Kitchener’s Indian Hospital,Brighton, to Barif Khan (40th Pathans, France) , 25th August 1915, no. 128, p. 93.

[16] From Subedar Mir Dast, VC, Kitchener’s Indian Hospital(?), to Naik Nur Zada, 55th Rifles, Kohat, NWFP, 27th August 1915, no. 130, p. 92.

[17] Kaushik Roy,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ments in the Indian Army: 1859-1913,” War in History, vol. 8, no. 2 (2001), p. 138.

[18] Rajit K. Mazumde, “From Loyalty to Dissent: Punjabis from the Great War to World War II,” in Kaushik Roy ed., The Indian Army in the Two World Wars, Boston: Brill, 2011, pp. 461-491.

[19] From Sepoy Ashraf Khan (Pathan), 40th Pathans, France to Sepoy Mira Khan, date information lost, no. 158, p. 107.

[20] From Ressaidar Malik Mahomed Latif Khan(Punjabi Muslim), 28th Light Cavalry Seistan Persia to Lemadar Usuf Ali Khan , l9th Lancers, France, 15th April 1917, no. 208, p. 286；巴格達是阿拔斯王朝的首都，而阿拔斯王朝統治時期，是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權最繁榮強大的時代。所以，在喬治五世的名義領導下所進行的收復巴格達之軍事行動，部分印度穆斯林士兵傾向將其解讀為一種征兆，在某種程度上預示著伊斯蘭教光榮復興的到來，象征了秩序的恢復。

[21] No. 507 Ressaidar Malik Mahomed Latif Khan (Punjabi Muslim), 28th Light Cavalry Seistan Persia, to Lemadar Usuf Ali Khan (l9th Lancers, France) 15th April 1917, p. 286.

[22] From Gholam Rasul Khan (Hindustani Muslim), Secunderabad Cavalry Brigade, France, to his father Mahomed Nawas Khan, Aurangabad, Gaya District(?), Bihar(?), 24th May 1916, no. 318, p.189.   

[23] Risaldar Samand Khan (retired) to Mahomed Hayat Khan (Punjabi Muslim, 18th Lancers, France) Lyallpur District Punjab 29th August 1917, no. 573, p. 316.

[24] Khan (Punjabi Muslim, 38th CIH, France) Punjab Canal Colonies [Urdu] , 13th July 1917, no. 543, p. 302.

[25] Loyalty to Sirkar, Letter from Hospital in France, 23 October 1915 (IOR MSS EUR F 143/86, 23 October 1915).

<https://www.nationalarchives.gov.uk/education/resources/loyalty-dissent/loyalty-sirkar/> [Accessed June 11, 2021]

[26] From Lemadar Mahomed Yasin Khan (Punjabi Muslim), 34th Poona Horse France, to Pensioned Dafadar Taj Mahomed Khan, Rohtak District, Punjab, 25 January 1917, no.476, p. 272.

[27] From Ashraf Ali Khan, 6th Cavalry Sialkot, Punjab, to Signalling Instructor Dafadar Fateh Mahomed Khan, Hindustani Muslim, 6th Cavalry, France, 24th March 1916, no. 276, pp. 167-8.

[28] From Sher Dil Khan, Sargodha, Shahpur District, Punjab, to Lemadar Sultan Khan, 18th Lancers, France, 9th September 1916, no. 397, p. 232.

[29] From Veterinary Assistant Kesu Shah, to Ressaidar Abdul Rahim Khan, 15th Lancers, Mesopotamia, 22nd May 1916, no. 315, p.187.

[30] From Dafadar Sher Muhammad Khan, Meerut Cavalry Brigade, France, to Muhammad Khan, Khushab, Jhelum District, Punjab, 11th January 1916, no. 216, p. 137.

[31] 1916年6月，在英國軍事情報部門的運作下，由麥加謝里夫侯賽因·伊本·阿里領導的阿拉伯大起義爆發，這對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的宗教正統性和合法地位是個沉重打擊，削弱了其作為哈里發的號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