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澎湃新聞與騰訊公司聯合主辦數字原野年度論壇暨首屆數字原野獎頒獎典禮。在下午的閉門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孫文凱教授、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屈小博研究員、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封小郡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講師董晨宇和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牛天五位學者分別圍繞“數字經濟”“數字平臺”“就業”“可持續性”等關鍵詞發表演講并對話，深入探討了當前數字經濟下的就業可持續性及其實現路徑。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屈小博研究員（左一）、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封小郡副教授（左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孫文凱教授（左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董晨宇老師（右二）和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牛天老師（右一）五位學者對話當前數字經濟下的就業可持續性及其實現路徑。

以數字平臺為代表的民營企業正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

在就業結構變動與數字技術普及的背景下，以數字平臺為代表的廣大民營企業對支撐就業基本面、普惠民生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此，孫文凱教授圍繞“數字經濟下民營企業如何促進就業”做了主旨演講。他認為，該話題近些年尤為重要，疫情期間如何拉動就業、保就業、穩就業已經是一個全國層面的任務，我們也看到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的數量發展很快，對于吸納就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孫文凱教授

孫文凱教授表示，數字經濟以及相關的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沖擊很大，很多就業崗位隨之發生變化，這就需要民營經濟去吸納相關就業。民營經濟現已成為吸納就業的主力，從統計數據上可以看到占比仍在不斷提高，而數字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的就業占比提高實際上呈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

民營經濟吸納就業的作用已經毋庸置疑，作為企業和個人應該做些什么呢？孫文凱教授建議，一些大的企業，包括平臺企業可以通過開發技術，做一些低門檻的數字化工具；對于數字平臺企業而言，建立數字發展環境、維護數字安全、制定數字時代秩序、挖掘需求、擴大企業就業空間等都至關重要；中小企業可以進一步專精特新發展，利用數字工具融入其中，可以吸納更多就業。對于個體而言，則要積極轉型，適應時代的潮流。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屈小博研究員

屈小博研究員分享了“數字平臺對中國就業的作用和影響”的思考。他認為，平臺經濟的作用和影響機制主要有三個。一是通過大數據的匹配和精準對接，可以創造需求；二是可以聯動產業鏈上下各部門；三是可以通過算法能提高預測組織能力，減少存貨成本。

在屈小博研究員看來，數字平臺對就業的效應也大致體現在三個方面。一個是生產力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效率，并產生一些由平臺自身技術創新所創造的新的崗位需求，像程序員、主播、新媒體運營商等，直接拉動就業；第二是間接帶動效應，如平臺企業關聯的上下游企業；第三點對中國就業結構的影響體現在從固定工作向靈活就業的轉變；從單一職業向多元職業的轉變，這點在平臺就業里體現得非常明顯，一個人可以給多個平臺干事，也可以多個平臺對一個勞動者，就業結構就比以前傳統就業下的就業結構要復雜許多。

屈小博研究員建議研究者對平臺就業加強研究和認識。現實職業的變化、商業模式、經濟形態發展特別快，只有深入規范的研究，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包括如何構建與平臺經濟更為匹配的勞動保護體系、如何適應和完善新就業形態下的公共服務體系、平臺從業者的就業培訓等。

提升職業可持續性、塑造就業生態，成數字平臺未來發展著力點

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封小郡副教授

隨著數字經濟的發展，基于數字平臺的靈活就業正成為一種重要的就業形態。當前，中國農村地區的許多小農戶嘗試加入電商行列，開拓農產品銷售渠道。封小郡副教授以該群體為關注點，分享了她對“小農轉型電商”的獨特觀察與思考。她認為，農民轉型電商有著特殊意義，相對貧困人口中農民仍然占據絕大多數，中國農民收入主要來于兩塊，一塊是務工收入，一塊是務農收入。農民務工收入的比例一直在增加，但會造成一系列問題，比如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農村沒有人種地以及農村凋敝等，所以增加務農收入仍然是我們國家減少農民貧困的一個重要途徑。

封小郡副教授指出，我國的農產品銷售長期以來是經過層層中間商作為中介的銷售模式，導致農民的利潤在農產品總利潤當中的比例長期以來呈下降趨勢。要增加農民的務農收入就要考慮如何去減少農產品的滯銷，以及如何去減少農業中間商對于農民的盤剝。

封小郡副教授認為，小農戶基于數字平臺開展電商業務，將有利于減少貧困，事關中國農業和農村的未來。中國農民種地能掙錢，他才會愿意種地，我國的糧食安全才有保障。農民能夠掙錢，才會減少外出務工，愿意留在農村，那么農村才會有活力。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董晨宇老師

網絡主播等網紅群體是數字新職業的典型代表，從最初的不被理解到如今越來越多人涌入這個職業，其間涌現了不少值得關注和探究的現象，有著高校教師和“UP主”雙重身份的董晨宇以“網紅群體的不穩定性與職業可持續性觀察”為題發表了他的看法。

董晨宇談到四種不穩定性：一是契約的不穩定，絕大部分的網紅和主播群體簽的都是演藝協議，并非勞動合同；二是真實性的不穩定，我們常叫主播微名人，在中國這些網紅和主播其實是沒有創造性的，他在做的是一個非常重復性的勞動，但與此同時，網紅和主播的職業給了他們在其他職業中永遠不會獲得的光環和幻覺；三是關系的不穩定，人格親密是網紅變現非常重要的一種手段，這種親密關系有可能造成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會反噬經濟關系；四是職業壽命的不穩定。其實，不穩定性不僅是網紅，幾乎所有平臺勞動的行業中不穩定性都是現實存在的問題，想要把這種不穩定性回歸到一種可持續性，該怎么辦呢？這是當下亟待探討的問題。

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牛天

隨著數字化轉型的深入，在線遠程辦公成為等工作新方式不斷涌現，也吸引了更多的年輕人加入，折射出時代變遷下的社會發展趨勢。牛天目前正在開展對“數字靈工”群體的田野調查。在她看來，“數字靈工”具有三方面的特質：第一是技術層面，包括技術知識的學習和使用，這個群體特別厲害的一點是他們知道所有的社交APP；第二是數字學習，她發現每一個“數字靈工”都是一個重度的在線知識付費選手；第三是數字文化，也就是說“數字靈工”在這種平臺上自我效能特別高。

牛天認為，未來“數字靈工”職業生涯的可持續可能并不缺少功能，更多缺少的是生態。現在功能已經飽和，需要的是面向每個個人的生態化，面向工作關系的生態化，包括社群、職業教育，還有城市和區域間的生態化。

主旨演講之后，五位嘉賓就“數字經濟下的就業可持續性”進行了圓桌對話，共同探討了平臺性質與就業的關系、勞動者在平臺就業的自主性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