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日，澎湃新聞與騰訊公司聯合主辦數字原野年度講壇暨首屆數字原野獎頒獎典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副部長卓賢研究員發表了題為“創造、鏈接、賦能與保障：數字就業的四個關鍵詞”的主旨演講。

卓賢研究員認為，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就業、產業數字化就業和數字生態化就業創造了多種新就業形態，數字平臺在其中發揮鏈接供需、城鄉和城市之間的作用，增加了就業機會。同時，數字就業通過打破剛性工作場景限制、提升工作靈活度來賦能弱勢群體與就業過渡者，并提升就業質量。實現數字經濟下的高質量就業，數字平臺和社會保障需一齊發力，必要時還應約束數字技術發展的方向，以確保科技向善和勞動尊嚴。

以下為卓賢研究員演講實錄，由澎湃研究所整理，以饗讀者。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副部長、研究員卓賢

國務院印發的《“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鼓勵個人利用社交軟件、知識分享、音視頻網站等新型平臺就業創業，促進靈活就業。數字經濟一方面對接千萬中小微企業，另一方面也連著眾多勞動者，是新形態就業的創造者、鏈接者和賦能者，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總體而言，數字就業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人口下降背景下，數字就業通過鏈接勞動者、消費者和工作場景，促進更多勞動者實現跨越時空的分布式就業，提高勞動者參與率，起到延續人口紅利的作用；第二，中國正在由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就業為主，轉向勞動密集型服務業為主，在經濟周期波動下，多重沖擊倒逼數字化進程加速，數字技術滲透率持續提高，數字就業起到了重要的疏解作用，避免了大規模失業；第三，數字就業平臺以高連通性、高流動性和高共享性，推動隱性知識顯性化，加快創新創業知識在就業者之間的傳播和溢出。

崗位創造：數字經濟實現產業化、數字化、生態化就業

據測算，中國數字經濟領域就業崗位接近2億，占總就業人數的四分之一，這個規模相當于美國和德國的總就業人口。從結構考察，中國數字就業主要包括了三個領域。

首先是數字產業化就業。數字經濟催生了很多新就業新崗位，如小程序開發員、互聯網營銷師、數據標注師、新媒體運營人員等，都是數字經濟業態催生出的新職業新崗位。人社部2022新版《職業分類大典》凈增了158個新職業，其中有97個數字職業。

其次是產業數字化就業。數字化助推了傳統產業特別是服務業的升級，創造出了新需求和服務，增加了新就業機會。比如，傳統餐飲業本來是難以實現規模經濟的行業，但數字技術幫助餐飲實現產業組織創新，推動服務業的工業化，無論是外賣平臺上的廚師，提供到家服務的廚師，還是中央廚房的就業機會，都獲得了較明顯的效率提升和服務增值。

最后是數字生態化就業。數字化平臺因其數據、技術和資源的聚合性，通常具有范圍經濟的特征，可同時提供多種服務，形成相互觸發和共生的就業生態。比如在微信平臺上，由公眾號、小程序、視頻號、微信支付、企業微信等共同構成了微信生態，其中衍生的就業機會在2020年就達到3684萬個。

平臺鏈接：增進主體互動協作，增加就業機會

數字就業平臺，提升各類主體跨地區、跨部門、跨時空的互動、交易以及協作的可能性，增加了就業的機會和靈活性。

一方面，數字平臺鏈接供需。數字平臺通過對需求和供給進行精準匹配，增加供需雙方的可見性、提高匹配的可能性、降低信息的不對稱性。另外，平臺的收費結構、使用規則和評價系統還能塑造有效的激勵機制，降低陌生人交易的信任門檻，減少勞動力市場的交易成本，讓原本不太會發生的交易更有可能發生。這使得一些原本小眾化的尾部需求被成規模地感知并被滿足，比如說上門喂寵物的需求，為失能老人洗浴的服務等。

另一方面，數字平臺鏈接城鄉。過去四十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主要動力是城鎮化，通過勞動力的城鄉轉移，實現經濟增長的結構轉化效應，我們可以將其稱為“空間城鎮化”。隨著電商平臺、社交媒體和移動支付基礎設施下沉到鄉鎮，數字經濟為農村地區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平臺挖掘出細分領域的用戶數據，農民則可以據此調整自己的生產和銷售計劃，成為全國乃至全球零售商，在數字平臺上轉移到原來要在城鎮空間中才能高效進入的生產部門。

除此之外，數字平臺也鏈接城市。隨著遠程會議系統和協作辦公軟件的發展，一些生產性服務業的跨地區分工越來越便利，諸如視頻剪輯師、新媒體編輯師、室內設計師等從業者，能通過互聯網在生活成本較低的城市遠程工作，賺取一線城市的工資。2020年8月，愛沙尼亞率先推出了“數字游民簽證”，有數十個國家跟進。申請者一旦通過審核，就可以攜帶家屬獲得為期1～5年不等的數字游民居留簽證，通過合法的遠程工作在異國賺取收入。數字化就業在中國同樣持續下沉。根據微信的研究，三線及以下城市成為數字就業創業的新陣地，中西部城市聚集了較多的小程序和公眾號運營者。

就業賦能：提升工作靈活度，助力弱勢群體與就業過渡者就業

傳統就業對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有著相對嚴苛的要求，一部分特殊群體難以實現就業。數字就業打破了工作場景的剛性限制，提高了工作安排的靈活性，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就業。

其一，數字就業賦能女性。養育孩子是一項勞動密集型工作。中國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近年來下降到60%左右，女性因生育和撫育而被迫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現象屢見不鮮。我曾經到訪中部縣域的一所“高考工廠”，發現這座常年大量勞動力外流的縣城，居然出現了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集群，原因是有一批從外地來陪讀的母親在照顧孩子之余在學校附近就業。數字就業讓這種現象不再成為孤例，云客服、人工智能訓練師、內容審核員等新職業，支持更多家庭女性在靈活的時間和地點就業，并獲得更獨立的經濟地位。

其二，數字就業賦能殘障人士。2020年中國持有殘疾證的人口總數已超過 3780 萬，其中有 860 萬人參加就業。促進殘障人士就業，使他們能夠公平地參與社會生活，是促進他們恢復身體能力，保持心理健康，實現個人價值的重要方式，也是衡量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重要標志。其中，一些數字平臺以算法和流量支持幫助殘疾人就業創業，為殘疾人提供場景式仿真學習平臺和聽力視覺智能輔助，來幫助其勝任電商、客服等數字崗位。

其三，數字就業賦能就業過渡者。有相當一部分數字就業是兼職副業或過渡性職業，數字就業成為很多人全職工作的補充或職業中轉站。數字就業靈活進退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就業焦慮、增加了職業選擇，是“就業蓄水池”，更是“就業加油站”。

需要指出的是，數字技術是通用目的技術，但并不會天然平等地賦能到各類勞動者，只有推動科技向善，才能讓弱勢者獲得更多力量，避免出現就業極化的問題。

質量保障：平臺社保齊發力，提升以人為工作主體的就業質量

數字就業在解決就業有沒有的同時，會不會導致低質量就業？對應第四個關鍵詞“保障”，我有以下幾點思考。

首先是勞動關系的重建和勞動保障的完整性。各國勞動法都是在工業經濟的大生產背景下形成的，新就業形態難以簡單納入既有的勞動保障體系。比如失業保險。對于傳統的單位就業者，失業與否是容易判定的，但對于數字經濟中的靈活就業者，他是自主決定是否工作、何時工作，是否失業以及在什么時點失業難以認定。另外，“多平臺同時就業”的情況下，勞動者與企業的關系也難以界定，需要法律和政策進一步給予規制，需要企業履行好雇主責任，也需要相關保險產品創新。比如，由于成本問題，傳統的雇主責任險多以按月為期限，不利于工資日結的騎手、裝修工等高風險就業者投保，而一些機構推出的靈工日結的普惠保險，就能較好解決過去對單日職業風險保護的遺漏問題。

第二是數字就業的低門檻和職業進階的高門檻。很多數字就業都具有入場門檻低的特征，能夠支撐較大規模的青年就業。但數字化技術在給勞動者賦能的同時，也壓縮了勞動者自身的技能提升空間，降低了年輕數字就業者職業晉升的機會與可能。為此，平臺企業在終身職業規劃、衍生技能培訓、專業資質認證等，還有較大的開拓空間。

第三是數字智能的迭代和人類技能的提升。自從深度神經網絡出現以來，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超乎想象。這里要提出的問題是：數字就業本身是否會被不斷進步的數字技術所替代。比如自動駕駛技術會不會取代網約車，無人機是否會取代騎手，24小時不休息的數字人會不會取代直播帶貨者，人工智能發展到一定階段是否不再需要數據標注員。這種替代不僅威脅到既有從業者，也威脅到已經或將要安享晚年的退休人員。因為人工智能是不需要繳納養老金、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的，假設十年二十年后現有20%的就業投保者被替代，如果不實施人工智能稅等政策，在既有制度框架下，全球現有社保體系能否維系都會成為一個問題。

最后一點是數字化的極致效率和人類的勞動尊嚴。由于數字就業的勞動過程會被數據化留痕，算法對勞動過程的分析更加精細，對勞動者的管理更加嚴密。騎手和算法的關系已為人熟知，這里舉另外一個例子：在數字化的物流倉儲環境中，在需要人工分揀的物品中，算法可以根據勞動者的身高和步長來分配重量、體積和分揀移動距離等具有個性化差異的物品，設置不同的傳送帶速率，雖然提高了工作效率，但也增加了勞動強度。

在一個豐裕社會里，勞動的意義在于獲得尊嚴和價值認同，這既需要數字技術發揮創新推動的作用，也需要我們約束數字技術發展的方向，平衡好效率和公平、利益和價值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