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數字經濟正在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和新引擎。以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數字經濟正在不斷滲透到實體經濟當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速產業轉型升級，有效提升了企業的生產效率。

與此同時，數字平臺也正成為中國靈活就業的主要支撐，為勞動者提供更多的就業選擇。隨著我國數字經濟規模不斷壯大，平臺經濟作為就業“蓄水池”和“穩定器”的作用也日益顯現。積極支持平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不僅有助于提升數字經濟發展效能，構筑國家競爭新優勢，更有助于拓展就業空間，增加就業機會，提升就業質量。

2023年4月26日，澎湃新聞與騰訊公司聯合主辦數字原野年度論壇暨首屆數字原野獎頒獎典禮。本次論壇以“新起點·新動向·新未來”為主題，邀請了中國經濟學、社會學等領域的知名學者與數字原野研究計劃青年學者，共同分享、探討因數字而變的就業轉型以及高質量、可持續就業的實現之路。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賈康教授、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陸銘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部副部長卓賢、中國社科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孫萍副研究員、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陳碧副教授五位嘉賓發表主旨演講，從多角度探討了數字經濟作為高質量發展“新引擎”對就業發展產生的驅動作用。

專家們認為，數字技術正勢不可擋地重塑中國產業形態與就業結構，使當前數字就業呈現產業化、服務化與生態化的特點和趨勢，有利于推動就業向“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數字平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引領作用。當前有必要深入洞察這一進程，及時調適相關政策，以進一步激發數字平臺的向善力量，賦能可持續的就業未來。

 作為高質量發展“新引擎”的數字經濟

賈康教授從認識論的角度分析了數字經濟對高質量發展所起到的“新引擎”作用。從歷史維度看，“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生產力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源”為理解當下的數字經濟提供了基本框架。從現實維度看，信息革命與數字經濟的蓬勃興起，不僅重組了全球要素資源，還重塑了全球經濟結構，更改變了全球競爭格局，數字技術用行動和現實證明了它強大的變革性力量。

當下，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離不開數字技術的發展，也必須加入這場數字經濟創新的大潮。賈康教授認為，數字經濟在中國追趕時代、推進現代化進程中的“新引擎”作用集中表現在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促進新增市場主體的快速增長，成為穩就業、惠民生、保市場主體的重要支持力量。

卓賢研究員指出，當前新崗位與新職業的生成與數字經濟的產業化發展有關。據測算，中國數字經濟領域的就業崗位接近2億，占總就業人口的1/4，這個規模相當于美國和德國的總就業人口。不僅如此，中國數字就業的占比還在不斷增大，數字職業的數量也在增多。人社部去年頒布的職業分類大典里顯示，我國凈增了158個新職業，其中有97個是數字職業。

孫萍副研究員通過對“電商培訓師”等新型職業的研究，發現了數字經濟產業化過程中誕生的數字職業所蘊含的自主性與潛能。她認為，數字化鏈接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就業和生產。在這個數實融合的過程里，有諸多類似“草根創客”的人抓住風口，順勢而為，在中國互聯網產業結構調整中實現了自身發展。

除了就業的產業化趨勢，數字經濟還加速了傳統服務業的轉型，從而推動數字職業服務化的進程。一方面，數字技術幫助服務業實現產業組織創新，推動了其工業化發展。另一方面，服務業的數字化在創造更多新需求，增加新的就業機會。在陸銘教授看來，服務業就業崗位相對制造業而言，其可替代性與可編碼性相對較低，因而今后社會的就業崗位將呈現出服務化發展趨勢。

與此同時，數字經濟還在進一步勾勒出生態化數字就業的未來。數字平臺以線上線下供需的精準匹配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微信為例，微信平臺上由公眾號、小程序、視頻號、微信支付、企業微信等共同構成的微信生態，在2021年所衍生出的就業機會就超過了4600萬。”卓賢研究員認為，數字化平臺因其所蘊含的數據、技術和資源的聚合性形成范圍經濟的特征，可以同時提供多種服務，形成相互促發和共生的就業生態。

實現高質量就業，數字平臺引領是關鍵

在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數字經濟作為“新引擎”，不僅創造了眾多就業崗位，也在賦能數字就業朝高質量、可持續轉向，而數字經濟下的可持續就業既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應有之義。

賈康教授認為，當前需積極認識民營企業對緩解“就業之困”的重要作用，尤其數字平臺民營企業所發揮的直接、間接和輻射作用，重視釋放民營經濟的活力。

與此同時，還要正確認識“高質量就業”與“充分就業”的內在關聯。高質量就業不僅僅是充分就業，而是對后者的發展乃至超越。定義高質量就業的主體是多樣的，既有勞動者，即雇員勞方，又有市場主體，即資方雇主，還有政府管理部門。當有三個乃至多個主體從不同視角定義高質量就業時，數字經濟應當在其中形成雙方、多方盡可能滿意的正面效應組合。其中，數字平臺的引領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賈康教授指出，我們應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與時俱進地認識數字平臺與中小微企業通過形成供應鏈來實現共同發展的聯動效應，重視平臺經濟在保障就業質量和可持續性方面的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

數字就業，在流動與變化中實現可持續

隨著數字平臺對新業態就業引領效應的提升，社會中出現了越來越多依托于平臺的靈活工作者，這改變了原有的職業劃分標準，對靈活就業的社會認知亟需更新。同時，在城市“向心力”的作用下，外來人口持續向大城市集中，若不進行城市治理觀念的革新，則涌入城市的外來人口將難以留下來持續發展。

基于此，陸銘教授提出在當下社會經濟條件中重構“可持續就業”意涵的必要性，一方面，外來流動從業人員存在不穩定性，被數字經濟激發的就業積極性易消逝且不穩定，另一方面，靈活就業作為一種自我保險機制，其是否長久有效取決于外部環境。

陸銘教授認為，靈活就業與不穩定之間不能簡單地劃上等號，可持續就業也不應被視為穩定化的象征。“單獨看一個崗位它似乎不夠穩定，但是今天在靈活就業大量存在的情況下，很多勞動者恰恰把靈活就業作為在不同職業之間進行風險規避的一種機制”。換言之，靈活就業現已成為化解其他職業不穩定性的避風港，對整個社會的就業形勢走出困境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卓賢研究員看來，靈活就業是數字經濟賦能過渡就業者的一種重要形式。在2022年微信的生態就業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數字就業是兼業或副業，或者是一些過渡性的就業，由平臺提供的靈活性就業機會不僅緩解了這類群體的就業焦慮，也作為“就業蓄水池”和“就業加油站”增加了他們在職業生涯中的選擇。

陸銘教授進一步指出，在經濟和人口空間大變局中，就業的可持續發展必然伴隨著人的流動和職業的變化。在此過程中，每個人都需要轉變“擇一職，終一生”的傳統觀念，致力于打造自身可持續的工作技能和就業能力，同時積累盡可能豐富的生活經驗與社交的經驗，以適應職業服務化的大趨勢。在公共政策配套方面，政府則可以考慮更多地購買企業的職業培訓服務，通過補貼使零工作經驗青年獲取一定工作經驗，同步加快戶籍制度市民化改革，以增強城市對外來人口的包容性，支持其留在城市，持續謀求職業發展。

實現高質量和可持續就業離不開個體、社會、政府和數字平臺的協同。未來，平臺應承擔起更多社會責任，為人群就業提供多樣化的場景和機會，如提供職業早期支持計劃以及新業態和新技術的指引，或者推出公益性基金以支持外來人口和高風險人群。同時，平臺還應當積極與政府之間形成良性互動，從而建構一個對數字時代新業態、新行業、新職業更包容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