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魁閣”青年學者論壇：“面向數字社會：中國青年社會學者的回應”

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中期，費孝通等老一輩社會學家，以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及“魁閣”為基地，在戰時的云南展開了一系列研究活動。在這些實地研究的基礎上，出版了一系列學術著作，如今均已成為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科學領域的經典文獻，影響深遠。“魁閣”的學者們在“魁閣”中工作時都尚處青年，較為年長的費孝通才30多歲，田汝康、張之毅、李有義、谷苞等都是二十幾歲的青年。八十多年過去了，我們已經邁入數字社會，社會結構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數字技術已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當代的中國青年社會學者會有何種回應？為賡續魁閣精神，回應當代社會的數字變革。

首屆“魁閣”青年學者論壇于2023年4月22日、23日在昆明云安會都酒店召開了為期兩天的會議。第一日的會議主題為“面向數字社會：中國青年社會學者的回應”；第二日的會議主題為“非虛構寫作的社會學與人類學意涵”。本次論壇由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主辦；云南大學社會學系、《魁閣學刊》編輯部承辦；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群學出版分社協辦；中國社會學學會提供學術指導；社會學之思、社會學吧、人類學之滇提供媒體技術支持。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南京大學、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湖北經濟學院、武漢大學、深圳大學、《貴州社會科學》編輯部、云南師范大學、云南大學等10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60余位學者、研究生和本科生參加了會議。

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本次論壇共收到學術論文和研究報告共計100多篇，歷經初選、復審、而后邀請國內幾位著名的社會學學者，包括張翼研究員、劉世定教授在內7、8位社會學界的大咖，進行了最后的終審，產生11篇入選論文。論壇根據時間安排，設置為五個部分，由開幕式和四個單元構成。每一部分分別設1～2位主持人，報告文章由作者進行引談，引談結束后由1位老師評議，然后進入問答環節。與談人就論文及發言給出建設性意見，引談人可在與談人發言結束后做回應討論，在場所有人都可參與討論提問。此種討論形式意在讓每一位學者都成為主角，有針對性地討論論文優缺點，相互啟發，以促改進。

云南大學副校長廖煉忠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政法學部主任、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培林

論壇開幕式由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特聘教授謝壽光教授主持，云南大學副校長廖煉忠進行校領導致詞，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政法學部主任、中國社會學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培林研究員進行嘉賓致辭。隨后，謝壽光教授宣布首屆魁閣青年學者論壇暨社會學人類學寫作工作坊正式開幕，論壇進入議題發言與討論環節。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議題由云南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周大鳴老師主持，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研究生陳雯、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社會學碩士研究生陳昱、云南大學工商管理與旅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系副教授陳曦進行論文匯報，中國社會學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王天夫教授，全國人大社會學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張翼研究員，和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王興驥與談。

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生陳雯和云南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小星合作的研究以《元宇宙視域下的宗教體驗研究》為題。探討元宇宙對宗教經驗的影響，并著重考察元宇宙語境下神跡見證、技術崇拜、神秘體驗三個方面的超驗性宗教情感。與此同時，元宇宙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宗教體驗背后，蘊含著巨大的倫理道德和法律監管方面的挑戰。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社會學碩士生陳昱和副教授方薌合作的研究以《青年網絡直播消費：一個科技、消費與社會交織的分析視角》為題。討論網絡直播帶貨這種新技術和新業態下青年人的新型消費模式，通過研究發現，網絡直播購物同時滿足了青年人消費和社會互動的需求，人與物、人與他人、人與自我的交流嵌入購物過程中。直播技術和銷售策略的使用大量地催生了青年人的購物需求。直播間作為媒介把超真實的符號價值附著在商品上，通過互動式消費模式傳遞給消費者，最終導致青年人沖動消費。

云南大學工商管理與旅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系副教授陳曦和云南大學工商管理與旅游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合作研究以《前沿者的后知覺：網絡時代青年基層勞動者的成長困境》為題，聚焦青年基層勞動者，運用“春江水暖鴨先知”來說明當前智能化發展與勞動力轉型升級的節奏存在失調，具有危及青年基層勞動者生存的潛在風險。

三位引談人匯報結束之后，三位與談老師對文章進行了評議。針對陳雯同學的文章，王天夫老師指出：隨著科技進步，神秘體驗可以通過科技再現時，宗教體驗的未來又會有怎樣的景觀？建議作者可以把討論往科技與信仰關系等更宏大的方向推進。張翼老師則建議陳昱同學可以梳理鮑德里亞的理論后，發展當前符號霸權能夠獲得新一代的增長點，進而和鮑德里亞產生一個對話。王興驥老師則認為，陳曦老師的文章就研究對象的選擇方面，以快遞員、銷售員、菜市場人員來分析青年底層勞動者的求職困境，相對來說這個結論有點匆忙。因為在現實中，例如各類大數據對我們生活的影響并非像我們理解中的那么全面且深刻。使用智能代替勞動力的結論是否與現存的現象相悖，仍然存在著討論的空間。

第二單元

第二單元議題由《貴州社會科學》編輯部副主任李桃老師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王譽梓碩士研究生和南京大學王海亮博士研究生進行論文匯報，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游天龍老師和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系主任周飛舟老師與談。

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游天龍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社會工作專業碩士研究生王譽梓和吉首大學商學院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學專業碩士研究生鄧雅夢的合作研究以《空間敘事與網絡圈層化：Z世代“劇本殺”社群景觀及其建構邏輯》為題，主要關注Z世代為主體的社群娛樂“劇本殺”，引入德波的景觀理論視角提出了“社群景觀”概念。通過對Z世代“劇本殺”的深入分析，從興趣化社交、數字化社交、階層化社交三個核心層面勾勒出社交全景。分析世代在“劇本殺”游戲中展現的心理、行為以及亞文化社交現象，能夠為當下把握Z世代的價值和行為取向提供一定的參考。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專業博士研究生王海亮的研究以《看見動物：數字社會中動物與人類的共生——以對大清河鹽場鳥類救助站鳥人的民族志考察為參照》為題，對大清河鹽場鳥類救助站鳥人的民族志考察為參照，闡述了從傳統動物觀測（實地考察觀測、鳥類環志、紙質照片墻）到數字化動物觀測（監控實錄、GPS跟蹤、野生動物接收憑據）的技術變革，這種技術變革中改變動物科學知識生產模式的同時，也促進了人類與動物的關系從封閉型向開放型的轉變。數字技術形塑著人對動物的社會態度，使人通過“看見”動物，學會與之共情、共存。

兩位引談人匯報結束之后，二位與談老師對文章進行了評議。游老師認為，王譽梓同學的文章沒有指出劇本殺相較于其他文娛活動的特色之處，其挖掘深度不夠，沒有凸顯出劇本殺的獨特性，同時對社會結構的分析不夠深入，還有提升的空間。而周飛舟老師指出，王海亮同學的文章主要意義在于讓我們了解到了動物社會學，然而這篇文章又和西方的動物權利（animal rights）研究又有很大的差異，其所關注的人與鳥的共情、共存問題，立足點是看見，與西方動物社會學研究的思維有很大差異，總體認為這個議題很有意思。

第三單元

第三單元議題由中國社會學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副總編輯童根興主持，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曹栩豪、中山大學本科生戴楚嫻、湖北經濟學院法學院講師周璇、武漢大學碩士研究生徐冠群和深圳大學博士研究生劉懿璇進行論文匯報，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劉世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李春玲教授和云南大學社會學系講師耿達與談。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研究生曹栩豪、陳麗、夏璐、席德璐的合作研究以《回到高效：數字時代的“科層制”——外賣騎手組織研究》為題，通過科層制組織為切入點，在外賣騎手組織中，原本由組織面對的不確定性難題被置于個體面前，數字技術“剛性”與生產現場不確定性的緊張關系成為個體理性的原動力。透過“剛柔”相容的支配體系，數字系統的理性滲入個體層面，這使得騎手具備了降低生產現場不確定性的能力。同樣，通過支配體系，個體理性也被整合進了系統理性中，這讓置身于數字時代高度不確定性環境中的外賣騎手組織具有了科層制的特點。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本科生戴楚嫻、宋培林、陳世麗、陳佳瑩的合作研究以《基于公地的同儕生產：字幕組合作性生產的動力及其機制》為題，在文化全球化、互聯網勃興的數字社會語境下，通過對字幕組這一合作性生產行為的動力、機制、維系和影響等進行了較為立體化的研究。基于公地的同儕生產與字幕組公地開放性和流動性特征相結合，共同造就了公地資源的良性生產循環。創新性地采用基于公地的同儕生產這一理論視角，從理論和實踐層面為建立良性發展、共建共享的網絡空間與數字社會提供了有益借鑒。

湖北經濟學院周璇老師以《吃播：對一種自我損害式勞動的初探與析解——以三位女性吃播的發展歷程為例》為題通過對暴食吃播長達六年的網絡民族志觀察，深描吃播的整個數字勞動歷程，展現吃播“自我損害”式身體實踐背后的社會狀況和行動邏輯。反映出特定社群通過訴諸“本真性”來掩飾自體傷害和社會爭議的傾向，從而完成對自我損害在心理上的馴服。這類刻意制造出的自傷、自嘲、自損式勞動實踐暗示了處于劣勢群體的一種“微抵抗”行動策略，折射出現代人在身體控制、視覺化導向和獨異性文化潮流之下的掙扎與適應。

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徐冠群的文章以《媒介·社會·文化勾連視域下鄉村兒童的數字成長路徑——基于山東濰坊Z村的實踐考察》為題，以媒介·社會·文化勾連為分析框架，采用田野調查方法，基于一個村莊中的數字媒介實踐展現新媒介技術與鄉村兒童日常生活的有機勾連，探討數字媒介在鄉村兒童成長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透過Z村兒童的數字化生活與成長路徑，可以了解信息傳播技術與中國鄉村相互嵌入的某些表征與影響，從而為理解中國鄉村整體的數字化變遷與鄉村兒童的數字化生存提供注腳。

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劉懿璇與碩士研究生朱家瑜的合作研究以《展演狂歡與鄉村想象：傳受視角下土味視頻的生產與消費研究》為題，通過網絡民族志的方法對抖音、快手兩個平臺的相關土味視頻賬號進行研究，并對土味視頻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進行半結構化的深度訪談。研究發現，作為土味視頻的傳播主體，小鎮青年擁有個性、反叛與自嘲的群體性特征，同時社交展演、鄉土認同與自我建構是他們“土味文化”締造的意義與動機。關于此問題的探討對于我們把握城鄉一體化背景下個人價值趨向和群體心態，以及理解媒介化社會生態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論文匯報完畢后，三位老師分別對文章進行了評議，曹栩豪同學的文章比較詳實地揭示了外賣配送的組織特征和效率特征，分析網約配送組織內部的權力關系，并試圖和科層制結合起來討論，對組織研究的推進做出了努力，有進一步發掘的潛力。但是對于問題的提出還缺乏堅實的根據，根源在于對文獻的掌握有遺漏，比如對交易成本經濟學有關層級與市場的替代分析全然沒有涉及，希望其予以關注。

戴楚嫻同學的文章基于數字技術的文化公共品的出現是一個值得研究、具有某些新特征的現象。其論文中一些基本假定有必要清晰化，對于一些概念的使用，如果在文章中另有內涵那就需要界定清楚，一個是字幕組生產的產品，其如果具有“公地”特征，也要在消費者與這些物品的關系中確定；另一個是在字幕組組織中。如果作者認為這兩個環節有重要關聯，都要用“公地”概念來聯結，那就要對此做出更有分量的闡述。

周旋老師的文章首先，深化和聚焦核心論點。諸多理論概念（如工具化身體、本真性、亞文化、自我建構、獨異性文化、異化等）需整合為嚴謹的邏輯鏈條，以論證該文的核心論點，即暴食吃播作為一種數字勞動形式是劣勢群體的一種“微抵抗”行動策略。其次，梳理理論文獻引用，充實訪談和觀察資料的論證。需沒有突出作者的研究發現和理論創新。最后，作為集刊論文，該文的字數可能需要刪減。

徐冠群同學的文章需要提煉該文的核心論點，并使文獻討論、個案資料分析及其結論更緊密地圍繞核心論點展開論證，使分析思路更加嚴謹，更加突出主要結論。在論文的不同部分強調了不同論點，案例分析的三個部分各有論點，而不同部分的不同論點沒有整合為一個嚴謹的論證思路（論證核心觀點），總體感覺論文結構有一些松散，思路不夠嚴謹，重點不突出。明確陳述論文題目中的“媒介·社會·文化勾連”，保持文章的整體一致性。最后，作為期刊論文，該文的字數可能需要刪減。

耿達老師認為，劉懿璇同學的文章最大的不足在于，沒有深入地分析平臺的角色。雖然偶爾提到了一下大量低俗賬號被封禁，但平臺是這個生產機制的關鍵甚至是最關鍵的一環；是平臺將土味視頻從億萬視頻中識別出來，給予一定的流量上的獎勵機制，引導更多人生產土味視頻；是平臺觀察到土味視頻的受眾廣、沉迷性強、傳播力強而更加精準的給類似用戶畫像的群體投放。這個供需的關系是平臺幫忙對接的，通過對大量的生產、消費活動的大數據分析，強化了這一交易閉環，利用了雙方的趨利性乃至心理弱點，方成就了土味視頻的鋪天蓋地。文章分析的各種原因機制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在平臺經濟上脫離平臺談現象，多少有些舍本逐末。

最后，五位作者都需要加深對研究問題的把握性，注意邏輯的嚴謹性，突出研究問題的主要特點，減少對其余問題的表述，搜集的材料需要起到對論述觀點佐證的作用。

第四單元

第四單元作為會議結尾，與其他三個單元不同，主要包含“面對數字社會（特別是Chatgpt等），社會學可以做什么？”，以及2023年魁閣學刊的主題發布兩塊內容。主持人由云南大學社會學系馬雪峰副教授擔任，其中，第一部分由哈爾濱工程大學社會學講師王立秋老師做引言，全場師生參與討論；第二部分由云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游天龍、馬雪峰介紹《魁閣學刊》2023年兩期的內容，并由謝壽光教授作總結發言。

（一）面對數字社會（特別是Chatgpt等），社會學可以做些什么？

哈爾濱工程大學王立秋老師，對數字社會學的研究做了充分的文獻梳理，他指出，技術研究在我國社會學領域長期被忽視，并進一步指出，數字社會學需要關注到數字技術對社會關系、社會互動、社會結構的重塑，以及將數字的邏輯貫徹在其中。隨后，由各位學者輪流發言討論。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劉世定老師站在經濟社會學的角度指出，面對數字社會，傳統社會學面臨著方法論的挑戰，即傳統如“密涅瓦貓頭鷹”式的研究很難跟上社會的變化，需要轉向未來學的研究，并且要注重模型的建立。其次，他認為，ChatGPT會融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進一步影響到人的行為模式。最后，他在對ChatGPT進行詳細的技術介紹后，指出ChatGPT的發展速度過于迅猛，但GPT的發展需要依賴人類知識作為養料的“喂入”，所以在此基礎上可以“喂入”社會倫理學的知識，社會學的任務就體現于此。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周飛舟老師與劉世定老師觀點不同，他認為思維與計算的物質基礎是模糊的，并且人類的知識會呈現“飛躍式”的變化，而關于這一點也是模糊的，所以他認為，人類對自身的思維邏輯認識都是模糊的，而自己建立的模型（GPT）則不可能超越人類。其次，他引用潘光旦《童子操刀》這篇文章提出，人類總是不斷的強化對“它”的控制，但是卻難以控制自己，所以某項新的技術使用不當也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學系李春玲老師站在社會分層的角度指出，ChatGPT雖說需要不斷與人互動以此得到“喂養”，但有學者實驗發現，涉及意識形態的問題都是由開發者提前設定好的，“喂養”無法改變GPT的知識體系，因此她認為在未來社會中，掌握技術的人將擁有極大的權力。其次，她引用一個幻想小說，提出在AI革命下，未來的社會中產階級工作會被淘汰，并進一步的拉開兩極分化。

浙江工商大學中外話語研究院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張樂天老師以社會學的理性化為引入點，指出GPT對社會學理性化的侵蝕，以及對研究方法的沖擊，即理性化越高，越容易被GPT所取代，所以張樂天老師強調社會學學者作為經驗材料收集者的重要性，強調田野中，研究者所獲得的第一手經驗，弱化對理論的套用。其次，他指出，中國文化中的人，缺乏自主性、強調依附性，因此在GPT的影響下，少數技術精英可能會控制大多數人，并且大多數人會變成“數字奴隸”，進一步帶來各種精神問題。最后，張樂天老師認為應該加強對人的關注。

（二）2023年魁閣學刊的主題發布

2023年魁閣學刊的主題發布包括兩期主題，由云南大學社會學系游天龍老師和云南大學社會學系馬雪峰老師分別介紹。

游天龍老師的主題延續關于數字社會和ChatGPT的討論，他提出四個板塊，即圍繞數字社會的討論、AI與社會學的討論、AI技術的應用性文章、關于數字社會理論性文章的翻譯。其中，關于AI技術的應用性文章，他要聚焦于實際的操作層面，而非學術性的文章，并以此助力AI對學術生產力的作用，提高學術生產效率。

馬雪峰老師的主題基于我國的基本傳統與現實，即建構“鄉土重建”的知識基礎：從魁閣、清華國情普查研究所到鄉村社會大調查，以這一期為平臺去回顧和展望從魁閣和清華研究所，一直到現在這樣一種鄉村社會大調查，有關中國鄉村社會的研究，特別是方法的回顧和展望。

最后，由謝壽光老師總結，他提出本刊物的要點在于培養和發展一批年輕學者。針對GPT，他認為，雖然GPT在數據、算力、算法上全面超越社會學學者，但是GPT缺乏來自人的鮮活眼光與認識，即人對一手經驗材料的感知與認識，這是機器無法取代的方面。

首屆“魁閣”社會學人類學寫作工作坊：非虛構寫作的社會學與人類學意涵

社會學、人類學如今在輿論中似乎越來越熱門：田豐對三和大神的研究、嚴飛對懸浮時代的探討、上野千鶴子對女性問題的關注……都引起社會熱議。而早年憑借浙江村研究而聞名的項飆老師近年來更是出沒于各大媒體，就內卷、附近、世界公民、日常生活等各類問題發表看法。有人說，過去出了什么事，媒體都是找經濟學家；而現在出了什么事，媒體都是找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學者的共同特點其實是他們會“講故事”。而這，本應是社會科學的“傳統藝能”。講故事，是將人類和地球上其他物種區分開來的重要特點。為秉承費老等老一輩魁閣學人治學理念的《魁閣學刊》則試圖重振乃至復興社會學、人類學傳統，主題為“非虛構寫作的社會學與人類學意涵”的首屆“魁閣”青年學者論壇第二場于2023年4月23日在昆明云安會都酒店召開。

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特聘教授謝壽光

論壇開始由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特聘教授謝壽光教授致辭。他指出，非虛構寫作任重而道遠而且發展空間巨大。從費孝通、魁閣開始，許多前輩對于非虛構寫作的一些已有探索，在社會學界也形成了自己的學術圈子。不管是量化還是質性研究、都希望探索出一種綜合的方法和更大的空間。除此之外，期刊、出版社如何用社會學方法滲透到非虛構寫作中去等等是我們今天需要探討的主題。隨后，謝壽光教授宣布會議正式開始，論壇進入議題發言與討論環節。

第一單元

第一單元議題由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人文社科資深教授、南京大學當代中國研究院院長周曉虹教授，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魁閣學刊》執行主編馬雪峰分別主持，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劉柳，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后鋒竹沁，南京大學社會學院講師陸遠，東南大學社會學副教授胡潔，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碩士研究生袁美娜進行論文匯報，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系主任、副教授嚴飛，浙江工商大學中外話語研究院特聘教授張樂天，浙江大學社會學副教授酈菁，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院副教授袁長庚，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周海燕與談。

劉柳老師以《口述史訪談者的自我定位及訪談風格》為題。探討口述史訪談者的自我定位及訪談風格，基于對25名曾參與過“新中國工業建設口述史”及“新中國人物群像口述史”項目的老師和研究生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發現：不同的訪談者會為口述史訪談設定不同的目標，即“從被訪者處獲取信息”或者“與被訪者探討話題”，與之相對應，他們會將自我定位為“信息接收者”或“促進建構者”。同時，不同的自我定位會對訪談者的訪談風格有所影響，并使得這種差異性更加凸顯。在具體的訪談實踐面前，訪談風格，“說與不說”最終會以實際情況為準，形成一個訪談策略連續譜，即緘默、工具性分享、共情性分享和對談。

鋒竹沁老師以《在實踐中反思口述史訪談的主體間性》為題。基于對25位社會學口述史研究者的半結構式訪談，從敘述者與自己的對話；敘述者與訪談者的對話以及敘述者與過去、當下社會與文化間的對話；對口述史方法的主體間性三個方面進行反思。強調在訪談中我們應當從尊重受訪者詢問、傾聽、沉默以及不回答權利；感受敘述者所建構故事中集體記憶的力量；挖掘集體記憶所遮蔽的個體記憶；警惕敘述者在回避、否認、沉默或哭泣中展現的集體記憶的力量；關注敘述者在面對困境時試圖抗爭的主體性等方面解決問題。

陸遠老師以《口述歷史與社會科學的公共性》為題。以公共史學、公共社會學為例，考察了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跨學科研究過程中的公共性作用機制，進而倡導一種具有價值承諾和社會學承諾的“公共社會科學”的生成。關注“遺忘”在現代性生存中的重要作用，把遺忘分為自然性遺忘和建構性遺忘，強調遺忘是加速的后果，也是加速的機制口述歷史作為抵抗遺忘的手段和行動。因此，處理遺忘涉及我們對重建公共性操作手段的思考。

胡潔老師以《口述史訪談的社會學語境》為題。以25位參與過“新中國工業建設口述史”或“新中國人物群像述史”調研中遇到的問題。對于一般性的訪談而言，訪談技巧的妥善運用可以幫助訪談者獲得信息。但是，對于希望獲得被訪者個人生命歷程詳細情節的口述史訪談而言，僅僅只是技巧的運用并不足夠。因此，口述訪談需要掌握的一些關鍵因素:建立信任;共情。

袁美娜同學以《國家-社會關系中的主導性政治的變遷：以貴州三線地區“樹村”為例》為題。通過建構“生命政治”、“生活政治”、“基建政治”三種政治形式交互運作的分析模型，探討國家在現代化建設不同時期的治理藝術和普通人的策略記憶，呈現三線建設以降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經驗。展現現代國家建設過程中三種政治形式的相互交織，以及三種政治形式的共時建構性和歷時的突顯性。

論文匯報完畢后，五位老師分別對文章進行了評議。劉柳和鋒竹沁的文章具有非常強的實際意義。嚴飛老師指出訪談者是一位促進的建構者，因此會在訪談的過程中不斷地跟被訪者進行交流和互動。訪談者和被訪者之間有沒有相似的生活經歷在訪談中非常重要，我們在更加貼近日常的非正式性的訪談中，進行比較有效的訪談，在訪談之后需要及時去回憶以及做田野筆記。

張樂天老師強調要從在田野里要讓人覺得你就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嚴格提醒自己尊重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修煉自己；讓人覺得你對生活充滿熱情；我們需要把這片土地上的故事記錄下來，讓后人知道這片土地的人是怎么生活這四個方面對口述史訪談進行補充。并指出鋒竹沁的文章沒必要從文獻回顧開始，文章中主體間性這個概念以及對其描述也可能太過復雜。從敘述者角度來說，敘述者走到訪談者面前需要形象塑造，所以研究實際上是被訪談者的形象塑造，建議改一下題目。同時，口述史訪談的核心是跟被訪對象和訪談者的博弈：被訪談者在訪談過程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訪談者自身如何塑造形象？這兩個形象如何展開？以及我們在遇到比較強、實力均衡、以及比較弱的被訪對象如何處理？

酈菁老師針對陸遠的文章指出，口述史的關注在時代下特別重要，尤其是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從結構歷史分析視角下，口述史其實是有一定危險性的。首先是對于個體文化特異性尊重。在19世紀末以及二戰之后有關口述史的運動主要是中產階級運動，雖然個體話語權上升是一個好事，但另一方面，這場運動是對于中產階級傾向，而且都是中產階級女性，因此底層話語被遮蔽，同時造成眾聲喧嘩。周海燕老師也就“話語當作一種事件”提出自己的感受。嚴飛老師也提出人工智能信息公開會不會形成信任危機提出了疑問。

袁長庚老師針對胡潔的文章提出，口述史里面形成的敘事什么時候對研究者形成冒犯的時候或許會達到一個新的階段，雖然很難放入整體架構中去，但這一點是值得研究的。個體回到歷史現場在當前處境下作出很艱難的抉擇，個體是否一定要相信官方給出的信息？個體在社會科學里面如何把握與他人的關系？除此之外，郭茂燦老師也就用共情來做口述的資料如何去做客觀性的評估以及學界接受？如何平衡客觀和觀的平衡，這樣的困惑如何解決？等問題進行提問。胡潔進行相關回應。

周海燕老師稱許袁美娜的資料很扎實，基于自己的實踐很好。但是使用三種概念可能會有排異反應。建議使用統一的視角。其次從早期的人口遷移，生命都歸國家管，所以用生命政治概念講是很有解釋力的，但這樣分析又會顯得太簡化，會忽略一些日常生活化的場景。接著，周海燕老師闡述了自己對于口述歷史和大歷史之間的關系的理解，首先就是個體經驗在社會中的位置，第二是關注敘事的內容在語境中的契合；第三點是個體的情感、行動在社會結構中的互動。所以口述史并不是碎片化的拼圖，而是一個重塑整體的過程。

第二單元

第二單元議題由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周海燕主持，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副教授嚴飛，浙江工商大學中外話語研究院特聘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生活資料中心主任張樂天，香港浸會大學地理學2022級博士研究生陳肖旭進行匯報，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譚同學，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魁閣學刊》執行主編馬雪峰，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后安孟竹與談。

嚴飛老師以《讓研究變活：社會學非虛構敘事的場景建構》為題。借鑒新芝加哥學派的場景理論，將場景拓展成三個維度：空間場景、關系場景和情感場景。認為場景既是地理意義上的空間，也是建立社會聯結、地方關系的場所；場景既可以給人社會歸屬感，也可以讓人產生共通的情緒。研究者在寫作中通過建構不同類型的場景，可以豐富田野的在場感，還原浸入式的情感體驗，從而塑造出田野中更為真實具象的人，讓整個研究變得鮮活而生動。

張樂天老師以《“懸浮”的時代、“落地”的書寫——關于非虛構寫作的思考》為題。認為非虛構寫作對于理解當下和歷史有價值意義，是一種時代的呼喚。在“去遮蔽”的話題中進一步提出了“心靈純潔化”的命題：一方面，盡最大可能摒棄自己的道德價值觀，放棄“貴族式的高傲”；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努力拋棄“面子觀”、尊嚴之類的偏好。非虛構寫作還應該聚焦于時間和空間，并借助“歷史想象力”讓主體融入于被描述的他者之中。

陳肖旭以《浮生：新冠流行下的瀾滄江-湄公河航運中國船員》為題。首先介紹了瀾滄江-湄公河航運的背景，說明了跨境船員面臨的難處，這一部分跨境船員在新冠流行下難以尋找工作、失去收入來源，甚至無法下船上岸。陳曉旭描述了自己的寫作動機，是想幫助船員解決困境并期待能在現實層面推動復航。這篇文章截取了很多船員在疫情之下生活工作的具有代表性的片段，為了呈現跨境船員在疫情之下的處境，以及在這種處境之下人們的徘徊、遲疑、掙扎和堅持。通過追溯船員的生命歷程，探尋與其生命歷程密不可分的瀾-湄航運興衰史以及區域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遷。

三位引談人匯報結束之后，三位與談老師對文章進行了評議。譚同學老師認為嚴飛老師強調場景，沒有這樣的場景可能不會發生，如果純粹用量表會忽略研究者的主體性。描述一個社會經驗實際上是在描述研究者和外在的他者，自我和他者的互動之間，產生了新的時間的增量。譚同學老師不認為增加主體的數量可以讓數據更立體和準確。去呈現文本的時候，需要更細微把握哪些層次該將心比心，哪些層次需要克制，敘述便是一種非常好的方法。嚴飛副教授給予回應，他認為將心比心不僅是訪談者和被訪者之間，在特定場景下需要保留一些溫情和敬意。

基于張樂天老師的匯報，馬雪峰老師認為，在我們的文化體系中充滿了等級主義和權力關系，研究仿佛變成了上帝，把涉及的人群客體化、對象化，把我們置于等級層次之中，人和人之間很難平等。而非虛構寫作有助于消除這一等級關系權力關系，把環境場景人物過程描述出來的方式可以增加對話性，作為學者，把對人物環境場景這樣的豐滿的描寫納入進來，可以增加研究者和世界的對話性和自我的反思性。緊接著中國社會學會秘書長，云南大學特聘教授謝壽光提出看法，在西方，非虛構寫作是一門職業。英國歷史學家羅杰·克勞利用文學的語言寫作了地中海三部曲。在當代，對文化消費、知識消費有巨大的需要，尤其是中產階級群體更有巨大的消費需求。社會科學學術研究可以靠社會提供的環境和場景，我們可以在做學問的同時，把文章和書本寫得引人入勝。

陳肖旭的文章寫作具有一個很特定的背景，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后安孟竹指出，疫情下面的船員是一個很有張力的題目，流動的水域變成一種監牢，這種海上的天然的張力形成了一種遮蔽，如果寫在陸地上的人還會有這樣的張力嗎？人和船之間，人物之間的關系究竟是什么？影響船員的生活僅僅是防疫，還是過往的生活早就與此交織。

第三單元

第三單元議題由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魁閣學刊》執行主編游天龍主持，互聯網非虛構寫作頻道主編、文創部門總監、版權經紀業務部負責人沈燕妮，芝加哥大學比較人類發展學系博士研究生林子皓，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后安孟竹，浙江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酈菁，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主任副教授嚴飛進行發言匯報，全體與會學者進行圓桌討論。

沈燕妮老師以《非虛構寫作平臺的興起與發展》為題。

安孟竹和林子皓以《結繩志的質地、方法和議程》為題。“結繩志”命名的靈感來自結繩記事這一意象，指的是通過在繩子上打結來記錄和傳播信息。作為一個平臺，結繩志在記錄空間的同時創造新的空間，把不同的人結合在一起。Corona讀書會作為一個以聯結為核心方法的重要欄目，它既是結繩志成立的前史，也始終貫穿在結繩志網絡的每個節點上。在結繩志的工作中，翻譯介紹來自其他語言與文化的人類學實踐非常重要，翻譯試圖撕開單邊性翻譯體系中的一些裂縫，創造更多元的人類學公共對話。

在《知識生產你還需要知道這些》的討論部分，嚴飛老師提出了他的觀點。第一點，知識越來越同質化，缺少一種異制性的聯結。第二點，知識的資本化。知識售賣真正獲利的可能是背后的資方或者平臺。異質性的鏈接需要跨學科的對話。嚴飛老師提到個人的播客，這是一種在個人特定的領域里分享自己的東西，成為自己領域的所有者的有效方式。他希望能有向外的聯結，打破自己原有的圈層。

酈菁老師帶來了《付費知識的誕生：空間形成、生產分工與話語技術》的分享。知識付費雖然市值不高，但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對知識的認知。知識生產作為一系列連續或不連續的場域和空間，特定知識形式的空間形態，取決于不同空間之間的相互作用和消長。在平臺主導的情況下，新的知識生產被分解，碎片化，傳統的內容生產者喪失了控制權。酈菁老師分享了敘事營造“劇場感”、“知識顆粒度”和“敘述勢能”這些話語策略，保證了穩定的產品的規格。

論文匯報完畢后，開始了圓桌討論。馬雪峰老師指出當我們進入現代，知識生產越來越重要。知識生產作為一種工具，容易被商業化，被權力壟斷。口述史作為對知識生產一元性的反抗，增加了知識生產的多元性和公共性。在發達的社會中，知識生產的危機容易得到獨立穩定共同體的平衡。

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本科生梁兆哲提出問題如何在寫作中提出一個完整的敘事，游天龍老師認為在訪談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很多碎片化的信息，或者與思維框架不吻合的地方，這些張力引申出了新的問題意識，再去發現新的現象。任何寫作都是面向讀者的，最后還是要形成一個敘事的邏輯。梁兆哲又提出“如何驗證自己的文章是否能反映出調研地方的真實性”問題。

譚同學老師認為不容易同時兼顧。司馬遷《史記》也是一種非虛構寫作，是帶有開放性的。“人間”的開放性和寶貴性所在就是在與不同年齡段的人讀感覺不同。

張樂天老師認為給學生確定一個大致的題目，并把田野資料寫成故事，有了詳細的故事以后，再提煉成田野資料。

謝壽光老師提出需要教導學生如何寫作，人類的寫作是有別于動物最核心的標準，從事學術的人首先要學會講故事。

郭茂燦老師提到，在研究中我們始終要把社會環境下歷史和個人的結合，把故事講全了才有總體性，理論的重要性不容置疑，在講自己的故事之后還要能從中獲得東西。

最后，由謝壽光老師進行會議總結。他指出，感謝魁閣，與我作為一個出版人和研究者的身份高度契合，我們和年輕人一起互相學習，形成師生共同體。做好一件事不難，持續做好一件事才是有價值的。知識的生產在人類今天這個時代到了一個最大的窗口期，商業和學術本身中間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間，讓我們共同推動數字化場景下的自身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