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北京史學”的內涵與外延等問題，往往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與其他區域史或城市史研究相比，北京史似乎總有著更多既讓人困惑又令人著迷的地方。遼、金以來，特別是元明清時期，北京成為全國性都城，不論是出于政治原因還是學術原因，不論是涉及國脈的宏大敘事，還是涉及民眾日常生活的微觀論述，都構成北京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7月20-21日，“近代北京史研究的新起點”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本次會議由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民國史研究所聯合主辦，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等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學者與會。

與會學者合影

《北京史學》新刊發布

在研討會正式開始之前，首先進行了《北京史學》集刊的新刊發布會。《北京史學》的前身是2012年創刊的《北京史學論叢》，由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組織編寫?！侗本┦穼W》2018年春季刊（總第七輯）是其更名改版后的第一期，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刊行。本刊采取“以書代刊”的形式，刊載北京史研究相關論文、史料、新書評介等內容。發布會上，學者在評述《北京史學》的同時，延展探討了“以書代刊”這種學術期刊形式，以及北京史研究的現狀與前景等。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黃興濤曾經編寫過《民國北京史研究叢書》，他認為近現代北京城市史研究意義重大，這座千年古都在近代發生了劇烈變化，變化中包含著中與西、傳統與現代、中央與地方等復雜的歷史內涵，值得反復研討。雖然北京史研究與上海史研究尚存差距，但從重要性來講，二者是不相上下的，北京史研究還有很大拓展空間。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左玉河指出，現行考評機制要求高校師生必須將論文發布在核心期刊或權威期刊上，而“以書代刊”形式的刊物很難被納入到考評體系中。與此同時，刊物要保持水準，又要求發布的是首發、原創、優質論文。因此，缺少優質稿件將是《北京史學》今后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在不能改變現行考評機制的前提下，他提出兩條解決方案：第一，重點約請不注重論文考評的學者（如退休學者）；第二，友情約稿或高價約請名家撰稿。對于北京史研究，左玉河認為其與上海、武漢、天津、成都等城市史研究有一定差距，他指出北京史不能做成地方史，而應該是有自身特色的區域史，總結起來就是“國際視野、地方材料與普遍性問題”，不能“就北京論北京、就近代論近代、就政治論政治”，要關注前后左右，上下東西，避免研究的片面化、簡單化、碎片化。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清史所教授朱滸認為，國內不少核心、權威期刊都是綜合性期刊，同一期刊上的文章差異性很大，若將其放置于國際學術評價體系中，引用率等指標與其“核心”“權威”地位并不匹配。相比之下，國內的很多集刊都聚焦在專業領域，閱讀量也頗為可觀，是學術期刊的重要補充，也契合國際學術期刊專業化、精細化的趨勢。另外，朱滸建議，《北京史學》可以借鑒《清史研究》，在集刊之外收集整理世界范圍內北京史研究的學術會議以及研究新著，讓《北京史學》成為“北京史研究指南”，增加受眾，集結研究力量。

對于上述學者提到的北京史研究不如上海史研究的情況，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瞿駿認為，上海史研究當然有非常深厚的積淀，但不宜放在兩個城市研究“誰成熟、誰薄弱”的二元框架中去定位，尤其是葛兆光先生提出“何為中國”的問題之后，上海史研究也面臨著走出現代化、超越現代性的學術眼光的轉換。“何為中國”打開目前上海史研究的新問題，上海和江南地區、東南亞地區的互動研究已經成為了新的學術增長點。相比之下，北京與周邊地區的聯結互動，尤其是從周邊區域返觀北京的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借用孫歌先生“普遍性是理解獨特性的媒介”的觀點，瞿駿提出需要在城市史、區域史和文明史的普遍性之中理解上海史和北京史的獨特性，由此，北京、上海的獨特性不是特殊的，而是可以相通的，是可以互相借鑒、參照的。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言中將西方文明歸結為“環地中海文明圈”，把中華文明歸結為“黃河文明圈”，瞿駿認為也可以將北京放在如“黃河文明圈”、“長城文明圈”、“大運河文明圈”中予以探討，對北京史研究進行“文明圈”聯動與其長程發展的論述。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崗在發言中強調了北京歷史的特殊性，以及北京歷史研究的優勢與不足，尤其是在研究理論方面的欠缺。王崗認為，只有深刻認識到北京的城市特性，北京史研究才能有更加長遠的發展。

新刊發布會現場

英法聯軍筆下的北京，日韓浪人在北平的販毒運動

本次研討會共有30余位學者提交論文，論文內容包括晚清、民國、淪陷時期，北京（北平）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諸多領域，分為六個論壇進行報告。澎湃新聞選取兩篇論文做詳細介紹，以饗讀者。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項浩男的論文題目為《落日余暉：英法聯軍筆下的北京圖景》。他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通過英法聯軍軍官、翻譯官、士兵的日記、書信和回憶錄等，呈現這些外來者筆下的北京圖景。

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聯軍占領安定門，直至11月初撤離北京，聯軍先后五次進入北京城游覽、參觀、舉行相關活動。對北京的城墻、城市布局、建筑景觀，以及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風俗習慣、商業貿易等進行了細致觀察和親身體驗。

以北京城墻為例。對于在安定門外等待進城的英法軍官們而言，北京的城墻非常威嚴，城門也同樣雄偉壯觀，是強大和文明的有力證明。當他們站在城墻高處看到北京城的全貌時，與跟雄偉的城墻相比，城里的民居顯得十分寒酸，所有東西的色調千篇一律，“使人們很難指望這個大名鼎鼎的京師里會擁有巨大的財富”。

英法聯軍在關于北京的房屋建設、官員等級的劃分、天壇等建筑的功用、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少誤解，比如他們將北京的內城和外城分別稱作是滿人區和漢人區，而且發揮想象力，將漢人區和滿人區的劃分與滿清王朝對漢族百姓的統治與防范聯系起來。甚至還有人認為將兩個城區分隔開來的城墻是精心構筑的，統治者在上面修筑了堅固的防御工事，它們全部朝向漢人城區，表明那里居住著被征服的民族。這反映出近代中西方都對對方知之甚少，中國昧于世界發展大勢，歐洲人則不理解中國的國情、文化和風俗。

此外，英法聯軍在對北京的描述中還透露出傲慢與偏見。比如，他們認為中國的成年人看起來一副蠢相，令人不快；婦女又老又丑；中國方面精心準備的菜肴在法國人看來卻完全吃不慣，無法下咽，甚至讓人倒胃口；紫禁城是一片廢墟、難看極了。

項浩男認為，盡管這些入侵者對中國存在著不少誤解、偏見，但他們對北京的描述和感悟，為了解當時的北京乃至中國的真實狀況提供了鮮活、真實的材料。英法聯軍對于北京的印象，明顯地經歷了由期待向失望的轉變，而北京的破敗又與中國的衰落聯系在一起，曾經“北京這座神奇的巨城在歐洲人的夢想中顯得如此之遙遠，遙遠得當人們說要去北京時仿佛在說要去月球”。但是真正目睹了北京的現狀之后，英法聯軍相信，曾經輝煌的中華帝國已經是然是“落日余暉”，無法再與歐洲匹敵。

研討會現場

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齊春風的論文題目為《1930年代日韓浪人在北平的販毒活動》。1930年代，隨著日本侵略勢力在北平的深入，居住在北平的日韓浪人人數急劇增加。他們以日本在中國的治外法權為護符，多從事非法活動，尤以販毒及強占北平居民住房為多，給北平社會帶來了極大危害。

自1932年塘沽停戰協議簽訂，河北省及平津兩市的“毒化”日益嚴重。鴉片原是不準售賣的，有些奸商勾結日韓浪人開設“土藥店”售賣，后來改名“國貨店”公開，變成了“官準立案”的公開生意，全市竟達600余家。販賣“白面”及紅丸、嗎啡的大多是韓國人。日本人把國民移向韓國、東北，把在韓國、東北的韓人趕到華北來，韓人無以為生，便干起了勞力少而獲利大的販毒事業。這也是日本處心積慮施行毀滅中華民族的“毒化政策”的一部分。

當時的北平吸食海洛因要比吸食鴉片流行，因為吸食鴉片需要煙燈、煙槍、床榻等，而且價格昂貴，而“白面”攜帶便利，隨時買賣，隨時吸食，只要將白面放在煙卷里即可點吸，于是便流行于廣大下層民眾之間。凡是對“白面”上癮者，每隔一二小時就要吸食一次，癮發時會不顧一切，借了錢馬上換成白面抽個干凈，“哪怕只剩一條褲衩也要換成白面吸”。

吸毒造成了無盡的人間慘劇。許多人因抽白面而傾家蕩產，犯了癮之后，往往將隨身穿戴的衣帽等物抵押給白面房子，換取一小包白面，三口并作兩口地抽下去之后，只得光腳赤背狼狽而去。等到身外之物全部當光賣盡，他們往往被迫行竊，將僥幸竊得的錢物通通換成白面，痛快淋漓地大抽一番。凡抽白面者，無不骨瘦如柴、面如土色，故有“白面兒鬼”之稱。過早地走進墳墓，是一切白面兒鬼共同的悲慘結局。

1934年10月，北平共捕獲罪犯1669人，其中毒品犯男905人，女131人，共計1036人；鴉片犯男265人，女58人，共計323人。1934年全年，北平捕獲鴉片販賣犯224名，吸食者1565名。加上毒品，更為驚人，全年總計3688起，計41514890兩，值洋158989.22元。

齊春風認為北平當局對禁絕毒品工作還是相當努力的。當局加緊偵破販毒、吸毒案；“重治吸食”，復吸者一律槍決；成立北平市烈性毒品戒除所；加強戒毒宣傳；實行煙民登記及鴉片專賣。但種種舉措效果不佳，日韓浪人的諸多不法行為無法制止。究其原因，日本人在華享有治外法權，以及日方有意以這種方式擾亂北平治安，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研討會現場

近代北京史研究的特殊性

研討會的最后，本次會議召集者、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王建偉做了題為《超越城市史：近代北京史研究的的方法審視與境界提升》的發言。

王建偉首先介紹了近代北京史的研究情況。近代北京史研究則起步較晚，并在一段時期內顯得比較沉寂。1986年，國家社科基金“七五”規劃重點項目選取上海、天津、重慶、武漢率先啟動近代城市史研究計劃，北京并未踏入這列車道，直接導致其在起跑階段就處于不利位置，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后來的進展。至今，尚未見到學界廣泛認可的獨立以“近代北京”或“民國北京”命名的通史著作。

以2000年為界限，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城市史開始比較廣泛地進入到了學界的視野當中。借助這股潮流，近代北京史也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近代北京的專題研究涉及的領域比較廣泛，涵蓋政治、經濟、文化（文學、藝術、教育、媒體）、社會（人口、婚姻、家庭、醫療、日常生活、救濟、宗教、風俗）、空間（街區、道路、胡同、廣場、寺廟、建筑、電影院、公園、戲園、茶館、妓院）、群體（學人、藝人、警察、律師、僑民、妓女、學生、報人、商人、水夫、糞夫、人力車夫）等多個方面。

雖然近代北京史研究在新世紀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王建偉認為仍存在以下主要問題：第一，在近代北京史研究中，局部、微觀、專題研究多，宏觀、整體、理論研究偏少，尤其是缺乏整體上貫通的視野，缺乏對近代北京發展脈絡的系統梳理與發展規律的提煉概括。第二，近代北京史研究存在著明顯的不均衡現象。從時段看，民國建立至抗戰前的歷史占據了更多篇幅，其它時段則相對單薄。很多成果都標明了明確的時間斷限，如1900—1937、1912—1937、1927—1937，尤以“1937”成為一個天然的時間節點，歷史似乎在1937年戛然而止。由此導致淪陷時期成為近代北京史研究中的薄弱地帶。第三，專題方面仍有不足。第四，對于西方學界有關近代北京研究成果的譯介不夠。

王建偉認為，上述問題既反映了當前國內城市史研究中的共性問題，又是體現了近代北京的特殊性。北京長期作為國都的特殊身份，是很多國家重要事件與現象發生的歷史舞臺或地理空間，在為它們提供社會場景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規定或制約著這些事件與現象的表現方式與最終走向。后者這種方式雖未把城市作為直接的研究對象，但城市也在相關事件與現象的敘述中獲得了呈現，同樣可以展示其內在特性與外在樣貌。

王建偉還指出，近代北京史不是中國近代史的局部演變過程，不是民國史的從屬，不是通史內容的簡單“地方化”復制，因此無法把中國近代史那套已經成型的論述框架原樣照搬。近代北京史應有明確的學科屬性與定位，建立一套適合自身實際的理論體系，從而去解釋歷史上發生的諸多事件與現象。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史相比，近代北京史不應將自身限定在“地方史”范疇，不應僅止于對“地方性知識”的描述，而是應該開掘出更具普遍意義的理論命題，建立對話平臺，在更寬廣的學術路徑中凸顯北京城的“存在感”，充分利用近代北京城市身份的特殊性與變動性做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