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氣象臺4月25日發布沙塵藍色預警，預計當天11時至17時北京市有沙塵天氣。這是今年以來，我國出現的第11次沙塵天氣，這樣的頻次也是近10年來同期最多的。

有網友調侃，“早上吸了一口氣，吐出來一塊磚。”

對于許多城市里的人來說，沙塵暴是不期而至的遙遠名詞。而對于住在風沙線上的人而言，這是他們曾經的日常，如何在沙塵暴的籠罩下生存，曾是他們每天都要面對的問題。

68歲的山西攝影師王文明就曾經記錄下這些風沙線上的人們的生活底色。2013年，他拍攝完成紀錄片《風沙線上》，講述甘肅省民勤縣生態移民的故事。王文明說，在那里，更能感受到“水是生命之源”這句話的力量。

在一片雪白的沙堿地上，王文明曾看見一只雞在嘬抽出來的地下水，水進了嘴巴，雞仰著脖子半天才下肚。原來，那個水是苦的，又澀又咸。

一場風沙后，沙山就會向前移動。王文明 攝（文中圖片均為2006年-2013年間拍攝）

每次沙塵暴過后，宋和村的陳國興和老伴就要清理門前的沙堆。王文明 攝

由于水源短缺，沙漠面積不斷擴大，位于石羊河下游青土湖畔的村民的生活用水、農業灌溉用水都無法得到保障，有時要到離家10公里外的村莊拉水，或是冬天整宿不睡，燒化被凍住的水管，等待第二天一早的統一供水。很多村民選擇投親靠友、考學打工、或是根據政府的搬遷計劃離開故土。但也有一些人因為耕地和生計的原因，遲遲不愿離開。民勤縣西渠鎮煌輝村一社村民何承祥說：“村莊哪怕有一個人在，它還是一個村莊，如果人都沒了，就什么都沒有了。”

如今，距離紀錄片《風沙線上》成片，已經過去十年。因為對方換了電話號碼，王文明一度跟拍攝對象們失去了聯系。不知道何承祥是否離開了村莊，他現在過得怎樣？何承祥的孫女何芳菲，在片中說長大后想當干部的小姑娘，是否從風沙線上的家走出來，去有水的地方看看？

幾天前，澎湃新聞多方輾轉聯系上了何承祥。原來，2014年，根據當地政府政策，他們一家搬遷到了民勤縣夾河鎮中坪村十一社。如今74歲的他和老伴生活在中坪村，家里接通了自來水，耕種的13畝地里，苞谷和小麥都已出苗，紅崖山水庫開閘放水和打的一口機井，共同保障了農田灌溉。他的三個兒子，分別分到了一套縣城的8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

2023年4月25日，經過了一場沙塵暴，下過了一場雨后，何承祥種下的小麥地的景象。何承祥 攝

而何芳菲在復讀一年后，考上了蘭州的一所二本院校的英語專業，在讀大二。電話那頭，她靦腆地笑著說，現在的理想是當一名英語老師。目前，煌輝村依舊有四戶留守的人家，但他們的生活改善了很多，家里都通了自來水，治沙留下了綠色植被，留守的人家靠養羊為生。

王文明從朋友那里得知，過去沙化的青土湖也重新長滿綠色的苔草和蘆葦，風吹動時，湖面漾起層層漣漪。當地水務局的工作人員曾在采訪中稱，截至2022年，紅崖山水庫已累計向青土湖下泄生態水量3.8億立方米，青土湖水域面積已達26.7平方公里。

王文明的內心被一種聲音牽動，他希望能再回去看一看故人，將第二部作品《青土湖畔》提上日程。

【以下是王文明的自述】

那口“又澀又咸”的地下水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新聞里還沒有“沙塵暴”一詞，民間通俗的說法是黃風、紅風和黑風。在西北地區，黃風天氣最為常見，《西游記》中黃風怪和其他妖魔出現時，飛沙走石，天昏地暗，就是對沙塵暴最生動的描寫。

在西北地區，不論春夏秋冬，婦女們農作時都戴著頭巾，防止風沙大，沙粒吹進頭發。早晚溫差大，頭巾也有遮陽和御寒的作用。男性出門時，也會佩戴護目風鏡，避免沙塵飛入眼睛。當地儲存雨水的水窖、機井和家用水井都帶有蓋子，條件好的人家還會給水井上鎖，防止沙粒進入。

我在西北地區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為旅游雜志供稿，經常到河西走廊一帶拍攝。我跟拍過的四五戶人家，沒有一家不缺水，其中有一戶還要到10公里以外別人家的水井接水，別人高興了讓他接，不高興他出錢都接不到水。

后來，我發現鎖陽城、駱駝城、黑城等很多古城的消失都與沙塵暴、水源短缺有關，萌生了用圖片和影像記錄沙塵暴帶給當地人和村莊的影響的想法。

到了1993年5月5日，西北地區經歷了一場罕見的特大沙塵暴，據報道造成了85人死亡，在當地人心里留下揮之不去的陰霾。也是從那時起，沙塵暴逐漸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媒體報道開始增多，在河西走廊一帶經常能看到尋找沙塵暴的外地車輛。

石羊河下游能看到一片片枯死的沙棗樹。王文明 攝

甘肅省武威市下轄縣民勤位于甘肅石羊河流域最下游，巴丹吉林沙漠和騰格里沙漠之間，是中國四大沙塵暴策源地之一。2006年8月，我陪一名廣州的媒體朋友從武威市出發，行駛近100公里到達民勤縣。正值酷暑，太陽燙得皮肉火辣辣的，我們看到一片白花花的沙堿地上，有一眼機井正在抽水，一只雞在那里喝一小口水，昂著頭停留半天才下肚，享受極了。

配圖：2006年的煌輝村四社。王文明 攝

我們便把它攆走，捧起一口井水，水剛入口就吐出來了。那水很苦，又澀又咸，喝上一口一整天吃東西都是苦味。我才知道剛才那只雞為什么仰頭吞咽那么長時間，苦水難咽。有村民告訴我們，這水是從地下100米處抽上來的，只能澆灌棉花，人不能喝。我們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到了民勤縣中渠鄉煌輝村四社，村莊里大多數房屋都已拆掉，唯一一堵完整的墻上寫著“搶救民勤綠洲迫在眉睫”的標語。

當時，村里只剩下盛湯國和哥哥盛玉國兩戶沒有搬遷，他們沒有可以投靠的親友，而村里其他的村民大多投親靠友去了黃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等更接近水源的地方生活。原來有一百多戶人家的村莊，變得蕭條清冷。

盛湯國印象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每天清晨都會有人離開。男人黑著臉拆掉自家住了幾輩人的房屋，女人含淚打點行裝。但他們家，大女兒已經嫁人，小女兒還在念書，家里的幾十畝棉花就是唯一的生活來源，以至于沒有條件離開。

我們在他家待了三個小時，他一直殷勤地給我們敬煙讓座，但就是不招呼我們喝水。那會兒，他們村已經兩個多月沒有下雨，原本風調雨順的時候，一畝棉花地能掙三四千塊錢，因為缺水，幾乎沒有收成。

他要帶著水桶到幾公里之外的村莊拉生活用水，洗完菜的水洗衣服、喂家禽，洗完衣服的水澆房前屋后僅有的一點綠色農作物。他說，過去一到下雨天，水塘里蛙聲一片，但不知什么時候起，再也沒聽到過蛙聲。

第一次采訪煌輝村四社的盛湯國，他訴說著風沙的帶來的苦楚。王文明 攝

他從院子里拿了一個長得半生不熟的小西瓜給我們解渴，我們一點都不敢浪費，將瓜皮啃得透亮。離開的時候，我給盛湯國兩口子和小女兒在院子里唯一的綠色植物旁邊拍了一張照片。想著再次見面時，洗好給他，對他們來說，進一次城不容易，拍一次照片更不容易。距離煌輝村四社八公里的地方，就是衛星遙感照片中拍到的騰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即將合攏的大風口。我們驅車快到風口的時候，沙塵暴來了，狂風怒吼，天邊出現一座風墻，沙粒噼里啪啦敲打著擋風玻璃，我們打著車燈，以每小時五公里的速度，好不容易才挪動到西渠鎮上。

當時，天空又下起了“泥點雨”，擋風玻璃上全是泥漿，雨滴落到衣服上就是一個泥點子。但路上放學回家的孩子都不打傘，他們在雨里蹦啊跳啊，像是泥猴，唱著：“天爺天爺，大大下，蒸下的饃饃車轱轆大……”

我問他們：“你們很高興嗎？”

他們回：“下雨了，為什么不高興？”

“天下有民勤人，民勤無天下人”

2007年，再次去煌輝村的時候，我決定拍一部紀錄片。

河西走廊水源的源頭是祁連山。祁連山脈覆蓋的積雪融化形成了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滋養了河西走廊的三大綠洲。其中一個綠洲就是受石羊河滋養的武威民勤，古時稱之為涼州，是“通一線于廣漠，控五郡之咽喉”的戰略要沖。

在石羊河中上游，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鼓勵開荒種田的痕跡還在，隨著人口增多，耕地面積不斷擴大，原來牧區有幾百頭牛羊的人家，逐漸發展成有上千頭牛羊，祁連山脈的積雪融水已經趕不上人們消耗的速度。而原本有著200多公里長的石羊河，在距它發源地100公里的大型沙漠水庫——紅崖山水庫被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建造的水泥渠道。

麥苗剛長出來，因為澆水無望，田地都龜裂了。王文明 攝

到了石羊河下游，由于大型沙漠水庫切斷了對石羊河下游青土湖的補給，下游村莊只能依靠降水，當地每年水蒸發量遠大于降水量，使得下游河道干涸，植被枯萎，下游地區村莊可用的水源減少，糧食灌溉，生活用水都難以得到保障。為改善生態環境，2007年，有關部門發布了《石羊河流域重點治理規劃》。煌輝村總共八個社中選出了七個社，政府決定將他們搬到100多公里外的紅崖山水庫上游的蔡旗煌輝新村。

也是在這時，我循著鐘聲，偶然發現了紀錄片中當時在讀二年級的何芳菲他們學校。因為周邊的很多人家都已搬遷，彼時，東榮小學里只有三個老師和九個學生。

我就想把這九個孩子記錄下來。我挨個問他們將來想干什么，老師在的時候，他們說的理想比較大，想當科學家、工程師。

其他同學有的想開小車，有的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還有一個同學說想當農民，大家都笑了，但其實他是想有一天能開拖拉機種地。

我發現年輕一代對土地的感情和老一輩農民不同，基本上學的孩子，目標都是要考出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我記得20多年前的一張老照片，一位牧羊女在武威和民勤交界處的紅水河旁的草地上放羊，如今，那里已被黃沙掩埋。

而何芳菲的家住在煌輝村一社，在過去水源充足的時候，他們村比周圍村莊的自然條件更為優越，一般嫁姑娘娶媳婦，優先選他們村莊。但青土湖沒有水了，村莊的境遇也發生了變化，當地村民有了危機感，更多人選擇去外面發展。何芳菲的父親有開車的技術，到外面幫人拉貨，媽媽留在家里料理家務和照顧老人、孩子。

當地有一句話叫“天下有民勤人，民勤無天下人。”因為生態環境惡劣，外面的人不愿意到這里來生活，而大多數民勤人也只能到外地工作。

孩子們的畫依舊貼在教室的墻上。王文明 攝

在何芳菲教室，最讓我觸動的是，展示墻上每一幅學生的畫作都醒目地寫著“水是生命之源”之類的標語，他們非常渴望水源。第二年，我帶了一面嶄新的國旗，再次去到東榮小學。因為上次去我看到升國旗用的紅旗已經破爛，想給他們換一面新的國旗。

廢棄了的鄉村小學，孩子們期盼水的圖畫還貼在墻上。王文明 攝

但我興沖沖跑到學校,卻發現學校里面一點聲響都沒有。我翻墻進了被沙粒埋了半墻的院子，看到旗桿歪在一邊，教室里是空的，唯有展示墻上的畫和窗臺上干枯的沙棗花還在。我把教室墻上的畫收集起來，走到哪帶到哪，這幾幅畫像是這些孩子在訴說自己對水源的渴望，有了水源，意味著他們能有一個穩定的讀書環境。

2010年，我第二次見到何芳菲時，她正坐在民勤西渠鎮完全小學三年級的教室里，朗讀課文《金色的草地》。當時，隨著村莊一個個消失，村小合并，她已經換了四所小學，最后只能去鎮里唯一一所“完全小學”（包含一到六年級）住校。

何芳菲換了四所學校，這是她在已廢棄的煌輝小學門口的留影。王文明 攝

“哪怕有一個人在，它還是一個村莊”

2011年9月，我去到煌輝村一社居民收縮點，認識了何芳菲的爺爺何承祥及她的父母何文遠和張玉惠。后來的采訪，我都住在她爺爺家里，近距離觀察和融入他們一家的生活。

那會兒，北方的冬天，村里的水管每五天供水一次，每次僅供應幾個小時。村民們每家每戶都要出人，半夜三更到水塘邊，把凍住的水管用火燒化，保障第二天水管能順利供水。

清早，家家戶戶推著架子車排長隊，車上放著接水的大桶，接一次水要夠一家人五天的生活。開始放水后，羊聞到水的味道大老遠就跑過來了。因為特別缺水，當地每個人都有強烈的節水意識，包括考出去的學生，不管在哪里生活，都根深蒂固地覺得不能浪費一點水。

何芳菲家做面條，鍋里放的水只有我平常煮面一半的量，因為水質不好，有鹽堿味，煮面條不需要放鹽。當地人喝茶只喝云南產的一種磚茶，因為那個茶的味道特別濃，喝不出來水的怪味。她的奶奶的身體不太好，她自己感覺上了年紀，水質不好，喝了容易難受。但家里的其他人好像沒有對水質提出過異議，有水已經很不錯了。

他們家居住的集中安置收縮點（以下簡稱“收縮點”），是政府為了集中管理，給這些不愿意搬遷的村民建的“過渡房”，距離村莊舊址一公里左右，隔著一條公路，國家出一部分錢，個人出一部分錢，房子一磚到頂，比他們過去的房子修得好。

留下來的村民，本以為能在收縮點永久地住下去。但2011年接到通知：一社20多戶村民，要搬往100多公里外的夾河鄉，煌輝村要改建為——輝煌生態園。

有的人家搬走了，但還有包括何芳菲家在內的九戶人家拒絕搬遷。何芳菲爺爺說，他們去夾河鄉看過，發現新的地方分配給他們的土地少了，沒有充足的耕地，意味著收入減少，還不如留在收縮點。

按照煌輝村的分配原則，原來村里耕地面積一共有2400畝，到了新的地方，分給他們的耕地只有800畝，相當于種植經濟作物面積減少了三分之二。此外，離開生活了九代人的故土，能不能融入新的環境，對他們來說，都是未知的。

留在收縮點，到了春秋兩季治沙的最佳季節，政府會大規模招工做壓沙的工作，用稻草壓埋縱橫交錯的方格沙障，打零工賺錢，還可以采摘沙漠里的沙棘、蓯蓉、黃茅菜籽賣錢。而留在村莊舊址的棉花地，用地下苦水澆灌，依舊能長出棉花。

當地人沒有把沙漠當成敵人，他們有自己的一套治沙辦法。他們用麥草方格、尼龍方格、鵝卵石、編織袋各種各樣的方法壓沙，目的是固定沙子，不讓它飛上天。或者種一些耐旱的植物，時間一長，沙子也會逐漸土壤化。

2012年，我最后一次去煌輝村。離開的時候，何芳菲70多歲的爺爺帶我去了他們家已經荒廢的果園，園子里楸子樹枯死一片，只剩下干裂的樹干能當柴火燒。他跟我描述當年楸子樹結果，長得有多茂盛，眼神里充滿懷念和憂傷。

我當時不理解一個人對家鄉能有這么深的情感，后來我一遍一遍放素材的時候，我從他的眼神里才理解土地對這些“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人而言，意義是不一樣的。

她爺爺最后說了一句：“村莊哪怕有一個人在，它還是一個村莊，如果人都沒了，就什么都沒有了。”

煌輝村的抽水設施已廢棄。王文明 攝

沒有人住的村莊舊址，因為在公路邊上，很快就被推為平地，成為一片空著的宅基地，宅基地上面重新種上了一些耐旱的樹，像是從來沒有人存在過。相比于煌輝村，宋和村的位置距離風口更近，沙塵暴來了，天昏地暗，根本站不住。待風暴過后，村莊房屋木門上的纖維被打下來了，門牌標識的顏色也淡了許多，村民要用架子車一趟趟從院子里往外拉沙子。

沒有風沙的日子，是三兄弟相聚的時刻，對未來的憂慮，是他們的主要話題。王文明 攝

宋和村陳家三個老漢天天盼著政府幫他們集體搬遷，搬到遠離風沙的地方。但宋和村的位置遠離公路，不屬于石羊河流域重點治理的規劃范圍內，想要搬遷，他們只有依靠自己。老大陳國興，70多歲，有一個在北京工作的兒子，他曾和老伴去北京看過兒子，但住了不到一個禮拜就回家了。老二陳國方最為命苦，女兒離家出走后，他天天盼著女兒回家，有一次他好幾天沒出家門，被人發現時已經離世了。老三陳國進的兩個兒子從小就對家鄉沒有任何留戀，出去打工從來不和家里聯系，他隱約覺得，陳國方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每當想兒子的時候，宋和村陳國進總是要拿出照片來看一看。王文明 攝

“明知道不會出水，為什么還要挖下去？”

2013年過年的時候，我最后一次見到何芳菲，我們一起逛了一次廟會。那時，他們一家的生活已經轉移到縣城里，父親在外開貨車，母親帶著三個女兒在民勤縣租房住，只有爺爺還住在收縮點。他們家把家里的20畝土地租出去，用租金維持一家人在縣城的開銷。

何芳菲是家里的老三，當時她在縣里上初中，如果按正常發展，現在她已經進了大學校園。

何芳菲爺爺說，政府已答應將他們留守的幾戶人家，安置在縣城的經濟適用房，最終他們有沒有住進縣城新房，因為我后來打不通他們的電話號碼，便不得而知。

2013年，《風沙線上》正式成片。最早我給這部紀錄片起名為《風沙線上的人家》，希望讓大家知道住在風沙線上的人是怎么生活的，通過小人物的生存、成長，以小見大講述生態環境對他們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但后來覺得《風沙線上》這四個字更直奔主題。

這部紀錄片在一些院校引起了反響，有學生問我：“王老師，我們現在能做的是什么？”我聽了這句話非常高興，我說，你把你今天帶進來的礦泉水喝完，喝不完把它澆花，不要隨手扔掉，有節水意識也是有進步。因為一瓶礦泉水對于沙漠上的人來說，可能是救命的水。

我拍攝這部紀錄片的初衷，其實是想用影像記錄下風沙線上的人當時的生存狀態，也想知道在未來，他們的生存環境能否得到改善。我覺得跟拍的這幾戶人家，都有一點像堂吉訶德似的人物，我想看看他們的結局是怎樣的。

但后來我發現其實真正的堂吉訶德是我。隨著拍攝難度越來越大，片子的前途越來越渺茫，2009年，合作者退出以后，所有的費用就我一個人承擔。成片以后，當時這個題材的關注度不高，片子也沒有收回成本，我自己投入了十來萬。我很感謝我的家人，義無反顧地支持我把這個片子做下來。

很長的一段時間，我都在思考這件事情的意義。好像我在挖一口井,明知道不會出水，但我為什么還要挖下去？但我又覺得萬一我挖出一點水？萬一生態環境變好？萬一這個片子能影響一部分人？

我今年68歲，我從40多歲就開始關注這些題材，不斷地收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我覺得沙塵暴不會結束，但我們依舊要善待環境，善待自己。

就像現實生活里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每個人都有過抱怨和對未來產生質疑的時刻，但請你們靜下心來看看這部片子，還有一群人在沙塵暴的影響下，過著怎樣的生活，他們在底層是怎么掙扎過來的。

煌輝村的孩子們最后一次在村里的秋千下合影。王文明 攝

尤其是這些孩子，我從頭至尾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何芳菲和她的同學們從來都是笑容滿面，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我問他們對家鄉的最大希望是什么？何芳菲說，我希望我的家鄉是充滿綠色的。他們未來也想考出去，但是他們還是希望自己的家鄉充滿綠色，希望祖祖輩輩生活過的地方，不要消失，不要被人們相忘于江湖。

在2012年，我再一次見到盛湯國。他已經搬遷去了新的地方，正在太陽下種向日葵，由于耕地面積減少，他的收入也減少了，每畝地一年有一千元左右的收成。

時隔六年，我把洗好的照片給了他。

陳家三兄弟中，幾年前，老大陳國興也不在了，只剩老三陳國進一個人了。

其實，《風沙線上》之后，我一直想拍第二部《青土湖畔》，追蹤這幾戶人家的近況。畢竟投入和付出過那么多，和片子中的人們也建立了很深的情誼，會時常掛念他們。但這部片子短暫地受到關注，獲得了幾個獎項后，很快便沉寂了下來，這也影響到我拍下集《青土湖畔》的信心。

昨晚（4月24日），我聯系上了何承祥，他掩飾不住地高興，邀請我一定要再去一趟。他很感謝片子能把他說的真心話記錄下來，推動了他們生活的改善。

目前，收縮點的9戶人家中，包括他家在內，有五戶人家搬遷到了民勤縣夾河鎮中坪村十一社，這里距離沙塵暴大風口80多公里，相比距離大風口八公里的煌輝村受沙塵暴的影響稍微小了一點。他的三個兒子分別分配到一套縣城的8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這是很多農民想了一輩子的事兒。如果沒有這一次搬遷，可能他們家里第二代、第三代人沒有辦法都完成從村莊到城市的一個遷徙，因為每個子女的能力不同。

2023年4月25日，何承祥在中坪村的家。何承祥 攝

2023年4月25日，經過了一場沙塵暴，下過了一場雨后，何承祥種下的苞谷地里的景象。何承祥 攝

何芳菲的父親是一個很勤勞的人，他后來還考了半掛車A2駕駛證，靠拉建筑材料維持一家人在城里的生計。何芳菲去到蘭州的一所二本院校讀英語專業，是他們家學歷最高的。

他們一家三代人的生活變遷，命運的變遷，也能折射出國家政策對百姓生活產生的影響。我有一種很欣慰的感覺，這么多年過去，何承祥依舊樂觀，對現在的生活比較滿意。

另外四戶人家還沒有從收縮點搬走，一方面，他們對土地有感情，另一方面，隨著當地水源狀況得到改善，他們家里也通了自來水，不用像過去冬天半夜起來燒水管。他們靠養羊為生，隨著羊肉價格越來越貴，收入也得到改善。村莊里大多數無人居住的房屋門窗、房梁早已被拆走，但房前屋后種的紅柳樹、沙蒿、白刺等耐旱植物都還在，羊群有充足的覓食空間。

我記得，不久前新聞里說，經過生態治理之后，青土湖水域面積已達26.7平方公里，周邊的村莊都已搬遷。有朋友也去拍了一些照片，照片里青土湖碧波蕩漾，又有了綠色，有了漣漪。

這些年我沒回去過，還沒有看到。可是，內心里有一個聲音召喚我重回青土湖畔看一看故人。如果能找到理想的合作者，沒有了疫情影響出行，我想不用太久，就會再見。

（澎湃新聞記者黃之涵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