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一直是這樣，

這就是我，

但現在我的力量不再。

我曾徘徊的大地，

那個地方，

聽我說：

忘記我吧。

——丹·漢納（Dan Hanna）作，哈瓦蘇派（Havasupai）離別曲，引自布賴恩·斯旺（Brian Swann）編，《重見天日》（Coming to Light, 1994）

他們稱之為“大滅絕”（the great dying），即混亂無差別地襲擊了或年輕或年邁、互為朋友或敵人的美洲原住民的神秘疾病。疾病隨同哥倫布一起航行的征服者們登陸。在幾個世代內，罕見傳染病就大量毀滅了印度群島的原住民人口。1492年，埃斯帕尼奧拉（Espa?ola，圣多明戈［Santa Domingo］坐落于此）的人口約有100萬。到16世紀20年代，只有極少數印第安人還幸存。麻疹和天花是罪魁禍首，通常因呼吸系統疾病使情況變得更加復雜。美洲原住民群體都不具備對這些舊世界致病生物的免疫力。

麻疹和天花的災難像野火一樣席卷加勒比。由于歷史的偶然，我們得知一名參與圍攻特諾奇蒂特蘭的黑人征服者在1520年把天花帶入墨西卡。一場流行病迅速掃蕩了被包圍的城市。毀滅性的天花流行病一次次肆虐中美洲，大量削減印第安人口。數字可以為它們自己發聲。1519年，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口約有1100萬。1540年，經謹慎計算的估值把人口數定位在640萬。到1607年，當地印第安居民的人口不足一個世紀前的五分之一。多達14種的主要流行病掃蕩了中美洲，或許在1520年至1600年間全秘魯有17種，這進一步把人口減少了79%至92%。

對于與歐洲人接觸后美洲原住民人口減少的程度，我們掌握的確切數據很少。一些有效數據來自對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的長時段人口統計研究。超過31萬印第安人在1769年西班牙殖民時期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到1830年單是沿海人口數就從72000減少至18000。1900年，僅僅2萬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幸存，低于歐洲接觸前時期人口的7%。這些災難性削減中有很多可以歸咎于西班牙的“縮減”（reduction）政策，它把數千分散的印第安人圈進靠近天主教傳教團的擁擠定居點，他們在那里很快受到陌生疾病的侵襲。

評估人口衰減

回溯至16世紀，歐洲知識分子和政治家就疾病造成的屠殺譴責西班牙當局時，關于傳染性疾病和美洲原住民的全部議題被情感所阻礙。這個“黑色傳奇”被西班牙憤怒地否認，今天仍時而浮出水面，就像它在1992年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500周年時出現的那樣。這里存在著關于人類學的巨大爭議之一：傳染性疾病在美洲原住民的人口減少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杰出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家艾爾弗雷德·克羅伯（Alfred Kroeber）等人提出疾病在最初接觸后的早期幾十年扮演了相對不重要的角色。然而，流行病確實在持續交往后減少了美洲原住民人口。克羅伯認為對這類人口的最初普查反映出在衰減發生之前人口總量為900萬人。

相反地，人類學家亨利·多賓斯（Henry Dobyns）、歷史人口學家舍伯恩·庫克和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設想傳染性疾病甚至在隔離群體時期也發揮影響，可能在早于歐洲人和美洲原住民實際接觸的幾百年前。所以，即便是最早的接觸后的估值也反映出人口比前哥倫布時期的水平縮減高達95%。多賓斯已經提出15世紀早期印第安人口數高達1800萬，遠高于克羅伯的原始估算。他認為文獻所載的1520年特諾奇蒂特蘭的流行病，事實上是在群落之間傳播直至加拿大，并且向南至智利的普遍流行性疾病。因此他提出，當弗朗西斯科·皮薩羅的征服者們行進至他們安第斯王國的心臟時，印加帝國的人口最多有十年前的50%。因此，“歐洲人的接觸”不是身體上的對抗，而更多的是微生物的接觸及隨后人口減少的過程，這通常發生在外國人到來很早之前。

不同于克羅伯，多賓斯在估算原住民人口時從不保守。身體接觸前已有人口衰減的確切事實意味著，最初的人口普查反映出不穩定的人口已在適應新環境。多賓斯及其同事立論于結合歷史記載和源自人口統計計算的人口減少比例，這兩者均非完全可靠。

考古學家安·拉梅諾夫斯基（Ann Ramenovsky）已經評估了克羅伯和多賓斯的假設。她指出多學科方法和新的考古資料都毋庸置疑地表明，持續的文化變遷遠早于歐洲人的接觸就在所有人類社會展開。例如，威斯康星大學考古學家赫伯特·馬施納已揭示了東南阿拉斯加的海岸社會如何在遠早于歐洲人抵達時就達成了文化的復雜性。但是復雜性的程度在幾個世紀間顯著波動，反映在定居模式從非常密集的村莊到分散的、通常是防御性定居點的變化上。

拉梅諾夫斯基用考古記錄所反映的文化變遷模式來評估人口衰減，獨立于民族志或歷史記述。她用綜合的定居數據測算人口變化以檢測一個單純的考古學假設：“美洲原住民是否經歷了直接隨歐洲人接觸而來的人口暴跌，但是早在文字記錄和遭受殖民之前？”她研究了北美洲的三個地區：密西西比河谷下游、紐約州中部和密蘇里河谷中部。這個研究做起來很困難，因為她必須面對不充分又偏倚的考古樣本，有關房屋和定居點規模的定量數據的缺乏，還有區域覆蓋范圍的空白。但是她能夠展示考古和歷史材料如何證明16世紀——在德·索托（de Soto）探險之后和17世紀晚期法國殖民之前該區域內原住民人口清晰而驟然的減少。

易洛魁“五族同盟”（Five Nations of the Iroquois）在歷史時期的初期占據紐約州北部的芬格湖群地區。拉梅諾夫斯基使用定居地和房屋頂部面積數據來證明17世紀易洛魁人口大量縮減。歷史文獻支持并擴充了16世紀和17世紀人口驟減的考古記錄。它們記錄下激烈重組的定居地，以及多家庭長屋寓所和早期幾世紀間加筑防御工事的群落的最終崩潰。

北方平原的密蘇里河谷中部地區見證了肇始于1540年的歐洲人接觸，以及三個世紀后永久的殖民。源自大規模流域調查的考古學資料記錄了至晚在17世紀原住民定居點模式的主要變化，這些變化可能與歐洲貿易商品在本地考古遺址的首次出現同時發生。不幸的是，拉梅諾夫斯基的數據沒有透露人口衰減是否早于外國貿易物品到達密蘇里中部。拉梅諾夫斯基的所有研究趨向證實多賓斯的理論，即人口學上的災難早于歐洲人大量匯入北美數十年，并且在一些地區早了數世紀。拉梅諾夫斯基估計了北美在歐洲接觸前的原住民人口數有約1200萬，一個比多賓斯的數據更保守的估算，但是遠高于艾爾弗雷德·克羅伯及其同代人的估計。

人口減少的原因

出于一些尚不明確的原因，新大陸沒有與歐洲疾病對等的事物。可能的是，當數量很小的原住人口在數千年前移民到美洲時，寄生蟲就被北極圈的溫度殺死。此外，嚴重疾病的存續依賴于被感染個體的持續接觸，比如發生在緊密聚集處、小鎮和大型村落等長久定居地。北美洲，在一定程度上還有中南美洲，缺少歐洲和西亞那樣密集的城市定居地，細菌和病毒引起的疾病在那里的城市人口中被固定下來。然而從遺傳學角度看，相對同源的美洲原住民在免疫上特別易受攻擊。結果就是在那時未受歐洲疾病侵襲的人口中的過高死亡率。

流行病不均衡地傳播。從一地到另一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社會和政治條件。征服者們在對黃金的肆意掠取中猛襲印第安人，奴役數千印第安人來挖掘金屬礦藏并且為委托監護地霸占土地。1494年后，奴隸貿易加強。在16世紀早期，成千上萬的印第安奴隸被船從尼加拉瓜這樣的地方運至加勒比群島的種植園。1560年，單單在巴西就至少有4萬名美洲原住民淪為奴隸。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對疾病的抵抗力急劇下降。

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脈，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把他們的帝國當作龐大的朝貢體系運行。食物供給和所有類型的貨物流通依賴于高度有序的土地使用和商品分配系統。當如秘魯高地和低地間建立已久的交換體系那樣的系統隨著西班牙的入境（entrada）而瓦解時，很多人陷入饑餓或流入增長中的殖民城市。傳染性疾病再一次大幅暴發，成千上萬人死亡。

在當地條件助長了傳染病時，疾病如野火般蔓延，通常早于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之間實際的面對面接觸。例如，在北美東南部，歐洲人的接觸開始于1540年埃爾南多·德·索托從佛羅里達到密西西比河那聲名狼藉的探險。即便在那時，天花和其他疾病已經通過更早時期經過的到訪者傳播至內陸。在南卡羅來納州塔洛梅科（Talomeco）的村莊，西班牙征服者看到數百具尸體被堆積在四所房子里。1583年，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海員在佛得角群島感染了高度傳染性的發熱疾病，可能是斑疹傷寒。他們襲擊了位于佛羅里達圣奧古斯丁的西班牙定居地，把病毒帶上岸。數百名印第安人在由此導致的流行病中死亡。在北部的弗吉尼亞州，伊麗莎白一世時期的作家托馬斯·哈里奧特（Thomas Hariot）注意到是怎樣“在短短幾天的時間中，我們離開一個又一個……城鎮，人們開始非常快速地死亡，并且很多是在鄰近地區”（Crosby 1972, 117）。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外來疾病和西方貿易商品都早在歐洲人定居前滲透，在古老的、使用了數世紀的村與村間的道路傳播。沿岸地區的流行病推進內陸，使所有村莊的人口減少，有時是當地人口的90%。幸存者常常死于饑荒，特別是疾病在種植或收獲期襲來的時候。瘧疾是一個早期殺手。易于傳播瘧疾的按蚊在歐洲人接觸前就出現在美洲。一旦某人被傳染瘧疾并獲得了對它的免疫，寄生蟲就留存在他們的血液里。瘧疾寄生蟲可能通過藏匿于看似健康的黑人奴隸的血液來到新大陸。

這樣大量的人口減少在文化意義上是毀滅性的，特別是因為疾病常常襲擊社會中最年輕和最年邁的成員。老者在全部知識都通過口述代代相傳的社會里，是有關文化經驗的無價資源。這種知識常在數周或數月中銷聲匿跡。尤其是至關重要的血緣和宗教知識消失了，恰是在一個此類知識能以某種形式使人們適應一種新的文化和社會秩序的時候。在北美東南部，德·索托遇到了大型酋邦（chiefdoms），它們由主持著相當大的群落和很多村莊的酋長統治。隨后的流行病的影響將會使至今強大的酋邦分裂成更小型的社會。很多人從其家鄉逃離，試圖逃避傳染，導致了覆蓋廣泛地域的大規模政治和社會破壞。

流行病不僅增長了死亡率，它們也影響了出生率和美洲原住民從人口危機中恢復的能力。很多傳染性的疾病誘發了流產的頻發并增加了懷孕女性的死亡。在小型群落，失去妻子和受文化約束相對少的潛在婚姻伴侶可能減緩了生殖率。伴隨著嬰兒死亡的高發和災難性死亡率所致的情感壓力，即便是暫時性的生殖率斷層都可能會威脅維持現有人口所需的高出生率。在很多地區，生物學的和文化的幸存是種例外而非常規。

（本文選自《大發現四百年：一部文化沖突的歷史》，[美]布賴恩·M.費根著，喬蘇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