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shù)貢r間2018年5月24日，美國馬薩諸塞州，哈佛大學舉行畢業(yè)典禮。 視覺中國 圖

自特朗普上臺以來，對美國教育中“階層固化”的討論，席卷了中文世界。《我們的孩子》，《鄉(xiāng)下人的悲歌》……有多少新書得到譯介，對美國社會上升渠道收窄、對貧者愈貧與階級固化的焦慮，就有幾分。

同時，美國國內的政治斗爭也燃燒到了教育領域。7月初，特朗普下令廢除政府關于教育中種族平權的具體指引。這一指引是奧巴馬政府對種族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具體操作指示，而其法理依據，源于1960年代民權運動的社會共識與1964年的《民權法案》。從1978年的“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到2008年的“費雪案”，平權法案一次又一次被指責“逆向歧視”。而就在去年8月，還有消息指特朗普政府在研究打官司進攻平權法案。如今，這一議程似乎走出了第一步。

人們之所以關注教育平權法案的存廢，是因為它關乎哪些群體能通過高等教育成為精英。平權法案規(guī)定就業(yè)就學制度中需要保證膚色和性別平等，而有人則認為這項法案制造了配額制度，從而偏袒照顧非洲裔美國人，使自己的孩子“分數(shù)高卻上不了好學校”。

2016年大選中的另一大熱門人物，民主黨內的挑戰(zhàn)者伯尼·桑德斯，也從另外一個角度批評教育問題：“我們曾經在世界上有最高的高校入學率。如今我們只排第12名。德國、丹麥、瑞典和很多國家都為年輕人提供免費或者低價的高等教育。他們知道為年輕人投資有多重要。我們也應該這么做”——在打出民主社會主義旗號的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們看來，美國的高等教育收費極高，讓出身貧寒的學生背上了沉重的貸款債務，改善社會流動的效果有限，亟待一場激進的改革。

無論特朗普或桑德斯的支持者，都將受教育與未來前景劃上等號。桑德斯的理念反映出中產階級的普遍擔心。反對平權法案則折射著對機會爭奪之激烈。在個人成功、種族平等和階級沖突之間，我們如此推崇的美國教育模式，似乎走到了一個尷尬的路口。

問題是，在美國社會中，教育到底意味著什么？

在美國，教育真的有用嗎？

早在19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蘭德爾·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質疑過，高等教育的效果，可能并不如人們想象的那樣美好。他通過研究寫下了《文憑社會》一書，解釋文憑“通貨膨脹”的處境——美國大學入學率大大提高，大學里能學到的東西反而變成了套路，人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上大學，只是為了一張名校文憑，而為了上名校，人們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和金錢，卻發(fā)現(xiàn)光名校畢業(yè)都不夠用，還要繼續(xù)讀碩士、博士——就算博士畢業(yè)，也未必找得到工作。

《文憑社會》書封

柯林斯認為，在美國社會中，長期有一種“技術主義”觀念主宰著人們對教育的認識——教育帶來知識，而知識帶來職業(yè)能力，從而教育能把人“往高處帶”。這種理論背后是這樣一種信念——在當代，因為經濟和技術發(fā)展已經使得對體力勞動有要求的工種占比越來越小，而對技能和知識要求高的工種比例越來越大，所以教育水平必然水漲船高。

在今天，這種說法很成問題。如果教育水平和技能有關系，那么是否教育水平更高的雇員生產力就更高？而各種研究都證明，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反而進入一種“閑職”式的雇傭工作。怎么個閑法呢——人類學家大衛(wèi)·格雷柏近來的“狗屁工作”研究可以說是入木三分：“公關顧問、電話銷售員、產品經理和不計其數(shù)的行政人員……人們花錢雇他們坐著，接電話，假裝自己有用……”別看這些工作“狗屎”，要坐到這些位置上，人們依然要先經過多年高等教育，拿到一份學歷。

諷刺的是，這些“狗屁工作”的技能，其實并不需要大學教育中的專業(yè)訓練。而另一邊，被視為社會精英的醫(yī)生、律師等職業(yè)，在美國卻不關大學教育的事——本科并沒有這些專業(yè)，要成為醫(yī)生、律師，你得考入醫(yī)學院和法學院的研究生項目，再經歷工作場所的大量經驗積累。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yōu)槭裁催€要擠破頭去搶名校文憑呢？

首先，人們不見得討厭“狗屁工作”——不需要太費力就能得到一份穩(wěn)定的收入仍然是很多人的理想；那么，既然很多人仍然需要“狗屁工作”，獲得一份這樣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中獲得什么待遇，就仍然要求人們去競爭。這就考驗人們的社會能力和人脈關系；進一步說，因為“狗屁工作”沒有什么技術門檻，所以能否得到工作，在工作中能否加薪、升值，就格外有賴于柯林斯所說的在企業(yè)職場中的“組織政治文化”。比較顯白的話說，真正決定了人在“狗屁”的職場中位置的，就是一套“做人”的辦法——擁有什么人際資源、如何調動人際資源、如何協(xié)調人際關系，等等。

而這些，與其說是在課堂上獲得的“技術”，不如說是在高校的人際網絡中學習的。在美國大學教育中，除了上課，還有大量的社團活動，人際交往、社交活動占據著學生的時間——而這才是高等教育對職場中人的真正意味。

這種狀況下，文憑對于職場中人來說，就是花費無數(shù)時間精力買來的，證明自己掌握了“職場組織文化”的一塊“敲門磚”。柯林斯將之稱為“通貨”，其實也就是貨幣。而當人們不斷競爭獲取這種貨幣，激發(fā)出越來越大的需求，而貨幣本身代表的“技術能力”又并不顯著的時候，教育產品的供給就會水漲船高，人們競相上游，而單個貨幣，即單個學位的價值就只可能不斷降低——這就是高等教育的通貨膨脹，它不只是一種現(xiàn)象，而是實實在在的一種貨幣鏈條。

誠然，“美國夢”仍在一些教育領域繼續(xù)實現(xiàn)著：很多新一代移民自帶高質量的教育背景，在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shù)學）領域接受教育之后，進入科技、互聯(lián)網類的新崛起領域。這的確產生了一種新的教育與職場的關系，但總的來說，這并沒有打破文憑膨脹的趨勢。

自由市場的擁躉也許會認為，膨脹的泡沫最后自然會崩潰，無需過多干涉。但是，正如種種呼聲中已經看到的，膨脹的高等教育產生了龐大的產業(yè)，人們的學位水漲船高，用于教育的經費和債務也日積月累，社會的不公平在這種堆砌和泡沫中代代相傳……但是，文憑教育的膨脹，也不可能從教育系統(tǒng)內部予以解決，因為它也是美國族群政治與政經結構的結果。

種族政治下的美國教育

我們可以先回到《文憑社會》中的分析。柯林斯眼中的教育，與其說是階級上升渠道，不如說是政治沖突與統(tǒng)治關系的承載者。作為一名歷史社會學者，他筆下的美國教育系統(tǒng)，不是僅僅為了培養(yǎng)英才而誕生的，相反，它具有維持盎格魯白人文化優(yōu)勢，保持統(tǒng)治身份的作用。

故事要追溯到19世紀末的美國。在那時，新一波移民高速增長，而與早年的新教徒不同，這一批移民中，很多人來自南歐、愛爾蘭，信仰天主教。在盎格魯－新教徒中產階級眼中，這些天主教徒為主的新城市工人階級“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代表著社會混亂、無秩序，他們覺得這些移民不務正業(yè)，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社會正統(tǒng)控制權面臨挑戰(zhàn)。

這種心態(tài)催生出了盎格魯新教徒的兩條族群問題解決之道，其一是種族主義的排外運動——美國最早的種族主義運動就是在這段時間誕生的。二是教育改革——新教徒中的精英分子開始推動公立教育，旨在讓那些移民家庭的孩子接受一整套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用紀律約束他們的行為，不準遲到、不準曠課（為此甚至還專門立法），從而把他們變成可以接受的，行為舉止和盎格魯新教徒一致的“自己人”。從小學到中學教育的一層層公立教育系統(tǒng)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

最開始的時候，這套系統(tǒng)尚未影響到大學。大學文憑在早期美國社會中意義不大，它和中小學教育、學院教育，是完全平行的幾個不同系統(tǒng)。

到了19世紀，新教的不同派別為了搶奪信徒，建立了大量的學院，作為自己宗教力量補充、更新、擴張的文化武器。這些學院擴張?zhí)欤_始面臨嚴重的經營危機，很多學院在經濟上難以為繼，倒閉者大有其是。于是，不少學院開始向綜合性大學轉型。因為“大學”傳統(tǒng)上以大量儀式、社交活動聞名，這些元素正好和上層精英此時極為焦慮想要維持的盎格魯－新教文化統(tǒng)治地位息息相關。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共同推動了美國大學在19世紀末的崛起。它也逐漸建立起了和小學、中學教育的序列——大學開始把中學文憑作為入學的基本要求。

20世紀中葉，主流白人文化的社會控制，和愈發(fā)激烈的族群沖突之間激烈地對立起來。對飽受隔離、歧視和系統(tǒng)性壓迫的黑人來說，教育系統(tǒng)是他們最不指望能夠改變自身處境的道路。1960年代，是校園之外的黑人社會運動和民權運動帶動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但民權運動中間的溫和一派，為這兩者之間達成和解提供了一個機會——通過施行教育系統(tǒng)中的種族平權，改革者試圖讓黑人更多進入教育這個精英選拔系統(tǒng)，從而分享一些政治權力，減少激烈的社會沖突。

但諷刺的是，時隔多年之后，美國的公立基礎教育水平飽受批評，從私立高中到私立大學的精英教育雖然在分數(shù)上體現(xiàn)對黑人的平等，學費卻居高不下。好不容易進入這一系統(tǒng)的黑人學生發(fā)現(xiàn)，和自己競爭精英地位的白人學生參加各種昂貴的社交活動，兄弟會姐妹會，這些活動幫助他們拉人脈、找工作，黑人進入了大學卻發(fā)現(xiàn)大學中還有一重門檻……教育平權并不妨礙盎格魯新教文化繼續(xù)維持對大學文化的壟斷，而旨在解決種族問題的平權法案卻更多停留在語言和數(shù)據上，格外尷尬。

教育問題作為美國例外論

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來說，美國社會和歐洲社會格外不同之處之一，是它的社會斗爭的基本單元由種族而非階級組成。不像歐洲那樣有成千上萬工人參與激烈而鮮明的階級斗爭——美國的工人階級直到二十世紀才登上歷史舞臺，社會主義在美國也“晚育”得多。

這構成了美國教育問題的另一個死結：它是美國種族政治的產物，而之所以種族政治是美國的政治傳統(tǒng)，是因為在美國歷史上，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社會沖突被迫以碎片的、去中心化的方式展開。

柯林斯對此有很獨到的見解。在歐洲國家，現(xiàn)代化的結果是形成了很大的國家官僚系統(tǒng)和強大的中央政府，全國的政治、商業(yè)、文化精英是高度重合的，基于大資本壟斷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但是在美國，從19世紀開始，雖然呈現(xiàn)出農業(yè)人口比例下降，工人比例上升，工業(yè)的大資本壟斷程度上升的趨勢，但這些趨勢沒有在20世紀一直繼續(xù)下去。這意味著，到了20世紀，已經成為最發(fā)達國家的美國，在擁有一定的全國性的大壟斷資本和一定數(shù)量的城市工人階級的同時，仍然保留著大量中小規(guī)模的地方商業(yè)精英，很多地方維持著非常“本地”的生活。

這種局面源于美國土地廣袤、資源豐富，市場巨大，使得全國性大資本寡頭競爭的同時，仍為地方經濟精英留下了空間；而早期的政治和商業(yè)博弈中，商業(yè)力量壓制了政治力量，美國的中央政府難以足夠強勢——地方精英網絡龐大，州權較大，地方自治力量強大；這種“去中心化”，在很多人看來是美國社會繁榮的保證。而這也意味著中央－地方的矛盾和階級矛盾、種族矛盾同時存在。

也就是說，作為一個國家，美國社會的縱向分層沖突——階級沖突、種族沖突，被中央－地方的沖突橫向切開、切碎了。本來，種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的交織，已經讓階級問題的動員力量有所弱化，加上地方與中央的“去中心化vs中心化”矛盾，各類問題就被導向了更多的出口。比如，處理族群斗爭而形成的進步教育理念是很好的，但是為了在多元龐大的國家中維持全國層面文化通貨的“流通領域”，他們要引入大量的積分、考評制度，這樣教育一定會成為官僚化的，更加注重文憑的一條流水線，痛恨官僚主義的地方精英和普通人已經對這種建制力量極其不耐煩。但如果不這樣做，指望地方精英改善不平等問題又太過困難，1957年因招收黑人而需要聯(lián)邦政府派兵進入小石城的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種難處。

在可見的未來，美國政治的基本運作特點顯然不可能發(fā)生根本的改變。或者說，雖然政黨輪替、誰做都差不多的穩(wěn)定政治制度可能會在特朗普時代風雨飄搖，但是暗藏的種族政治與中心化－反中心化政治的矛盾，反而會更鮮明地顯現(xiàn)出來。在這種背景下，不同的族群通過教育實現(xiàn)自身利益、搶奪精英位置從而搶奪社會主導權的沖突和競爭，可能會更加激烈。多元文化主義的教育理念，不可避免要面對多重的極化挑戰(zhàn)。這是美國教育相對于其他國家經驗的無奈的“例外”。

迷思與更多迷思

在教育問題上，隨著現(xiàn)實政治的演變，美國政治與眾不同的復雜結構逐漸顯山露水。而其求解之策也愈顯艱難。

對貧富的想象從未停止：桑德斯這樣的左翼政治人物，呼吁用普及教育和廉價教育解決問題。這種想法建立在對低收入階層的團結想象上；許多研究則認為，是低收入的白人背棄了自己的階級身份，送了反建制的大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宮。很多人因而把沒有“團結無產階級”的鍋留給了民主黨背。

但教育領域的沖突，正側面反映出貧富問題忽略了種族一面。如果我們用階級理論，用銹帶來理解特朗普的上臺，那我們如何理解他致力取消種族平權教育的行為？結論是，在這樣的施政背后，種族政治的線索要比階級政治清楚得多，削減教育領域的平權，徹底揭開教育領域的薄薄補丁，讓盎格魯新教主流文化在教育領域的統(tǒng)治完全浮出水面。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系的Diana C. Mutz就基于研究認為，白人身份在國內外遇到挑戰(zhàn)，對美國白人選民投特朗普的影響，要比國內經濟問題的影響大得多，而這種影響在城市中產白人中，也是存在的。可以說，在進步主義利用聯(lián)邦政府，在教育性別等議題上獲得各種形式勝利之后之后，反對中央建制的地方精英和擔心自己地位不保的白人種族主義合流，形成了一大波反彈。

在這種局勢面前，進步主義的教育改革是無力的。抱持進步主義的教育改革家們認為，既然今天高校全是照本宣科和考試第一，我們不如推崇“素質教育”，“快樂教育”，讓教育“學有所用”，不讓課堂充滿空洞無物的宣教。但當教育暴露出作為政治斗爭場地的猙獰一面時，這些想法一下子就一點也不“進步”了。

在美國社會中，桑德斯的教育政綱看似已經非常激進。然而按照柯林斯的觀點，這仍然只是增加文憑膨脹。柯林斯要激進得多，他認為應該由國家廢除文憑制度，嚴格禁止任何有文憑要求的雇傭關系，乃至廢除義務教育，在大量職業(yè)中引入學徒制度，廢除原有的等級秩序……1970年代的他似乎對美國文憑制度出現(xiàn)危機極為樂觀。“文憑經濟學”的崩潰成為馬克思式的資本主義崩潰論的美國預言。

但是，既然“文憑通脹”底下，還遮蓋著未解決的種族問題，而再往下還滲透著“去中心化”的政治矛盾。文憑膨脹的危機最終只會讓危機在它之下的層面爆發(fā)。既然不平等問題是因，文憑通貨膨脹是果，既然社會政治的斗爭是因，文化系統(tǒng)的形塑是果，那么寄希望于改變結果以改變肇因，可能從一開始就并非真正改變結構的思路。文憑經濟學本應作為資本主義體系的表征而率先爆發(fā)危機，然而危機卻直接以更劇烈的形式爆發(fā)了。以至于美國學院至今仍然可以延續(xù)著學院授予的經濟游戲，但學院外，社會運動、抗議游行、選舉動員和圍繞著政黨人事更迭的爭奪，已經愈演愈烈了。

（趙蒙暘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