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客戶端

登錄

秦嶺留壩：從朱鹮棲息地到全球目的地

2023-04-23 11:55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按：4月9日，留壩縣舉辦“綠色高質量發展大會”，悟空研究院院長羅晴秋先生應邀擔任縣政府顧問，并作了《綠色發展：留壩的底色與亮色》的演講，現將PPT全文內容作整理，重命名《秦嶺留壩：從朱鹮棲息地到全球目的地》，分享給支持和踐行綠色發展使命的朋友們。全文約3.16萬字。

秦嶺留壩：從朱鹮棲息地到全球目的地

羅晴秋 | 悟空研究院院長

留壩縣政府顧問

政邦智庫高級研究員

感謝留壩縣委、縣政府的信任，邀請我們擔任政府顧問。今天，眾多業界朋友一道成為新留壩人，期待同各位一道為留壩綠色發展做好服務。

一到留壩，仿佛時間會慢下來，這里的靜謐與自在，恍如隔世的自然而然，常令人流連忘返，有時人已到留壩，心里卻還念著留壩。眼下，正是人間四月天，落英紛紛，山澗潺潺，甘甜的空氣令人神清氣爽，水田里、溪流邊，朱鹮和白鷺們忙得不可開交，樹梢上總有各色叫不上名的鳥兒；鄉間村落秀美如畫，農家小院別有情趣，鄉道上遇見的人也都親切……這里絕非傳統印象中山區的樣子、農村的樣子、陜西的樣子！

每每感到心情不平靜的時候，你應來留壩呆個幾天，漢中有高鐵站和機場，上高速一小時不到就進了留壩，不論你是第幾次來，都可以像是第一次造訪。

好友柳理先生則更鐘情此地的人文典藏，那亙古時間的空隙、越過千年的驛道、英雄神仙的向往。知止知足、歸隱紫柏山下的留侯張良，經世致用、功成弗居，是這兒的頂流明星，可是謀士的偶像；寒溪夜漲，月下攬才，蕭何曾在此地譜寫了不問英雄出處、知人善薦的傳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張良、韓信在此演繹兵者詭道的無窮奧妙；倚紫柏、跋光華，筑寶寧以休養生息，諸葛孔明六出祁山，陳倉古道上的悠遠營盤，如今已是享譽國際的青少年足球基地、女足隊員的搖籃……對我來說，能在子房先生的歸隱勝地深度結緣，哪怕只是在紫柏山下做一次深呼吸，聆聽一聲穿越時空的回響，便是療愈心靈的滋養，會心歡喜之余，感念際遇之美好。

古老驛道上的留侯張良祠廟，縣文旅局供圖

去年五月以來，遵照縣委的安排，我在留壩的多次調研中廣泛接觸了全縣各鄉鎮、部門的干部，和縣上四大家的部分領導，越是深入了解留壩，越是感到留壩各級干部的認知視野、專業精神、執行效率、工作水準都很棒，這是留壩歷屆縣委堅持將干部訓練和成長前置，以此推進縣域綠色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成效之一。留壩的綠色發展也得力于市場機制、專業領導力、行業先鋒的賦能。他們為留壩發展帶來聲譽和流量，秦嶺三農書院的墻上早已掛滿了來自全國各地、各行業的一線專才集聚留壩的照片，大有“于斯為盛”之感。這次“綠發大會”，縣里邀請了十多位有豐富經驗的專家組成顧問團，再次強化了縣域人才密度，留壩很清楚每個階段需要什么樣的人；十分難得的是，我認識的所有來到留壩的朋友，都覺得身心愜意，與縣里的同志們在工作層面的相處評價也很高。

2022年5月27日和9月23日，我分別就“縣域發展經濟學：格局、邏輯、研判”、“留壩：人文價值轉化與目的地營造”兩個主題的調研思考在留壩“紫柏講堂”與大家作了交流。下面我從留壩綠色發展的基礎成效、理念升維、路徑進階三個層面、四個視角進一步交流調研思考，并對后續發展提出建議。

綠色發展是一道“窄門”

必然經歷做減法的陣痛、做加法的曲折

但，時間會獎賞這類做加減法的人們

宿集創始人夏雨清老師曾告訴我，留壩的秋色和京都可有一比。我來過幾回之后，卻總覺得輕井澤、或是達沃斯也是留壩的遠房姊妹。朱鹮是稀世珍禽，民間稱為“吉祥鳥”。朱鹮對棲息環境十分挑剔，對化學污染物極度敏感。秦嶺深處的留壩縣，朱鹮在這里與人們如鄰居般和諧相處，水田里、溪水邊，你會不經意間遇到其華貴的身影。留壩也是秦嶺金絲猴、大熊貓、羚牛的棲息地，它們并稱“秦嶺四寶”。

然而，20年前，留壩的轉型之難，超出了想象；而轉型發展的決心之堅定，更是超出了想象。從一開始就做對，對于決策者來說，不是最難的；而將“做正確的事”和“正確地做事”結合起來滴水穿石，日拱一卒，這需要領導者敢斷敢為的魄力和毅力，需要上下同欲的覺醒行動，更需要市場的廣泛策應。時至今日，留壩不僅做到了，且行穩致遠。

（一）痛定思通：對生態資源掠奪式地開發帶來的只有惡果，綠水青山才是留壩最寶貴的生存資源，留壩必須創新發展理念，果斷推進綠色轉型。

20年前，留壩在“干什么”、“怎么干”的問題上艱難探索過多種可能。作為秦嶺腹地的山區縣，留壩也曾走過“靠山吃山”的路子，木材、藥材、石材開發曾一度創造了農民人均收入和人均存款全省第一的“輝煌”。但是，山被砍禿了、挖爛了，河水被攪混了，路被壓壞了，水土流失嚴重，生態持續惡化，群眾反應強烈。留壩在地理上遠離中心城市，交通格局改變之后，發展邊緣化壓力越來越明顯，基礎人口少，也撐不起發展盤面，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引擎又幾乎觸達不到。隨著國家全面實施“藍天保衛戰”，大秦嶺保護持續加力推進，傳統發展方式無以為繼、無路可走。縣上意識到，只有對生態資源優先加以保護，將產業結構向綠色生態方向轉換，留壩才能走出一條可持續發展的路子來。不過，這個過程絕非一個書記縣長的任期能夠實現的，只能久久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懷推進這個事關根本大計的改變。

留壩縣綠色發展模式，縣發改局供圖

隨著工作的深入，留壩的山慢慢地復綠了，水變清了，對生態環境極為敏感的“秦嶺四寶”也活躍開了，干部群眾越來越理解、支持了。綠水青山如何轉換成金山銀山？下面這張圖系統解讀了留壩摸索成型的綠色發展之路。生態資源的價值轉換，生態產品的打造和營銷，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復雜且艱難。留壩是全國最早一批創立“兩山公司”體系的縣，也是全國“兩山”理念創新基地，從縣到鎮、到村，政府歸集了綠色發展的全域要素，市場主體和市場機制滲透到每一個可以進行綠色轉化的場景、項目和節點，確保“發展為了誰”、“發展依靠誰”、“發展面向誰”的問題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留壩縣“兩山公司”總體設計框架圖，縣發改局供圖

2011年以來，留壩縣以“寧愿不要GDP也要守住這片綠水青山”的責任擔當，理性否決了風力發電、礦產開發、小水電、生物質發電等資源開發項目，關停了7家淘金、采砂企業和礦山開采企業，從源頭上斬斷了破壞環境的行為。這對于一個當年財政收入僅2000萬元的山區縣，所面臨GDP誘惑和外界的壓力可想而知。特別是風電項目、生物質發電這兩個項目，縣里通過反復調研論證后，認為并非是項目本身不好，而是于留壩而言實施該項目將會對生態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最終，縣里義無反顧選擇放下GDP增長率的包袱，選擇做難而正確的事。

（二）塑造態勢：以綠色發展的勇氣排除一切可能的干擾，以綠色發展的增量增強可持續發展的信心，以綠色發展的成效凝聚造福子孫萬代的共識，以綠色發展的形象吸引市場主體和市場機制的作為。

走綠色發展之路，留壩并非一帆風順。《西游記》里告訴世人一個簡單的真相：妖魔鬼怪是從哪里來的？不是地上長出來的，而是從菩薩身邊溜出來的！菩薩一打盹，妖魔鬼怪就出來搗亂。留壩地底下的資源豐富，惦記的就多，我有聽到不少這方面的故事，這讓我更加對留壩的歷屆決策者心生敬佩。不論面對的是外來干擾、還是內部認識不統一產生的阻力，留壩堅定綠色發展初心，矢志不移，善作善成，敢于擔當、敢于負責，這是十分可貴的政績觀。縣里嚴格執行《陜西省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實施細則（試行）》，給自己套上“緊箍咒”，還建立了史上最嚴格的礦產資源管理辦法，把權力放進制度籠子，使生態保護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預防。

與此同時，留壩持續開展高水準的植樹造綠、綠化提升、城鄉綜合營造。全縣森林覆蓋率已達到91.23%，全年空氣優良天數達到350天以上，全域水系出境斷面水質常年保持在II類及以上，空氣負氧離子含量常年保持國際潔凈空氣標準的10倍以上；嚴格實施兩個“三品一標”，從一開始就創新探索生態資源轉化為生態產品，持續幫助群眾增收、財政增效；高起點引進和發展民宿業態，生態旅游、森林康養、自然研學成為留壩增長最快、效益最好的新增長點，深化“四個100”工程加速打造十大民宿集群，“精品民宿+房車營地+露營基地”多元立體旅行體系基本成形。

下面是留壩最有代表性的網紅民宿之一“隱居鄉里-樓房溝”。我曾多次想訂這里的房間，但哪怕是跟主理人陳長春再熟，也沒有特別的渠道要到房間，他父母要入住樓房溝，也是照樣從平臺提前預訂的并且買單的。是什么因素讓它如此成功呢？

看懂了這張框架圖圖，就把隱居鄉里的展業邏輯給理解了。我跟長春老師說，隱居鄉里的成功還有許多奧秘，并非這一張圖就能夠解讀得清楚，不過這張圖能幫助其他縣域按圖索驥，從一開始就朝著對的方向進步。

留壩樓房溝，面向全國客人的隱居鄉里民宿，最適合一家人或兩家人共住的小院子

留壩樓房溝，“兜售潔凈空氣”的隱居鄉里民宿，而是將減法做到極致，給旅客騰出可作思想的加減法空間。

從商業邏輯來看，支撐樓房溝隱居鄉里民宿持續火爆、富有生機的原因遠非“賣空氣”這么簡單，背后是一整套的選址、投資、建設、運營、資產證券化邏輯，是典型的在地創生與社群營造相結合的手法。在我看來，真正厲害之處倒還不單單是這一套行之有效的商業邏輯，而是“利不出縣”這一套商業倫理帶來的合情合理合規的操盤哲學，這是地方黨委政府做決策時時常關注的風險閉環的關鍵。而從鄉村能力、活力、業力的激活層面來講，由于是以村民共同富裕為基底、以市場機制閉環，使得昔日面臨衰敗的村落、難有依歸的村婦、溜達閑散的村民，實現了由內而外的華麗轉身，過去村里頭隨季飄落的瓜果，也通過市場價值的轉化找到了知音。

照片里的管家姐姐都是隱居鄉里項目所在地村里的大媽大姐。經過隱居鄉里專業訓練和有效的引導，成為民宿管家后的大媽大姐們實現了身心的自在，他們每天的工作，包括打理入住客人的一日三餐和入住的院子，也能有時間照料自家的家務、老人、家禽和菜地，一年下來的收成比在外面做家政、打小工要高得多。管家姐姐們不僅為隱居鄉里的項目提供服務，有的也自己開設民宿、或為其他民宿主服務。某種意義上來講，鄉村女性的專業崛起，才是鄉村振興真正的標志。很難想象，他們從培訓到上崗，只需要一個月的時間，這種變化難道僅僅從開一間民宿的經濟價值來衡量嗎？

這位管家姐姐名叫吳小紅，從我入住時見到她的第一個笑臉開始，就讓人覺著她似乎是你久未見面的表姐，這是一種親切、平等、又有熱情的表情。她做的菜都是本地的食材，不多不少，營養搭配也很好，吃了后腸胃沒有任何負擔。有事招呼的時候，你一子就能找著她，見你要休息或要看書了，又不遠不近地離著你，保持著恰到好處的感覺。

隱居鄉里對風土資材的深入活化、精細打造是其獨特的吸引力之一，似有點石成金的能耐。去年，獼猴桃熟的時候，長春老師特地給我寄了一件“秦嶺探狝”汽水來，囑我提提意見。我平日里完全不喝汽水，因腸胃敏感，獼猴桃太涼，更不敢吃。奇怪的是，直到一件喝完，我似乎也沒有什么異樣，而且覺著這個口感上癮。

留壩的高明之處，并沒有將“隱居鄉里”僅僅看成是一個品牌的導入，而是從鄉村能力建設、鄉村整村運營和縣域農文旅企劃的系統性開發和營造層面充分發揮其專長，這在財政并不寬裕的地區就是把極有限的資金投到了最需要做的事情上了。而作為一個在市場上反復摔打、參透取舍之道的成功品牌，隱居鄉里的創始人陳長春老師反而對自己的能力體系有十分清醒的思考，他都向會地方政府力薦同步引入宿集營造社、安哲建設師事務所。據我所知，他們之間并沒有任何形式的“居間交易”。比如在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縣，陳長春反復跟地方政府的領導講，夏雨清、陳長春、王求安是三個著力層次的有機整體。我也認為，如果不是這樣立體的打法，從定價分層的角度來說，是沒有形成邏輯閉環的。

夏雨清老師創建的宿集營造社平臺，是我國民宿行業引領風尚的頭部品牌。業內普遍的共識是：一家宿集的落地，并非是以其為數不多的客房給地方政府帶去多少稅收或就業，而是在行業的金字塔尖向世人宣告，有一間宿集開到了你這個地方——這就是點亮的作用。我有一位開明星經紀人公司的同學，她是巨果娛樂的創始人，旗下有多位一線明星，感覺他們公司平日里的節奏高到無法理解，一天在當作幾天使。我曾經好奇地問她，同樣是長得好看的人，明星的價值是什么？她說，“素人就是好看，明星才是話題”。她說，明星不是一天養成的，也絕不是因為長得好看。大家所了解的任安娜，堪稱學霸、學神級的了吧，但要成為明星，她還要經歷艱難的蛻變。建筑師戚山山在留壩設計了多個作品，她是唯一既為宿集做設計、也為另一個高端民宿品牌松贊做設計的建筑師，平日里也跨界做高端代言，她曾說，“找她設計還能免費代個言”，這倒真有這個效應，一篇介紹她的文章，基本上都有上萬的自然流量。

那王求安老師領銜的安哲建筑師事務所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是完成村民自主、自發做鄉村營造的末端組織閉環，是站在村民的立場為其做訂制設計，是引導村民合理規劃、點亮自己的人生。求安把這歸納為打通農村內生的良性循環機制，一戶一業態、一人一故事、“村民當老板”——實質是幫助村民實現身心的自在。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老板”是客人的“店小二”，實現這樣的轉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求安所幫助過的村民，基本上都實現了這個起步目標，這是極不容易做到的。

留壩“四個一百”之以村民為主體的鄉建，安哲建筑師事務所供圖

求安的氣質讓村民一看就是村里人，但他又是一位在極富親和力、感染力表征下又極富理想主義、現實主義情懷的建筑師。特殊的成長環境和人生履歷，讓他與其他任何一位建筑師都與眾不同。他說，看上去我們似乎是給村民的自建房做個設計，其實這個設計溝通與深入解剖的過程才是點亮的關鍵，我們從來都是直面村里的各種事——鄰里之間、家族之間、家庭成員之間各種各樣的情緒，我們都會碰觸到，給他們以適當的引導，特別是讓他們覺得我們的尊重是底層生發的。

求安在留壩的天星亮村給孩子們設計了一座觀星臺，馬上就要竣工了。我問他是怎么想到這個主意的？他說，現在城市很難看到星星了，我們總會懷念小時候在鄉下，能看到滿天的星星，但現在農村的“星星”也在城市的光照下黯淡了，我們就來做那個擦星星的人。由于城市價值觀的沖擊，農民對自己喪失了信心，而我們想做的就是幫助他們重拾自我價值，發現個體閃光點，這其實很像一個擦亮星星的過程，與建筑空間本身前后變化相比，我更關注的是村民心理與生活態度的改變。這個邏輯歸納起來就是：幫助村民建立自己的信心——對自己能力有信心——積極發揮自己的能力——創造美好新生活——對自己的生活越來越有信心——他們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就能感染和影響到更多村民。我想任何一個聽過求安講這些思想的人，都會有極強的共情感。

求安身上保持著一種純粹的初心，他用一種市場機制推動政策與動力的傳導，讓村民自己開開心心掏錢做鄉村振興，這是在幫助地方政府做發展轉型，在財政普遍緊張的情形下，是激活民力的有效方法。我跟求安互加微信的時間已有好多年，那時還在湘旅投擔任董事長，自感工作中還是主動接觸市場團隊的、包括一線的建筑師，但前幾年我們就是沒有互動，現在回想，應該是自己身上的某種傲慢或無知造成的，希望身在體制內的朋友們能夠引起警覺。沒有更加開明、開放的心懷，你真有可能缺乏一雙慧眼，與真正優秀的發展要素擦身而過。

（三）留壩范式：破釜成舟、篳路藍縷、一路向前，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已是留壩的鮮明底色、專業共識，其意義不僅造福于自身，更具有鮮明的中國式現代化特征，堪稱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生動實踐。

從縣域工作的績效指標來看，留壩縣在陜西省、漢中市也是優等生風范。2022年，留壩縣固投增長穩居漢中市前列，外資利用完成比居全市第一，爭取中央、省預算內項目資金增長30%，到位專項債券資金增長98.23%，1個EOD、2個PPP、2個外貸項目通過省級評審入庫；新培育“五上”企業較上年翻一番，企業三年存活率為91.27%；一、二季度高質量項目建設成效評價位居全省第七，二、三季度獲全省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綜合考核進位獎；以村民為主體開展“微改造、精提升”鄉村建設，5個村入選陜西省美麗宜居示范村，13個村入選第六批國家級傳統村落，創建“美麗家庭”示范戶1000戶。

留壩綠色發展成效最重要的是激活了市場的需求，對接了供求關系，生發了動力機制，塑造了可持續發展新格局。截至目前，留壩已獲得的各類國家級榮譽包括：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范縣、全國首批兩山實踐創新基地、全國首批中國天然氧吧、全國休閑農業與鄉村旅游示范縣、全國休閑農業重點縣、全國康養旅游百強縣、全國村莊潔凈行動先進縣、全國最佳森林休閑體驗地、中國山地度假旅游示范區、中國最美鄉村公路、中國縣域旅游之星、中國生態魅力縣、中國最美生態宜居旅游名縣……

如今，綠色發展已是留壩的鮮明底色和專業共識，綠色生活、綠色生產、綠色建造、綠色消費、綠色供給、綠色金融全面擦亮發展底色，正以潔凈的空氣、爽甜的山泉、舌尖的美味、美妙的睡眠、真切的笑容、思想的升華、身心的滋養……構成了以大地之美、人文之厚為基底的“綠色范式”。

留壩綠色發展成就不只是給自身贏得領跑優勢，作為轉型發展的優等生，留壩的綠色發展之路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也是推進全球可持續進程的績效貢獻者，是發展中國家可持續發展的典范式案例。它也生動地表明，只要采取有力的舉措，我國任何一個地區都有可能完成產業結構的調整、發展模式的綠色轉型。

對留壩綠色發展的這番解讀，不只是點贊，是為縣委書記、縣長朋友們提供一個踐行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堅定不移推進綠色發展的鮮活案例。

應對氣候變化

我國“碳達峰”“碳中和”戰略

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當前，聯合國在推進全球治理的眾多議程中，應對氣候變化越發迫切，氣候行動確實是、而且必須是全球最重要的優先事項。去年，我國南方因超長旱季導致大量喬木枯死堪稱一場環境災難，我們不得不接受的一個現實是，傳統意義上的“風調雨順”已經越來越難以見到了。氣候變化事關每個人，每一個刻度的冷暖變化，連接著地球和孩子們的未來。

包括留壩1970余平方公里的區域在內，我國各地區追求綠色發展的底層邏輯，并非是以政策投機的方式選擇一個增長賽道，而是以負責任的方式為全球氣候危機采取行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中國政府制定的碳達峰碳中和計劃、聯合國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便是留壩推進綠色發展的底層邏輯、也是技術路線，是基于國際視野的發展設計。

（一）氣候問題：雖然氣候問題不像PM2.5那樣真真切切，科學家和政治家們都已基本達成共識，它可能是本世紀人類面臨的最重大問題之一。

人類對生存環境的關注、進而意識到必須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在付出巨大代價、面對巨大挑戰和長期爭論之中獲得的。工業革命之前，人類使用自然資源創建了各種文明軌跡，但工業經濟起飛與化石燃料帶來的便利，高科技化的生活形態，只能不斷加快能源的開采。2015年到2020年間，全球森林面積年平均消失1千萬公頃，山林的失落連動到碳排放的巨量規模增加。人類必須找到一條更包容、更可持續、更友好的發展之路。在復雜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生產要素中，碳是破解之鑰，控碳、減碳、化碳是根本之法。

地球上水的總量從太古至今一直未有變化。每年全球總降雨量也幾乎相同，雖然地球的降雨在何處，降雨量為多少，各地區有所不同，但降至地球的雨水總量保持不變。被從地球表面蒸發的水上升成為水蒸氣，長時間停滯于地球大氣圈后受冷，變為降雨與降雪再次回到地球表面。降至地表的雨水，形成數條細流沖刷地表或滲透于地下，溶解各種物質的同時最終匯集成河川，流入海洋再次被蒸發重新開始循環。被從地表蒸發的水蒸氣還未在大氣層中擴散，便會成為雨水再次降到地表，再次作為地球的水進行循環。現在我們周圍的水從太古時期開始，經歷了無數次的循環直至今日。因此，現在的我們如果污染了水，不僅是對我們自身，同時也會對子孫后代造成巨大的影響。

CMIP6氣候模型模擬的人類和自然驅動因素（紅色）以及僅對自然驅動因素的溫度響應（太陽和火山活動，綠色）相比較。過去170年中，全球地表溫度的變化（黑線）相對于1850年至1900年的年平均值。實線顯示多模型的平均值，彩色陰影顯示模擬的范圍。資料來源：IPCC AR6 WGI，圖SPM.1b，第SPM-7頁。

地球平均氣溫不是穩定的，氣溫比過去降低稱為冷化、上升稱為暖化。地球氣溫和氣候有著密切的因果關系，氣溫的變化會引起雨量和風量等氣候的變動，給地球上很多的事物和生物帶來影響。而決定地球氣溫的最大因素是陽光，給地球帶來熱、暖、光等各種恩惠；陽光也不是穩定的，發光、發熱的強弱和與地球的距離等可以改變其強度，所以地球從古時起就重復著冷化和暖化，整個地球都凍結的冰河時期也持續了很久。這個陽光的自然變動雖然最影響地球氣溫，但地球本身也可根據陽光的熱量來調整地面溫度。發揮其作用的就是環繞在地球的大氣。到達地球的陽光在地表形成發射和輻射熱，通過圍繞在地表面的氮和氧等大氣保持熱量并緩和氣溫變化。因此，地球氣溫也受著大氣中的成分的影響。

2011年至2021的平均地表氣溫與1956年至1976年的平均氣溫的比較。

在沒有人類參與時，碳在大自然中的循環是相對均衡的狀態；由于有了人類的大規模使用，碳的循環狀態變得不再均衡。人類在地層下挖取煤、石油、天然氣等固態的碳，并通過發電、交通工具、取暖等的燃燒、加工，使之變成二氧化碳和熱能進入大氣。這是由固碳變成氣碳的一個循環；氣碳通過光合作用和大海吸收，再次循環回來。這樣的循環如果是平衡的，對大自然的干擾就不大，事實上這個循環嚴重不平衡，造成了氣候危機。以二氧化碳為主要成分的溫室氣體相當于一床棉被，懸浮大氣層中，阻止地面熱輻射透過大氣層，功能類似于溫室，所以叫“溫室效應”。溫室氣體中90%左右都來自于化石能源的燃燒，它使得海洋、森林的生態系遭到了極大的破壞。未來海平面可能會上升，糧食會出現大規模減產，一些島國甚至會被淹沒，地球物種將受到很大的破壞，發展中國家受害更為嚴重。

氣候變化可以逆轉來之不易的人類發展成果，加劇不平等，并引發流離失所和沖突，到2030年，這些影響可能會使另外1億人陷入貧困；

自1880年至2012年，全球氣溫上升了0.85℃。為清楚起見，氣溫每上升1度，糧食產量就下降約5%。從1981年到2002，由于氣候變暖，全球玉米、小麥和其他主要作物的產量均每年大幅下降4000萬噸；

海洋升溫，冰雪融化，海平面上升。從1901到2010年，由于暖化和海冰融化，全球海洋面積擴大，海平面平均上升19厘米。自1979年以后，北極的海冰面積以每十年107萬平方千米的速度縮小；

以目前的溫室氣體濃度和排放水平來看，除非出現一種情形，否則到本世紀末，全球氣溫很可能比1850-1900年高出1.5℃。世界的海洋將會變暖，海冰將繼續融化。預計到2065年，海平面將平均上升24-30厘米，到2100年，平均上升40-63厘米。即使現在停止排放，氣候變暖的多方面效應也會持續幾個世紀；

自1990年以來，全球的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幾乎上升50%；2000年至2010年十年間，排放量的增長速度高于此前三個十年中的每個十年；

目前還有可能通過一系列科技手段和行為改變，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平均氣溫之上2攝氏度。

如果在制度和技術上作出重大變革，把全球暖化控制2攝氏度之內的機會就會超過一半。如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已由全球可持續發展層面上升到全球治理架構，且時常被全球政治格局所左右，幸好全人類推進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決心似乎從來沒有搖擺，哪怕是當下如此巨變的時代，傳統化石能源支撐的碳繁榮必然會加快向低碳繁榮、無碳繁榮轉型升級，共同應對氣候變化超越了意識形態和國家競爭需要，成為全球最大的公約行動。

（二）中國“3060”承諾：宣告中國式現代化不走過去掠奪占有別人資源的老路，而是與全人類共同的福祉協同前進，并以明顯超出一般性的貢獻向世界展示一個綠色崛起的中國對世界的意義。

2022年11月6日至18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在埃及沿海城市沙姆沙伊赫舉行。習近平主席特別代表、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在致辭中指出：氣候變化是當前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并已變為現實而緊迫的氣候危機，需要各國攜手應對、加強合作、各盡所能。中國始終堅持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定力，把推進綠色低碳發展作為生態文明建設和促進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

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以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壓力倒逼經濟和能源結構調整，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并在碳達峰、碳中和政策指引下與經色經濟協同發展，表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以減碳、低碳和零碳的方式實現，這是自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大國崛起過程中從未有過的壯舉。

作為追趕型經濟體，我國在全球減排降碳進程中自然是處于不利的盤面。但我國政府從全球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毅然向全球作出自愿貢獻性承諾，多數發達國家是承諾2050年實現碳中和，與我國處于相同發展階段的印度，其碳中和時間定在2070年。要知道，我國現在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與植樹造林產生的碳匯吸收能力相去甚遠，即使不考慮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僅化石能源燃燒排放的二氧化碳一年就超過100億噸，而碳匯吸收能力也就6億噸左右。因而，許多專家評估，我國在2030年爭取碳達峰是可以預期的，但碳中和的時間，卻遠在2060之后，也就是說，我國政府是下定了背水一戰的決心，以最大誠意應對人類難題，以最大力度推進經濟增長方式根本性轉型。

2012年，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新發展理念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理念創新成果。

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建設美麗中國”的號召，綠色發展上升至國家發展戰略高度，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遵循和國際舞臺上耀眼的“中國方案”。

2020年9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第75屆大會上做出兩項鄭重承諾：第一是在2030年之前，中國要在巴黎承諾的基礎上，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提前碳排放達峰；第二是中國提出終點方案，即中國到2060年實現碳中和。

2021年3月15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提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要把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拿出抓鐵有痕的勁頭，如期實現2030年碳達峰、2060年碳中和的目標”。

2022年，中共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

大家還記得那群被央視長時間追蹤直播的亞洲象嗎？

那些天，我家的兩個孩子都對此十分關注，每天都會問，今天它們到了哪兒了？而這個環保新聞事件的背景是，我國昆明正在舉辦《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這是在全球疫情緊張形勢剛有所緩解的間隙里召開的。雖然不是我國第一次舉辦聯合國環境會議，但此次大會因為要確立未來十年的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框架，使得全世界對于中國這個主席國寄予厚望。

發生在2021年10月的亞洲象家庭漫長的遷徙，是一次最好的自然教育

時間回溯至50年前的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5月，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在瑞典斯德哥爾摩舉行，這是世界各國共同討論當代環境問題的第一次國際會議，新中國正式派出代表團參會。為了將新中國政府的主張寫入會議宣言，會議還作出了特別的安排，延長了討論的時間。

50年之后，中國為聯合國最重要的環境進程之一“掌槌”。這五十年，既是中國從聯合國舞臺上的“新面孔”到全球環境治理不可或缺的參與者的成長史，也是國際環境進程反過來塑造中國環境管理體系的互動史。如今，我國在氣候變化全球治理層面和推進3060計劃的行政層面、立法層面、政策層面所采取的綜合性舉措是前所未有的，這是中國特色強有力體制的優越性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行動方面的生動表現，更加彰顯推進結構轉型的決心。

2021年10月11日，推遲一年的“202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在云南昆明正式開幕。

截至目前，在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層面，我國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巴黎協定》、《二十國集團能效引領計劃》等重要規則的積極貢獻者，并牽頭制訂了《“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承辦了2020年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

在推進3060計劃的國家頂層設計層面，制訂了《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

在執政黨內部專項約束層面，制訂了嚴格的《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規定（試行）》等法規；

在國家立法和技術標準層面，制定和完善了《環境保護法》及《環境保護稅法》、《長江保護法》《黃河保護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濕地保護法》、《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法》、《核安全法》，制訂了全覆蓋的“綠色發展標準體系”（累計制修訂綠色發展有關標準3000余項），引導出臺了《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規范（試行）》；

在政府行政層面，全面推進實施“十大行動”，包括能源綠色低碳轉型行動、節能降碳增效行動、工業領域碳達峰行動、城鄉建設碳達峰行動、交通運輸綠色低碳行動、循環經濟助力降碳行動、綠色低碳科技創新行動、碳匯能力鞏固提升行動、綠色低碳全民行動、各地區梯次有序碳達峰行動。

應對氣候變化絕非一般性議程。既涉及發展節奏問題，也涉及發展公平問題，涉及全人類共同的福祉、價值觀和理想。為直觀反映氣候變化的內在關聯，Climate Interactive和MIT斯隆商學院依據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開發了EN-ROADS測試模型，幫助政策制定者、公眾直觀了解氣候變化與生產、生活方式的關聯。

（三）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宣告中國式現代化不走過去掠奪占有別人資源的老路，而是與全人類共同的福祉相向而行；這同時也意味著，過去依靠刺激性政策粗放式增長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必須向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看齊。???????????????

如果算上《寂靜的春天》發表的1962年，60年來人類不斷地面對自己、救贖自己，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負責任的面向未來的路徑。試想，如果地球不可持續，哪里可以安放人類的身心呢？今天，離2030年也只有幾年光景了，人類共同制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1999年，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MDGs）發布，這是人類首次在一個重要的時間窗口發出面向未來的聲音，雖然它并沒有五年之后的面向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那么全面。

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在紐約總部召開，193個成員國在會上正式通過了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作為2015 年后發展議程的一部分，該議程旨在創建一個未來的全球發展框架，以接替當年結束的千年發展目標

（MDGs），從2015年到2030年間以綜合方式徹底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的發展問題，轉向可持續發展道路。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構成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支柱、同時也是衡量人類文明的共同道德尺度。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達成，聯合國發揮了其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很難想象當年世界各國是如何在這一龐大、系統的全球行動中達成一致的。

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在聯合國大會一項名為《2030 年議程》的決議中得到正式闡述和通過，該決議通俗地稱為《2030 年議程》。2017 年 7 月 6 日，聯合國大會的一項決議使可持續發展目標更具可操作性，該決議確定了每個目標的具體目標，并提供了衡量進展的指標。大多數目標將在 2030 年之前實現，盡管有些目標沒有結束日期。

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17個大類下有169個分項目標，涵蓋人類經濟社會的所有領域，包括消除貧困，確保獲得清潔水和衛生設施，減少不平等，以及提供負擔得起的清潔能源，以確保我們的星球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和平、繁榮和安全的。“這有點像無人區，每個人都能舒適地加入，而不會危及自己的立場”，“這是每個人都能找到共同點的東西。”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是將地球上的每個人聚集在一起以實現重要共同目標的絕佳方式。

消除貧困：致力于在全球范圍內根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零饑餓：確保人們能夠獲得足夠的食物和營養，消除饑餓。

良好的健康與福祉：提供全民基本衛生服務、減少嬰幼兒死亡率等。

優質教育：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而優質的教育機會。

性別平等：促進男女平等，消除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視。

潔凈水和衛生設施：為所有人提供干凈的飲用水和衛生設施。

可再生能源和普惠可持續能源：促進可再生能源和普及可持續能源，以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

體面工作和經濟增長：實現全球就業機會增加、經濟增長可持續、收入分配公平。

工業、創新與基礎設施：促進城市和鄉村發展、建設可持續基礎設施、推動創新和工業發展。

減少不平等：促進國際社會合作，減少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現象。

可持續城市和社區：加強城市規劃、改善城市空氣質量、優化城市交通、保護文化遺產等。

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促進可持續消費和生產模式，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

氣候行動：采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和其影響。

海洋和海洋資源：保護海洋和海洋資源，減少海洋污染和過度捕撈。

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恢復陸地和水域的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

和平、正義與強化的機構：促進和平、正義和包容性社會，建立強大的監管機構。

合作伙伴關系：加強全球合作，共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時至今日，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出臺已經近10年了，世界大約處于2015年提出這些目標的中間點，以及希望在2030年實現這些目標的中間點。在一個不斷變化的世界中讓每個人都參與進來真的很具有挑戰性。烏克蘭戰爭、能源危機、極端氣候事件和疫情后的復蘇，國家優先事項往往優先于全球解決方案——可持續發展目標等事情很容易從議程上滑落并處于次要地位。

與我國內地主要依靠政策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不同的是，在我國香港、臺灣地區，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已經是社會性的群眾參與課題。許多公益組織、社會企業紛紛加入這一行列，從一定意義上構成了推進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中堅力量。這方面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借鑒，可以采取課題合作、青年峰會、公益活動等形式向港臺地區引進這方面的專業系統和組織。

我想對留壩的伙伴們說，你們所選擇的綠色發展之路，是一條通往全球可持續發展未來的大道，你們在綠色發展之路上做的每一次探索和嘗試，都具有全球性價值和意義，也為全世界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們所贊賞。不論中國和世界，需要更多留壩這樣的典范案例。

綠色經濟??????????

是以自然要素投入為特征?

向綠色要素投入為特征的躍遷過程?

關注綠色發展理念知識的吸收和工作轉化

以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牽引發展綠色經濟、推動綠色增長，是我國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安排和中長期政策設計。不論世界如何進行調整，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為指引的綠色發展是必由之路。深刻把握推進綠色增長的特點規律，積極導入全球清潔機制帶來的再平衡紅利，銜接發揮好綠色金融工具的對綠色發展的服務與引導功能，推進資產綠色化和綠色資產運營效益的躍遷，是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應該思考的重大課題。

從縣域發展經濟學的一般層面來說，書記、縣長們應重點關注綠色經濟、綠色增長、清潔發展機制、綠色金融這四個方面在縣域的知識吸收和工作轉化，轉化效率越高，越能獲得比較優勢。我注意到，留壩縣在這方面已經走完了建立共識、價值傳導的歷程。綠色經濟是范式選擇問題，綠色增長是方法論問題、清潔發展機制是碳交易渠道、綠色金融是金融服務與導向的協同。

（一）綠色經濟：是以自然要素投入為特征向綠色要素投入為特征的躍遷過程。所謂“躍遷”（Quantum Leap）,是黑色要素的退場、綠色要素在生產函數中占絕對主導因素形成全要素生產力。

“綠色經濟”最早由英國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David Preece)于1989年提出，是指以經濟與環境的和諧為目的而發展起來的經濟形式。2010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則將“綠色經濟”定義為“綠色經濟是改善人類行為和社會公平的結果，并能顯著減少環境風險和生態匱乏”。

1998年，英國學者約翰·艾爾金頓（John Elkington）提出：區別于傳統經濟，綠色經濟更注重對自然資本和生態服務的經濟學價值，并進行全面的社會成本評估，包括生態系統的可靠性、社會責任等。與該定義相對應的，是“三重底線”原則，即“人類、地球、利潤”三原則，對應“社會、環境和經濟”。“人類”是指人力資本，涉及對勞動者以及公司開展業務的社區和地區的公平與互利的商業行為；“地球”是自然資本，指的是可持續的環境行為；“利潤”是經濟價值，是指在可持續框架下，可實現的經濟上的社會利潤。

作為發展范式，“綠色經濟”包含綠色產品、消費意識、可持續能力、與綠色產品相關的法律地位、公私合作、綠色技術創新與利用、綠色消費者、相對公平的定價機制、比較經濟優勢、綠色融資、整體生態平衡、綠色投資等構成要素。“自然要素”是指生產過程中利用到自然資源和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所需要的要素，因此，包括水、土地、天然氣、礦產、森林等自然資源。而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服務在綠色經濟中也被視為自然要素。“綠色要素”是指符合環保、節能、低碳等標準的經濟要素，包括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節能技術、綠色產品等。與傳統工業經濟模式下的要素相比，綠色要素更加注重資源的可再生、清潔化和可持續性，有助于建立低碳環保、高效節能的產業結構，以滿足人們對環保和生態價值的信仰和需求；綠色要素以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限為基石，所生發的碳排放權、排污權、用能權、用水權，以及綠色權益核算體系、有償取得機制、碳匯交易市場、綠色責任賬戶、綠色金融服務等。卡爾·伯卡特（Karl Burkart）將“綠色經濟”的主要部門界定為：再生能源、綠色建筑、可持續交通、水資源管理、廢棄物管理、土地管理。

國際商會(ICC)則將“綠色經濟”定義為“經濟增長和環境責任以相輔相成的方式共同發揮作用，同時支持社會發展進步的經濟。”ICC發布的綠色經濟路線圖，強調了企業在為全球挑戰提供解決方案方面的作用，它列出了以下10個與企業/行業內和向綠色經濟過渡的協作行動條件：開放和競爭的市場，指標、會計和報告，金融與投資，意識，生命周期方法，資源效率和解耦，就業，教育和技能，治理和伙伴關系，綜合政策和決策，金融與投資。

“綠色經濟學”一個與以前的經濟體制區分開來的特點是將自然資本和生態服務的經濟價值直接評估（參見《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經濟學》和《自然資本銀行》），并建立完全成本會計制度，以可靠地將通過生態系統外部化到社會的成本追溯到造成危害或忽視資產的實體，并將其作為負債加以核算。在綠色經濟中，自然資源和生態服務被視為有價值的經濟資產，它們的枯竭或惡化被視為經濟成本。這種做法基于經濟系統依賴于自然生態系統的觀念，認為健康的環境對于長期經濟可持續發展是必要的。全成本會計是該方法的一個重要工具，它允許更準確地反映經濟活動的真正成本，并提供了一種內部化外部成本或生態系統負面影響的方法。

該體制還旨在促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通過將環境保護納入經濟政策的制定過程中，綠色經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更好地實現可持續發展。全球各國和國際社會也在逐漸轉向綠色經濟，以應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環境和資源問題，同時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不僅有助于實現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同時還能帶來經濟增長和就業機會。通過發展和推廣新的環保技術和產業，綠色經濟促進了新能源、清潔技術和綠色產業等領域的發展，使經濟結構不斷優化，更加注重人類健康、自然環境的保護，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

“綠色經濟”所倡導的主要原則包括：

福祉原則——側重于增加財富，支持所有公民的福祉，建立在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之上，但重視個人選擇；

正義原則——綠色經濟旨在促進代內和代際之間的公平。它具有包容性、非歧視性，并為所有人提供平等機會；

行星邊界原則——旨在保護、恢復和投資自然；

效率和充足原則——它側重于支持可持續消費和可持續生產；

善治原則——綠色經濟由綜合、負責和有彈性的機構指導；

它在各個方面實現可持續發展；

包容性原則——這種經濟側重于包容性和參與性決策；

彈性原則——旨在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彈性；

代際原則——為未來投資。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綠色經濟報告認為，“要實現綠色經濟，經濟不僅要高效，還要公平。公平意味著承認全球和國家層面的公平維度，特別是在確保向低碳的、經濟的、公正的過渡方面。”綠色經濟的特征和性質，國際上不同的學術背景給出的定義都不盡相同。有共識的一般特征是：

綠色經濟助力可持續發展；

它具有資源和能源效率；

這種經濟創造了體面的工作和綠色工作；

它尊重行星邊界或生態限制或稀缺性；

它涉及綜合決策；

這種經濟使用適當的指標/指標衡量 GDP 以外的進展；

它是公平、公平和公正的——在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以及代與代之間；

它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

這種經濟提供減貧、福祉、生計、社會保護和獲得基本服務的機會；

它改善了治理和法治——包容性、民主的、參與性、負責任的、透明的、穩定的；

綠色經濟將外部性內部化。

綠色經濟為什么能得到各國政府的廣泛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

綠色經濟倡議源于幾次危機和資源短缺；

這種經濟致力于可持續發展；

它可以帶來更好的社會包容性、減少貧困等；

這種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可以在不對環境構成威脅的情況下帶來收入和就業增長；

它是為了世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而開發的。

政府按照綠色經濟的原則制定發展規劃和實施戰略，應將重點放在能源、農業、交通、建筑等部門，確保其實現系統性減碳或零碳目標，這個過程一樣可以創造GDP，就業和經濟增長齊頭并進，構成一條完整的綠道。因而，綠色經濟可以使增長抵御環境退化和氣候變化，確保尊嚴和公平，引領可持續發展并確保資源分配給每個人。具體的政策舉措包括：

建立規范聲音的框架；

取消有害補貼；

綠色投資的優先順序；

利用市場機制和稅收；

通過培訓和技術轉讓建設能力；

整體消費方式轉變；

扶貧；

私營部門的參與；

公共意識

（本部分觀點引用來源：https://www.greeneconomycoalition.org/；https://www.unenvironment.org/；https://www.un.org/）

（二）綠色增長??：作為政策指引，綠色增長是全球政治家最熱衷的話術，它在強調經濟和環境協調發展的同時，還強調通過改變消費和生產模式完善社會福利、改善人類健康狀況、增加就業并解決與此相關的資源分配問題。

“綠色增長”是描述環境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假設路徑的術語。它基于這樣一種理解，即只要經濟增長仍然是主要目標，就需要將經濟增長與資源利用和不利環境影響脫鉤。因此，綠色增長與綠色經濟、低碳、可持續發展等概念密切相關。綠色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是向可持續能源系統的過渡，實施良好的綠色政策可以為可再生能源等行業創造就業機會、綠色農業或可持續林業。

“綠色增長”一詞最早出現于2005年在韓國首爾舉行的第五屆環境與發展部長級會議（MCED），首爾綠色增長倡議網絡在會上成立。此后，一些國際組織將注意力轉向綠色增長，部分是作為擺脫2007-2008 年金融危機的一種方式：應各國的要求，經合組織于 2011 年發布了綠色增長戰略[12]，2012 年，世界銀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經合組織和GGGI推出了綠色增長知識平臺 (GGKP)。綠色增長、綠色經濟和低碳發展等相關概念有時被不同的組織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但也可以互換使用，一些組織還在其定義中包括社會方面。

綠色增長作為一項政策戰略，各經濟體和組織開展了一系列的努力：

2008 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領導了綠色經濟倡議；

2010 年，國際商會(ICC)成立了獨特的全球商業綠色經濟特別工作組，最終制定了綠色經濟路線圖，該路線圖于 2012 年發布，供商業、決策者和社會使用。

2011 年，經合組織發布了一項綠色增長戰略。2012年，他們還發表了一份關于綠色增長和發展中國家的報告；

2012年，全球綠色增長研究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世界銀行簽署諒解備忘錄，推出綠色增長知識平臺（GGKP）。GGKP 的使命是加強和擴大努力，以確定和解決綠色增長理論和實踐中的主要知識差距，并幫助各國設計和實施政策以走向綠色經濟；世界銀行發布報告《包容性綠色增長：可持續發展之路》；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發布了亞太低碳綠色增長路線圖，探索低碳綠色增長道路為該地區帶來的機遇，該路線圖闡明了五個軌道，在這些軌道上推動必要的經濟體系變革，以追求低碳綠色增長作為新的經濟發展路徑。

2020 年，國際能源署發布了一項“清潔能源新政”戰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奧爾基耶娃敦促各國政府向綠色部門投資緊急貸款，取消對化石燃料的補貼，并對碳征稅。

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往往更依賴于開發環境中的自然資源。他們負擔不起或無法獲得綠色技術和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他們保護自己免受氣候變化和環境退化的不利影響的能力較弱。例如，他們可能面臨空氣和水污染對健康的不利影響。因此，綠色增長可以通過保護環境和促進經濟增長來幫助改善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計和福祉。滿足綠色增長要求的能源必須符合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可負擔性、可及性、防止環境退化、低健康影響和高能源安全等標準。包括核能在內的可再生能源增加了我們當前和未來人口的電力供應選擇，并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雖然太陽能、風能和核能在發電時與環境幾乎沒有負面相互作用，但在材料提取、制造和建設過程中會產生廢物和排放。總體而言，所有可再生能源都是國家綠色增長戰略的基本組成部分。

中國自“十一五”規劃（ 2006 年）以來，一直致力于實現綠色增長。由于更嚴格的環境法規和大規模綠色投資（包括可再生能源和電動汽車基礎設施），近年來排放量增長急劇放緩。全國碳排放權交易體系 (ETS) 于 2020 年推廣到電力行業，促進清潔能源的轉變；我國還通過其“一帶一路”倡議國際綠色發展聯盟對整個亞洲環境技術的實施產生影響。

2010 年，歐盟通過了2010-2020 十年期“智能、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的《歐洲 2020戰略》。2019年，《歐洲綠色協議》作為“歐洲新增長戰略”啟動，旨在使歐洲大陸經濟可持續發展。東歐企業目前在綠色管理實踐的平均質量方面落后于南歐企業，特別是在特定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目標方面。

英國氣候變化委員會在 2020 年大力倡導綠色增長。美國進步中心2014 年的一份報告量化了美國實現綠色增長所需的投資水平，同時滿足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規定的減排量。2019 年，民主黨國會議員提出了綠色新政決議，為未來的政府計劃提供保護傘。奧巴馬政府當年提出， 2020 年安裝 10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項目，到 2025 年將風能和太陽能產量翻一番，并制定此類政策，這將有助于塑造國家的綠色增長。

2021年，日本經濟產業省提出了“2050年實現碳中和的綠色增長戰略”計劃，到2050年實現碳中和。該戰略確定了14個增長領域，分為3個主要領域行業：能源相關行業、交通/制造相關行業和家庭/辦公相關行業。此外，該戰略還設立了價值 2 萬億日元（182 億美元）的綠色創新基金，旨在資助研究和發展和社會實施，以及希望激勵私營公司也投資于他們的綠色增長研發。

不過，在推進綠色增長的一些案例中，也看到一些經濟體面臨新的挑戰。歐洲環境局 (EEB)研究認為，必須面對“綠色增長”產生的七個方面的問題：

能源成本上升。需要的自然資源越多，開采它們的成本就越高；

反彈效應。效率的提高通常伴隨著相同或更高的給定商品或服務的消費；

問題的轉移，所有技術解決方案都會導致環境外部性；

低估服務的影響，服務經濟是建立在物質經濟基礎上的，所以它會增加一個足跡而不是取代它；

有限的回收潛力；

技術變革不充分和不適當。技術進步不是破壞性的，也不針對對生態可持續性至關重要的生產要素；

成本轉移和脫鉤現象已經出現，但其特點是環境影響從高消費國家外部化到低消費國家。

此外，Jason Hickel和Giorgos Kallis于 2020 年發表在《新政治經濟學》上發表的一篇論文中認為，“沒有經驗證據表明在經濟持續增長的背景下，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與資源使用的絕對脫鉤”，并且“與碳的絕對脫鉤”即使在樂觀的政策條件下，排放量也極不可能以足以防止全球變暖超過 1.5°C 或 2°C 的速度實現”；“去增長運動”組織則反對所有形式的生產力主義（相信經濟生產力和增長是人類組織的目的），也反對綠色增長理念。

有支持、也有反對，這恰恰是生態健康的體現。不同地區的發展條件完全不同，在可持續發展共識的基礎上建立自身的綠色增長路徑，這本身就是可持續的發展觀。

（三）清潔發展機制（CDM）：導入CDM機制、注冊CMD項目的流程比較復雜，且存在國際談判進展的波動性風險，但CMD機制是一個推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聰明設計，這是主要大國應該維護的正資產，也是地區發展層面應該掌握的綠色發展工作機制。

當年各國簽訂《京都議定書》的核心特征是要求各國限制或減少其溫室氣體排放。通過設定此類目標，減排就具有了經濟價值，產生了交易機會。通過創造經濟激勵措施，盡可能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減少排放，促進向低碳經濟的過渡，從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了幫助各國實現排放目標，并鼓勵私營部門和發展中國家為減排努力做出貢獻，議定書的談判者包括了三個基于市場的機制——排放交易、清潔發展機制（CDM）和聯合執行（JI ）。如今，清潔發展機制( CDM ) 是聯合國運行的全球性碳抵消計劃的主體，旨在實現兩個目標：(1) 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可持續發展并減少其碳足跡；(2) 協助工業化國家履行其減排承諾（溫室氣體排放上限）。

CDM 設計基于兩個原則問題：一是清潔發展機制產生的減排量的額外性；二是它是否會讓發達國家和主體強加一些違背東道國發展利益的項目因素。因此，CDM 要求東道國確認項目的確有助于其自身的可持續發展，才被允許工業化國家購買 CER 并投資于全球成本最低的減排。CDM允許發展中國家的減排項目獲得經認證的減排量 ( CER ) 信用額度，這些CER可以交易和出售，并被工業化國家用來實現其在《京都議定書》下的部分減排目標，該機制促進可持續發展和減排，同時為工業化國家在如何實現減排限制目標方面提供一定的靈活性。CDM 是 UNFCCC氣候基金的主要收入來源，該基金的設立是為了資助特別容易受到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京都議定書》發展中國家締約方的適應項目和方案。氣候基金的資金來源是對清潔發展機制發行的核證減排量征收 2% 的稅款。

溫室氣體具有全球性，即世界任何一個角落排放或減排同樣CO?當量的溫室氣體具有同樣的全球環境效果。由于發達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結構優化，新的能源技術被大量采用，因此其減排成本高，約為 100美元/噸(CO?)以上，而發展中國家能源效率低，減排空間大，成本較低，約為10-20美元美元/噸左右。2030年中國全經濟尺度的邊際碳減排成本大約是15美元/噸左右，到2060年這個價格成本會達到300美元/噸，有大約20倍的漲幅。如果邊際碳減排成本與碳價格掛鉤，按照供求關系的邏輯，中國碳市場的價格會波動上升，并最終與國際碳市場價格掛鉤。

CDM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締約方大會（COP/MOP）的指導下，由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CDM EB）監督。核證減排量（CERs）是為成功的項目發行，可以在排放交易計劃中進行交易。CDM項目和CERs單位的發放均需經過審批，以確保這些減排量是真實的和“額外的”。2001 年是 CDM 項目注冊的第一年，2011 年 12 月，碳捕獲和儲存(CCS) 被納入 CDM 碳抵消計劃；2012 年 9 月 7 日，CDM 發行了 10 億個核證減排量單位。

CDM項目周期包括項目設計（項目參與人）、國家認可（指定的國家主管部門）、審核（指定經營實體）、登記（執行董事會）、監控（項目參與人）、確認（指定經濟實體）、CER發放（執行董事會）七個步驟：

項目設計環節：項目參與者準備項目設計文件，利用批準的排放基準和監測方法。

提交項目設計文件 ( CDM-PDD )：項目設計文件表格由執行委員會根據 CDM 模式和程序的附錄 B 制定；項目參與方應使用CDM-PDD表格提交有關其提議的 CDM 項目的信息。

新基準和/或監測方法的提案：指定的經營實體應在驗證和提交項目注冊之前，將擬議的新基準方法提交給執行委員會審查和批準。

使用經批準的方法：經批準的方法是先前由執行委員會批準并與任何相關指南一起公開的方法。當使用經批準的方法時，指定的運營實體可以繼續對 CDM 項目活動進行驗證，并提交 CDM -PDD和注冊請求。

國家認可環節：項目參與者獲得締約方的批準函。參與擬議的 CDM 項目活動的締約方的指定國家主管部門 ( DNA ) 應提交一封說明以下內容的信函：

該國已批準京都議定書。

這種參與是自愿的。

并且，東道國聲明擬議的 CDM 項目活動有助于可持續發展（EB 16，附件 6，第 1 段）。

審核環節：項目設計文件由經認可的指定運營實體、私人第三方認證機構驗證。審定是指定經營實體根據清潔發展機制模式和程序以及京都議定書締約方和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的相關決定中規定的清潔發展機制的要求，在項目的基礎上對項目活動進行獨立評估的過程設計文件。

登記環節：DOE向 CDM 執行委員會提交的有效項目以及注冊請求。注冊是執行委員會正式接受經過審核的項目作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活動。注冊是核查、認證和發放與該項目活動相關的CER的先決條件。注冊步驟包括：

秘書處的完整性檢查

秘書處審核；

執行委員會審查；

如果一個締約方或執行委員會的三名成員要求審查，項目將接受審查，否則進行注冊。

監控環節：項目參與者負責根據批準的方法監測實際排放量。

確認環節：指定的經營實體根據批準的監測計劃核實所聲稱的減排量。

核查是指定經營實體對核查期間注冊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活動所監測到的溫室氣體人為排放量減少量進行的獨立審查和事后確定；證明是指指定經營實體出具的書面保證，證明在規定期限內，項目活動實現了核實的減排量。

CER發放環節：指定經營實體向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提交核查報告并要求簽發。CER發放步驟與登記環節相同。

雖然導入CDM機制、注冊CMD項目的流程比較復雜，且存在國際談判進展的波動性風險，CMD機制是一個推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聰明設計，這是主要大國應該維護的正資產。在CDM項目操作中，跨文化、跨制度、跨發展階段溝通的難點主要集中在“額外性”、“基線”、“方法學”的討論和核準，尤其是“方法學”問題。

長達286頁的《CDM 方法學手冊》第13版

截至2023年4月20日，CDM注冊項目為7843個，已注冊PoA363個，為項目活動發放的核證的排減量2327889582噸，為活動方案發放的核證的排減量64025631噸。

（四）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是指對我國境內可再生能源、林業碳匯、甲烷利用等特定項目的溫室氣體減排效果進行量化核證，并在國家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注冊登記系統中登記的溫室氣體減排量。

目前國內企業可參與的碳排放交易主要包括信用體系下的清潔發展機制項目、CCER (核證自愿減排量)項目和一些自愿減排項目，以及總量控制配額交易市場下的試點碳排放權交易，和亟待上限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我國CCER項目共分四類：

第一類，采用經國家主管部門備案的方法學開發的自愿減排項目；

第二類，獲得國家發展改革委批準作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但未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注冊的項目；

第三類，獲得國家發展改革委批準作為清潔發展機制項目且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注冊前就已產生減排量的項目；

第四類，在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注冊但減排量未獲得簽發的項目。

2012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印發了《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和《溫室氣體自愿減排項目審定與核證指南》，確定了我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項目的一系列工作流程。

2015年，國家自愿減排交易信息平臺正式上線，CCER交易正式開啟。“運行兩年后，由于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量小、個別項目不夠規范等問題，2017年3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暫緩受理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方法學、項目、減排量、審定與核證機構、交易機構備案申請。”

2018年5月，國家自愿減排交易注冊登記系統恢復上線運行，存量CCER交易市場重啟，但增量項目備案申請一直處于停滯狀態。我國現有的CCER交易還存在項目開發周期長、方法學不完善、減排量核算困難等問題。中國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遭拒絕和撤消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指定的經營實體(DOE)，由于對方法學及其工具理解和解釋方面的錯誤，缺乏應具備的綜合分析等基本能力，盲目自信以及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出現的自相矛盾和堅持錯誤的行為，導致其在適用方法學認定方面發生嚴重錯誤。

CCER交易市場作為碳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配額市場之外引入的自愿減排市場交易，用于抵消碳排放配額的清繳，是對強制性碳交易市場的有益補充，可利用市場機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為減碳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提供經濟激勵，有利于充分調動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碳減排，應對氣候變化。我國試點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為全球第二大碳交易市場。初期階段碳排放配額以免費發放為主，未來有償分配比例有望擴大。具有富余CCER和配額的企業可將其在國內碳市場出售，有需求的企業可通過購買配額、CCER、或實施碳減排項目獲得CCER以彌補自己的碳排放缺口。CCER抵消配額比例為1:1。

森林碳匯是目前世界上最為經濟的“碳吸收”手段，要完成巴黎協定，林業碳匯必不可少。因此林業碳匯具有較大的開發價值，特別是國內生態紅線制度下，林業碳匯無疑是盤活林業資產的最有效手段。同時，林業碳匯的開發具有一定的壁壘，各項測量指標均將影響項目的收益甚至有可能導致項目備案注冊失敗，成熟的項目開發團隊將有效的幫助業主方規避風險。

2021 年1月，生態環境部對CCER抵消配額比例做出5%的限制，此抵消比例未來可能會根據市場實際情況做出調整。國家相關部門也會適時對CCER審批進度進行調整，長期來看，CCER抵消配額比例有望擴大，在未來將造紙等八大重點能耗行業均被納入全國ETS后，碳排放配額有望達100億噸，屆時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整體來看，CCER的供需關系長期有望處于一個較為平衡的狀態，由于林業碳匯對于生態體系較為友好，且為成本較低的負排放技術，預計林業碳匯CCER項目極大可能具有較高的優先級，確定性最高。

碳市場的國際合作包括兩個方向，一是與發達國家的合作，發達國家在碳市場的減排經驗、能力上顯然走在前列，因此有責任、有義務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進行資金與技術支持。二是對于發展程度不如中國的國家，中國將起到積極的引領帶動作用，比如在南南合作、一帶一路的框架下，積極促進全球碳市場的互聯互通。因此，在碳市場進行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和空間是非常巨大的。

根據各地節能減排的實際情況，8個省市自治區已經開展了碳交易市場的試點，對碳交易機制進行了個性化的探索。在交易機制設計、配額分配辦法、CCER抵消機制、系統運行設置、對外交流合作等方面積極地積累了地方經驗，并為全國碳市場啟動提供了參考。在全國碳市場中，廣東和湖北屬于第一梯隊，教育規模最大。

（本部分引用聯合國CMD平臺官方信息。網址：https://cdm.unfccc.int/index.html）

（五）可持續/綠色金融???：以碳資產為基礎的金融產品可能成為人們新財富的來源；碳金融可以支持足夠的技術儲備和產業基礎，創造巨大的投資和就業機會，發展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可持續金融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石。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定義了三個不同但經常被用作同義詞的概念，即氣候金融、綠色金融和可持續金融。氣候金融是環境金融的一個子集，主要是指應對氣候變化適應和減緩的資金。綠色金融的范圍更廣，因為它還涵蓋了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其他環境問題。可持續金融包括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 因素在其范圍內。可持續金融將其領域擴展到 ESG 的三個組成部分；因此，它是最廣泛的用語，涵蓋所有有助于可持續發展的籌資活動。

從知識和思維導圖的視角來看“綠色金融”，其涵蓋的范疇包括：

國際倡議：術語、可持續金融平臺 (IPSF)；香港的可持續金融；

可持續金融與歐盟：歐洲綠色交易、下一代歐盟；

工具和標準：綠色債券、可持續金融活動分類、資本要求的綠色支持因素、強制和自愿披露；

綠色貨幣政策：綠色中央銀行、綠色金融系統網絡 (NGFS)、歐洲央行應對氣候變化的財政承諾、歐洲央行氣候變化行動計劃；

重要標準數：可比性體系、綠色中央銀行的合法性；

中國的關鍵角色：數字經濟與碳金融治理，碳金融科技等

建議財政、金融部門系統、全面地了解這個領域的信息，全景式地掌握關鍵要素，對接具體工作就會更加心中有數，不被各種概念所迷惑。特別是要從發展歷程上整體把控其趨勢：

1974年，聯邦德國成立了全球第一家政策性的環境銀行，專門為環境保護和社會、生態業務提供融資項目支持，成為國際上早期的綠色金融探索。隨后以發達國家為首，各國政府、非盈利組織、金融機構等開始了多種嘗試與探索，為后續的綠色金融發展積累了一定的實踐經驗。

1980年美國出臺“超級基金法案”，要求企業處理潛在的或已發生的環境損害問題。這一法案的出臺對世界各國通過立法解決環境相關問題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199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發布《銀行界關于環境可持續的聲明》，同年在里約峰會上成立金融行動機構(UNEP-FI)，督促金融系統為環境污染、氣候治理等可持續發展內容提供支持。

2003年，花旗、荷蘭銀行、巴克萊等全球各大銀行牽頭，制定了一套自愿性的綠色信貸原則——“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EPs)，這成為國際性的衡量社會和環境風險的非強制性準則。

2007年，歐洲投資銀行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EIB)向歐盟27個成員國投資者發行全球首只綠色類債券——“氣候意識債券”，推動了綠色債券的國際化發展，并加速其規模擴張。

2016年，德國發展研究所(DIE)將綠色金融定義為“包括所有考慮到環境影響和增強環境可持續性的投資或貸款”；中國在G20峰會上倡導重點發展綠色金融，為各國發展綠色金融獻計獻策，由此中國日漸成為國際上綠色金融領域的主要參與者和推動者；G20小組發布的《G20綠色金融綜合報告》將綠色金融定義為“能產生環境效益以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投融資活動”，其中的環境效益包含減少空氣、水和土壤污染，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并體現其協同效應等。

據國家氣候戰略中心測算，為實現“3060”雙碳目標，到2060年我國新增氣候領域投資需求規模將達約139萬億元，年均約為3.5萬億元，占到2020年GDP的3.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6.7%左右，長期資金缺口年均在1.6萬億元以上。如此巨大的資金需求，政府資金只能覆蓋很小一部分，絕大部分需要通過金融體系利用市場資金來彌補，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綠色金融政策體系，引導和激勵金融體系以市場化的方式支持綠色投融資活動。

未來氣候投融資體系將強化發揮價格信號的作用，通過碳交易的市場力量來調動資本。穩定有效的減排量價格也將為后續項目的投資提供良好的現金流預期。基于碳資產的質押融資、境內外碳資產回購、碳債券、碳配額托管、綠色結構性存款、碳基金等金融產品，將使企業獲得穩定的財富增長，實現碳配額資產的高效管理，實現收益的最大化。

各個國家在大力推動綠色金融體系建設的同時，也在積極探索綠色金融科技的應用，用科技手段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如探索引入數字貨幣支持清潔能源、促進綠色生產;利用區塊鏈和大數據等降低綠色投資中的風險;加速下沉市場金融線上化發展，擴大綠色金融覆蓋范圍等。現階段，歐美等發達國家的綠色金融體系較為成熟，尤其以歐盟為代表的綠色金融發展相對領先。歐美發達國家的綠色金融從法制制度、市場主體和綠色金融工具等方面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體系。在綠色金融政策體系方面，各國政府及央行不斷加強綠色金融頂層設計，制定相關法案、政策，在綠色債券、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等產品領域已形成較為成熟的產品體系。同時，國際金融機構也在發行和實踐綠色產品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國際可持續金融平臺 (IPSF) 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由歐盟啟動。該平臺是一個多方利益相關者論壇，供政策制定者進行對話，負責制定可持續金融監管措施，以幫助投資者識別和抓住真正有助于實現氣候和環境目標的可持續投資機會。IPSF的創始成員顯然是歐盟，還有阿根廷、加拿大、智利、中國、印度、肯尼亞和摩洛哥等國的主管當局。然而，自成立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印度尼西亞、日本、馬來西亞、新西蘭、挪威、塞內加爾、新加坡、瑞士和英國也加入了 IPSF。IPSF 的 18 個成員加起來占世界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50% 、世界人口的 50% 和世界 GDP 的 45%。國際可持續金融平臺還有七個觀察員國，即歐洲中央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經合組織、聯合國環境規劃署、NGFS、OICV-IOSCO 和財長氣候行動聯盟。IPSF 的最終目標是在全球范圍內擴大對環境可持續金融的私人資本動員，并促進環境可持續金融的綜合市場，通過使成員能夠交換和傳播信息以推廣最佳做法，對不同的舉措進行基準測試，并在尊重國家和區域背景的同時確定可持續金融的障礙和機會。在適當的情況下，愿意的成員可以努力調整他們的倡議和方法。

2018 年，在Mark Carney、Frank Elderson和法蘭西銀行行長Villeroy de Galhau的領導下，八家中央銀行創建了綠色金融系統網絡(NGFS)，這是一個由希望探索潛力的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機構組成的網絡中央銀行在能源轉型中的作用。該網絡擁有近 116 家中央銀行和監管機構以及 19 個觀察員，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和歐洲中央銀行(ECB)。NGFS 的優先事項包括分享最佳實踐、推進金融部門的氣候和環境風險管理以及動員主流金融。NGFS 探索了綠色貨幣政策工具的幾種政策選擇：

綠色再融資操作：當銀行向中央銀行再融資時，中央銀行可以采用綠色條件，例如，如果銀行為綠色項目發放一定數量的貸款，則給予較低的利率。

綠色抵押品框架：中央銀行可以通過排除污染資產或要求銀行調動與凈零軌跡一致的資產池來限制抵押品資格規則。

綠色量化寬松：中央銀行可以將其資產購買計劃限制在綠色債券上。

對接聯合國（青年與氣候）

對接香港深圳（大灣區）、上海臺灣（NGO）

對接日本、德國、新加坡

在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平臺上

與客源地實現價值握手

推進留壩綠色發展戰略的躍遷

“飄散的種子可以形成深度形變嗎？”

1992年，全球環境再生型系統構建方面公認的最具影響力的專家約翰·蒂爾曼·萊爾（John Tillman Lyle），在其《人類生態系統設計》一書中提出這樣的設問。每當一個能以不同的知識解釋現象，且需求不斷增長的新范式出現時，相對應的專業就會成熟起來，上升到哲學思辯與價值觀層面。萊爾認為，“深度形變的所具有的潛力不受時間限制，可以創造出一種較少反映有形形態轉而反映關鍵的自然作用、能夠接受各種變化、并隨時間的推移還能保持巨大作用的生態結構。”“要構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負責任而又有益的作品，就必須了解在各種尺度上運行的生態秩序，并將其與人類的價值觀密切關聯起來。”

留壩——實現轉型發展的優等生，進階之路又在哪里？若不是因為具備了一定的優勢，留壩反倒沒有多少可以選擇的余地。而一旦具備某些優勢，如何選擇就變得異常關鍵了。那么，從應對氣候變化中國3060計劃到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留壩能從中捕獲什么樣的機會？

（一）升級標準：導入全球可持續旅游體系（GSTC）等有全球公信力的第三方旅游質量評價體系，以全球共識的專業技術體系為指引，促進全球目的地營造的國際化進階。

全球可持續旅游理事會（GSTC）制定和管理可持續旅行和旅游業的全球標準，即 GSTC 標準：面向公共政策制定者和目的地管理者的目的地標準，面向酒店和旅游經營者的行業標準。這是全世界努力發展一種關于旅游業可持續性的共同語言的結果。它由四大支柱構成：（a）可持續管理;（b）社會經濟影響;（c）文化影響;（d）環境影響。由于每個旅游目的地都有自己的文化、環境、習俗和法律，因此該標準旨在適應當地條件，并輔以針對特定地點和活動的附加標準。

GSTC 標準構成了認證機構的基礎認證，這些認證機構證明酒店/住宿、旅游經營者/運輸提供商和目的地具有可持續的政策和實踐。GSTC 不直接認證任何產品或服務;但通過其合作伙伴ASI/國際鑒證服務提供認證計劃，以認可認證機構。

GSTC是一個獨立和中立的非營利組織，代表多元化的全球成員，包括國家和省級政府、領先的旅游公司、酒店、旅游經營者、非政府組織、個人和社區 ——所有這些都致力于實現可持續旅游業的最佳實踐。這是一個沒有主要辦公室的虛擬組織，工作人員和志愿者來自所有六個人口稠密的大陸。來自捐贈、贊助和會員費的財政支持使其能夠以低成本提供服務，并創建、修訂和提供GSTC標準。

GSTC合作伙伴關系的其他成員包括美國酒店和住宿協會（AH&LA），美國旅行社協會（ASTA），加勒比可持續旅游聯盟（CAST），旅游經營者聯合會（FTO），國際酒店和餐廳協會（IH&RA），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自然保護聯盟）、肯尼亞生態旅游協會、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SCBD）、可持續旅游國際（STI）等等。

盡管我認為留壩客觀上不會存在認識上的差距，但還是要提醒大家：可能有人會覺著這個貫標并沒有什么作用。其實，有沒有作用這取決于咱們是目的性導向還是建設性導向。如果是建設性導向，嚴格按照標準來修正我們的工作，就一定能夠助力留壩走向國際范；而如果只是獲得一塊牌子、發幾篇宣推文章的目的，那么這樣的貫標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可持續發展是全球通用價值觀，也就意味著，咱們同樣可以將瑞士達沃斯的標準、日本輕井澤的標準、以及Lonely Planet目的地選擇的標準、TUI集團的標準等進行參照，這樣結合我們自身的特點，就會形成留壩作為世界級目的地的標準話術，如果咱們留壩這樣做了，就是對中國目的地旅行體系的國際化建設作出原創性貢獻。

（二）成員資格與教育訓練：加入可持續發展成員聯盟（ISEAL），并與域內密切相關的成員建立直接交流機制

可持續性標準是市場轉型及其對可持續發展目標貢獻的關鍵工具。可信的標準以具體和實用的方式為更好的生產提供指導。

《SDGs Mean Business：可信標準如何幫助公司實現 2030 年議程》，由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于2017 年出版。

ISEAL是具有全球影響的可持續發展成員聯盟，除全球可持續旅游理事會（GSTC）之外，國際保證服務（ASI）、地球觀測組織（GEO）基金會、巴塞爾全球基礎設施基金會(GIB)、水資源管理聯盟（AWS）、水產養殖管理委員會（ASC）、綠色印章（Green Seal）組織、負責任采礦保證倡議（IRMA）、LEAF Marque標準、ProTerra基金會、雨林聯盟、可持續農業網絡（SAN）、可持續水稻平臺e.V.（SRP）、UEBT可持續采購等。

ISEAL可持續發展聯盟部分成員

強化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理解、教育訓練，是各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普遍做法。留壩在綠色發展的精進需面向這個領域開展在職教育，以此構建升級版的專業共識。

（三）全面升級發展要素：留壩已然進入綠色發展全球賽道，應進一步聚力銜接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及可持續旅游體系，推動綠色發展理念、治理、經營層面的持續進階，推進留壩以國際范式走向世界，全面彰顯綠色留壩在全球生態圈的吸引力、典范性

本次會議和即將召開的“綠色旅發大會”，是留壩以綠色發展的領跑者姿態開啟的新賽程。建議縣里對接聯合國（青年與氣候）對接香港深圳（大灣區）、上海臺灣（NGO）對接日本、德國、新加坡在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平臺上與客源地實現價值握手推進留壩綠色發展戰略的躍遷。重點在以下領域探索進階之路：

一是在城鄉建設、生活服務、治理、研學體系等供給層面強化國際化技術對標，以更加開明、開放的思維擁抱綠色發展從理念到實踐的全面升級。

二是結合EN-ROADS模型，應用對地觀測與數字孿生等技術，創建全球首個基于SDGs的可視化碳中和實時演示與碳核交易系統。

三是積極參與碳市場交易，在林業碳匯、生態旅游碳匯方面打開突破口；創造條件開展環境權益抵質押融資。

四是創新開展綠色投融資，完善EOD項目設計，導入更多產權清晰、收益穩定、使用者付費的綠色項目，在REITs、PPP工具使用上實現突破。

五是全面導入全球可持續旅游標準體系（GSTC）以及全球可持續發展聯盟旗下的森林、農業、水、食品、交通運輸、采礦、森林作物等領域的技術認證，向國內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地區輸送經認證的各類生態產品。

六是全面導入ESG體系，公開披露留壩ESG報告。

七是積極開展全球生態營銷，爭辦國內外綠色發展論壇等行業性國際會議，塑造全球環保者的目的地，特別是聯合國青年論壇等形式的活動；積極響應全球性綠色發展活動排程，在中國水周、全國低碳日、全民植樹節、“六五“環境日、國際生物多樣性日、世界地球日等節點積極發聲、刷存在、辦活動。

營造世界級目的地，留壩是完全可能的。

總體來說，綠色發展、國際化都是推進方法論，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主要矛盾依然是供給側持續升級問題，應始終關注和聚焦“人才密度+綠色發展+人文復興+科技賦能+國際傳播”五大要務，在這五個領域強大人才的密度、本土人才的培養和選用力度；要盡量規避任何多余的動作，堅持初心，堅守方法論，避免任何非專業干擾。

人才密度要面向升維需要，注重有實操能力和國際視野的專才引進；綠色發展重點解決好與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體系的深度銜接問題；人文復興著重活化漢中、留壩在傳統文化層面的話術體系和當代價值詮釋；科技對目的地的貢獻始終是重要驅動力，應密切關注全球旅行科技領域的進展，要成為最早發現、最早使用的目的地；國際傳播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處理好宣傳與傳播的區別，要善于用共情的故事傳播留壩好聲音，精細化做好任何聲音、任何畫面、任何圖片的管理，用平等、平行視角而不是別的什么視角說留壩。

如果飄散的種子掉落到肥沃的土壤之中，并且找到與環境的契合方式，它們就會發芽、生長，并最終在那個地方開始全新進化繁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