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蓮之前因為“投毒”服刑了19年，在今年6月被改判無罪，如今他向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了4100萬的國家賠償申請。其中，人身自由賠償金約1000萬元，侵害健康權的賠償金100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2000萬元。

這個天文數字的國家賠償也引發了不小的爭議。

此案的定罪和翻案過程相當曲折，歷時近20年，經過2次死緩判決，最高法一次調卷審查、一次指定再審，整整3代律師為之奔走。20年的冤案更是長到足以毀了一個人的一生，李錦蓮的確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

但是，另一方面，我國國家賠償的賠償范圍和標準，都由《國家賠償法》做出了較嚴格的限制，比如，侵害人身自由的賠償標準就是“按天賠償”——“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每一天的冤案賠償金，即，284.74元（按今年兩高調整的標準）。按此計算，李錦蓮冤案的人身自由賠償部分應該是200萬左右，而不是他要求的1000萬元。至于，精神損害撫慰金的申請，雖然《國家賠償法》沒有做直接限制，之前的案例標準恐怕難以滿足李錦蓮的請求。

應該看到，近年中國司法改革進入快車道，清理存量冤案力度空前，從陳滿的23年冤案，到今年吉林高法改判的劉忠林25年冤案，再到這次李錦蓮的近20年冤案。這些積累了20年左右的冤案平反，也必然帶來高額的國家賠償申請。比如，之前劉忠林向吉林省高法申請了1667萬余元的國家賠償，而這次李錦蓮申請了4100萬元。

怎么通過國家賠償制度實現“正義恢復”，補償當事人被奪走的人生，體現司法機關的誠意？這非?？简炈痉ㄖ腔?。

首先，不能將這些申請天價國家賠償的冤案當事人“污名化”，動輒扣上“獅子大開口”的帽子。這些人在蒙冤20年之后，仍然愿意申請國家賠償，將自己的訴求在法律渠道內表達，本身就代表了對中國法治的信任。司法機關要對得起這份沉甸甸的信任。

其次，我國《國家賠償法》對冤案賠償實施的“坐牢=上班”的標準，固然很簡便，但很可能沒有完全覆蓋到公民的真實損失。這在之前很多冤案賠償時都廣受詬病。立法機關能否在充分吸納民意之后，適時進行修訂？從1980年代的《國家賠償法》的橫空出世，再到2010年的精神賠償進入《國家賠償法》，每一次改變都堪稱中國法治的里程碑。

第三，在法律沒有修訂之前，對于劉忠林、李錦蓮這些長達20年的冤案，還應用足既有司法政策，通過提高精神損害的標準，來最大限度地挽回那些被冤案奪走的人生。

冤案受難者的千萬級的國家賠償申請，目前尚難得到法律的全面支持，但是，人的尊嚴和國家司法公信是無價的，這是全社會的共識。應該讓法定賠償標準逐漸真實反映中國人的尊嚴和公正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