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法名將劉永福及其黑旗軍，從中法戰爭結束到最終安置廣州，前后擾攘近一年，歸國之路十分艱難。“岑毓英不欲處之于滇，李秉衡以不欲處之于桂，于是廣東不得不獨任其難。”兩廣總督張之洞費盡心思，將黑旗軍改編為“福軍”，劉永福也得授總兵一職。“福軍”從撤退到安置，都有一個人相伴，此人是“戌戌六君子”楊銳妻兄孫鴻勛。

劉永福像

媒體與黑旗軍傳奇

劉永福為廣東欽州（今屬廣西）人，當咸同內亂之際，曾加入反清隊伍，嗣后受清軍壓迫，率隊入越南以求自保。時值法國步步侵略越南，劉永福受越南國王之命起兵抗法，1873年于河內之戰擊斃法將安鄴，1883年紙橋之戰擊斃法將李威利，名聲大噪，歷授越南三宣副提督、三宣提督。劉永福有勇有謀，迭獲勝績，頗受越人擁戴，華人更是引以為榮。

黑旗軍傳奇是近代媒體的產物，如無電報為之傳遞消息，無報紙為之大力渲染，僻處越南西北的黑旗軍不會有如此之高的知名度。最早傳播黑旗軍消息的恐怕是香港英文報紙，中文報紙看到劉永福為國人爭光，也迅速跟進。“中法戰爭爆發，港中華文各報，多互制戰勝空氣，大為社會所歡迎。時有《維新日報》者，尤覺杰出。”（《循環日報六十周年紀念特刊》第65頁）香港《維新日報》、廣州《述報》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創刊。《述報》同樣大肆渲染劉永福、黑旗軍，創刊號即刊登劉永福給法軍的約戰書、《法人述黑旗勇略》等報道，第二天頭版登載《安南劉提督告示》。戰爭催生了媒體，媒體塑造了英雄，兩者相得益彰。

《安南劉提督告示》

電報對劉永福、黑旗軍形象的傳播極有幫助。1883年張之洞還在山西巡撫任上，派候補道陳占鰲回廣東打探消息，他的戰爭消息大多得自香港各機構所收電報、香港媒體。10月15日，陳占鰲稟張之洞：“茲于十四日在萬安保險公司探得法兵屢為黑旗所敗，償請法廷撥救兵六千。”（《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7冊第3049頁）萬安保險公司的消息，應來自越南方面的電報。

12月21日，陳占鰲稟張之洞：“茲于二十二晚在《維新報》館探得八月十三、四等日，法軍及所募土兵共萬余名先后由河內起程往攻宣泰……法分為三隊，奮勇直至宣泰城外，土壘二座已被法軍奪去，前、中二隊貪勝爭功，冒死攻城。黑旗雖槍炮還擊，乃戰無多時，竟棄城而遁，法軍前、中二隊入城據守，已歷二日，黑旗并不回攻。忽至夜分，號炮一聲震天，黑旗環而攻之，火箭齊施，城中火光燭天，即斬關而入，法軍夢中驚覺，倉皇失措，或遭焚斃，或奪路逃命，復為黑旗伏兵所截殺，計前中二隊共六七千人，能沖圍而出者十不得一，始悟黑旗棄城實以計餌之。……今港中洋人或得電報，或有密函，如出一轍，定為的確。”（《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2冊第817-818頁）這一場戰斗，法軍不太可能有六七千人參戰，傷亡也不會有如此之多。《維新日報》夸大勝績，純粹是從報紙銷量考慮。

香港、廣州報紙喜歡渲染黑旗軍勝績，塑造劉永福的“偶像”形象，為報紙增加銷量。1884年4月，《述報》不知從什么渠道得到一張劉永福照片，大量復制用來發售，每張“一中圓”。當時普通工人月薪大概10圓，王韜在香港理雅各處助理譯書，脩金只有20圓。每張照片1圓，應該說售價很高。凡訂閱者，則可免費贈送，這是報紙擴大銷量的直接辦法。

《述報》告白

1884年，云貴總督岑毓英上奏朝廷：“吏部主事唐景崧與劉永福共事最久，深知其為人，屢與臣言其視財太重、待下寡恩、毫無紀律，恐至覆事。”（《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一冊第91-92頁）得旨：“現在和戰局勢未定，所有劉永福一軍，著該督暫行羈縻，聽候諭旨。”劉永福以“客軍”駐扎越南，為籌餉百計經營，對錢財錙銖必較是這支軍隊的生存之道。岑毓英攻擊劉永福“視財太重”，未免飽漢不知餓漢饑。

8月20日，兵部尚書彭玉麟致函張之洞，認為朝廷對劉永福僅云“加恩錄用，仍是虛浮不實，恐不足服劉之心而出死力。弟擬尊處挈敝銜飛電總署代奏，當此用人之際不妨破格，縱不予劉以實缺，似宜立予實銜，請以提督記名簡放并加花翎，以慰劉之心”。彭玉麟還說，朝廷疑劉永福，主要是岑毓英奏折所致，“可不冤哉？”（彭玉麟函，載《張文襄公（未刊）電稿》第5冊第1935頁）經彭玉麟、張之洞奏請，朝廷才給劉永福“記名提督”的頭銜。

停戰令的傳達

1885年春，中法雙方議定停戰，黑旗軍勢必要撤退回國。“福軍”歸國過程中，時時處處見到楊銳妻兄孫鴻勛的身影。清代官場師生關系十分重要，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所賞識的學生，后來有不少人進入其幕府，最著名的是“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其次則是王秉恩、宋育仁等。

孫鴻勛，字雁臣，四川綿州（今綿陽）人，楊銳妻兄，“短小精悍，工于謀略”，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將其調入尊經書院，鄉試不第，“援例以州判投選”。楊銳在張之洞督幕，推薦孫鴻勛才堪任使。（民國《綿陽縣志》卷七）1885年初，慈禧太后通過總稅務司赫德，指派英國人金登干（中國海關駐倫敦代表）前往巴黎，與法方簽訂中法停戰簡約。停戰協定簽訂后，中方十分棘手的問題是：如何盡快向劉永福傳達停戰撤軍命令？

中法戰爭停戰時的形勢是：法國占據澎湖、基隆，馮子材、王孝祺、蘇元春諸軍駐扎諒山一帶，岑毓英率領的滇軍、劉永福黑旗軍在越南西北部的館司、保勝附近，中方兩個集團相距甚遠。中法雙方達成的條件是：法軍從基隆、中方從越南撤軍后，法國再交還澎湖。駐扎諒山的軍隊好辦，此時廣西已開通電報，很快就接到停戰令。困難的是岑、劉兩軍，所處皆崇山峻嶺，云南又不通電報，要把朝廷命令傳達到，無論走哪條路線都費時頗久。法方要求在黑旗軍離開保勝入中國境之后，方才交還澎湖，這就使劉永福處于尷尬地位。

此次議和，實際是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按慈禧授意，指令金登干在巴黎談判而達成，李鴻章不得與聞，但飽受罵名。赫德與總理衙門磋商，決定派粵海關稅務司吳得祿（F. E. Woodruff）與兩廣總督所派傳令官，從香港乘船出發到河內，再水陸兼程，深入越南西北部，搜索前進，尋找岑毓英、劉永福駐地，以傳達停戰令。張之洞的傳令官就是孫鴻勛；給孫鴻勛當翻譯的，是鼎鼎大名的英語學者鄺其照。

這次赴越南傳達停戰令，是充滿危險的任務。在停戰令到達雙方之前，中法軍隊之間處在交戰狀態，越南還有很多游擊隊對中、法都不滿，不時打冷槍。

4月21日，吳得祿、孫鴻勛、鄺其照一行5名官員，各自帶著自己的仆人，從香港登上輪船前往越南。他們在河內與法軍首領會面后，中方雇船上溯紅水河，尋找滇軍、黑旗軍駐地。抵達端雄后，他們探悉有華軍駐扎在阿璉，相距四十里，派人送信，相約于中間某地點相會，方知華軍大營札于館司，但不披露距離多遠，怕法軍得到情報偷襲。4月29日，一行抵達浪泊，見到云貴總督岑毓英的弟弟岑毓寶，次日，孫鴻勛、吳得祿二人乘馬攜帶公文，往館司見岑毓英傳達停戰令。孫鴻勛在岑毓英傳令完畢后，很快也見到劉永福。

臺灣時期的劉永福

劉永福歸粵

劉永福4月底已接到停戰、撤軍的命令，但要到6月25日才率部撤入云南文山縣的南溪，為何遲遲其行？原來，黑旗軍長期以越南保勝為基地，有頗多產業要變賣，部屬之外，還有陣亡者家屬要撫恤，需時頗久。就在劉永福拖延不決的時候，孫鴻勛再次來到劉永福行營勸說，這次走的是廣西、云南陸路。

劉永福見到孫鴻勛，提出了幾個條件：一、求帶舊部三千人入關；二、請給木質關防，以資統率；三、歷年軍士戰歿者家屬皆加收養，約有數千家，義難棄之，此項丁口求為安置；四、歷年出力傷亡將士，乞張之洞奏請獎恤；五、積年炮械甚多，乞為設法運致；五、保勝險要，擬令其子通判劉成良留守其地，以固滇防。劉永福很多要求都不切實際，孫鴻勛一一加以開道，終讓劉永福認清現實，改變主意。比如帶回國的兵數，張之洞只含糊答應“五營”；兒子劉成良繼續留守保勝的方案，直接被張之洞否決。考慮到大炮等運輸困難，劉永福答應將輜重留給云南，作價十萬兩，岑毓寶口頭應承，但在接收之后卻沒了下文。劉永福將輜重作價“十萬兩”，等于坐實了岑毓英說他“視財太重”的指控。

張之洞在奏折里面毫不隱諱：“岑毓英不欲處之于滇，李秉衡以不欲處之于桂，于是廣東不得不獨任其難。”岑毓英，廣西西林人，鎮壓云南少數民族起義起家，對劉永福早有看法。劉永福對岑毓英也無好感，不愿留在云南。

從民情、地理來說，最合適安置劉永福的省份是兩廣交界地區，但護理廣西巡撫李秉衡對劉永福出身“盜匪”、曾經起兵反清極為反感，擔心再出亂子；更為現實的考慮是：養兵十分費錢，而廣西一貧如洗，這一支歸國的“黑旗軍”，每年要消耗廣西很多銀子，實在供養不起。李秉衡也宣稱廣西不要這支軍隊。岑毓英、李秉衡的算盤都很精，他們算準了，好大喜功的張之洞一定會獨力擔承。

劉永福借口“夫役難雇，途中糧米難購，稍有延候”。他的拖延讓朝廷大為不滿，函電交馳。一直拖到農歷八月初，“福軍”才從云南起程，往廣西方向開拔，九月間行抵南寧，在此等待朝廷進一步命令。就在“福軍”滯留南寧的時候，孫鴻勛又及時趕到。

張之洞自命“八表經營”，就算只是兩廣總督身份，對這件事關國家臉面的事，也樂意出錢出力。張之洞的考慮是，劉永福多次打敗法軍，兩斃法國名將，若戰爭結束未有妥善安置，將為法人所笑。他最初擬將“福軍”安置在上思、欽州一帶，這是從水土這一點考慮，但后來又怕離越南太近，擔心黑旗軍惹事。劉永福提出在南寧安置，被張之洞否決。張之洞認為南寧“此地滇桂樞紐，商民輻輳，尤非屯兵之所，桂省官民皆不謂便”。

1885年8月9日，張之洞上奏妥籌安置劉永福事宜：“該提到粵之期計已不遠，必須及早籌定辦法，以期經久無弊。惟朝廷所以處劉永福者，必兼安插、保全、任使三義而有之，乃為周妥，俾該提督得盡其長，而國家得收其用。查安插之地，臣原議欲處以思、欽者，為其鄉土所在，且欲資以捍邊也。今桂岸通商已許，以永福處此，其部下與越人太習，出入莫禁，聲氣相通。設越民稍有不靖，必為法人借口，釁隙滋多。臣愚熟思，惟有處之瓊州，則一無窒礙，而于海防甚有益，似于安插、保全、任使之道，均尚有合。反復思之，無逾于此。惟望朝廷優異矜全，顯以作天下忠臣勇士之氣，而隱以固孤危難守之瓊。”張之洞的意見，是將“福軍”安置在海南島。

不久，奉旨批駁：“瓊州孤懸海外，選將駐兵諸宜審慎。劉永福到粵后，著張之洞傳見，詳加察看，將其性情才略究竟何如，所部勇丁是否安靜守法，據實電奏，候旨定奪。”朝廷否決了將福軍安置于海南的方案，擔心劉永福重新造反，海島易守難攻，讓張之洞先行察看再說。

11月7日，張之洞札委孫鴻勛“襄理福軍營務”，讓他第三次進入“福軍”行營，最重要的任務是監視劉永福，催促“福軍”啟程。表面上，張之洞說是擔心“福軍”不熟悉官場習慣，實際上是怕劉永福再度造反，或者部署出現嘩變、騷亂。劉永福當然明白朝廷、張之洞的疑慮，一路上對福軍約束很嚴，給沿途官民留下了良好印象。

在朝廷舉棋不定的情況下，劉永福先將“家屬并部下眷口送至賓州安置”，做出“求田問舍”的姿態，“福軍”則在南寧等候消息。張之洞見劉永福已入掌握，隨即改變條件，將原答應的“五營”改為“五底營”。清代一營500人，一底營200人，即實際給劉永福帶兵1000人，另外親兵100人，總共只得1100多人。張之洞深知，一離開保勝根據地，“福軍”就虎落平陽，這時改變條件，劉永福只有被迫接受。左思右想，思欽方案不妥當，海南方案被朝廷否決，張之洞最終選擇把這支軍隊放在眼皮底下，編入總督直屬的督標。他還在廣州城內豪賢街尾為劉永福安排了公館。（1886年1月23日《循環日報》）對照新舊地圖，豪賢街尾大概是如今豪賢路小學的位置。

豪賢街尾示意地圖

“福軍”于1886年1月18日從梧州乘船出發，1月26日開抵廣州。張之洞在東門外十五里之龍泉崗（可能即東郊燕塘）為劉永福修建了軍營。1月27日，《循環日報》報道稱：“劉淵亭軍門……所部已于二十、二十一等日由三水西南海口到禪山，星夜分坐拖船及河頭船到省，其軍兵俱穿天青羽綾及黑色羽紗號褂，內有兩廣督標福字前后左右營各字樣，計其船約有二十馀號。聞軍門在天字碼頭登岸，省中河道及岸上聚觀者幾如堵墻云。”

為安撫劉永福，必須盡快授以總兵實缺。張之洞以李揚陞“年力就衰”為由，讓他辭去南澳鎮總兵，騰出總兵位置給劉永福。在廣州安家后，劉永福在沙河修建了劉氏家廟，離軍營不遠。劉永福后移任碣石鎮總兵，赴臺灣幫辦軍務，乙未抗日保臺一役中力戰無功，含恨內渡，這是后話。

廣州沙河劉氏家廟 康志斌攝

孫鴻勛的結局

孫鴻勛歷盡千辛萬苦，三次前往劉永福行營，最終勸服劉永福，伴送到廣州安置，實際負責“福軍”的改編，使桀驁不馴的“黑旗軍”轉化為朝廷經制之師，維護了清廷的國家信譽，其功足述。若劉永福這位著名的抗法英雄，歸國后未得適當安置，被岑毓英、李秉衡壓制而再次起兵返越，中法和約由此無法履行，將給清廷帶來極大麻煩。據張之洞事后奏報，孫鴻勛三次歷險勸服伴送劉永福，“航海赴越，深入法營，由河內至館司，傳旨者一次；由河內再上至興化縣，被土寇擊回者一次，由龍州取道越邊，行荒險無人之地，出開化，抵南溪者一次；由粵送餉赴百色，相待送同來者一次；崎嶇瘴毒，炮火艱危，由越往者，從人被害，由桂往者，士馬多忘，人人皆病，僅乃得達。”

不久，張之洞在海南“剿黎”，派孫鴻勛率領“福軍”一部赴海南。在定安嶺門，孫鴻勛有濫殺黎人之舉，張氏聞訊驚駭，發電報斥責：“初鷹軍務便思籍端多殺以為功，此非常之謬，大失本旨。瓊功以辟土興利，撫峒安民為上，不在于多殺人，極須猛省痛改。”1888年張之洞論功行賞，給他一個防城知縣署缺，1891年“以乖張任性，并短交代”被兩廣總督李瀚章革職。孫鴻勛大概又通過張之洞奏請“開復”，李瀚章不給轉咨到吏部，遂病死于粵。

像孫鴻勛這樣的內地讀書人，考不上舉人功名，不怕死不怕吃苦，有肆應之才，只能到邊疆才能尋找到出路。無論是深入滇桂、越南崇山峻嶺，還是海南瘴癘之區，孫鴻勛都毫無懼色，奮勇爭先，由此得到張之洞賞識。不過一代天子一朝臣，繼任兩廣總督李瀚章對張之洞所信任的小官小吏，往往加以排斥，正所謂福兮禍之所伏。低階官員的升降黜陟，往往在大吏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