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杯上，克羅地亞國家隊的表現“圈粉”無數，他們球風討喜，斗志頑強，隊中也有莫德里奇、拉基蒂奇這樣的人氣球星，雖然決賽不敵法國，但輿論也滿是克羅地亞雖敗猶榮的論調；克羅地亞政府官員更是身穿國家隊球衣辦公，一時傳為美談。但世界杯閉幕不久，就傳出國家隊主帥達里奇寫給政客們的公開信，抨擊政客們一手把國家帶到了貧困的窘境，讓人民受苦卻又無所作為，他們“不配穿國家隊的球衣”。不過很快，這封信被證實為冒名頂替。然而這也并非一則“洋蔥新聞”。執筆人Igor Premuzic在他的Facebook主頁上辯解，稱他不是故意制造“假新聞”，而僅僅是虛構的、寫給另一個“平行時空”的信件，自己的本意只是想贊美達里奇和克羅地亞球員們的成就，并借此控訴政客們的腐敗無能。毫無疑問，信件內容本身對克羅地亞政府的抨擊，仍然引發了廣泛共鳴。不過，進入這位執筆人的FB主頁，看到的除了一個異見分子的反政府言論外，還充斥著極端民族主義的情緒。

冒名頂替國家隊主帥達里奇的克羅地亞人Igor Premuzic的Facebook主頁。

與此同時，克羅地亞隊中一些球員的兒時經歷也被報道出來，他們大多經歷過前南斯拉夫解體和隨后的戰爭乃至屠殺，隊長莫德里奇的爺爺就死于種族仇殺的槍下，拉基蒂奇的父母則被迫逃亡瑞士。比起20年前達沃·蘇克領銜的、令人眼前一亮的格子軍團，在互聯網極為發達的今天，這支國家隊乃至克羅地亞這個國家，又被蒙上了一層充滿戲劇性的濾鏡。不少媒體還借機再次說起那個老掉牙的假設：要是前南斯拉夫在今天繼續作為一個整體存在，他們在體育上會取得多大的成功？

從二戰到南斯拉夫解體：克羅地亞民族問題

在英格蘭隊打入本屆俄羅斯世界杯四強，和克羅地亞會師半決賽之后，國外社交媒體上開始開起了玩笑，其中就提到，上次英格蘭進入世界杯四強（1990年）的時候，克羅地亞還不存在。不過，克羅地亞這個民族早就存在了，克羅地亞社會主義共和國還是前南斯拉夫的重要組成，鐵托也是克羅地亞族人。這種對克羅地亞歷史認識的誤解，也反映了不少人對巴爾干民族問題認識上的誤區，一些新聞報道經常持這樣一種歷史敘事，即有意無意地把現代克羅地亞民族國家的歷史起點設置在1991年獨立之后，這樣一來，克羅地亞的歷史就滿是對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evi?）和米蘭·馬蒂奇（Milan Marti?）等人的控訴，另外還包括后續對更加“自由”、“民主”的西方世界的融入。

正因為存在這樣一種認識誤區，所以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回溯克羅地亞的歷史，尤其是20世紀以來的克羅地亞史。

隨著鐵托掌權，南斯拉夫經歷戰時的四分五裂之后，又以統一的聯邦國家出現在政治舞臺上。南斯拉夫以共產主義國際主義意識形態為依據，試圖建立超民族國家的政治共同體，抑制各共和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建立“社會主義新民族”。在鐵托的表述中，南斯拉夫各族間應當充滿“兄弟情誼和團結精神”，但最晚在鐵托統治后期，“兄弟情誼”就已經出現明顯的裂縫。盡管聯邦政府反對并抑制各共和國主體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勢力，提倡各共和國之間的平等與友愛，但南斯拉夫境內民族構成過于復雜，往往一個共和國除了主體民族之外，境內還會有數量可觀的少數民族。聯邦政府提倡的超民族情誼，事實上只能落實在國與國的主體民族之間，例如，當局會尊重并保障塞爾維亞境內塞族人的權益，但對居住在克羅地亞境內的塞族人權益就難免落實不到位，而一國的主體民族往往也會根據具體情況，有意識地排擠或同化境內的少數族裔。這些地位低下的少數族裔，很多時候只能嘗試和“母國”主體民族聯系，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情緒也由此滋生，演變為主體民族的大民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的對抗，進而引發各主體民族共和國之間的對立。在克羅地亞，因為歷史原因，占據主體地位的克族人和本國塞族人之間的關系就不甚融洽，這種民族矛盾也波及克族人對鐵托民族政策的反對，認為當局的民族政策抑制了克族人的合法權益，如此一來，埋下了“兄弟”鬩墻的隱患。

1960年代末開始，一批克羅地亞知識分子開始大肆鼓吹民族主義，這批知識分子和學生以語言文字為民族主義訴求的手段，在1971年發表了一個克羅地亞語言文字的正字法，以此反對過去的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反抗活動愈演愈烈，最終演變為大規模的群體事件。這起名為“克羅地亞之春”的抗議活動被認為是克羅地亞民族主義分子挑起的分離主義運動，克族人也因此遭到了南斯拉夫當局的抑制，“克羅地亞的沉默”（Croatian Silence）時期也隨之到來，沉默直到1989年才被打破。但克羅地亞之春也推動當局通過了1974年憲法。在這部憲法里，南斯拉夫各個共和國都被賦予了更大程度的自治權。鎮壓加修憲的軟硬兼施，反過來也為后來前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埋下伏筆。

在蘇東劇變前后，經濟環境極度惡劣、民族矛盾愈發緊張的前南斯拉夫開始解體。米洛舍維奇和大塞爾維亞主義卷土重來的同時，克羅地亞也在圖季曼（Franjo Tu?man）的帶領下，以民族主義作為最強有力的政治武器。1990年在克羅地亞首都薩格勒布舉行的薩格勒布迪納摩足球俱樂部和貝爾格萊德紅星足球俱樂部之間的球賽，最終演變為薩格勒布球迷和南斯拉夫警察隊伍的沖突，進一步激發克族和塞族之間的民族矛盾。米洛舍維奇在此后拒絕了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方面對改南斯拉夫為由各個高度自治的共和國組成松散邦聯的提議，堅持維持南斯拉夫的聯邦政體。而維護南斯拉夫未果的克羅地亞共和國在1991年6月通過公投宣布獨立。

但在克羅地亞，擁有大量塞族人口的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Republic of Serbian Krajina）此前已宣布脫離克羅地亞獨立；位于克羅地亞東部的東斯拉沃尼亞-巴蘭尼亞和西斯雷姆（Eastern Slavonia, Baranja and Western Sirmium）也成立了塞族自治組織。克羅地亞軍隊和支持塞族的前南斯拉夫人民軍開始對峙，在克羅地亞獨立后，克羅地亞軍隊同國內的塞族人爆發軍事沖突。在武科瓦爾（Vukovar），長達87天的戰火最終將這座城鎮完全摧毀，據一些西方媒體報道或許還伴有對非塞族平民的傷害，克羅地亞戰爭震驚世界。戰爭持續到1995年時，克羅地亞軍隊在聯合國、美國和歐盟等勢力的斡旋下，趁著議和的機會，又突襲了上述兩大塞族人聚居區，他們快速地占領了塞爾維亞克拉伊納共和國，造成大量的塞族人傷亡，并導致了大批塞族難民流落他鄉。克羅地亞軍隊因為這次突襲和或許屠殺塞族人的行為遭到指責，領導軍事行動的將領也被送上國際法庭。在一片抗議聲中，克羅地亞最終接受了停戰協議，在占有東斯拉弗尼亞的同時，允許該地區塞族人保有一定的自治權，盡管此時克羅地亞境內的塞族人口已經大幅減少。

地緣政治與克羅地亞的“歐洲夢”

在南斯拉夫解體之后，原本復雜的民族問題又延伸為地緣政治問題，原先的口頭兄弟如今是各自擁有主權地位的民族國家。雖然在戰爭中互相揮舞屠刀，但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較快地恢復了外交關系，兩國在1996年9月建交。隨之而來的則是有關南斯拉夫解體后，克羅地亞戰爭過程中雙方有沒有過種族屠殺行為問題的扯皮。克羅地亞方面在1999年提起訴訟，指控塞爾維亞（前南聯盟）在戰爭中犯下種族滅絕的罪行；貝爾格萊德方面則在2010年提起反訴，指控克羅地亞的種族滅絕罪行。最終國際法庭裁定，兩國均犯下相應罪行，但未達到種族滅絕罪的衡量標準。

除了歷史遺留問題的爭執之外，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在領土方面也存在糾紛。兩國的領土糾紛主要集中在多瑙河沿岸區域，這些區域的國境爭議早在前南斯拉夫時期就存在了。塞爾維亞方面堅持兩國邊境以多瑙河為界，如今兩國的實際控制區域也大體上遵循這樣一條邊界線。但克羅地亞方面并不認同這種劃分方式，他們主張多瑙河沿岸塞爾維亞一側多處土地的主權，這些土地大多位于Apatin、Sombor等市鎮的周邊。兩方曾在2000年商議成立專職解決領土糾紛的委員會，但這么多年來并沒有達成任何有價值的成果。如今在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兩國的領土問題是雙方有志政客必須接過手的雙刃劍。同樣的領土糾紛也發生在克羅地亞及其關系較好的斯洛文尼亞之間。兩國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幾乎同時宣布脫離前南斯拉夫獨立，并且迅速建立起了外交關系，但直到今天，兩國依然在前南斯拉夫領海主權劃分、皮蘭灣等問題上存在領土爭議。斯洛文尼亞的右翼政黨還曾以領土問題相要挾，阻撓克羅地亞加入歐盟——塞爾維亞方面也使過同樣的招數。

歷史上，克羅地亞曾為奧匈帝國所統治，不少克羅地亞的官方網站，也都非常強調克羅地亞和歐洲，尤其是中歐國家，例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等國的緊密聯系。與之相對應的，是克羅地亞在加入歐盟前后，對自身“巴爾干國家 ”身份的反思。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連續的戰亂和種族仇殺讓巴爾干，以及“巴爾干化”（Balkanization）等地緣政治術語，逐漸變為貶義詞匯。在外界看來，巴爾干國家幾乎就是戰亂和種族仇殺的代言詞；而巴爾干化指的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由政治或軍事斗爭，分裂為多個敵對國家或地區的過程。前南斯拉夫解體后，巴爾干化被不少國家用以指代危害一國主權的分離主義運動，而身居巴爾干半島的原南斯拉夫成員國們也試圖模糊乃至消去自身的巴爾干標簽，轉而投向中歐、東南歐等區域的懷抱。兩位來自薩格勒布大學的學者Ivan Crkvenc?ic?和Adolf Malic?就曾經撰文稱克羅地亞是一個“多瑙河國家”（Danube Country），并指出克羅地亞有相當大部分的領土和人口位于多瑙河沿岸地區，加上固有的歷史文化淵源，克羅地亞不應該在前南斯拉夫解體之后還繼續戴著“巴爾干國家”的帽子。類似的觀點也出現在另外兩位克羅地亞學者Dus?ko Topalovic? 和Miroslav Krlez?a的筆下，在一篇論述克羅地亞和中歐關系的論文中，兩位學者提到了克羅地亞大部分領土和人口位于潘諾尼亞平原一帶，這一區域還分布著匈牙利、奧地利、捷克等諸多中歐國家，克羅地亞和這些國家地理位置接近，甚至在文化上也有親近性，因此與其說克羅地亞是一個巴爾干國家，倒不如說是一個中歐國家更為貼切。

但在做“歐洲夢”的同時，克羅地亞的百姓難免會發現自己與鄰近的中歐國家們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往往也帶來了自身身份認同的困境。Balkan Insight就曾報道過，克羅地亞的一些青年對自身的“歐洲人”身份有所疑慮。在受訪者看來，今天的克族人身份，更像是某種“巴爾干”和“歐洲”的混合體。有學生說，即使加入歐盟，克羅地亞也遠不如“真正的歐洲”那般文明，這從薩格勒布街頭，人們朝同性戀平權運動人士扔石頭的舉動就可以看出來；也有一些年輕人信奉較為保守的民族主義理念，將克羅地亞和歐洲、塞爾維亞、斯洛文尼亞區分為“我們”和“他們”，并認定加入歐盟在削弱克羅地亞民族主體性。

極右翼的魅影危機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克羅地亞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自始至終沒有泯滅過。曾與納粹德國聯手的烏斯塔沙攜其種族主義主張，在近年來趁著本國經濟下行、歐洲難民危機浮現之際再度抬頭。烏斯塔沙的幽靈始終盤旋在克羅地亞乃至歐洲的上空，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如今分布在克羅地亞的大街小巷，包括足球場上——2014年世界杯之前，克羅地亞球員西穆尼奇（Josip ?imuni?）就曾因為高喊烏斯塔沙的口號而遭遇禁賽，無緣世界杯正賽，本屆杯賽上克羅地亞后衛洛夫倫（Dejan Lovren）也喊出了同樣的口號。

烏斯塔沙是克羅地亞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污點。這個信奉羅馬天主教的極端組織，在二戰時與納粹德國沆瀣一氣，大肆推行種族主義，屠殺信奉東正教的塞族人，以及猶太人和吉普賽人，甚至對持有不同政見的克族人也痛下殺手。戰爭結束后，烏斯塔沙分解為多個組織，逃竄到了海外，他們大多流落到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亞，也有一部分鉆入了德國。作為烏斯塔沙分支的“克羅地亞建國運動”（HDP）曾在1971年暗殺了前南斯拉夫駐瑞典大使；而在上世紀80年代，從烏斯塔沙分離出來的新納粹分子們，也把手伸向了澳大利亞的克羅地亞移民社區，試圖控制當地的克羅地亞族群。

近年來，極右翼在克羅地亞的抬頭引起了各方的警覺。此前，Balkan Insight曾經刊文，稱在克羅地亞語的維基百科頁面上，烏斯塔沙在二戰時期建立的、被稱為“巴爾干的奧斯維辛”的雅瑟諾瓦集中營（Jasenovac concentration camp）的相關信息被刪去。德國之聲也曾報道，稱歐盟委員會發現近年來克羅地亞的極右翼日加猖獗，隨著歐洲難民危機的加劇，極右翼政客開始采用烏斯塔沙式的仇恨言論，煽動“大克羅地亞主義”民族情緒，2016年5月，部分克羅地亞民眾公然到奧地利南部發起集會，紀念二戰結束時被槍殺的烏斯塔沙民兵。

這個由塞爾維亞建筑師設計、2013年10月起樹立在雅瑟諾瓦鎮附近的花朵型的紀念碑，正是為了銘記烏斯塔沙在二戰時期建立的、被稱為“巴爾干的奧斯維辛”的雅瑟諾瓦集中營（Jasenovac concentration camp）這段歷史。

與之相應的，是近來歐洲，尤其是中歐各國出現的政局“右轉”。奧地利、匈牙利、波蘭都相繼由右翼政治強人接過最高權力，毫無疑問，難民危機加劇了這些國家右翼民族主義的抬頭，匈牙利的奧爾班更是直言接收難民會危害歐洲的基督教文明，不少深受天主教教義規訓的克羅地亞人也有著類似的想法，反對接收難民。另外，克羅地亞在加入歐盟時，經濟形勢就已經不再像新世紀前十年那樣樂觀，失業率，尤其是青年失業率高企，整個國家陷入蕭條之中。英國News Statesman曾經在薩格勒布街頭對克羅地亞民眾進行采訪，受訪者幾乎都對經濟不景氣感到沮喪。有人認為，如果右翼強人能夠帶來新的就業機會、提高人民收入的話，那民主與否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而這還是在首都薩格勒布的街頭采訪，按照這篇名為《讓克羅地亞再次偉大：歐盟最年輕的國家何以出現法西斯主義》（Make Croatia Great Again: How Fascism Emerged in the EU’s Youngest State）的報道所說，在克羅地亞腹地的農村，巴爾干戰爭的創傷記憶依然影響著當地居民，右翼民族主義，甚至是極右翼也在這些地區更加吃香。

克羅地亞極右翼的抬頭如今正讓各界頭疼不已。來自德國、以色列和塞爾維亞的媒體均曾刊文指責克羅地亞在反思和清除法西斯主義等問題上做得不夠徹底。而如《耶路撒冷郵報》所指出的，歐盟在克羅地亞極右翼抬頭的問題上顯得過分沉默和無作為了。一些克羅地亞政客也曾批評烏斯塔沙和極右翼分子，但他們同樣是光說不做。隨著國家隊在俄羅斯世界杯取得佳績，克羅地亞人的愛國熱情再一次被點燃，克羅地亞政府官員也身穿國家隊球衣辦公，一時傳為佳話。

但就在賽事結束后不久，假借國家隊主教練達里奇名義的公開信又再一次揭露出了該國當前尖銳的社會矛盾，撰寫信件的匿名人士表示，是政客們讓國家深陷窮苦之中，他們不配穿國家隊球衣。在可見的將來，克羅地亞大大小小的足球賽事里，烏斯塔沙的口號會不會伴隨著對塞族、猶太人、穆斯林和同性戀的辱罵，繼續響徹綠茵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