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攬最佳影片、最佳女主、最佳男配、最佳女配、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剪輯七項獎項的《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毫無疑問成為本屆奧斯卡的最大贏家。片中，楊紫瓊扮演的Evelyn Wang在失意潦倒中被告知，自己是無數個多元宇宙中“世俗意義過得最失敗”的那個，她也曾一度迷醉于其他多元宇宙中自己的人生，并對自己真實的處境感到極度失望而產生厭棄。影片將Evelyn Wang的經歷呈現為在一個個節點作出不同選擇的分支，而這些不同分支最終蝴蝶效應式導向了不同多元宇宙的人生，例如，在其中一個平行宇宙中，Evelyn Wang拒絕了戀人后走上了習武之路，最終成為好萊塢炙手可熱的武打巨星。

《瞬息全宇宙》海報

影片選擇以愛和希望戰勝了虛無收尾，Evelyn Wang也不再執著于對當下命運的哀怨與憤恨。然而在現實中，出于對當下處境的不滿乃至厭棄，人們很難不產生對“另一條選擇路徑”的想象與憧憬。這種想象在文藝作品中也屢見不鮮：《開端》中男女主被困在一樁公交車爆炸案的循環中，通過嘗試不同選擇后終于拯救了所有人；漫威的動畫劇集《假如……？》（What If…?）同樣是假設了漫威宇宙中一些關鍵節點的選擇被更改，從而將故事導向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個走向。或許人人都難以擺脫對現實的不滿與對過往選擇的懊悔，因而會暢想回到過去修改某個節點的選擇，改變只屬于自己的“歷史”，這也誕生了“祖母悖論”等一系列時間旅行理論。

電視劇《開端》劇照

然而，改變自己“歷史”的想象無論如何大膽而離奇，終究只是屬于個人的幻想，在心之壁的限制下天然地被限定了傳播與共鳴的范圍。但也有許多人不僅僅滿足于頭腦中對自身“歷史”的修改，而試圖將想象力的觸手伸向家喻戶曉的史實事件，暢想歷史的另一種走向：假如亞歷山大大帝沒有在公元前323年暴斃；假如大明開啟了殖民貿易與資本積累；假如查理一世成功避免了內戰；假如美國獨立戰爭沒有發生；假如希特勒在1940年的海獅計劃中成功入侵了英國；假如約翰·肯尼迪沒有被刺殺……

沉醉于這種歷史想象的絕不止于普羅大眾，羅馬史學家李維就曾揣測過假如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了羅馬，世界究竟會怎樣的問題；通俗史學家菲利普·圭達拉也曾想象過假如1492年摩爾人未能被逐出西班牙，伊斯蘭教在歐洲的地位又將是怎樣的。對這一話題最感興趣的當屬小說家們，例如，拿破侖在晚年被流放圣赫勒拿島后，曾哀嘆自己并非輸給敵軍，而是輸給“冬將軍”，法國作家路易·若弗魯瓦（Louis Geoffroy）據此構想了拿破侖擊潰俄國軍隊，并先后占領瑞典、西班牙、英國、普魯士，甚至將法蘭西帝國的版圖延拓至非洲、東亞及北美，并摧毀了天主教之外的所有宗教圣地，宣告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一種權力、一個宗教。這些構想于1832年以小說《拿破侖偽經》（Napoléon Apocryphe）的形式出版，被認為是最早大量出版的虛擬歷史作品；民國文人周大荒撰寫的《反三國演義》從徐庶進曹營開始改寫《三國演義》的劇情，在他的筆下，徐庶留在漢營，龐統也從落鳳坡成功逃出，劉備率領的蜀漢軍隊戰無不勝，擊敗了曹操與孫權，統一三國。這類作品的共同特點在于，都著眼于歷史中身居高位、手握權柄的政治人物，通過改變他們的選擇從而導向另一種歷史走向。顯然，除了英雄史觀外，這類歷史想象更大的問題在于無視主客觀條件地讓偉人避免了曾在真實歷史上犯下的錯誤，讓他從真實歷史中倒下的地方站起來獲得勝利，而完全忽略了偉人自身的性情、經歷、想法、決策方式及其所處的時代背景，本應處于想象中心的人物特征反而居于幕后，作者實質是“魂穿”了偉人，試圖教育偉人如何變得更好。而這種一廂情愿的假設與寄托幾乎不可能成為“歷史的另一種可能”，正如伊恩·克肖在德國民眾對納粹獨裁態度的研究中所說的：“我會想象，如果我身處當時，我會是地下抵抗運動中一名堅定的反納粹人士。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那時會深感困惑與無助，正如我筆下的大部分德國民眾一樣。”

《拿破侖偽經》

《反三國演義》

對這類歷史想象的質疑首先來自于歷史決定論，即認為歷史發展是線性的，不存在其他可能性，這種觀點部分來源于神的干預論，將人類發展規律訴諸于超自然的存在。然而即使是最嚴苛的宗教理念，也并未完全限制人類有選擇不同行為的某些自由，并且，艾薩克·迪斯雷利指出：“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將神意這一概念據為己有時，是無法說服一位公正的旁觀者的”；歷史決定論的另一個佐證是18世紀啟蒙時代的物理決定論，隨著對量子力學與混沌現象的深入探究，那種認為可以預測每個粒子的運動模式，進而預言宇宙走向的決定論也基本宣告瓦解。正如艾倫·梅吉爾所說：“人類既是被限定的也是自由的，既屈從于外部力量也能創造和利用佐證力量”，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分析一戰成因的《夢游者》一書結尾感慨道：“1914年的這些主角們就是一群夢游者，他們懸著一顆心，卻又視而不見，他們被自己的夢困擾著，卻沒有一個人睜開眼去看看，他們將帶給這個世界的是一場怎樣的災難”，正是這些非理性狀態的決策促成了一戰爆發。綜上，徹底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歷史決定論并無可靠依據，難以排除歷史在某一個節點滑向其他軌跡的可能性。

更有力的質疑是，歷史想象實際將所有歷史事件簡化為機遇問題，強調單一機遇或選擇會引發不同的歷史走向，而對其間的復雜因素完全棄之不顧。同時，占據小說家視野的往往只有“選擇”與“結果”這樣突出而重大的事件，導致其間留下巨大的時間空白，表現為將復雜的歷史運轉規律簡化為“A事件導致B事件”的邏輯鏈條，且對“A事件如何發展成B事件”漠不關心。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將理查德三世的失敗歸咎于丟失了一顆鐵釘的英國民謠：

丟了一顆鐵釘，壞了一個鐵蹄；

壞了一個鐵蹄，折了一匹戰馬；

折了一匹戰馬，傷了一名騎士；

傷了一名騎士，輸了一場戰斗；

輸了一場戰斗，亡了一個帝國！

這種“分支-選擇”的邏輯關系常被劇情類游戲采用，如《底特律：變人》《異域鎮魂曲》等，但現實世界并非由代碼構筑，因果關系往往是復雜多樣、不可預測的，假如僅僅著眼于單一事件并過度強調它的獨立性與影響力，再以此闡釋它的改變所造成的影響，這樣的推導顯而易見不具備足夠的說服力。布萊茲·帕斯卡曾在《思想錄》中用“如果克列奧帕特拉的鼻子再短一點的話，整個世界的面貌將為之改觀”諷刺這種過度簡單的推導模式。

另一類文學作品并不關注歷史中的偉人，甚至也并不關心具體的歷史事件，而聚焦于想象另一種政治形態與社會面貌，這些只存在于小說家筆下的虛構世界通常都以遠糟于現狀的姿態出現，尤其表現在反烏托邦作品之中。在喬治·奧威爾的《1984》中，世界被三個極權主義的超級大國歐亞國、東亞國與大洋國分割，三個大國處于互相牽制的戰爭狀態，由于戰爭消耗了大量社會財富，因此普通民眾處于普遍貧困下的配給制中。此外，在這個世界里，歷史篡改、政府監控和思想警察無處不在，政府甚至試圖推廣只存在符合英社意識形態的語言“新話”，目的是令“其他的思想形式不可能出現”。盡管《1984》中隨處可見對現實的取材與隱喻，但奧威爾本人并非旨在攻擊某一政黨或意識形態，而是試圖揭示極權主義無處不在的潛在風險，如作者本人所說：“……如果不與極權主義做斗爭，它將無往不勝。”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1984年開始撰寫的小說《使女的故事》中描繪了一個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統治的世界，在虛構的基列共和國中，由于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人類的生育率顯著降低，同時，在這個男權至上的社會中，女性淪為男人的附庸，被分為不同等級，而主人公奧芙弗雷德身處的“使女”階級實質淪為了受孕工具。使女們會在受訓后被送往沒有子嗣的高級官員家中，成為所謂“圣潔的容器”，為他們誕下后代。荒誕的是，這個社會形態實質是高度禁欲的，生育權在這個社會中是僅限高等官員擁有的一種特權，“使女”制度的出現同樣并非基于欲望或貪婪，而是機械而冰冷的“延續后代”的理由，正如書中描寫的“授精儀式”，人在其中只能遵循提線木偶般程序化的流程，不夾雜絲毫情欲或享受。阿特伍德在2017年的新版序言中稱“這不是預言小說，因為預知未來實在是不可能的”，但海量的歷史材料孕育了這本書：“集體處決，禁奢法令，焚書運動，黨衛軍的‘生命之源’、阿根廷將軍偷竊幼童的行為、蓄奴制的歷史、美國一夫多妻制的歷史……”無人可以預言人類的所作所為，反烏托邦小說正是對其中最糟糕部分的警醒。

《使女的故事》

隨著20世紀后期左翼運動退潮及現代性帶來的各種新的威脅，社會心理上出現大范圍焦慮感與迷失感，使得人類對可知未來漸生懷疑，后現代主義應時而生，它質疑工具理性、歷史傳統與意義的本源，并進而模糊了過去與現在、真實與虛構的界限。在這種文化環境下誕生的科幻小說《高堡奇人》描繪了一個虛構世界，這個世界中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于1933年被刺殺，因而美國未能從經濟大蕭條中復蘇，在二戰中墨守保守的孤立主義，導致西歐、蘇聯、北非、太平洋先后被軸心國占領，并于1947年徹底向軸心國投降。盡管想象二戰軸心國取勝的文學作品屢見不鮮，但《高堡奇人》獨特地創造了一種現實與虛幻之間的鏡像關系，例如，在小說中美國被軸心國占領后，東海岸各州被德國控制，建立納粹美國，加州及其余西部各州由日本管治，建立美利堅太平洋國，顯然影射了現實中二戰后被分管的民主德國與聯邦德國；而書中成為戰勝國的德國與日本同樣在戰后展開了科技與軍備競賽，陷入了互不信任的冷戰格局；書中存在一本名為《沉重的螞蚱》的書中書，講述了羅斯福總統在暗殺中幸存直至盟軍獲得二戰勝利的“虛擬想象”，而這個虛擬想象比《高堡奇人》的背景更加接近于真實歷史。盡管同樣涉及許多身份政治、性別權利和種族主義的討論，但《高堡奇人》并非旨在探究軸心國勝利對世界的影響，而更多地探究了虛幻與真實的邊界與關系。在書中，真實的現實穿透了虛幻的現實，并互相交織，難以分辨，只導向了更大的虛幻與未知。

《高堡奇人》

值得指出的是，盡管也有學者如尼爾·弗格森試圖對歷史想象進行約束，并試圖將其納入嚴肅的歷史研究，他的著作《虛擬的歷史》中收錄了歷史學者們對“假如1912年愛爾蘭自治議案得到通過會怎樣”等九種歷史假設的嚴肅討論，然而這種假設對于嚴肅的學術研究幾乎沒有實際作用，歷史更加關注已經發生的事實而非可能發生的事件。但在學術研究之外，歷史想象依然堪稱人類的共同記憶，這與其說是對歷史可能性的探究，不如稱之為想象力的盛宴。

《虛擬的歷史》

事實上，創作者未必真正相信自己筆下的假設足以撼動歷史的車輪走向，也鮮少有人真正愿意生活在一個納粹勝利或極權統治的社會里，然而在現實世界日趨單調無趣與人們普遍感到失望焦慮的大環境下，對另一個世界的想象總能大行其道，理查德·J·埃文斯在《歷史的另一種可能》結尾的一段話恰到好處地道出了這種心理：

“然而，越來越多的人卻企圖借助那些虛構的世界來放飛他們的想象，擺脫現實的桎梏。現代生活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以及由此而來的挫敗感，使他們寧愿生活在托爾金《魔戒》中的中土紀元時代，也不愿生活在真實歷史上的中世紀；甘愿選擇夏洛克·福爾摩斯的維多利亞時代的那個理性的倫敦，也不愿選擇維多利亞時代晚期那個異常復雜的倫敦。在政治動蕩與文化焦慮并存、危機四伏、失望情緒蔓延的時代，那些幻想的世界尤其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