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開創了抽象藝術？在康定斯基、蒙德里安外，還有一個名字值得關注——希爾瑪·阿夫·克林特(Hilma af Klint,1862-1944)。 她是誰？她的作品應該如何被定位和觀看？

澎湃新聞獲悉，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近日對外開放的新展“希爾瑪·阿夫·克林特&蒙德里安：生命的形式”試圖通過“思想的循環系統”或“時代的知識潮流”共存和聯系的角度講述。由此，克林特不再是一個邊緣人物，蒙德里安也不一定那么主流。

英國泰特現代美術館“希爾瑪·阿夫·克林特&蒙德里安：生命的形式”展覽現場

在2020年參觀過泰特現代美術館的觀眾可能還記得，荷蘭抽象主義先驅蒙德里安的作品沒有與他的先鋒同行并列，而是掛在孟買出生的藝術家多迪亞（Atul Dodiya，1959年生)如同“好奇柜”樣式的作品對面——蒙德里安1935年的《紅色構圖B (No.II)》帶著其標志性的幾何風格，而2011年的多迪亞的《冥想(睜開眼睛)》則是各種雜糅，其中包括他挪用馬列維奇、蒙德里安的作品，以及甘地、泰戈爾等人標志性的物品。

多迪亞,《冥想(睜開眼睛)》,2011(非此次展覽展品)

對于這件作品，多迪亞后來解釋說，2001年，他來到開館不久的泰特現代美術館，蒙德里安的作品出現在展覽“世紀城”中。 在倫敦期間，恰逢其位于印度西海岸的家鄉古吉拉特邦發生特大地震，多迪亞從《紅色構圖B》白色表面明顯的裂紋中似乎看到了被地震破壞的家鄉。

多蒂亞的重構推翻了蒙德里安（以及藝術史）將抽象與其景觀起源分離的努力。從當代角度來看，《冥想(睜開眼睛)》將蒙德里安置于跨地域、跨歷史的聯系網絡中，將他的“純粹抽象”回歸大地。

蒙德里安，《紅色構圖B》，1935年

所有展覽都與時間有著復雜的關系。從現在的角度看過去，我們的“現在”充滿了有爭議的歷史，以及對新的緊迫性和加劇的生存焦慮的回應。這些都反映在當代藝術場景中，并一次挑戰藝術史的敘事。這些問題將我們引向泰特現代新展“希爾瑪·阿夫·克林特&蒙德里安：生命的形式”。

阿夫·克林特，《IX組/ SUW, no.1（天鵝）》，1915年

阿夫·克林特，《IX組/ no.19(天鵝)》，1915年

20世紀的現代主義抽象繪畫在色彩中尋求意義、在線條中發現邏輯、在自由中探索紀律。偉大的抽象畫讓你相信“水到渠成”，因為其中有著內在的連貫性。這種藝術的典范是蒙德里安。在泰特現代美術館的展覽中，可以一瞥網格和色彩的世界漂浮在空間中，帶著音樂的和諧和寧靜的信念，這是一種烏托邦生活的愿景。

為了實現這一愿景，蒙德里安在當時藝術運動的刺激下，經歷一系列內在和外在的變化。他最親密的盟友“風格派”(De Stijl movement)和他一樣熱愛原色和黑線。但蒙德里安的藝術融入了對宗教興趣，這是他與瑞典藝術家阿夫·克林特的共同之處。

蒙德里安，《組合（紅黑黃藍灰）》，1921年

蒙德里安和阿夫·克林特都成長在一個聯系緊密的世界中。他們都出生在西歐（蒙德里安出生在荷蘭阿麥斯福特，阿夫·克林特出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相隔不到十年。兩人都受過古典藝術訓練、他們的實踐都植根于對自然和風景畫的觀察。他們早期在技術成熟的植物繪畫表現出對近距離觀察的興趣，并含蓄地通過當代植物學分類，回顧了歐洲外來植物種植的悠久歷史。他們還對神秘和精神信仰體系有著濃厚的興趣。

阿夫·克林特，《植物學圖譜》，約1890

兩人是“神智學會”(Theosophical Society，一種基于對更深層次的精神現實的信仰的神秘主義運動）的成員，他們是奧地利社會哲學家魯道夫·施泰納（Rudolf Steiner，1861—1925）的追隨者，施泰納相信，人類有能力聯系其他精神領域。阿夫·克林特和蒙德里安對自然世界的強烈關注，表明了他們對生態學的微妙理解。通過施泰納，這種興趣擴展到地球生命和先驗之物（the transcendental）的“宇宙”聯系，將人類和自然聯系在一個單一的整體系統中。

阿夫·克林特，《紫羅蘭索引》，1919

蒙德里安，《百合》，1909-1910

展覽劃定了一個科學與靈性(以及藝術)交織的時代。不同于通常的蒙德里安展，這里沒有里特維爾德（Gerrit Rietveld）1917年風格派的椅子，卻有神智學者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和李德彼特（C. W. Leadbeater）的作品。

神秘學（Occult Science,研究超自然的學科）的興起和神智學(一種綜合宗教、科學等的學說)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技術和科學變革的回應，這些變化正在破壞對宇宙行星和人類歷史、空間和時間的概念以及物質本身的既定理解。神秘學理論和實踐為吸收現象（光通過呈現一般吸收性的媒現象）提供了背景和方法，在這之前，科學家幾乎和外行一樣難以理解這些現象。隨著人們對占星術的興趣激增(蒙德里安也是占星術的追隨者)，這一時期還見證了科幻小說的普及，這種寫作形式在處理難以理解的事物上非常有效，也帶著讀者穿越空間和時間，將其置于原本無法想象的未來。克拉埃斯·倫丁 (Cla?s Lundin)是瑞典第一位科幻小說作家，他的《氧氣與芳香》（Oxygen and Aromasia，出版于1878年）將時間設定在其寫作五個世紀后的2378年。

阿夫·克林特，《四組No. 9. 暮年》，1907

藝術史在實現這種時空飛躍上顯然缺乏想象力，似乎仍在努力把阿夫·克林特和蒙德里安納入同一個“藝術世界”，畢竟，蒙德里安的職業生涯由現代主義塑造的，又反過來也塑造了現代主義。康定斯基、馬列維奇和蒙德里安被認為是發明了“純粹抽象”，從而改變了藝術史。這三位藝術家已經成為數百個展覽的主角，在先鋒派歷史上如同高峰般的存在。比如，他們中蒙德里安是最著名的藝術標簽之一。

蒙德里安，《彩色構圖A》，1917

所以，如果單從藝術史的角度比較兩人的作品，高下還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在一個專門研究兩人花卉作品的展廳，阿夫·克林特的花是干巴、迂腐的。但蒙德里安卻充滿了迷人的幻想，在他1908年的作品《變形》（Metamorphosis）中，一朵白色的花似乎變成了人的頭骨。同一年，在他的《垂死的向日葵》（Dying Sunflower）中，向日葵的中心似乎變成了獨眼巨人凄涼的眼睛。

蒙德里安，《變形記》，1908

蒙德里安的《藍樹》和《紅樹》均創作于1900年代末，將他向日葵的表現主義發展為天空中浪漫而脈動的樹爪，有種末日將至的即視感。這是唯靈論運動塑造的宗教暗示嗎？也許吧，但更明顯的是現代藝術發展到蒙德里安的線索——他也許認真研究過梵高的樹、塞尚的山，然后在巴黎看到了畢加索和布拉克革命性的立體主義畫作，并在1912年的作品《開花的蘋果樹》中接受了他們的啟發，將現實分解成晶瑩如貓眼石般的塊狀。從這里，他繼續前行，在十字漂浮在虛空中出現粉紅色、藍色方塊，這幾乎就是他正在尋找的純粹烏托邦。

蒙德里安，《晚上，紅樹》，1908-1910

相比之下，阿夫·克林特卻少見傳承。她前一刻還在畫花卉和風景，下一刻就在她1913年的“W系列”中描繪了知識之樹的夢幻境界。到1920年，她正在繪制帶有尖頂的五彩塔狀。這或許是阿夫·克林特一直被藝術史所忽視的原因。

阿夫·克林特，《知識之樹，W系列，No.1》.1913

直至她去世40年后，也就是1980年代才受到關注，那時我們的“觀看方式”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阿夫·克林特才姍姍來遲。她是通過策展人莫里斯·塔奇曼(Maurice Tuchman)1986年策劃的展覽《藝術中的精神》（the Spiritual in Art）登上舞臺的，此次展覽展示1890至1985年間在洛杉磯藝術博物館和海牙藝術博物館收藏的近一個世紀的抽象繪畫。三年后，由艾可·凡特（?ke Fant）策劃的阿夫·克林特專題展在斯德哥爾摩現代美術館（Moderna Museet）舉行；又過了25年，“希爾瑪·阿夫·克林特：未來的繪畫”（2019）于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舉行，這是該館60年歷史上最受歡迎的展覽，卻是阿夫·克林特首次走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

阿夫·克林特，《厄洛斯，No. 5》，1907

阿夫·克林特與“唯靈論”的聯系，以及她豐富的抽象語言和象征形式被認為與她更知名的同時代人格格不入，因此她一直被排除在主流展覽之外，抽象藝術史學家也依舊抵制將她納入美術史。

例如，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2012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展覽“發明抽象”(Inventing Abstraction)，策展人以藝術家之間的關系來選擇作品，斷言“抽象就是關系”。阿夫·克林特自然被排除在外。

阿夫·克林特，《四組No. 2. 童年》，1907

但泰特現代的展覽重新審視了這種關系。展覽作品涵蓋1900年至1922年，跨越了兩個互為矛盾的時間概念共存的時期——達爾文《進化論》緩慢而深刻的時間和西方現代性飛速的時間。在定義了那些年的大量發明、啟示和創新中，有兩個階段沒有被注意到，也沒有聯系。其中之一是1916年首次有文獻使用了“生物多樣性”一詞。另一個1896年建立了第一個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與全球氣溫上升聯系起來的氣候變化模型。一個世紀后，我們終于開始理解并承認它們的交織對行星運動的影響。

蒙德里安，《線條構圖，第二狀態》，1916 - 1917年

2021年，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6）上，世界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與氣候危機之間的聯系首次在國際層面得到承認，這是對科學家和活動家數十年來倡導的認可。藝術家、作家和音樂家也以創作應對經科學證明的人類世時代的影響。

約瑟夫·博伊斯 (Joseph Beuys)、塞西莉亞·比庫尼亞 (Cecilia Vicu?a) 和安妮卡·伊 (Anicka Yi)的作品無論是借鑒社會轉型的理念、利用本土信仰體系還是探索未來科技，他們共同表達的主題是提高生態意識。如果我們接受知識本身就是一種由各種對話構建出的豐富生態，那么就有可能將這些不同的立場結合在一起。

阿夫·克林特，《No. 3D，基督教》，1920

無論是生物學家、哲學家還是作家，他們都肩負著面對時代的責任。在舉辦歷史人物展覽時，當這些人遠離瞬息萬變的“當下”時，當務之急是藝術家自己的“時代眼光”與當下世界觀之間找到契合點。因為對生態學的興趣，蒙德里安和阿夫·克林特代表了一種將藝術和世界視為龐大而復雜的有機體的方式。

生態思維（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關系）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擴展的框架——在藝術中表達復雜的想法，我們對克林特或蒙德里安畢生致力于從微觀到宇宙的生命形式探索的理解和欣賞，可以通過觀看彼此作品之間的糾纏來豐富：兩位杰出藝術家深深地沉浸在那個時代的“空靈”世界觀中。

注：展覽將持續至9月3日。本文編譯自泰特美術館網站和《衛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