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車停在德里一家新商業醫院的停車場，然后朝醫院大樓走去。在大樓前，我被嚇到了。在大門口有一個已經死去的婦女，臉朝下躺在擔架上。門被她堵住了，我只能繞過她進去。她身材敦實，是個中年人。我在候診室坐下，等著見幾個人。他們還沒來，我透過玻璃看著擔架，一直很擔心，于是決定出去看看情況。

站在死者旁邊的是一個年輕男人—她的兒子。

“她在醫院住了三個星期。他們讓她出院后，我們就把她帶回家了，但她的病情惡化，今天早上過世了。我們不知道要怎么辦，就把她帶到這里來了。”

他一直在哭。他擺弄她身上蓋著的圍巾，幫她把臉遮起來。

“我們要了一個擔架把她從車里抬了出來，但我們要把她抬進去的時候他們不讓。他們說她已經和醫院沒關系了。所以我們不知道要怎么辦。”

我們兩個都為她擔心，因為她正躺在早晨炙熱的太陽下。

一輛車在入口前停了下來，下來了一個人，是這個男人的兄弟。他下了車，兩人一起把母親從擔架上抬起，試著把她放進車子的后座。她塊頭很大，這輛車卻很小。這兩個苦惱的男人沒辦法彎曲她的腿，他們不能硬把她塞進去。這真是一個讓人難以承受的場面。

就在這時，他們家另一個親戚開車過來了。他匆忙擁抱了這兩個男人，然后思考著眼前的場面，感到非常憤怒！他沖進醫院，接著和醫院的兩名工作人員一起出來。他們大吵起來，期間醫院的代表一再重復：“她不是醫院的病人。我們沒辦法為她負責?！?/p>

“他們的母親剛剛去世了！”那個親戚大喊著?！八麄冃枰愕膸椭?！你要他們怎么搬得動她？”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形勢變得對醫院工作人員很不利，他們只好認輸讓步。幾分鐘后，開來了一輛救護車，死去的女人被裝了進去，一小群人離開前往火葬場。人群散了，我繼續回到候診室坐著。

房間里人很多，就像全世界很多這樣的候診室一樣，這里有精良的設備，但掛著很糟糕的畫。入口的地方有一幅標語（每個印度醫院都有這條標語），告訴病人“產前胎兒性別檢測”是違法的。

盡管并不是完全管用，但這是反對婦女墮胎的一項重要措施。由于這里是一家私立醫院，所以房間里還有各種各樣有用的企業風格的東西，比如有一個意見箱，還有一個信息咨詢臺，上面放著一個友好的標志寫著“我能為您效勞嗎？”，有個顯示屏上滾動著能在這里購買的醫療服務。海報上的廣告有關于激光矯正視力的，還有各種對疤痕、妊娠紋和皺紋的治療；海報上的照片里是快樂健康的家庭，就像許許多多當代印度廣告那樣，是個白人家庭。

像這樣的私立醫院在印度是一個很顯眼的新事物。一直到20世紀80年代，所有的醫院都由國家運營。印度的醫療普惠做得非常好，而且還有好幾家優秀的公立醫院，比如德里的全印醫學科學學院。這家醫院由尼赫魯于20世紀50年代建立，作為國家的旗艦研究機構，在全世界以極高的醫療水平聞名。這些相對較老的機構仍然為大部分人提供醫療服務，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無法提供中產階級從醫療主題的美劇里所了解和熟悉的尖端醫療儀器。為了獲得這種“一流的”醫療服務，富人們轉向新的私立醫院，這些醫院幾乎都由那些商界的億萬富翁家庭所有。這些家庭都是權力根深蒂固的精英階層，在政府有關系，能夠獲得在城市建造不動產的必要土地。三個這樣的醫療大亨住在德里，而且屬于同一個旁遮普家庭。這個家庭就像德里大多數最富有的商人家庭一樣，因為分治而變成難民來到德里。他們同時擁有金融公司、保險公司、臨床研究公司、電影制作公司和航空公司，還有數以百計的醫院，不僅僅是在印度，而是在全世界。在印度，這些私立醫院為印度的中產階級創造了煥然一新的醫療健康體驗—時髦、設備齊全，當然價格也很昂貴。不僅如此，這些醫院還通過巡診和遠程醫療，成為全球醫療健康市場上的先鋒。

候診室里擠滿了人，到處都能看見虛弱的登革熱病人，身旁陪著一臉焦急的家人?，F在雨季剛剛過去，正是蚊蟲高峰期。我對面是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他的太太正拿著手機打電話，兒子輕撫著他的手，在耳邊安慰他。我旁邊是三個澳大利亞婦女，穿著印度服裝，腳上的腳環叮當作響。她們在爭論應該什么時候到機場。

有個樣子很顯眼的女人從前門進來，向我招手。她穿著一件紗麗，戴著很大的眼鏡。我只在一個派對上見過她一次，她叫阿爾蒂。她帶著兩個年輕人走過來，大聲地為我介紹：

“這是阿米特（Amit），我和你說過的，”她說，“這是他的表妹希巴尼。”

我們互相問好。希巴尼禮貌地微笑，阿米特好像不太自在。我提議一起去醫院的咖啡店，于是我們就往那個方向走。我們經過所有等在門診室外面的人時，阿爾蒂一直在和我聊天。我看到一個穿著長袍的阿拉伯家庭，心想總是在醫院里才會讓人意識到，這座城市里住著多少外國人。我們去了一間知名的連鎖咖啡店，彌漫著和其他分店一樣惡心的味道—這是麥芬的味道，他們會用微波爐把它加熱到發燙，然后配上刀叉端來。

電視靜音了，放著MTV臺。每個人都點了卡布奇諾。

“你們都是在這個醫院認識的，對嗎？”一邊問，我們一邊坐下。

“我們是在重癥監護病房認識的，”阿爾蒂說，“那時候我們天天都在那里，分享彼此的故事?！?/p>

我覺得她快六十歲了。她是德里有錢的旁遮普精英，說話聲音很大，而且很自信。和她相比，阿米特講話的聲音就和老鼠一樣。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再到這里來。”他說。

我問他，他的母親怎么了，他讓表妹來回答。

“他母親去世以后，他受了很大的打擊，”她說，“好幾個月不能工作?，F在他工作很努力，因為他不想再待在家里了?！?/p>

她開始講述細節。幾年前，阿米特四十四歲的母親開始覺得吞咽困難，他就帶她去了德里一家大型私立醫院。他們在那里的兩個月做了各種檢查，還是查不出問題。醫生建議帶她去看全印醫學科學學院的專家，但那里沒有病房了，而且?？漆t生也沒有時間，因為一半的?？漆t生都辭職去一家私立醫院了（也就是我們現在坐著的這家）。有一位?？漆t生讓阿米特來這家醫院掛他的號，阿米特照做了。醫生花了三天時間做各種檢查，做出診斷說他母親得的是多發性肌炎，一種肌肉炎癥疾病。

希巴尼和阿米特大約二十四五歲。希巴尼安靜嚴肅，穿著修身的“莎瓦爾克米茲”。阿米特穿著襯衫和牛仔褲。希巴尼說話的時候，他默默地給我看手機上一張他母親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子穿著紗麗，胖胖的，在微笑。

德里街頭，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那是她生病之前，”希巴尼繼續之前的故事，“醫生馬上告訴我們他要給她做注射，要花40萬盧比。阿米特沒那么多錢，所以他給他叔叔打電話，問能不能借錢。醫生告訴我們注射這種藥物能恢復他母親的肌肉，除此之外沒有別的辦法，所以我們只能同意了?！?/p>

他建議的是靜脈免疫球蛋白注射，這種注射有助于多發性肌炎的恢復，但醫學界對其原理所知不多，而且很少在使用類固醇藥物之前就做這種治療。注射后，醫生讓阿米特的母親回家，并告訴阿米特和希巴尼通過鼻胃管喂她蛋白粉。但回到家以后，她的肺里都是唾液，既咽不下去也咳不出來。他們害怕她會噎死，半夜馬上把她送回醫院。醫生給她戴了氧氣面罩，并且診斷是肺炎。第二天，更多化驗表明她的腎臟也感染了。她馬上被轉到重癥監護病房。

“那個醫生一直很鎮定。他說：‘我知道會出現這種情況。但如果我告訴你們這些免疫球蛋白的所有副作用，你們就不會做了。’”

他給阿米特的母親做腎臟透析治療。最后她手臂上一根臨時的管子被胸腔一根永久性的管子代替。然后醫生開始處理她呼吸系統里的唾液。他又給她注射了一劑免疫球蛋白，增強她肺部的免疫功能，然后切開氣管把唾液從氣管里吸出來。

“他們說只需要治療十五天，”希巴尼說，“但是十五天以后，他們說她需要裝一根永久性的管子，現在只是臨時性的。永久性的還要再出7.5萬盧比。

“我們花了很多錢。重癥病房每天收費是1.6萬盧比，氧氣和透析每天4.5萬盧比。每天晚上， 阿米特只能去德里所有親戚家借錢。有親戚把準備用來結婚的錢都借給我們了。

“你不知道該怎么辦。當那個撫養你長大的親人躺在病床上，你會非常激動，沒辦法思考。他們就是這么得逞的。

“一連好幾個星期，他們每天都說，‘你母親正在好轉?！覀兙蜁计鹣ＭＨ缓笏麄冇终f，‘她沒有好轉?！?/p>

我們幾個很安靜。希巴尼的聲音很軟，我們都圍著湊近聽她說。阿米特一邊看著喝了一半的咖啡一邊聽，阿爾蒂則注視著外面這個炎熱的清晨和修剪過的花園。

“同時她的血小板水平降到了很危險的程度。唾液還沒有控制住，所以她都不能再說話了，更不用說自己吃東西。醫生建議用另一種藥，要17萬盧比，號稱能恢復她的身體系統，控制唾液分泌。但結果還是沒用。醫生說，‘當然沒用。所有的藥都被透析

沖走了。’

“那里像地獄一樣。重癥病房里病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時時刻刻都很慌亂，沒人照顧阿米特的母親。醫生從不去看她，他們和病人之間沒有任何聯系。我們不能進去看她，他們從來不告訴我們任何事，只會說‘她需要用更多藥’。我們除了付賬單以外，什么都做不了。每天晚上，我們會收到白天的賬單，然后用從親戚那里借來的現金付清。你去會計部的時候，能看到大把大把1000和500盧比的鈔票被送去銀行?！?/p>

阿爾蒂一臉挖苦地大笑起來。 希巴尼繼續說，“我們要求帶她離開重癥病房，那里太貴了，所以他們就把她安排進普通病房，我們總算可以和她在一起。但她的情況非常差，得了褥瘡。她一直在哭，說的話只有一句，‘帶我走！’

“我們問醫生要怎么辦。他們說，‘她不吃東西，我們要在她胃上開一個洞，這樣就能喂她了。’就在我們和醫生討論的時候，一個護士進來，告訴我們阿米特的媽媽走了?！?/p>

希巴尼回憶這段的時候，阿米特淚如泉涌。

她說：“然后你知道那個醫生說什么嗎？他說，‘也許如果我們把她送回重癥病房，給她用呼吸機，她就會活過來。我們可以試試?！缓笪艺f，‘有個條件，我要一直在她旁邊看著。’醫生說，‘家人是不能進重癥病房的?！谑俏覀冋f，‘那我們不做了?！t生說，‘沒問題，如果你們不希望你們的母親活過來……我是說她有1%的希望可以活過來。你們是什么人，能決定她不應該活下來？但是如果你們沒錢了……’

“但我們不干了。一切都結束了。我們這么告訴醫生，他就走了。

“我們進去看阿米特的母親，馬上有人來收剩下的治療費。他們隔著她的尸體對我們說，‘你還有20萬盧比沒有付，請先付清?！瘺]有表現出一點尊重，他們在她的尸體前就這樣說。在印度，我們尊重死者。你知道嗎，他們很無禮?！?/p>

阿米特插進來說：“火葬我母親的時候，祭司告訴我們，她的骨頭都變成粉末了。”

隨著這些回憶的涌現，希巴尼開始變得非常憤怒。

“人們無緣無故地死去，”她說，“至少我們還有點錢。我們遇到過有些人保險金用完了就被趕出醫院，醫生連刀口都懶得給他們縫上。當然，一點錢都沒有的人連一點機會也沒有?！?/p>

“這些醫院完全就是腐敗，”阿爾蒂說，“病人只是他們獲取利潤的工具，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任何診斷不了的病，他們都說是癌癥，因為這樣就可以給你用最貴的藥。人性正在從這個崇尚宗教和靈性的國家消逝?，F在這里行善少，作惡多。”

（節選自《資本之都：21世紀德里的美好與野蠻》，拉納達斯古普塔著，林盼秋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