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心目中，梭羅的名著《瓦爾登湖》就是世外桃源的同義詞。現在，《瓦爾登湖》光在售的中譯本，就不下二十種。大家都嘗試在《瓦爾登湖》中享受歲月靜好，找到詩與遠方，梭羅幾乎被視為美國版的陶淵明。

《瓦爾登湖》，梭羅 著，仲澤 譯，譯林出版社2020版

這很可能是一種誤讀。在梭羅的時代，債務的重壓幾乎與每個人都如影隨形。這一點，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有記錄，梭羅的傳記作者則揭示更多。轉型時代，債務重重，每個人都不容易。

1817年7月12日，梭羅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的康科德鎮。他小時候家境并不寬裕。在他出生之前，父親一直在還債。在美國獨立革命前，梭羅家族就移民來到波士頓。祖父早逝，梭羅的父親在14歲那年就成為家里的頂梁柱，不得不輟學，“一邊賺錢應付無休無止的債主，一邊希望能復制父親在商業上的成功。”梭羅出生的時候，他父親在商業領域屢敗屢戰，總算還清了所有的債務。

1833年，梭羅考入哈佛。在哈佛期間，梭羅也注意到了高等教育給家庭帶來的債務負擔。他后來在《瓦爾登湖》中寫道，“即便是窮學生也在研習政治經濟學課程……最終的結果是，就在他閱讀亞當·斯密，閱讀李嘉圖，閱讀薩伊的時候，卻將父親拖入了無可挽回的債務泥淖。”

從哈佛畢業后，梭羅回到康科德，成為小鎮文化人。在他追尋文學夢想的過程里，他的精神世界迅速擴張，與愛默生、霍桑等文壇名流來往密切。但在現實的世界里，他始終在為生計發愁，窮困潦倒。

梭羅成長的年代，美國社會正在經歷從農業文明向工業社會的過渡。田園牧歌般的生活固然充滿詩意，但債務已然成為當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瓦爾登湖》中，梭羅曾寫道，康科德農夫為了得到農田和房產，要么因為抵押而背上債務，要么就拿傭金購買房產，因為債務的暴增，農田本身已經成為巨大的負擔。“我詢問土地估價員之后大為吃驚，因為鎮上到底有多少人沒有負債而擁有土地，他們當即也說不出十二個來。”

隨著工業文明的高歌猛進，康科德也一天天喧鬧起來。1844年6月，火車開過康科德。康科德火車站附近的農田，也被規劃成房地產建設用地出售。房地產的開發，讓越來越多的鄰居變成債務人。梭羅在《瓦爾登湖》中有段評述：據說絕大部分，超過97%，肯定虧損，對于商人來說，“他們的大部分虧損并非金錢方面的實際虧空，僅僅是因為不便背信爽約，也就是說，真正垮塌的是道德水準”，而剩下的3%，也難以拯救自己的靈魂，“因為與那些實實在在的破產者相比，他們并非破產，而是陷入了墮落。破產和拒付是一方跳板，我們的文明大多借此騰空而起，翻著筋斗，卻由野蠻人站在缺乏彈性的木板上挨餓。”

梭羅渴望離開小鎮，住在湖畔，成為職業作家。在梭羅看來，抵押貸款已經讓許多同鄉命懸一線，只有在湖畔離群索居，既有可能擺脫債務的枷鎖，也可能為文學作品的誕生提供世外桃源。

1845年4月初，梭羅以4.25美元的價格，買下了附近愛爾蘭工人即將廢棄的棚屋，然后拆卸、修建，在春夏交替之際完成了他在瓦爾登湖畔新家的營造。為這套房子，他實際支付的成本是28.125美元。這筆開支還不如他在哈佛大學期間學生宿舍一年的住宿費。較之鎮上動輒七八百美元的抵押貸款，顯而易見這是一筆非常價廉物美的消費。

瓦爾登湖畔的好日子并未持續太久，梭羅就因為負債而進入監獄。他的債權人是稅務部門。梭羅從1842年開始就沒有納稅。按照當時的法律，每個20歲以上的男性，都要繳納1.5美元的人頭稅。出于政治理念，尤其是對奴隸制的深惡痛絕，梭羅不贊成繳納人頭稅。

1846年7月23日，梭羅從瓦爾登湖回到鎮上辦事。他在路上碰到了稅務官薩姆·斯特普爾斯，后者正打算跟梭羅清清欠稅。斯特普爾斯告訴他兩個選擇：要么繳稅，要么入獄。梭羅選擇了入獄，“我現在就可以入獄。”

就這樣，梭羅在他29歲那年，因為欠稅而成為監獄里的債務人。這段經歷，梭羅在他的名作《論公民的不服從權利》中詳細講過。在《瓦爾登湖》中梭羅也指出，“只因為它在參議院議事廳門口像倒賣牲口那樣倒賣男人、女人和孩子，只因我不認可這樣的權力。”梭羅認為，繳納人頭稅已經異化成維護公民權的手段，作為個人不應該助紂為虐。當時的政府在蓄奴問題、印第安人等問題上的政策，都與梭羅的政見不合，他認為他的納稅行為只是慫恿政府去奴役民眾、射殺墨西哥人、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

好在梭羅在米德爾塞克斯縣的監獄里沒有待太久。第二天一早，因為有人替他墊付稅款，梭羅就恢復了人身自由。

但梭羅對債務的觀感，可謂字字泣血。在《瓦爾登湖》開篇，他就寫道，“本書的某些讀者，我深知你們無力償付雖已下咽的果腹之食……此情景我經見既多，自然非常清楚；總是債務迫身，設法拉點生意擺脫債務——債務啊，那由來已久的泥潭，拉丁語稱之為aes alienum，亦即‘別人的銅板’；氣息奄奄地茍延殘喘，最終葬身于別人的銅板；每每承諾還債，‘很快的，就明天’，但今天人都死了還沒有償付……”

梭羅深知沒有債務對于身心自由的重要性。在另一篇散文《漫步》中，梭羅講述了漫步的條件，不僅要有能夠欣然告別家人并不再打算謀面的勇氣，而且也要清償債務、立好遺囑，萬事利落，毫無掛懷。

轟鳴的火車汽笛，正在日甚一日地打破康科德的寧謐，瓦爾登湖畔的森林也一天天成為鐵路枕木和蒸汽機車的燃料。家里的經濟狀況十分拮據，梭羅為了養家糊口，他做過園丁、木工、涂料工，后來受惠于鐵路事業的發展，梭羅成為當地赫赫有名的土地測量員。另外，除了靠測量維生外，公共演講逐漸也能為他帶來零零散散的收入。

他為了出版處女作《河上一周》，不得不接受出版社苛刻的條件：不要印刷費，但先印1000冊，銷售額用來支付印刷費；如果書賣不出去，梭羅必須填補所有的花銷。這很像是現代社會的一份對賭協議。

1849年5月26日，《河上一周》正式出版。這本書并未迎來文學批評圈子的好評，市場反響也平淡無奇，他只掙了15美元。1853年10月28日，未售出的706冊《河上一周》寄到了梭羅家里。梭羅把書拖到閣樓的臥室里，忍不住自嘲：“我現在有900冊藏書，其中超過700冊是我自己寫的。”為此，梭羅陷入債臺高筑的境地，直到1853年11月支付出版社最后一筆290美元的債務，他用了整整4年7個月時間，才還清拖欠出版社的出版補貼。

《瓦爾登湖》在1854年8月出版后，剛開始的銷量十分喜人，首印2000冊，很快便售出千余冊。但兩個月后，銷量幾乎停滯，4年后出版社庫房里還有幾冊。《瓦爾登湖》出版半年后，梭羅的身體也開始每況愈下，并在不長的時間里，加速走向人生的終點。

1857年的經濟危機，對每個人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是艱難的時刻，每個人都失敗了。整個北方的生意都破產了，造成了大規模的失業和城市地區暴動，而大蕭條也蔓延全球，持續到南北戰爭之時。

梭羅的身體尚未完全恢復，他家的石墨生意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越來越差。他們的客戶常常沒有能力付賬，代之以毫無價值的欠條。大蕭條正在把他們家的生意一點點榨干。

在1857年10月14日的日記中，梭羅寫道：“古往今來可有這樣的秋天？可是，商業卻陷入了空前的混亂和危機。舉國上下，商號銀行紛紛停業倒閉……我相信，蟋蟀跟我一樣，也未曾將運道和幸福系于紐約銀行的關停倒閉。它提供的保障薄似薩福克銀行的紙張，我們又怎能心存指望？這種銀行就是陰溝，寄望于它會血本無歸。要我說，還是以簡約和知足為本，將它存入這些鄉間銀行。一枝黃花雖已萎謝，卻未像破產的銀行那樣一蹶不振。”

在1858年的米德爾塞克斯縣的年度農業展銷會上，梭羅演講的主題是“1857年的恐慌”。

經濟和信心尚未從大蕭條中恢復，家事、國事、天下事，卻事事揪心。1859年，梭羅的父親撒手人寰，他成了一家之主。他不能再隨心所欲地生活，而是要學會做個商人。他接管了家里的石墨生意，及時提交賬單、催討欠款、支付員工和承包商的工資，管理訂單和每一筆款項。為了處理好這些事情，他專門購買了一本《商人的輔助和法律指南》，改進工作流程。隨后，美國內戰爆發，更是將整個社會拖入戰爭的深淵。在這種困頓中，1862年5月6日，梭羅在寂寥中撒手人寰，享年45歲。

他只有在討要稿費時，才是個債權人。沃爾斯在《梭羅傳：完整的一生》中，記載過好幾段梭羅并不成功的討要稿費的經歷。然而，作為一個剛剛出道的小作家，他的稿費本身不多，而且欠付的稿費大多要不回來。

終其一生，梭羅并沒有過幾天好日子。他的筆下有名作《瓦爾登湖》，但他所聞所見所經歷的，多與債務有關。梭羅可能永遠也想不到，他生前債臺高筑，身后卻靠自己的文學作品名滿天下。

（作者陳夏紅為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