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個月內捐精693次成為533個孩子的爹……

捐精的入圍難度超過上哈佛……

上述兩個說法，一個出自2011年的加拿大電影《星爸客》，一個出自美國的捐精廣告，透過這兩個說法，我們至少可以知道了，捐精的潛在問題和難度。

最近幾個月，因庫存告急，各地人類精子庫向全社會發(fā)出捐精倡議，輔助生殖不孕不育的治療和科研。不少人類高質量男性為“升華個人價值、挽救家庭、繁榮民族、和諧社會……”而躍躍欲試。

在這種正規(guī)渠道中，完善的供精使用管理體系將有利于避免不必要的倫理糾紛。

而在澳大利亞，當正規(guī)途徑的精子捐獻變得越來越麻煩時，不少人開始轉向不受監(jiān)控的私人途徑，潛在的遺傳疾病、倫理問題也隨之埋下隱患。

01

精子捐贈“見面會”

塔瑪拉·梅和布羅迪·梅和他們孩子的父親見面了，就在他家附近。他走了出來，把他的捐贈物——他的精子——給了他們，之后兩人回家對塔瑪拉進行了人工授精，塔瑪拉生下了一個男嬰。

這對夫婦一開始先是去了一家試管嬰兒診所，去研究他們的懷孕方案。

塔瑪拉說：“整個過程有點讓人不知所措，因為信息量太大了。我們不得不支付750美元，只是為了看一眼捐贈者名單。我當時想，就僅僅是看一份捐贈者名單，花的錢可真不少。”

“然后我們想，我們還是通過私人途徑解決吧。”

圖 | 《老友記》

這對夫婦正與播主兼精子捐贈者亞當·胡珀交談，他即將迎來他的第30個孩子，并計劃在本周末到南澳大利亞進行精子捐贈“見面會”。

胡珀運營著澳大利亞最受歡迎的精子捐贈臉書小組之一。當尋找精子捐贈者的官方程序耗時過長或費用過高時，女性們常會求助于該小組或其他類似的組織。

捐贈者和接受者會在該站點上發(fā)布介紹。他們可能會描述他們的長相，他們的年齡，他們來自哪里，他們是否對共同撫養(yǎng)孩子感興趣。

澳大利亞及新西蘭不孕不育咨詢師協(xié)會主席麗貝卡·克納說，不同診所關于精子捐贈者的等待名單長短各不相同，但最長可達2年。疫情使原先就存在的精子短缺問題更加惡化。對于一些女性來說，尋找捐贈者的需求可能變得很迫切——于是她們轉向了不受監(jiān)管的在線精子捐贈世界。

圖| 哈佛大學公共課 公正：該如何做是好

02

不受監(jiān)管精子的危險性

有大批的生育專家正在警告女性們非正式精子捐贈的健康及法律風險，克納就是其中之一。

一些社交媒體團體為捐贈者和接受者牽線搭橋，來避免昂貴而復雜的臨床過程。已有數(shù)以千計的澳大利亞人加入了這些團體。

專家說，通過診所接受捐贈意味著會有嚴格的測試流程、咨詢程序和法律保護。但在不受監(jiān)管的情況下，精子可能攜帶傳染性或遺傳性疾病，或者質量很差。而在沒有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捐贈者有可能要求成為孩子的父母，或者在不愿意的情況下被強行要求履行父母的義務。

另一個問題是捐贈者會有無限的孩子，這些孩子可能在不知不覺中與他們未知的同父異母兄弟姐妹發(fā)生亂倫關系。有這么多兄弟姐妹，也可能對捐贈者懷有的孩子造成創(chuàng)傷——如果他們發(fā)現(xiàn)真相的話。

圖 | 《星爸客》

克納說，在這樣一個充斥著“不實之詞”的地方，關于她們所做的決定，女性應當“被賦予權利并被充分告知”。

非正式捐贈者能夠突破澳大利亞各地為捐贈者兄弟姐妹數(shù)量所設的上限（在有上限的地方，出生數(shù)量將限制在5或10），同時也大大增加了他們之間亂倫的可能性。

“我們所缺少的是適用于現(xiàn)狀的法律。”克納說。

“精子短缺”不太可能歸結于一個特定的數(shù)字，因為并沒有什么中央注冊系統(tǒng)，診所可能從海外精子庫、本地捐贈者和接受者認識的捐贈者那里獲取精子。

克納說，雖然她聽說過等待時間可能會長達兩年，但具體情況還是各不相同的。

在全國各地都設有診所的“城市生育集團”說，“捐贈的、注冊的和經過基因測試的精子”不存在短缺。

首席執(zhí)行官阿德南·卡塔科維奇說，捐贈是免費的，但需要支付大約1000美元，以支付測試、注冊、儲存、運輸、咨詢和其他費用。其他診所列出的費用為2000美元或更多。

“健康無價”（該公司在各州也有診所）說，對于“供不應求”的精子捐贈者檔案來說，每個捐贈者對應著三個接受者。但因為去年的捐贈者增加了30%，該診所希望能縮短今年的等待名單。

有一些診所說他們沒有設等待名單，盡管測試和咨詢總會延遲一段時間。

03

“顯然有些地方有待改進”

網(wǎng)上不受監(jiān)管的捐贈網(wǎng)站提供的不僅僅是與捐贈者見面的機會，還有人工授精包、維生素和營養(yǎng)補充劑，甚至還有住宿預訂。

維多利亞州輔助生殖治療管理局首席執(zhí)行官安娜·麥克勞德說，受監(jiān)管的試管嬰兒診所會保護受援者、捐贈者和孩子。

她說：“通過診所捐獻精子的人要接受艾滋病毒等傳染病的篩查，這些傳染病可能會傳給婦女和她的孩子。”

“他們還要完成遺傳健康問卷，這可能會給婦女和她的孩子進一步提供有用的信息。”

“另一個風險是，那些通過非正式安排捐獻精子的人可能會聲稱自己是孩子的父母，這可能會引發(fā)探視或共同監(jiān)護權的問題。最后，還有一個風險是，捐贈者可能不會提供他們的真實細節(jié)。”

澳大利亞受助懷孕者中心（DCA）說，在線行業(yè)缺乏監(jiān)管，“這增加了父母和孩子的風險”。

“他們沒有經過同樣嚴格的遺傳和心理篩查。”DCA說。

胡珀說，他決定“不去數(shù)”自己有多少個孩子，但他指出去年有報道說他有25個孩子。

他說：“目前正有一對夫妻在來找我的路上。上周有兩個我的孩子出生。”

胡珀的澳大利亞精子捐贈網(wǎng)站有16,000多名會員。

他說，總的來說，自2015年以來，他的網(wǎng)站已經促成了多達4000個孩子的出生，盡管真實數(shù)字很難確定。他說，他會對參與者進行審查，但每個人都應該意識到其中所有的危險。

圖 | 紀錄片《我們的父親》

胡珀說，診所橫加指責只是因為“急于尋找捐贈者”，而且他對于不應該在他的網(wǎng)站上出現(xiàn)的人是有“感應”的。

據(jù)胡珀說，通過他網(wǎng)站聯(lián)系的人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問題，但用戶應該權衡風險。

“難道我們應該取締約會應用程序嗎？人們會死在路上——那我們應該禁止駕駛嗎？”

“歸根結底，你要意識到危險。作為成年人，你應當可以做一些你能夠接受的事。如果你覺得不適，就不要做。”

克納說，輔助生殖診所應該改善途徑，為人們找到“更容易、更低成本的選擇”。

“在我們的線下世界里，顯然有些地方沒做到位，才會使人們想去網(wǎng)上做這件事。”她說。

編譯/姜檸檬 排版/阿桃 監(jiān)制/April

原標題：《當捐精難于上哈佛，澳大利亞人轉向地下精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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