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作為一個詞匯，是如此富有中國特色，諸如relation、relationship、connection、ties之類，都難以曲盡其妙。以至于在英文世界里，也只能特別發明一個單詞“Guanxi”來和它對應——實際上這個詞早已登堂入室，進入牛津英語大詞典了。

和“腐敗”一樣，“關系”對很多人來說有點兒像長沙火宮殿的名小吃臭豆腐：聞起來臭，吃起來香。在正式場合，“關系”這個詞并不討喜，尤其是前面再加上一個字：“搞”。當人們說起某人熱衷于“搞關系”、某個單位“搞關系”成風之類，大概都會伴之以鄙夷的神情。不過一旦自己身臨其境，不少人的第一反應還是：能不能托點兒關系？

翻開現在高中生必讀的四大名著，毫不夸張地說，每一部講述的都是以血緣或者準血緣為基礎的“關系”世界里的故事：打草鞋的要起事，先得強調自己是“劉皇叔”，這是和大漢朝廷攀關系；桃園三結義，這是關系的升級，從非血緣的朋友升級為準血緣的拜把子兄弟；梁山泊聚義廳的結拜，孫悟空在各路神仙處的面子，劉姥姥托周瑞家的進榮國府……也處處都是關系。

關系和稀缺資源的配置息息相關。如果不是曹騰的養子，曹嵩就沒法繼承曹騰的侯爵，曹操也未必有機會“挾天子以令諸侯”，中國的中古史就得改寫。如果沒有眾多關系加持，宋江就不可能大搖大擺地到“潯陽樓”喝酒題反詩，而只能老老實實在江州的監獄里服刑。如果不是賈母的外孫女，林妹妹根本沒機會進賈府，更不可能和寶哥哥演繹浪漫凄美的愛情故事。反過來，但凡有老鼠精、玉兔精一半的關系，白骨精就不會死在孫猴子的金箍棒下。

時至今日，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當中，關系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照樣不容忽視。在美國的人才市場上，熟悉情況的導師或者同行專家的推薦信，對于博士生就業仍然至關重要。墨西哥籍的勞動者在美國勞動市場找工作，同鄉等熟人網絡也是重要的社會資源。

按照美國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在《找工作：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研究》一書中的意見，人們之間的聯系可以分為兩種：“弱紐帶”與“強紐帶”。所謂弱紐帶，他界定為一年見面一次的聯系，這近似于人們常說的“泛泛之交”。而強紐帶則意味著更加緊密的互動，比如父母兄弟姐妹等家庭或家族紐帶，導師和學生之間緊密的師生關系，交往頻繁的朋友、同鄉關系等等。

《找工作：關系人與職業生涯的研究》，馬克·格蘭諾維特 著，張文宏 譯，薄荷實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版

格蘭諾維特的研究表明，對于個人而言，弱紐帶的經濟價值要高于強聯系。他的解釋是，強紐帶構成的網絡雖然信息傳遞性更強，但也更加封閉，即強紐帶的個體之間共享著高度重合的信息，因此可以通過交往所獲得的新知識是很有限的，而弱紐帶則是雖然更松散、信息傳遞性更差，但同時也更開放的網絡，個體之間則可以通過面對面溝通，獲得更多完全不同的新知識來源，從而發現更多的經濟機會。

顯而易見，本文所討論的“關系”，更接近的不是格蘭諾維特研究中的弱聯系，而是強聯系。

這種強聯系的特點，一是成員之間相互熟悉程度比較高，二是聯系人規模比較小，三是交往頻率比較高，四是穩定、可持續。與這些特點相適應，人們之間的強聯系通常建立在血緣、地緣、共同的價值觀、長期的合作等的基礎之上。

上述特點意味著，“關系”作為稀缺資源的配置機制，一個最基本的特點是，它是基于“身份”的，或者說，是高度“人格化”的。

換言之，如果一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由“關系”決定，也就意味著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取決于他在“關系”網絡中的身份。他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是誰，他爸爸是誰，媽媽是誰，爺爺奶奶是誰，外公外婆是誰，和誰結婚，做誰的學生，和誰交朋友，如此等等。

理論上，這種基于“身份”的關系，對應的很可能是一種低效率的均衡狀態。

原因很簡單：以身份為基礎的強關系網絡，意味著每個成員能夠深度參與的合作網絡不可能太大，基本上就是他所熟悉的人構成的強紐帶網絡。雖然強紐帶網絡成員內部的信息交流成本低，成員之間信任程度高，但不同的強紐帶網絡之間的信息交流成本卻非常高，相互信任程度也很低。

于是，整個社會就被分割成一個個封閉的小“圈子”，也就形成一道道無形的壁壘。這些壁壘阻礙著不同圈子之間的交易，從而形成并不斷強化著對交易范圍擴張和社會分工深化的桎梏。

這種低效率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裙帶關系”盛行和要素流動受阻。

首先，強紐帶網絡內部不可避免地形成各種裙帶關系。這是因為，熟人之間因為交往密切而有著更強的親近感，加上現實世界是一個信息高度不對稱的社會，而熟人之間因為“知根知底”有著更高的信任感，所以人們傾向于將經濟機會留給“圈子”內的“自己人”，而不是能力更強或者資源使用效率更高的“外人”。

其次，強紐帶網絡必然阻礙人和生產要素跨區域或者跨行業的流動。在“圈子”文化盛行的環境下，個體離開原有“圈子”就意味著失去“圈子”所帶來的各種機會和安全感，而又很難再進入新的“圈子”。換言之，人們很容易被禁錮在特定的地理區域或者行業領域之內。

人類為什么能夠從低效率的“馬爾薩斯陷阱”中逃離出來，進入持續內生增長的現代文明？一個常見的解釋是：工業革命。

經濟史學家克拉克（Clark）說，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1800年前后開始的工業革命；其他事件可能也有趣，但都不關鍵。

那么工業革命為什么會發生呢？很多人歸因于瓦特改良蒸汽機等一系列技術發明。但實際上這一系列技術發明本身只是工業革命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工業革命發生的原因。

追根溯源，工業革命的發生，離不開制度的深刻變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產權制度的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契約和法制社會的興起。產權制度變革最核心的特征，就是人們的權利，或者說人們的行動空間，從基于“人格”或者說“身份”，轉向了基于“物”或者說“財產”。

現在民法典里關于財產權利的法律，就叫做“物權法”。

這一轉變的重要性在于，人們的經濟活動擺脫了以身份為基礎的強紐帶網絡的束縛，可以和同樣擁有以“物”為基礎的權利的陌生人，通過簽訂契約的方式進行交易。這樣一來，分工和合作網絡就突破了熟人社會的小圈子，擴展到更加廣闊的空間。

現在我們日常消費的商品，無論手機還是咖啡，可以說都是全球化的產物，即全球范圍內陌生人相互合作的成果——盡管這些合作者不僅相互一無所知，而且可能擁有完全不同的價值觀，甚至可能相互仇視！

這個轉換也就是市場經濟成功的秘密。

也正是因為上述原因，所以梅因在《古代法》里的那句名言才廣為傳誦：“所有社會進步的運動，到此為止，都是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

于是，我們幾乎可以馬上得出結論：基于身份的“關系”網絡，對于提升經濟效率而言，是不利的；一個社會隨著市場化的不斷推進，基于身份的“關系”必然逐步消退，并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但是，在過去四十余年，在市場化快速推進的同時，以“強紐帶”為基礎、以人格化交易為基本特征的“關系”網絡，卻仍然在中國的經濟社會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并對經濟運行的績效產生著復雜而重要的影響。

（作者李輝文為上海對外經貿大學教授、區域與產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