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學者唐納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就親歷了南部大平原的黑色大風暴。那時候，連泥土也在發狂。在那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并非是一次或兩次，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復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沙子打得窗子嘎嘎響，粉塵粘住人們的嘴唇，美好的青春變成絕望，貧困吞噬著人們的自信心。

根據自己的經歷，在令人印象深刻和富于想象力的基礎上，沃斯特教授寫就了《塵暴：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一書。在他的筆下，塵暴不只是一種自然災害，更牽涉復雜的政治和經濟因素。

末日之下：黑色風暴滾滾而至

氣象局在大平原的各個分站報道，1932年全年有幾次小塵暴，1933年４月則多達179次，同年11月的一次大風暴一直刮到了佐治亞州和紐約。而1934年5月的風暴打擊，在一個新的黑暗時代的影響尤為深遠。

５月９日，從蒙大拿和懷俄明吹來的塵土在地面上飛旋著，被強勁的高層的風帶著，向東面的南北達科他兩州吹去。更多的塵土被吹入氣流中，直到35000萬噸塵土飄向東部美國的城市地區為止。那一天下午的晚些時候，風暴到達了迪比克和麥迪遜，到了晚上，1200萬噸塵土像下雪一樣覆蓋了芝加哥———城里平均每人４磅。

科羅拉多的塵暴

5月10日中午，布法羅被塵土遮得昏暗一片，不斷加深的黑暗向南延伸到好幾個州，其速度之快達到了每小時100英里。5月11日拂曉，塵土已落到了波士頓、紐約、華盛頓、亞特蘭大的上空，然后風暴移到了海上。薩凡那的天空在5月19日整天都是昏暗的，它是最后一個報道塵暴情況的城市。不過，在大西洋上仍然有船只，有些在海岸300英里以外，在隨后的一天或兩天里發現甲板上有塵土。

在大平原的老年居民的記憶中，最黑暗的一年則是1935年，尤其是從3月1日到4月中旬的早春的幾個星期。那時塵暴才充分顯示其真面目。堪薩斯西部的春天本可稱得上是一個威拉·凱瑟的世界———草地鷯在飛翔，白頭翁和野馬鞭草花在開放，涼臺邊有紫丁香，一個風車迅速地轉動著，干凈的白窗簾在微風中飄動，桶里是清涼的水，然而，這都不是1935年的景象。

地面滾著流沙，風沙遮蔽天日，圖片來自國家檔案館

在一次2月的熱浪之后(那個月在托皮卡氣溫達到75華氏度)，沙塵開始穿過堪薩斯、俄克拉何馬和得克薩斯。在接下來的6個星期，從拂曉到日落，難得看到一個明凈的天空。3月15日，丹佛報道說，一場嚴峻的塵暴正在向東推進。堪薩斯人沒有注意收音機的警告，照常進行著他們的生意，而且后來也還不知道是什么襲擊了他們。當塵暴到達史密斯中心時，小鎮的印刷工人納特·懷特正在電影院，當他從出口走出來時，就好像有人給他的眼睛蒙上了眼罩，他撞到了電話柱子上，在一個小過道里他的小腿脛因碰到一些盒子和罐頭而擦傷。他趴在地上，沿著路邊石向一個燈光昏暗的房子爬去。一個７歲的男孩轉來轉去并在黑暗中迷了路，后來一個搜索隊找到了他，但已經在塵土堆邊窒息而死。另一個孩子比較幸運，被找到的時候還活著，他被纏在一個帶刺的鐵絲網中。在科爾比，一列火車因沙塵而出了軌，旅客們在車廂里度過了可怕的12個小時。                

適者生存：一種文化生態學

在達爾文的自然界里，適者生存，但是從來都難確定，究竟誰或什么是最能適應的。資本主義將被證明是最適應者，或還有某種別的事物? 自然體系的農業或飼養場工業，西班牙語裔或盎格魯人，野牛草或高粱將能適應? 美國人對大平原僅僅一個或兩個世紀的統治，并不能成為預言任何社會或機制可以長期生存概率的根據。在如此短暫階段的基礎上，沒有歷史學家、環境史學家或其他人，能夠挑選出一個未來的贏家。

不過，仔細查看過去，無論遙遠或最近，都能夠啟示人們可以將信任和自信置于何處，都能夠揭示什么在過去是失敗的，并且可能再失敗，還能夠將好消息與壞消息區別開來。如果歷史學家們意圖為那些需要在生命游戲中，慎重決定支持何樣的政策與參與者的人，提出有價值的建議，他們就必須要做好這種仔細的查看。

人對自然的適應從來都不僅僅是一個技術上的理解和創造能力的問題。如果真是那樣，那么，從科學和機械的意義上來看，那些高度發達的文化最能適應它們的環境了。其實，這些文化屬于世界上最缺乏適應性的那一類；其高超之處，在于對自然極限的漠視，而不是尊重和克制的品質。

“吹光了，烤焦了，崩潰了”，圖片來自俄克拉何馬州歷史學會

當然，在生態秩序的生活需要知識和適當的技術，但更重要的是一種能深刻地感知那種秩序的輪廓并知道人是其中一部分的能力。當自我和社區兩者相互之間的認同變得與那片土地及其生命結構之間的認同難以區別時，適應性，就像一只麋鹿穿過山艾叢一樣，幾乎本能地隨之出現了。房屋和田野，工具和傳統，都是從這片完全與青草相適應的土地上產生的；它們和自然的任何一部分一樣，肯定是適得其所的。這是真正的適應，它的內涵比淺薄的管理技巧要豐富得多。它出自一種地方感，一種即刻就有的能使一片土地發揮出它所有的功能的理解力，和一種屬于并擁有其獨特性的感情。因為人是一種社會動物，所以意識是一種群體的，同時也是一種個人的能力——實際上，正是社區才成為一種主要的適應單位。因而，地方感是一種復雜的適應力，由此，個人反映了社區，社區則反映了自然體系，同時從這各種相互依賴之中出現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生態學。                    

資本產物：對經濟體系的思考

塵暴地區提供了一個最好的機會，使土地利用規劃者們得以盡可能地具體和有說服力地證明其關于生產極限的主張，并把地區性的問題與全國性問題聯系起來。塵暴及其難民使國內許多人意識到那兒存在著嚴重的失調。小麥過剩對造成了這種狀況的美國農業擴張的動力提出了疑問。少數像劉易斯格雷和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這樣的聯邦政府的規劃者，曾考察過西歐可行的土地利用態度和政策，并且勇敢地談論過在美國建立一個新的生態和經濟體系——一個與自然處于均衡狀態，并從資本主義精神中撤退出來的國家。

但是，對塵暴地區來說，和其他地方一樣，新的資源保護還遠遠沒有達到其最終的目標。不論是農業經濟署的縣規劃委員會還是地區性小組，如大平原委員會，都不能向重建方向走得很遠。根據這種經濟的集中化性質，所需要的是對商業化農業的一種大幅度的替換——至少是一種更為清楚地加以界定的“中間立場”。缺乏這一點的任何選擇，都太零散，太半心半意，因此不能真正發生作用。在沒有聯邦領導的情況下，一個縣或一個地區是不可能單獨制定一種新的土地利用體系的。

這樣的一種國家抉擇之所以不能出現，部分原因在于一個事實，即像華盛頓的格雷和特格韋爾這些人，對更廣泛的問題沒給予足夠的重視，同時在談論變革的幅度時也不夠大膽。作為解決問題者，他們常常不可避免地陷入大蕭條時期的美國迫在眉睫的問題之中。沒有更多的政治上的支持，他們大概也不可能比他們所曾做過的向真正的經濟重建走得更遠。

而且，就其所關注的所有問題而言，整個國家和大平原一樣，至今還沒準備聽取或支持根本的環境變革。貪婪的福音仍然是美國人的宗教。它的信仰者不僅包括真正的窮人，其生活標準甚至不如歐洲農民，而且還有中產階級，他們并未放棄那種沒有消費極限的社會的理想。對大多數公民來說，根據他們隨后的行為來判斷，1930年代所帶來的，僅僅是一種對增長最大化信條的暫時的清醒，而這一點很快就被一種認為他們舊的信條會盡快復蘇的傾向所替代。因此，擴大生產而非面對極限依然是大平原的主要功能。盡管有很多風暴，這一地區仍然被期盼并被鼓勵在國家進步的競賽中作出自己的貢獻。

《塵暴：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

【本文摘編自《塵暴：20世紀30年代美國南部大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