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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江山︱地景與鄉土:集體認知中的基礎設施
建筑設計群展“基建江山:共同體話語的空間根基”于6月30日至9月9日在OCAT上海館展出。澎湃新聞市政廳將刊發多篇展覽主題相關的論壇實錄。本文節選自開幕對談,由建筑師、研究者、建筑評論者與參展人共話基礎設施與城市景觀空間。

譚崢(青年建筑評論家,城市研究者,同濟大學助理教授):基礎設施相關的城市形態問題一直是我關注的領域。那么,基礎設施這個詞大眾能聽得懂嗎?我想,說得多了,大家就都能明白,更何況這個概念本來就存在,只不過不一定在我們的日常語境里面;一個展覽本身具有公眾教育的功能,也有一點點實驗的功能,因此提出一個概念未嘗不可。
馮路老師在這里策劃過一個展覽叫《格物》,建筑學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窮盡事物的事理,我們這個展覽延續馮路老師提出的任務,但格的不是一個物了,而是一個系統、一個網絡。
韋氏字典是這么解釋基礎設施的:基礎設施是分配公共資源的系統,是使一個區域、城市或國家正常運作的、最基本的系統。系統有什么特征呢?系統是一個無形的東西。比如說城市發展中留下了很多習慣,很多技術性、社會性的制度,這些制度可能跟空間有關系,我們也可以認為它是一種軟性的基礎設施,它可能在局部有一些表現,會表征出來,但是它不會有形狀。
那么我們怎么把握住它呢?有幾種方式:或觀察它的局部,或用圖解描繪它,或介入它的日常運作。我策劃這個展就是嘗試做一種將無形顯形的空間研究。展覽具體分為兩個館(區域),我主要負責A館,基建景觀。基建往往會構成一種奇觀,它(尺度)非常龐大,只有這種奇觀跟我們身體發生關系的時候,我們才能發現它;當我們去觸摸它、體驗它、行走它、“蹂躪”它的時候,就能理解它了。除此以外我們很難構建關于基礎設施的日常知識,如果我要把這種東西表現出來,往往會形成一種奇觀。
王翊加老師負責的B館更多是落在人類學、社會學的遺產等方面,關于鄉土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空間問題。前現代的基礎設施可能不像當代的,比如說我們有水管網絡、互聯網、交通網絡,前現代沒有這種東西。在那個年代,儀式、習俗、制度、體現在哪些層面,這也是一種基礎設施,以各種各樣有形或者無形的、文化上、符號上的形式表達。
我就簡單地開題一下,接下來先請田老師說兩句。
田寶江(同濟大學副教授):很高興來到現場,前段時間我參與了譚老師的一個研究生課程,他們去調研指標對城市形態的影響,被我罵得挺厲害,我說你們這幫人研究指標,指標提都沒提啊,要把它變成一個基礎、根基性的東西,(才能)保證城市能夠運轉。包括你們說的習俗,人的各種關系、習慣,也是一種基礎。
對我們規劃師來講,基礎設施是非常熟悉的一個事,但是我們對基礎設施的理解通常是市政,給水排水、電力電線、道路橋梁,我們叫市政基礎設施。后來我們發現譚老師他們把這個內涵都拓展了,把它變成一個根基性的東西,保證這個城市能夠運轉的東西。我想想有道理,就是說一個人或者一件事物的定位,跟他所處的網絡關系是密切相關的。
我發現展覽里面讓我隱約感興趣地幾個點。第一個就是基礎設施跟我們所謂的地理環境的關系是怎么樣的。我們可能先去研究規范,研究各個管道的距離、安全距離、隔離距離,等等,這是第一位的,因為我們認為這是基礎設施必須要遵從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后來發現,這樣可能會帶來很多問題。比如我們會看到很多變電站、變電箱很丑陋地矗立在那里,然后景觀師、建筑師就想辦法了,包一個什么外殼把它給掩藏起來。這說明其實基礎設施跟景觀、跟我們的生活可能是一體的,是我們的專業劃分把它人為割裂開了。
最近大家也在聊城市設計到底應該干什么,它其實應該起到一個整合的作用。我認為我們的專業劃分是有問題的,憑什么這個是建筑學的事,這個是規劃的事,這個是景觀的事?城市本身就是一個綜合體,我們專業給它分為建筑、規劃、景觀;我們的城市設計或者是基礎性的景觀可不可以起到一個整合的作用?就是一開始先不要分專業,先要分這件事應該要干什么、為誰服務、提供什么樣的功能,然后大家來說規劃先干什么、建筑怎么配、景觀怎么配,它應該是一個整合的機制。所以今天看到這個展覽,我覺得很興奮的一點就是它模糊了專業的界限。
譚老師跟王老師通過這個展把很多不同專業的人給揉在一起,大家共同來看這一件事情,這樣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特別新的視角。我們對基礎設計的理解要更廣泛,它不是一個市政的概念,可能是一個最根基的概念,它跟人、環境都是密切相關的。第二個就是,我們通過這樣一個展覽把專業的壁壘給打破,也把我們各個專業的優勢給發揮出來,使得我們的生活除了那個硬梆梆的管道設施以外,還有景觀,還有文化、思想、藝術。
就像羅馬幾千年前的輸水道,你說它是一個市政設施嗎?肯定是的:輸水的;但是它又是最偉大的一個建筑設計或者景觀工程。我覺得我們的老祖宗,幾千年前就開始做這個事了,我們現在反而把這些東西都丟掉了。今天這個展覽我覺得是一個契機,幫助我們把這些東西找回來。
張佳晶(上海高目建筑設計咨詢有限公司主持設計師):剛剛田老師講的專業劃分的事情,確實在我們各個高校里都是一個問題,原來是為了方便,比如說本來都是蓋房子,分成了建筑學,分出城市規劃、風景園林,然后再到公建、土建,專業細分是為了讓研究學科更方便。但是劃分了之后其實就代表了新的壁壘,到了現在,我們這樣的建筑師在外面做的事情和大學里教的,其實已經基本上沒有關系了。
我覺得在當下社會,我在實踐中已經分不清楚建筑、規劃、景觀和市政了。比如說我們現在做的事情:上海黃浦濱江貫通。政府在我們的心目中應該是保守的代名詞,結果反倒先讓上海最一線的、你們耳熟能詳的建筑師做市政橋梁設計,橋梁做完之后非常成功。這個時候甲方、政府、開發商已經開始模糊這個邊界了,但我們的大學教育可能還在固守著學科的邊界。建筑學和規劃學看同一件事情,可能視角不一樣,然后再看否能跨界,能否牽扯到其他專業領域。比如說我們做的一個夏令營就是跟社會學合作,其實也就是用不同的視角看一個整體。
建筑學要跳出一個新的高度,然后重新審視本來就在一塊的、唯一的那個事物,這樣建筑學才可能深刻地或者是永久地發展下去。學院派確實要向實踐建筑師學習,我倒不是說學院建筑不對,但是實踐跟學院的差距真的是非常大的。所以每次回學校教課我都感觸很深。我現在理解的基礎設施是一種系統,這個系統里面的核心是算法,城市的建筑師可能在做一個小區或者一個商業綜合體,這些東西登不了建筑學的大雅之堂,但是它背后承載著這個城市里復雜的算法,而支撐這個算法的可能和基礎設施有關,算法主導的時代已經來臨。
馮路(無樣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師):現在建筑其實很火熱,到處都是各種展覽。展覽一定要有一個學術性的訴求或者一個思考的框架,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譚老師跟王老師的展覽“基建江山”。說前沿吧,它確實是挺新的,脫離了傳統建筑學的那種框架;但是你說它很新吧,真的很新嗎?它其實也并不新,仍屬于建筑學也好、城市規劃也好,一直在討論的范疇。
關于這個展覽的主題,我會說三組關健詞,第一組關鍵詞就是它是固定和流動的兩種東西的比較。基礎設施,我會想到建筑的基礎設施,像建筑的地基;森佩爾說的建筑四元素,其中有一個就是土基工程。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概念,到現在依然存在——所有的房子都是有基礎的。那么它是一種固定的的東西,是為了獲得一種永恒性:我們蓋個房子是為了使用50年、100年以上的。到后面就開始向流動性轉向,這是一種現代性的結果。
基礎設施開始是給排水管道、電線這些東西,它的載體——管道——是固定的,但它的內容是流動的:水要流動,電也要流動,然后建筑師都知道有一個詞叫隱蔽工程,這些(基礎設施)通常都被稱為隱蔽工程,因為傳統上它是屬于建筑形式之外的事情,要被遮起來,就是說它沒有表達這個事情的權力。水電基礎設施這些東西,其實是科學技術的產物,在人文的時代,科學技術是一個很Low(低)的東西,純技術性的;到現代以后,科技變得非常powerful(強大),人文反而變得無足輕重。
所以我們發現城市里基礎設施主要是以流動性為主的,就像譚老師說的,真正意義上的infrastructure(基礎設施)是一種系統,系統重要的是關聯,要關聯就一定不是一個固化的東西。但是2000年之后,它重新又向固定的東西轉向。比如張佳晶老師做了很多橋,為什么要建筑師去做一個橋呢,肯定不是要建筑師去設計那個流動性,而是要設計一個橋本身,就是橋的模樣,這時交通反而變得不重要了,只有它長什么樣子很重要,這是有趣的一個轉向。
接下來,它是從不可見的狀態變成可見的狀態。通常意義上的基礎設施也好,隱蔽工程也好,通常是被隱藏的,被排除在通常的城市空間經驗之外?,F在變得可見,是因為它力量太強大了,不是技術本身帶來的力量,而是技術跟資本已經被強力地綁在一起了。比如說在城市里面,道路越來越主導你對這個城市的理解。今天我們開車可以選擇不擁堵的道路,因為你看得到堵車的道路,你可以提前選好。從不可見到變成可見,這是一個很大的事。
最后一個轉向,顯然是從物質到空間的轉變。比如說電,它還是物質的,電子的傳遞你看不見,但它還是物質。到了當代,空間變得最重要,這個空間不僅僅是形式的東西——它那個樣子;還有一個空間直接的生產。比如說地鐵站周邊的地產開發,它跟交通設施關系緊密,它直接帶來空間的價值。從物質性的東西上升到空間性的東西,這個對于建筑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我知道有一部分參展的作品是關于鄉村的,我覺得這個挺有意思的,因為現在鄉建是一個熱點。建筑師進入到鄉村,必然會帶來一些所謂現代的基礎設施的模式。原先農村的排水都靠自然,你一進去要組織什么亂七八糟的基礎設施,其實這是一種所謂現代科學的、理性的技術進入到鄉村,進入到一個自然系統,這個事實際上是很危險的。我簡單說到這兒,我想把話筒交給另外一個策展人,講講鄉村的情況。

王翊加(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研究專員):B館的主要內容跟鄉村有關,展覽上很多東西都是我們觀察到的前現代的一些東西,然后它和現代碰撞之后發生了些什么。如果用張佳晶老師說的算法來解釋,我們整個世界是由算法組成的,但是有很多套不同算法,兩套算法碰到一起的時候誰說了算?一套算法占上風了,但是另一套的算法跟絕大多數人不一樣,怎么處理?就妥協嗎?也不一定。所以我們展的內容,說得更具像一點,就是在鄉村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鄉村的一些人,他們是怎么來處理這些問題的,他們的世界觀和我們的城市化形成的空間,其實是不能融洽相處的,他們是怎么來協調這些矛盾的。
另外一種情境就是,兩種算法在兩組不同的人身上發生,他們怎么PK;如果兩種算法發生在同一個人身上,這個人可能就分裂了,或者是擰巴了,這種情況下他自己怎么來協調這件事?所以我們的展覽里面還有一個內容,關于建造者本身,兩種不同建造的邏輯落在一個人身上的時候,他怎么自己來做調和?他在原來的基礎上接受新的東西,然后把新東西內化,也是我們主要展示的一個內容。
這就涉及到了剛才馮路老師說的鄉建的問題。我們做一個介入者和當地的那些人,比如傳統的工匠,跟他們合作了什么,或者發生了什么情況。如果觀察到那些人對這種新知識的接納,這個雙方互相影響的過程,其實是特別有趣的。比如孫久強老師他們的項目,我覺得本身就是一個研究對象,所以我們希望在這里展示,讓大家來觀察一下,基本上也是按照這個思路去組織展覽的內容吧。

譚崢:再來說地景與鄉土,為什么會取這個標題,其實就像王翊加老師說的,兩套做法、兩個系統碰撞,最顯著的兩個場景,一個是地景,一個是鄉土。為什么在前現代不會有這種矛盾?因為歷史非常漫長的發展已經把這些矛盾都消解了,或者說達到一種和諧了。
為什么在古代我們的基礎設施和日常景觀沒有那么多沖突?為什么我們不會像今天這樣,在城市里面突然看見一個變電站說“哎呀真丑”? “野渡無人舟自橫”,野渡就是一個基礎設施,我不會覺得野渡很難看,野渡很美。為什么?因為它在我們的話語和認知里面都已經被調和了。在現代化里這種調和沒有那么快地發生,我們還不適應,一個飛機場建造在一個城市里面,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可能一個浦東機場的跑道,飛機滑動到停下的這段距離就已經超過了老城廂地區。這種不和諧與沖突,我們還沒有適應。
我們的初衷,一個是張佳晶老師提到的學科整合的問題,規劃、景觀,甚至其他跟工程、空間相關的學科都應該整合。第二個,在我們的文化結構、我們的日常認知里面,這種不和諧是怎么造成的。由于歷史的不同步,我們很多的認知還停留在前現代,但時代已經進步到一個我們沒有辦法想象的程度,不和諧還是會繼續發生下去。我們作為空間的干預者應該對此有一個什么樣的態度。
在座的還有很多參展人,也請他們來說一說。

王博:我自己是藝術家,主要做一些影像方面的工作。大概今年上半年的時候譚崢老師跟我聯系,我之前做過一些跟基礎設施、跟社會學、基礎設施美學相關的東西,所以我們當時見面聊了一下,發現我們的興趣有非常多重疊的地方。我之前的實踐又是跟景觀的制造有關系的,慢慢地我的興趣就轉到景觀跟社會、空間的關系上來,然后就誤入建筑圈了。我覺得很好玩兒的一點,基礎設施是一個可見與不可見的概念,它作為一個景觀是假設被看到的,還是一種我們應該假設看不到的東西?我覺得基礎設施的這種可視性或者與不可視性,有一種很曖昧的關系。

王卓爾:我對于基礎設施這個話題的關注大概從四年前回國開始。那個時候剛剛從荷蘭這樣一個國家回到上海,一下子感覺到特別大的落差。在荷蘭這樣的國家,它的基礎設施基本都是由政府主導的(各個地方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都很相似);但是在上海,不同地區的設施的質量差別還是比較明顯的。于是我在大概在四年前開始做一個新的研究,其中在上海做了三年,之后想把那一套思維放到一個關于河道的研究里面,就是“舟游上?!?,也是因為這個課題,譚崢老師邀請我參加這個展覽。
譚老師在基礎設施這一方面拓得比較寬,不單單局限于我們通常意義上認識的基礎設施,還拓展到其他意義上。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基礎設施非常重要,因為它是用來調劑整個社會公平,進行合理資源分配的一種手段。所以我認為這個展覽的話題本身非常有意義。尤其在過去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大家很少討論設施這個問題,討論更多的,或者說建筑師關注更多的,是造更多的房子、如何快速地擴張一個城市,等等。但是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大家會發現這樣一個快速擴張的時代不見了。如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行更新,可能是未來我們一直要研究的話題。

韓濤:中國以前是存在基礎設施的,我們可以粗線條地把儒家這套思想理解為社會組織藍圖,然后這個規范變成了中國城市基礎設施的大概雛形。我們看到中國每一個城市或者鄉村,大概是用道家宇宙論思想或者五行觀念來完成跟自然對接的基礎設施,而且是以利用為主。
基礎設施本來是接在一個可循環的自然系統中的,但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之中,發生了主動變成被動的轉換。原來我們是主動去營造一種關系,到了19世紀之后,民族國家成了一種主流的力量,開始自上而下地去塑造一種大邏輯;在這種大邏輯下,基礎設施的建設就跟地方生活沒有關系了,它變成一個自上而下的頂層策略。由于把西方的現代性技術裹挾了進來,我們的基礎設施系統就脫離了跟自然循環有關的狀態,進入到了跟西方很接近的(人文與自然)斷裂狀態。
再介紹一下我個人的研究。我比較自然地關心長安街,但是直到最近兩三年,我突然發現長安街最早的形態就是一個廣場,沒有長安街這件事,我頭腦中長期的一些概念,原來是被塑造的。長安街在明清的時候就是一個內院式的、廣場式的空間,到了民國和社會主義時期,也就是中國現代性轉型時期,它才開始變成一個街道。到了建國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長安街一步步地擴散,很多四合院都被一個寬大的馬路所取代。我在梳理這段歷史的時候突然發現,北京最早建城的自然地理系統,實際是建構了長安街的一個重要的文化地理原因。它向東的一個延伸,就是今天的山海關。如果我們通過空間政治的歷史角度去理解,就從一條街道的歷史看到一個民族國家的斷代史,然后在這個大背景中看到建筑學在其中性質的轉變、類型的轉變,我的課題就是在做這樣的一個事情。

孫久強:我來自北京的中國鄉建院,我想說兩個事,一個是我對基礎設施的理解。我覺得這個概念有一個相對的關系,比如對建筑師來說,可能結構的改變就是基礎設施,要把它藏起來;而對于使用建筑的人來說,可能建筑本身就是一個基礎設施。我們覺得某個房子或者場地做得好,只是因為它首先是一個合格的基礎設施;我們覺得這個建筑做得有點突兀,可能是它忽視了自己作為基礎設施的屬性。
再說一下我對鄉建的理解,我在村里干活比較多,我反而覺得可能鄉村和城市在我心目中沒有那么大的區別。作為所謂的專業從業者,我們的工作邏輯是收集需求、分析現狀,然后提出問題、給出策略。
我們做的三個小案例,其實是我們在主體業務之中找到一些小的機會來做的一些嘗試,有的是回應開發商的需求,也有回應政府的需求,回應村民的需求。剛才王老師也說了,今天我們把這三個東西作為一個靶子立在這里,希望大家能多多提意見,謝謝大家。

謝竟思:我的這個作品是跟北京的一個大數據的研究團隊合作的,我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對城市的一些社區、一些街道的數據研究,在此過程中,得出了很多跟城市有關的結論。我的作品集中于兩個區域,一個是深圳的城中村,叫做赤尾村;還有北京的一個社區,叫鴨子橋。在研究這兩個區的時候,我發現了許多問題,包括比如一些城市的老人的習慣空間;在城市更新中,因為一些基礎設施和規劃,導致居民的生活不便利。我用動畫把這些數據反饋出來。
我對基礎設施的理解是這樣的,在以前的意義上,基礎設施其實是對城市的生活空間和人的行為的一種構建。現在,對一個社區或小群體來說,基礎設施其實會引導周圍的生活氛圍,他們的文化內涵和他們的行為和組織方式。我覺得未來的城市和城市規劃更多地需要從一種人文主義的角度去考慮和思索。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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