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殯葬管理條例》面臨修訂的背景下，7月14日至15日于北京舉辦了“中華喪葬禮儀的傳承與改革學術研討會”，五十余名海內外學者就中華傳統喪禮中的人文關懷和當代價值、目前殯葬業管理的理念誤區、殯葬服務業應如何引入人文關懷以彰顯人的尊嚴、海外華人在中華傳統喪葬禮儀傳承與轉化方面的經驗，以及當前殯葬管理業的現狀與問題等方面進行了研討。

2018年7月14日至15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聯合舉辦的“中華喪葬禮儀的傳承與改革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展覽館賓館舉行，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復旦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安徽大學、華僑大學、山東師范大學、曲阜師范大學以及馬來西亞道理書院等單位的五十余名海內外學者參加研討。會議由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趙法生主持，世界研究所趙文洪書記和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彭永捷教授致辭，張立文、李景林、張踐、謝遐齡、方朝暉、吳飛、唐文明、韓星、王慶新、項陽、丁鼎、解光宇、楊春梅、陳進國、何其敏、陳杰思等學者先后發言，就中華傳統喪禮中的人文關懷和當代價值、目前殯葬業管理的理念誤區、殯葬服務業應如何引入人文關懷以彰顯人的尊嚴、海外華人在中華傳統喪葬禮儀傳承與轉化方面的經驗，以及當前殯葬管理業的現狀與問題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討。

本次會議是在中華傳統文化加速復興，我國殯葬改革面臨一系列新問題和新挑戰，以及國家《殯葬管理條例》面臨修訂的背景下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也是1949年以來海內外華人學者首次共同舉辦關于以喪葬禮儀為主題的學術會議。

本次會議研討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傳統喪葬禮儀與意義的理論研究，又有對于現行《殯葬管理條例》局限、弊端的解析，還有對各地喪葬現狀的調研分析，具有鮮明的人文關懷和經世特征。關于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中國臺灣的華人喪葬禮儀經驗的研討，尤其是本次會議的熱點之一。王琛發、王愛平、邱達能、曾煥堂四位學者分別介紹了以上四地華人喪葬禮儀與管理模式，四者雖各特色，卻有一個共同點，即在重視傳承中華禮樂文明精神的基礎上加以現代轉化，使得傳統喪禮中“慎終追遠”的教化功能得以傳續，人文關懷得以表達，逝者和生者得以安頓。相關實踐充分證明，中華傳統禮儀經過因革損益完全可以與現代社會相適應，那種將傳統人生禮儀等同于“四舊”必欲破除而后快的做法，不但表現出對于傳統文化精神的蒙昧無知，在實踐上也是頗不足取的。

會議認為，相比之下，我國殯葬管理制度在傳承人文精神方面具有明顯不足。1997年頒布的《殯葬管理條例》的指導方針只是強調實行火葬、改革土葬、節約土地和節約喪葬費用等功利目標，而對于“喪葬”這一重要人生禮儀的價值意義缺乏認知與表達。相關規定只注重經濟考量而遺漏了人文關懷，僅具有工具理性而缺乏價值理性。由于《殯葬管理條例》直接指導、規范全國的殯葬服務業，其在指導思想與方針上的偏差將會導致“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后果。近年來，一些地區反復發生的嚴重傷害逝者尊嚴和生者感情的事件，如河南周口平墳、江西上饒強制集中銷毀五千口棺材，以及時有所聞的強行起棺焚棺等，無不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應和海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所有這些事件，與當前殯葬改革本身指導理念上的偏差具有直接關系。如果不解決深層次的理念、觀念問題，類似事件還會不斷重復出現，殯葬改革進程也將始終難以步入坦途。此外，與會學者還根據對閩南、山東、安徽、成都、上海、北京等省市的喪葬現狀調查，對于目前殯葬業管理中所面臨的問題進行了具體分析，提出了一些有針對性的建議。

與會學者認為，以“禮樂文明”著稱的中華文明雖缺乏西方“一神教”式的宗教信仰，卻能維系數千年之久而不中斷，禮樂教化實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禮樂文明中，人生的意義不是通過對于上帝的信仰來解決，而是通過養生送死等一系列生活禮儀來實現。因此，禮樂的毀棄意味著人生意義與價值的喪失，也必然導致道德底線的洞穿，這正是顧炎武所謂“亡文化”。古人說“禮有五經，莫重于祭”，表明了喪祭之禮在禮樂文明中的特殊重要性。在古代先賢心目中，喪禮、祭禮等安頓死亡的禮儀比其他處理日常生活的禮儀更為重要。曾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將重視祭喪之禮視為道德涵養最重要的手段；孟子則明確指出，“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正由于死亡是人生大事，是親人的生離死別，所以喪禮是生命意義的終極體現形式。這決定了喪禮理應比一般日常生活禮節更為隆重，孝子也應更加重視。要知道，日常的侍奉孝敬如有不周備之處，還會有補償機會；而死亡只有一次，逝者不能復生，如果對此不予重視將留下終生遺憾。一個連自己父母的喪事都草草了事、馬虎敷衍之人，其內心世界已可見一斑，要求這樣的人在父母生時能夠恪盡孝道并能關愛和利益眾生，那真是難上加難，“難矣哉”！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傳統喪禮不需要改革，儒家思想從來不缺乏禮儀改革的精神動力。孔子早就提出“禮以時為大”，禮儀必須在因革損益中跟上時代的步伐。但是改革的前提是合理繼承，現代轉化要有轉化的對象。沒有了傳統的根基，所謂的改革如同沙上建塔，注定勞而無功。所以，像近年來山東萊蕪、曲阜等地對于喪禮實行“八取消”或者“十取消”，是以殯葬改革之名行破壞傳統文化之實，這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依然將傳統禮俗等同于“四舊”的錯誤認識，其結果不但挫傷了民眾感情，加劇了干群對立，而且還會摧殘中華傳統文化之根本，近乎梁漱溟所說的“文化自殺”。對于這樣的行為應加以深刻反思并糾偏，使喪禮改革重返傳承與轉化并舉的理性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