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5屆平遙國際電影展上收獲贊譽無數的《宇宙探索編輯部》終于在2023年4月登陸院線。這部電影具備兩種不同的精神氣質：一方面它是以偽紀錄片形式展現的文藝片，另一方面這種偽紀錄片恰恰被很多科幻迷視為一種真正的紀錄和窺視，展現了科幻迷真正的精神氣質。影片英文名 Journey to the West，彰顯了其影迷版《西游記》的雄心，唐志軍版的唐僧、孫一通版的孫悟空，通過手持攝影機搖晃的拍攝，定格下一幕一幕通過致敬、玩梗搭建起的理想主義世界，騎著小毛驢的唐志軍展現了堂吉訶德般的英勇與無畏，帶著天線鍋的孫一通展現了顧城般的詩意與浪漫。

《宇宙探索編輯部》海報

但影片結尾，讓唐志軍回歸現實的處理使得這兩種氣質出現了沖突。對于文藝片受眾而言，影片的主人公應該是觀眾心目中理想主義的化身，他不該也不能向世俗低頭，否則之前像堂吉訶德般的沖鋒本身就會淪為一個笑話。但是對于大多數科幻迷而言，他們都經歷過中學時代對于宇宙的好奇，等到他們進入大學或者大學畢業，那種太空靈的想法通常會回歸現實，或者說他們通常能更圓滑、世故地處理自己內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關系，可能理想主義或者好奇心真的已經消失，也可能沒有，但影片通過浪漫的手法拉長了這一過程，能喚醒自己過去的回憶，回憶和共情變成了比理想主義更打動人心的東西。另外，對于科幻迷或者了解UFO、靈異事件的觀眾而言，自然而然會注意到其對20世紀八九十年代氣功熱、UFO熱的致敬，這種背景設定加強了觀眾的情感呼應，堪稱科幻迷版的《請回答1988》。

換言之，一方面影片著力塑造了唐志軍、孫一通等人的詩意與浪漫，好像在說理想主義很重要，一方面又通過他人之口告訴觀眾，唐志軍只是一個民科，孫一通是一個搞封建迷信的精神病，告訴大家理想主義并不重要，只不過是一個過程，它率先樹立的標靶被它自己否定了，上山是為了下山，這種別扭使得即便能明白電影的主旨的觀眾也未必能心悅誠服地接受，這種別扭正如唐志軍極有可能是編輯部里少數幾個有正式編制的人一樣真實和意味深長。顯然是第二種氣質讓影片與其他文藝片有了不一樣的觀察視角，并且與偽紀錄片的形式完美契合，這種呈現是大多數科幻迷所熟悉的，因為他們自己明確知道自己喜歡什么，同時也知道外界是如何看待他們的。在這里，偽紀錄片鏡頭背后的拍攝者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個第三人稱的上帝視角，讓唐志軍們和外界的人都能被“客觀”地觀察到。當然通過片尾的鏡頭拉長，宇宙變成雙螺旋結構，鏡頭背后的拍攝者的的確確成為了上帝，使得這種科幻的粉絲氣質充滿了整部影片。

但影片之所以能呈現這種命題，本質上在于其草根或者土味，如果唐志軍是一個科學家，一個科學共同體的學者，而不是什么民間科學家的話，整部電影就完全不成立了。事實上，這部影片的點子來源于導演孔大山看到的一則新聞，在那則新聞中一位農民堅信自己冰箱中的膠質人偶是外星人，于是主創開啟了腦洞：如果這是真的呢？新聞的這一段落也幾乎被一模一樣地復刻在電影中。主創們也參加了許多民科、民哲大會，發現他們對自己的理論深信不疑，甚至還有母親帶著重病的兒子前來“死馬當活馬醫”，祈求外星人治好兒子的疾病，儼然有了幾分宗教的色彩。

關于氣功及相關討論本文不打算講述太多，需要提醒的是，對特異功能的研究并不只是中國獨有，美國和蘇聯才是始作俑者，其邏輯在于冷戰背景下，萬一敵對勢力研發成功則會造成己方不可估量的損失，畢竟核武器的前車之鑒才過去沒有多久。這種熱潮隨著冷戰結束暫時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在文化作品中留下了印記，美漫中的超級英雄以X戰警為代表的變種人就是這樣的時代產物，中國香港受內地氣功熱影響，也在多部影片中展示了中國特色的變種人——氣功大師。作為對《賭神》的戲仿和惡搞，《賭圣》《賭霸》《賭俠》系列中氣功可謂起到了決定勝負和生死的作用。這些港片也和氣功熱一樣成為80、90后共同的時代記憶。

《宇宙探索編輯部》劇照

本文真正的討論，依舊從影片中的外星人開始。外星人的確是有可能成為一種宗教的，且不談《三體》中“愿佛祖保佑我主脫離苦海”的曲折和影射，現實生活中歐美和日韓都有打著外星人協會幌子的宗教團體甚至邪教組織。對于天外來客，人類總是懷有樸素的感情，并從自身的立場去理解它。這就不得不提帶有人類學思辨的《上帝也瘋狂》，當一個可樂玻璃瓶從飛機上掉落到原始部落中，當地的土著會如何看待這樣一個從來沒有接觸過的事物呢？對于土著而言飛機就是UFO，可樂瓶就是會反光的神器。這個系列最為癲狂和最具想象力的展開是香港請來了主演歷蘇進行了本地化的翻拍：《非洲和尚》是假如從飛機上掉落到原始部落的不是現代科技的玻璃瓶而且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僵尸，兩個文明之間會發生什么；《香港也瘋狂》是當原始部落的土著歷蘇來到國際化大都市香港會發生什么；《非洲超人》則更進一步，現代運動教練對歷蘇身體發生興趣，想用其方法訓練和調教運動員會發生什么，這里本質上已經和氣功大師沒有區別了。這三部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香港惡搞電影雖然總體藝術成就沒有超出原系列，但是反映出香港電影界的某種文化焦慮。

與之對應的，不妨來看一部大陸真正的紀錄片《天降》。這部紀錄片關注了一個和《上帝也瘋狂》類似的問題，只不過這一次不是沒有危險的玻璃瓶，而是真正的火箭發射殘骸，當地人民也不是一無所知的原始部落，而是有一定現代知識但是經濟文化都不發達的大陸偏遠山區。這時候，問題變得更為現實、具體，也按照現代社會的邏輯進行展開，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火箭發射時是否有預警，是否做好了科普宣傳和避險，事后是否依法依規進行了補償。但即便人們對火箭已經有了一定認知，仍面臨一個終極拷問：為什么殘骸會掉在甲家而沒有砸中乙。

全球化和現代化將包括原始部落在內的所有社會驅趕到了同一個賽道，在這個賽道上競賽的標準是科學、標準化、現代化。對于中國而言，早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就通過在陜甘寧邊區積累了科學工作經驗，在這場自然科學運動中“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將‘科學’與‘人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事實上，正是大眾化‘科學’深遠地影響著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而中國的‘科學精神’也因此具有了更深的含義。”[1]新中國成立之后，“從延安和解放區在教育和科學技術工作中的經驗確立為新中國科學發展的基本方法，進而確定了科學為人民服務，為工業農業和國防的建設服務的發展方針。從此，‘理論聯系實際’成為中國科技政策中的一個基本問題”[2]。因此黨的群眾路線在科學領域同樣生根發芽，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群眾科學。一方面科學為人民服務彰顯著人民當家作主，另一方面群眾科學的本質意味著知識分子仍是統戰的對象而非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所以在建國早期科學的發展伴隨著知識分子政策起起伏伏。等到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同時政治生活也不再以階級斗爭為綱，“科學的春天”到了。

這個春天是屬于陳景潤這樣的大科學家的，今天很多人將民科的出現歸結于對陳景潤的宣傳，其實當我們回顧改革開放早期，正是群眾科學的提法不再流行，而與國際接軌的專家——科學共同體出現的時候。科幻作為一種展現科學的類型文學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的科學狀態，已有研究[3]指出這一時期（1978-1983）科幻作品中，對民科的態度也同步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在葉永烈《不翼而飛》、王曉達《捕風捉影》等作品中，繼續謳歌了人民群眾從事科學研究的堅韌不拔，面對科學權威抗爭到底，但很快隨著專利制度等一系列市場化行為的開始，民科和科學共同體逐漸被塑造成了對立的兩面，成為了新的敘事典型，一直延續至今。

今天的民科事實上面臨著和原始部落一樣的現代化困境，民科在面對自身困境和認識世界的時候知道了科學的存在，但是由于缺少系統化的知識訓練，他們只能把一些所謂的科學知識嫁接到原有的知識體系當中。換言之，群眾科學脫離了特定政治話語之后，是否還具有其討論的價值，科學或者說知識是否只屬于某個特定的階層，即這種對立遮蔽了一種有價值的討論：是否存在基于平等政治的群眾科學，而非只有專家治國的烏托邦。“可怕的并不是科學的專業化，這是不可逆的現代性鐵律；科學的重要地位，無法撼動，也不應該被撼動。可怕的是，在啟蒙話語挾持下，它對科技政治屬性的排斥，對瘋癲與文明話語中權力關系的遮蔽。它看不到，那些土里土氣、盲目偏執、走火入魔的‘民科’，曾被寄托過成為有文化的無產階級、走出新路改造世界的厚望。他們的名字叫‘勞動人民’”[4]。

從某種意義上說，民科這一形象雖然逐漸成為了一個負面典型，但是也好過那些甚至都沒有形象的邊緣人。今天在城市生活中的人，已經很難想象真正的農村是什么樣子了；除了標志性的節日，漢族主流文化圈也同樣對于少數民族文化知之甚少；正常人很難體會到殘疾人在現代社會中面臨的種種問題。回到知識層面，掃盲運動雖然已經消滅了中國95%以上的文盲，但由于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不識字的人群仍有相當大的絕對數量，同理不能接受高等教育成為專家的人仍占據著社會的大部分。知識分子階層正在逐漸成為新興的特權階層，知識精英與政治精英聯合起來[5]，和古代貴族才有讀書的權力不同，現代知識分子是通過讀書才掌握了權力。

普通人能探索宇宙嗎？對于《宇宙探索編輯部》的隱喻而言，即普通人能去西天取經嗎？雖然歷史上的唐僧用親身經歷證明是可以的，但仍掩蓋不住他是偷渡出邊境的事實，這一成功并不具備普遍性，正如那些民間科學家渴望獲得認可的希望一樣渺茫。這種渺茫的背后，在于知識是否被特定群體所壟斷，普通人仰望星空的時候是否還能看見那些絢麗的宇宙結構（正如影片結尾展示的那樣），正如中世紀普通人是否還能擁有解釋圣經的權力一樣。

《宇宙探索編輯部》海報

這部影片之所以會吸引大量學生觀眾、科幻迷群體，也正是因為他們的成長過程正是從無知走向有知的過程，這個過程本身也是一個西天取經的過程，于是當他們成為了掌握科學知識的“神祇”，他們天然的開始鄙夷那些沒有掌握知識的人，但是內心依舊會惴惴不安，懷念那時候的單純，同時害怕別人發現自己曾經也是一個沒有知識的人。這固然是一個成長的過程，但是把知識換成金錢、權力、地位同樣適用。本質上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所以它只能成為有知識的文藝青年拍出來懷念過去的電影，而非真正的去歌頌沒有知識的狀態，相反，歌頌的是自己已經擺脫了那種狀態，能夠以超然的態度看待過去，這種似乎能理解能包容的狀態從個體層面而言可能意味著一些知識分子仍將試圖理解邊緣者和過去，帶有一絲真心，但從統計學而言只會像贖罪券一樣讓知識分子心安，并且繼續驅趕著巨大的機器一往無前。這種別扭依舊真實且意味深長，正如本片雖然沒有像今天的流行敘事一樣繼續抨擊民科，仍能清晰的看見兩者對立一樣，影片看似很溫柔地照顧到了他們的浪漫，但基本前提就是建立在他們是異類之上。這種糾結和別扭是屬于每一個科幻迷的，也是每一個現代化進程中都會遇見的。

注釋：

[1]李蕉,常莉. 科學的“變奏”——對延安自然科學運動的再考察[J]. 自然辯證法研究, 2018, 34(5): 94-99.

[2]王揚宗.1949-1950年的科代會：共和國科學事業的開篇[J].科學文化評論,2008(02):8-36.

[3]閆作雷. 從“群眾科學”到“民科”:新時期科幻的一個側面[J]. 文藝理論與批評, 2019, (6): 31-42.

[4] 同[3]。

[5]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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