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次佛教語文學學術方法的具體實踐，首屆“漢藏佛教語文學專題研習營”不久前在昆明寶華寺舉辦。研習營由清華大學沈衛榮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Kirill Solonin教授擔任學術導師，寶華寺方丈崇化大和尚擔任佛學督導，從黑水城出土漢文、西夏文和藏文佛教文獻中精選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解讀難度較大、具有漢藏或者漢、西夏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多語種文本的藏傳密教文本，對它們進行集體的整理和研讀。

首屆“漢藏佛教語文學專題研習營”圍繞黑水城出土文獻

6月30日，由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和中國人民大學西域歷史語言研究所聯合舉辦的“漢藏佛教語文學專題研習營——以研讀黑水城出土文獻為中心”在昆明寶華寺落下帷幕。此次研習營于6月18日開班，歷時13天，來自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寧夏大學、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哈佛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印第安納大學、漢堡大學、倫敦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的24名青年學者參加了這次研習活動。研習營由清華大學沈衛榮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Kirill Solonin教授擔任學術導師，寶華寺方丈崇化大和尚擔任佛學督導，從黑水城出土漢文、西夏文和藏文佛教文獻中精選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解讀難度較大、具有漢藏或者漢、西夏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多語種文本的藏傳密教文本，對它們進行集體的整理和研讀，取得了令人可喜的創新性成果。同時，本次研習營的舉辦是一次佛教語文學學術方法的具體實踐，對所有參加研習營的青年學者而言，不僅是一次令人難忘和成功的學術訓練，它所產生的具體學術成果不但對黑水城出土文獻的進一步整理和深入研究，也對漢藏佛教研究這一學科的建構和發展具有十分令人鼓舞的開創性意義。

眾所周知，黑水城文獻是由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于20世紀初在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的額濟那發現。作為可與敦煌遺書媲美的多語種文獻寶庫，它是研究十一至十五世紀西域和絲路之歷史、社會和文化的最重要的歷史資料，不但為現代西夏學研究的建構奠定了基礎，而且也為西域其他民族的語言、宗教和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資料。黑水城文獻目前分有俄藏、英藏和中國藏三大部分，其中俄藏共有8000余件編號文本，漢文文獻500多件，是其中最重要和最有價值的部分。百余年來，國際學界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雖遠不如對敦煌文獻研究那樣興盛，但也不斷有新成果涌現。特別是自上個世紀末俄藏黑水城文獻陸續影印出版，可供中國學者利用以來，中國的西夏學研究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興旺景象，短時期內取得了相當可觀的學術成績。其中，對黑水城佛教文獻，特別是藏傳密教文獻的研究，也在十余年前由本次研習營的學術導師沈衛榮教授等率先開始。然而，解讀黑水城文獻中藏傳密教文獻仍然存在相當難度，不僅在搜尋對應的藏文原本上，甚至讀懂這些漢文文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僅要求讀者熟練掌握包括古代漢文、藏文、西夏文和梵文等多種佛教語文，也需要讀者對佛教、佛教文獻、佛教歷史和密乘佛教修習等都有很深刻的了解，同時還要對西夏、蒙古時代的歷史、語言和宗教文化有全面的把握。可以說，迄今為止學界對黑水城出土藏傳密教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尚未充分地展開，這個深不見底的寶庫還有待開發。因此，此次“漢藏佛教語文學專題研習營”主辦者旨在能夠以研習營的方式，集結這個領域內的優秀青年人才，發揮大家不同的學術特長，借助相應的藏文、西夏文文本，試圖通過集體的努力，仔細地解讀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僅憑個人之力難以攻克的漢文藏傳密教文獻。

研習營中的文獻讀法

研習營首先閱讀的是一部或可擬名為“欲護神求修”的密教儀軌（俄藏TK321.1）。該文本的題記顯示“西天得大手印成就班麻蕯缽瓦造”，也就是說，它是藏傳密教寧瑪派祖師蓮花生大師（Padmasambhava）所傳的一個密教文本。 這或許是迄今所發現的首個、也是唯一的蓮花生大師所傳密教法本的古代漢譯本。這部長篇欲護神求修儀軌，一共包括三十八種不同的修法，其結構和內容看似與寧瑪派的伏藏文獻類同，可迄今無法找到與其相應的藏文文本。文本中所描述的修法十分獨特，有些甚至與漢地民間流行的厭勝之法類似，如“冤人哩俄行”等，故很容易被人懷疑它是否有可能是后人偽托為蓮花生所造的一部疑偽經。然而，隨著對這個文本之解讀的展開，營員們對它的內容的理解不斷地更新和深入，以致對它的真實性有了進一步確認。特別是通過嘗試對文本中出現的那些難解的特殊詞匯之藏文或者梵文源頭詞匯的構擬，還原了諸多外來翻譯詞匯的本來意義，為準確解讀這個文本提供了各種可能的思路和方法。其中，文本中出現的“哩俄”一詞的音韻學的構擬最終確認為是梵文li?ga（譯言“人偶”）一詞的音譯，這為整體理解這個類似天書的文本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其次，為了讀懂這個文本，營員們集思廣益，尋找每一個有可能幫助更好地理解該文本所述內容的線索：令人吃驚的發現是，在這部“欲護神求修儀軌”中出現的這些奇特的修法內容，有些竟然也出現在北宋著名譯師天息災翻譯的《佛說大摩里支菩薩經》中。換言之，這個發現不但可以說明這部“欲護神求修儀軌”之真實性，而且也可以用來證明常被后人詬病為藏人偽造的寧瑪派所傳秘法確有其印度來源。宋初傳入漢傳佛教的密教內容事實上與同時代或者稍后于藏地所傳的藏傳密教修習有很多類似之處；而這可以說是一個至今不為人知、但值得深究且有可能改變漢藏密教史寫作的重要學術課題。

其次，研習營將閱讀目標鎖定為一部前人已做過一定研究的、同時具有漢文和西夏文的密教文本《四字空行母記文》（俄藏TK329）。這是一部對金剛亥母求修儀軌的釋論，文中對其由印度傳之西番和西夏的傳承有明確的記載，其西夏文本較漢文本齊全，可略補漢文本的不足。迄今為止，學界尚未能找到與這部《四字空行母記文》對應的藏文文本，所以要讀懂這個密教性質的文本并非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特別是要確定每一個句子的準確句讀、領會每一個讀來覺得冷僻的詞匯的微言大義，都頗費思量。反觀前人的相關研究成果，則發現正是因為作者缺乏對密教本身的了解，故不理解文本中所傳的密教甚深意，因此出現了大量的句讀錯誤。而研習班的學員們中不少專注于藏傳密教的研究，他們對這類文本所傳達的密教勝義的理解則遠勝于僅僅研究文字和文獻的學者，再通過對漢文、西夏文兩種文字的文本進行逐字逐句比對、推敲，研習營基本正確地確定該文本的句讀，并梳通理解了這個文本的意義。而通過對同一文本的雙語對讀，學員們不但可以更準確地重構和理解西夏文本，也可以根據西夏文本補足漢文本中所缺失的部分，也對這個文本的翻譯年代、版本等問題有了進一步的思考，極大地豐富了對這一密教文本之內容和傳習歷史的理解，甚至對西夏佛教的性質也有了不同的思考和理解。其中，《四字空行母記文》之漢、西夏文本的比較研究得到了一個重大發現，即漢文本中摻入了一些不見于西夏文本中的純粹屬于漢文化因素的內容。例如，將在梵文和藏文中本來不可分開的語詞“金剛”（vajra, rdo rje）按照漢文的注疏習慣解釋為：“言金剛者，金即不壞，堅固為義，剛即能摧眾魔，息除煩惱，快利為義。”或將“亥母”（vārāhī, phag mo） 之“亥”字，按照漢族以天干地支為時間之分野的概念，解釋為“又言亥者，表斷陰陽之見，非屬晝夜、離二邊也。”這些內容不見于西夏文本中，顯然是漢譯者為了使它更容易為漢人信眾接受而有意加入的。由此看來，西夏佛教從本質上可以說是探索和研究漢藏佛教的最好代表。

除了對某個單個的文本進行研讀外，研習營對見于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同一題材的多種密教文本進行了集合式的研讀，選擇了其中有關金剛亥母修習的多部儀軌進行分頭錄入、整理，然后集體研讀、討論。眾所周知，金剛亥母和大黑天是西夏時代流傳最廣的兩種護法，與此相應在黑水城文獻中出現了大量修習金剛亥母和大黑天的儀軌。其中有關金剛亥母修習的就有《金剛亥母集輪供養次第錄》（俄藏TK.A14）、《金剛亥母自攝受要門》（俄藏ИHB.274.2）、《本尊禪定》（俄藏TK.A9.4）等許多文本，有的完整，有的殘缺，且次序混亂。而集合式的閱讀，不僅糾正了部分文本錯誤的排列順序，還發現了大量證據、攻破了未知的異體字難題，為漢字古文字（書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

為了準確理解這些漢文的金剛亥母修習儀軌，研習營首先集體研讀了一部源出于同時代的藏文金剛亥母修習儀軌——《吉祥金剛瑜伽母集輪供養顯明之燈》（Dpal rdo rje rnal ’byor ma’i tshogs mchod gsal bar byed pa’i sgron ma），并將它與其西夏文譯本《集輪供養次第顯釋要門》（俄藏ИHB.821）對讀，從中掌握這一修習儀軌的甚深密意和修習次第，從而為正確解讀這些翻譯質量并不高的漢文金剛亥母修習儀軌奠定了基礎。研讀這些文本時，學員們有的從宗教實踐經驗出發，有的從藏傳佛教圖像學的角度出發，都為正確理解這些文本中對修習儀軌的具體描述作出了各自的貢獻。這一閱讀過程充分體現了多語種、全方位、慢功夫和高標準的語文學實踐的精髓。

《大黑求修并做法》（俄藏TK.B59）是一部篇幅較長、內容豐富的修習大黑天儀軌集成。與前面閱讀的幾部儀軌不同，它不是西夏時代的作品，而是源自元代的一個寫本，翻譯之文字質量不高，很可能是民間修習大黑天時所用的文本。然后這個文本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在于它是迄今所見篇幅最長、內容最豐富的一部修習大黑天儀軌。大黑天崇拜是藏傳佛教于蒙元時代廣泛傳播的一大標志，而在云南地區大黑天崇拜的流行甚至開始于元代以前，而且也是其后流行的阿阇黎教之修習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其修法十分獨特。可是，迄今為止我們并沒有見到一部完整和權威的大黑天修習儀軌，這使熟習云南佛教實踐的佛學督導崇化大和尚對這個文本的存在感到十分振奮。其次，《大黑求修并做法》中描述的具體修法與前述《欲護神求修儀軌》中所傳的修法具有驚人的一致性，這對理解藏傳密教之護法求修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其中內容展現出不管是修習哪位護法，其修法和功用、驗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共通的；而在西夏、元朝所傳的藏傳密教不只是如“欲樂定”（即俗稱之“雙修法”）一類的屬于密教無上瑜伽部的修法，而更多的應該是如“欲護神求修”和“大黑求修”一類的屬于密教事部和行部的修法。由于《大黑求修并做法》的文字質量不高，抄寫水準也低，且有殘缺，故閱讀和整理這個文本的過程相當困難和繁瑣，需要極大的耐心，整個團隊為了順利完成整理任務甚至常常加班至凌晨。在第一步的文本電子錄入過程中，研習營的學員一般兩兩為伴，進行初步的識別，包括漢文異體字的識認與句讀。復次，研習營全體師生將錄入的文本與原稿進行逐字逐句的對讀，發現和糾正錄入版本的各種問題，然后分析和討論文本中之文字的宗教涵義，尋求文本中所包含的宗教史信息。在這個極為困難的解讀過程中，學員們還陸續在藏文寧瑪派伏藏文本、苯教儀軌和漢文《大正藏》中所收錄唐譯佛經中，發現了一些與此內容相似的文本；在此基礎上，學員們各抒己見、熱烈討論，對密教儀軌的格局、密教在印、藏、夏、漢傳播的路徑和歷史、甚至密教的定義等都產生了新的理解和想法，為今后各自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些文本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西夏佛教所傳的“大手印”法是近年來國際佛教學界引人注目的一個關注點，參加研習營的多位學員都對這一漢藏佛學交流史上的重要課題有極大的興趣。令人遺憾的是，迄今未能找到與俄藏黑水城文獻中這一系列漢文、西夏文大手印法文本完全對應的藏文文本，故學界對于它們的來歷所知甚少，很難進行深入的歷史性或宗教性的研究。令人欣喜的是，研習營學員、陜西師范大學講師曾漢辰博士同定了與西夏文文本《祥師造究竟道要門》（俄藏ИHB.4806）相對應的藏文原本《大手印究竟甚深道·祥師口訣》（Phyag rgya chen po lam zab mthar thug zhang gi man ngag），可望成為西夏時代所傳大手印法研究的一個突破口。學員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楊杰博士的帶領下，閱讀了藏文本《大手印究竟甚深道·祥師口訣》這部長篇釋論中的第一品，對藏文大手印法文本的類型和十二世紀西藏所傳大手印法的內容有了初步的認識。接著，為了進一步理解和揭露表現出漢藏交融特性的西夏時代所傳大手印法教法特征和傳承歷史，研習營的最后選擇了見于另一漢藏佛學文獻寶庫《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篇題為《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的文本，進行重點研讀。《新譯大手印不共義配教要門》雖然署名為“大巴彌怛銘得哩斡師集”，但從其內容和行文方式來看，似乎更可能是后人根據銘得哩斡上師所傳法編集而成的。其中，不但目前在現存銘得哩斡上師的藏文著述中找不到與這一文本一致，甚至類似的文本，而且在其文本內卻見到了對銘得哩斡師之教言的直接引用。可以說，該文本更像是當時修習大手印法的漢人弟子根據當時代可資利用的漢譯藏傳密教文獻，編集而成的一部為密教，特別是大手印法正名的判教類作品，從中可以看出漢族信眾對藏傳大手印法的理解。

除了讀書，還有學術報告

除了讀書活動，研習營活動期間，來自哈佛大學的印藏學博士生孫鵬浩、弗吉尼亞大學宗教學系的博士候選人張凌暉和漢堡大學印藏學系博士候選人李夢妍分別為大家做了精彩的學術報告，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大學的楊杰博士和陜西師范大學的曾漢辰博士也多次給大家分享了他們研究黑水城出土藏傳佛教文獻的心得。

孫鵬浩同學近來的學術關注涉及西藏歷史研究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安多佛教史為何缺失11到14世紀的部分？二是藏文佛教史的“主流”是如何成為主流的？還有哪些別樣的敘事（alternative narrative）可能？他認為這二者其實是互相聯系的，而對這二個問題的思考和解答都可以匯集到我們對黑水城佛教文獻的解讀上。從目前的研究看來，黑水城出土佛教文獻不但可以對藏傳佛教史中的“部派史”和“前后弘傳史”的偏見進行調試理解，其價值和意義還可以輻射到我們對唐宋漢譯密教，以及四川、云南的地方佛教的研究上。重新評價這些文本背后的宗教源流，以及在更廣語境下理解佛教史上的重要問題，如顯密融合、供施關系等，黑水城出土多語種佛教文獻所能引發的意義還有很多值得學界去挖掘和探索。孫鵬浩認為印-藏-夏-漢密教研究的黑水城篇已經開啟，而我們今日的努力將會產生長遠的學術影響力。最后，他還就建立黑水城佛教文獻研究數據庫等今后的學術規劃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設想。

張凌暉同學的講座圍繞他對西夏所傳大手印法的研究展開，并總結了對密教和密教研究的整體看法和對佛教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很有啟發意義的思考。他認為目前學界對密教的定義實際上來自傳統的自我表達與現代學術構建之間的辨證性互動關系，但他主張在佛教研究中應該將作為一個宗教實體的密教在不同歷史階段與文化中的發展理路為考察對象，為其建立起一個具體的時空坐標，而不是生硬地套用某個帶有普遍性的定義標準。至于佛學研究的方法，應該立足于語文學的基本方法，兼顧佛學思想的實在性與義理表達的建構性兩個維度的考量，并在科學書寫范式的主導下對宗教思想中的超驗性與體驗性部分保持開放的態度。語文學于佛教思想史的一個重要意義在于通過對不同時段的文本進行分析和解讀揭示出思想內涵本身的歷史維度，使我們不至于慣性地將晚近形成的觀點與詮釋方式以一種非歷史的方式回溯式地投射到對早期思想的理解中去。

李夢妍同學則介紹了自己剛完成的博士論文《普巴金剛教法史在西藏的起源與傳承：以索多巴（1552–1624）所作<普巴金剛教法源流>為主要研究對象》。（Originatio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Phur-pa Cycle: A Study of the rDo-rje-phur-pa Cycle of Tantric Teachings in Tibe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og-bzlog-pa Blo-gros-rgyal-mtshan’s (1552-1624) Phur pa’i lo rgyus）她從其研究的選題、資料和學術方法等角度進行了分享，介紹了普巴金剛教法在西藏被接受與傳承的歷史。她通過自身的實例研究而介紹的德國佛教學、藏學研究傳統，給諸位研習營成員以很大的啟發，大家就藏傳佛教各部派中的特殊的宗教見地與其跨宗派流傳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

中國人民大學的楊杰博士在分享中提出，處理漢譯藏傳密教文本時，研究者首先需要具備良好的梵、藏、漢語文功底，要對相關的歷史背景有清晰的認識，同時還要對藏傳密教各大傳規的修習理趣及道次第框架有較為全面的把握。只有如此方能有望還原這些文本的流傳歷史、判定其內容的性質與層次、正確釋讀其中大量艱深的名相與義理，乃至基于合理的藏文詞句的重構而找出部分文本所依據的藏文底本。

青年教師代表陜西師范大學曾漢辰博士以她多年研究西夏黑水城文獻的心得，認為研究黑水城文獻與11至14世紀漢藏佛學傳播史一是要打破傳統被建構的宗派概念，對于特定教法的傳承的探索不應局限于在某一教派或祖師的著作；二是需要擴大日常藏文古文獻閱讀的范圍，培養廣泛閱讀與快速瀏覽的習慣與能力。只有在大量閱讀了解的前提下，才能發現抓住零星的歷史線索，再將之整理串聯，從而才有可能解密這一段塵封的西夏歷史、西藏歷史，為漢藏佛學的歷史研究夯實基礎。

語文學是佛教研究的金鑰匙

歷時近半個月的研習營一晃而過，在最后一天的總結中，學員們紛紛發表自己的心得。如前所述，參加這次研習營的二十多位青年學者們各自擁有不同的專業學術背景，每人至少掌握兩種以上的語言，有的偏重于歷史研究，有的專心于佛教義理和哲學，有的則偏愛語言文字，對語法、文字訓詁、審音勘同、漢字書法等有特殊的愛好和能力，有的則受過佛教圖像和藝術研究的專業訓練。此次佛教語文學的實踐活動能把這些青年人才集中在一起，集思廣益，并慢慢地、精細地解讀和研究一篇篇黑水城出土藏傳密教文獻實屬奢侈。

然而，此次“漢藏佛教語文學研習營”的成功再次證明了語文學是佛教研究的一把金鑰匙。語文學從來注重文本的發現、編輯、整理、翻譯和解釋，是一門金匠式的手藝。曾經擔任過古典語文學教授的尼采將語文學的實踐總結為“慢慢讀”，這大概是尼采從他自己的悲劇性的語文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金玉良言。但長期以來，人們視其為過了氣的徐娘（aging lady），與當下學界講究和推崇的宏大敘事、理論范式等無法搭調。而此次研習營的成功舉辦說明，語文學仍然是研究宗教、歷史等人文學科的不二法門，是現代人文學術的源頭和根基。在現代人文學術的語境之下，任何不遵循語文學原則，經不住語文學檢驗的研究，均背離了現代學術的科學精神。此外，當今佛教學界不但將印藏佛學研究和漢傳佛學研究劃分為兩個很少有關聯的學術領域，認為印藏佛學研究屬于語文學，而漢傳佛學研究推崇的是思想史、哲學史式的研究，所以二者之間難以對話和溝通。但對西夏時代的佛教和歷史研究而言，似乎很難一開始依靠某一種理論的指導，相反只有采用語文學的方法，認真踏實地對黑水城出土的漢文、西夏文佛教文獻進行細致和深入的研究，才有可能抽絲剝繭，揭露出西夏佛教之融合漢藏佛教的真實面貌。

同時，本次“漢藏佛教語文學研習營”的實踐還表明，解讀像黑水城出土漢文、西夏文等藏傳密教文獻需要各個不同學科和不同專業學術背景的人通力合作；而語文學更是一個集體的學術實踐，是一個開放的學術系統（open philology）。只有將具有共同學術興趣的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們集中一起，慢慢地閱讀、整理和研究黑水城出土多語種佛教文獻，我們才能夠揭示這些文本的思想和歷史價值，將黑水城文書研究和漢、夏、印、藏佛學研究整合成為一個具有相同的學術規范和學術水準的，可以進行有效對話和溝通的學術整體。為了能夠建立起漢藏佛教語文學研究的優秀傳統，期待這樣的研習營能夠一屆又一屆地舉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