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政邦藏書架的第171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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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是什么？

張明揚在《棄長安》一書中寫道：

盛唐的名字就叫長安。

盛世戛然而止于安祿山起兵那天：天寶十四載（755）十一月初九。

但對于長安這座城市和生長于斯的上百萬居民而言，盛世完結于天寶十五載六月十三日，他們的皇帝在這一天棄城而去。

大唐王朝從盛世到沒落，只有短短八年！安史之亂作為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歷史節點，不乏后世的關注與研究。

對于這段歷史，如果說張明揚在《棄長安》中是從細節著手、以文學性風韻給歷史以想象，從一個感性者的視角帶讀者入景入情、去身臨其境感受安史之亂局中人的掙扎和困境，那么郭建龍在近期新書《盛世的崩塌：盛唐與安史之亂時期的政治、戰爭與詩》中的呈現，就更像一個理性主義者，帶你埋頭扎入這錯綜復雜的棋局中，揪著一個個線索去挖掘這盛世的前世今生，厘清它背后的頑疾如何把它推向毀滅，這盛世之下王侯將相、平民百姓又有著怎樣沉浮不定的命運。

了解郭建龍的可能多少會知道，他在業界已然是出了名的雙高作家——“高產且高質量”。已出版過多部大熱作品，諸如在讀書界持續引起關注的“帝國密碼三部曲”以及《汴京之圍》《穿越非洲兩百年》等等。

內斗不斷的王朝

文 | 郭建龍

選自 | 《盛世的崩塌》

在中國歷史上幾個疆域較大、時間持續較久的大一統王朝中，最著名的莫過于漢、唐，至于分裂、文弱的宋朝，一直是作為教訓出現的。但這種史學觀點往往忽略了下面的事實：在所有王朝中，最在乎人命、極力避免內斗和濫殺的王朝恰恰是宋朝，而漢、唐兩朝偏偏是殺伐之氣最重、內斗最激烈的朝代。這里不去說漢朝的情況，僅以唐朝為例。

唐開國不久，秦王李世民就發動了一場政變，將他的哥哥（當時的太子）和弟弟殺掉，換來了皇冠。這次兄弟之間的殺戮也造就了唐代的內斗精神。唐代和宋代的區別在于，宋代正是吸取了前朝的教訓，制定了嚴格的權力制約體系來限制某個人擁有過大的武力，使得沒有人能夠輕易威脅別人的生命安全。這種制約體系在很長時間內是非常成功的。久而久之，宋代就形成了這樣的皇家和官僚傳統：權力斗爭以不威脅政敵的生命為底線，大多數時候以將對手罷官或者流放為目的。這種對生命的尊重造就了中國文治的最高峰。

但是，唐代卻并沒有這樣的約定俗成，而且唐是尚武的國家，李世民兄弟三人各自掌兵，建立了各自的親信體系，結果反而形成了另一種贏者通吃的傳統：只有殘酷斗爭中的勝利者才能獲得政權，而其余的人必須付出生命的代價，才不會對勝利者產生威脅。

朝堂內斗的傳統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北魏時代。在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次巨大的政治分野，存在著兩大政治傳統。其中一支是從秦漢以來流傳下來的純粹的漢族文化體系。

在秦和西漢時期，這個體系在迅速擴張的同時，也有著激烈的內斗，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都沒有安全感。可是到了東漢時期，光武帝劉秀取得政權之后，為了減少這種斗爭對政權的消耗，提倡文治，政權內部的權力制衡也增加了。

東漢末年制衡第一次失調，隨之而來的崩潰造成了三國時代的混亂。西晉初期，晉武帝試圖恢復內部的制衡，進行文治。不幸的是，北方出現了另一政治傳統：由游牧民族帶來的更加有活力卻更加血腥的政治。游牧民族起源于馬背之上和戰爭之中，他們對政治的權力制衡和制度建設一竅不通，卻個個能征善戰，很快沖垮了西晉司馬氏的重建工作，將秉持秦漢以來文雅平和的政治傳統的人趕到了南方，在北方建立了以軍事征服和強力為特征的政治體系。

到了南北朝時期，南方文弱的政治傳統接近消亡，而北方缺乏制衡精神的武力統治傳統卻居于強勢。這種北方政治傳統由北魏傳給了西魏，又由西魏傳給了隋，最后被唐所繼承。

隋代時，開國勢力依然以武將集團為主。而在王朝內部，不管是皇子之間還是大臣之間，必須靠你死我活的斗爭來決定勝負。這種野蠻性是作為隋代重臣的唐高祖父子所熟悉的。而唐代又偏偏是一個在政治制度上缺乏新建設的朝代，它基本上繼承了隋代的政治制度，于是將北朝以來的殺伐氣也繼承下來

唐太宗像丨圖源網絡

唐高祖后期，三個兒子的勢力范圍一直處于失控狀態。也就是說，作為至高無上的皇帝，唐高祖并沒有能力控制三個兒子，完全剝奪他們的權力，只能試圖在其中維持一種脆弱的平衡。隨著三個兒子斗爭的顯性化，一次血腥事件幾乎是不可避免了，沒有人會遵循點到為止的方針，必然需要取得對方的性命，才能結束。

唐太宗取得政權后，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雖然是政治斗爭的勝利者，但隨著時間的拉長，在他的兒子和大臣之間，還會分裂出許許多多的派系來，這些派系依然遵循“以殺掉對手為終結”的規則，而唐太宗在制止這些殺戮上依然無能為力。他本來想做一個仲裁者，卻發現自己仍然是個參與者。

唐太宗最初想到的辦法是利用道德力量感化人們，讓他們忘記殺戮的本性。他的事跡后來經過史臣吳兢的記錄，變成了一段千古佳話，以“唐太宗納諫”之名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明君”。但是，在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唐太宗追求的并不是制度化的約束，而僅僅是依靠人格魅力去感化。

我們可以將唐太宗時代和宋代最自由的宋仁宗時代做一個對比。宋仁宗時代，是一個大臣可以和皇帝激烈爭吵的時代。如果宋仁宗實在忍受不了某個大臣，想殺了他，首先會意識到自己是做不到的，因為老祖宗（宋太祖）時就已經禁止殺害文官。更重要的是大臣本人也知道皇帝無法殺他，因為皇帝沒有這個權力。

可是如果皇帝一定要打破所有慣例殺了這個大臣會怎么樣呢？

首先，皇帝會遭到諫官的反對。諫官由于知道皇帝無法下旨殺自己，一個個以和皇帝吵架為榮。在諫官的鼓噪下，從宰相到大臣也都知道殺死大臣是不妥當的，于是，皇帝的命令根本就不會被執行。這種遵守傳統又互相制約的體系，讓皇帝根本不會動殺死大臣的念頭，最多將其革職了事。只有到了北宋末年，隨著新舊黨人的沖突愈演愈烈，并已經到了亡國之際，才出現了少量殺大臣的例子。

但在唐代，皇帝卻沒有這樣的約束。即便史官再稱贊唐太宗是明君，但事實上，太宗給人的印象仍然是：第一，他是有權力殺死任何人的；第二，他之所以不殺，不是因為不能，只是因為不愿意；第三，他聽別人的意見，也不是必須聽，而是愿意聽就聽，不愿意聽也沒人管得了；第四，他不愿意聽的時候，甚至有權殺死任何給他提意見的人。

有一次，唐太宗對一位叫作穆裕的官員感到不滿，立刻發怒，要在朝堂之上將他斬首，但被太子勸住了。于是大臣長孫無忌立刻抓住機會恭維皇帝有個好太子，自古罕有。太宗在大臣的恭維下，撿了個臺階下的同時，對太子也夸贊一番。在這里，皇帝是可以隨便殺人的，而大臣們與皇帝的周旋，就像是在伺候一個易怒的孩子，而這個孩子既可以選擇收斂自己的脾氣，也可以選擇不收斂。即便是善于直諫的魏徵（太宗自己樹立的直臣的榜樣），太宗也數次動過要殺死他的念頭。

正是因為唐代缺乏對朝政中殺人的制度性約束，形成了皇帝可以隨便殺人，大臣和宗室之間勝者為王的風氣，使得唐代的內斗愈演愈烈。

在這種風氣之下，唐太宗的兒子們也繼承了和父輩一樣的傳統，在父親還活著時就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唐太宗作為一個仲裁者顯得手忙腳亂，家庭事務又成了皇帝晚年的包袱。而在他死后，這種斗爭更是上升到了另一個高度，混亂一直持續到了高宗時代。在太宗的兒子中，太子李承乾因為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的謀反而被廢為庶人，魏王李泰因為爭奪皇位被貶，齊王李佑被賜死，蜀王李愔死于流放，蔣王李惲自殺，越王李貞因為反抗武則天被逼服毒自盡。

與皇帝的家庭悲劇相比，大臣的命運也好不到哪兒去，唐太宗本人由于想制止殺戮，還顯得比較克制。為了表彰追隨他打天下和奪權的功臣們，唐太宗在太極宮的凌煙閣中為二十四位功臣畫了像，在這二十四人中，太宗只以謀反罪殺掉了兩個——侯君集和張亮。侯君集是因參與了太子的謀反而被殺。至于張亮謀反，更像是一場子虛烏有的事件。當人們告他謀反時，唐太宗面對無力的證據也選擇相信，只是因為張亮的養子太多，太宗害怕他形成家族勢力而無法制衡。

到了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和兒媳婦（也是太宗的嬪）武則天時代，皇帝的權力更加沒有限制。兩人執政時期，房玄齡之子房遺愛、唐太宗的親信大臣上官儀、長孫無忌（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首）、宰相劉祎之等都死于非命。

武則天丨劇照

即便在整個唐代，由于皇帝的殺戮和內部斗爭，高官也是個極其危險的群體。唐代宰相共有三百多人，在宰相職位上死于非命的有四十一人，罷相后慘死的有四十二人，加起來一共八十三人，占了全部人數的近四分之一。

除了宰相，其余的官職也同樣危險，特別是在武則天時期。現代人將武則天定義成一個有雄才大略的女皇帝，但在歷史上，武則天除了豐功偉績外，還是一個會玩弄手腕的女強人。她和高宗共治的時代，以及她單獨統治的時代，從整個唐代來看都屬于酷吏時代。

中國歷史往往有這樣的特征，當朝代建立后，恢復了和平，政府對民間的干擾不多，于是就會產生一次超級繁榮。但在超級繁榮時，官僚對社會的破壞作用卻在加速，這種破壞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稅收的提高；二是官僚階層的失控，即便中央政府也無法管理基層的官僚隊伍。

到這時，皇帝就會采取措施，對官僚階層進行約束，這就到了第一次酷吏時代。皇帝不得不依靠酷吏的力量來重整官僚隊伍，同時由于皇帝的集權動作，使得民間經濟發展也放慢下來，產生朝代中期的第一次凋敝。

這個經濟收縮和集權的時期在漢代對應漢武帝時期，在唐代就對應武則天時期，而在清代則對應雍正時期。但是一個王朝的第一次酷吏時代又總是會結束的，皇帝的集權舉措也會暫時退縮，于是就有了經濟的再一次發展，這在唐代就對應唐玄宗的開元時期。

武則天的酷吏時代是皇帝借助低層的酷吏，對官僚階層進行的一次整肅行動。甚至到武則天死后，她的兩個兒子中宗和睿宗都無力恢復正常的官僚秩序，唐代政權仍然在酷吏與宮斗的劇情中顛簸，直到玄宗利用兩次血腥的政變上臺。到這時，唐代已經在浴血的內斗中存在了將近一百年。

在這樣的斗爭中，唐代的官僚制度遭遇了嚴重的破壞，而與內斗相伴的，還有更加復雜的外部局勢。

內容簡介

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轉衰的關鍵歷史節點，作者從唐朝一系列制度設計的缺陷開始講起，對安史之亂前后唐帝國內部復雜的社會經濟危機、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以及唐朝外部軍事政權的變化進行了深入考察，試圖追溯唐朝偉大的盛世如何一步步建立，又是如何迅速崩潰的，探究大廈將傾的歷史背景下皇帝、賢相、武將、聚斂集團，以及于洪流中掙扎、沉浮不定的文人們的不同選擇和結局。他們共同見證和造就了這一盛世，也在崩塌之時以己之力試圖挽救，但都無力回天……

本書分為《盛世》和《崩塌》兩大部分，立足兩唐書、《資治通鑒》原典，結合相關歷史筆記、詩文等資料，用通俗流暢的敘事筆法，細致還原安史之亂歷史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探尋唐帝國盛衰之變背后的深層成因，以及超越時代的鏡鑒意義。

作者簡介

郭建龍自由作家，社會觀察家，曾任《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史、世界近代史。近十年來，實地探訪幾乎整個中國以及非洲、歐洲、中東、中亞、東南亞等地數十個國家，用游走的方式觀察和記錄世界。善于從不同的宗教、文化根源入手，多視角叩問地域文化，帶領讀者在歷史和現實之間穿梭，透視千年文明的興衰存亡。

已出版歷史暢銷書《絲綢之路大歷史》、《汴京之圍》、“帝國密碼三部曲”《中央帝國的財政密碼》《中央帝國的哲學密碼》《中央帝國的軍事密碼》，歷史游記《穿越非洲兩百年》《穿越百年中東》等。譯有甲骨文叢書《一把海貝：從奴隸貿易興起到革命年代的西非》《墨洛溫王朝：創建與變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