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與敘利亞言和的前景

繼沙特與伊朗和解后，外交解凍似乎正在成為引領中東事務轉折的一股潮流。3月28日，約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艾曼·薩法迪（Ayman Safadi）會見了黎巴嫩外交部長阿卜杜拉·布·哈比卜（Abdullah Bou Habib），雙方討論了雙邊關系和地區問題，特別是敘利亞問題。

當地時間2023年3月9日，敘利亞大馬士革，敘利亞總統阿薩德（中右）與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揚（中左）會面。

美國外交政策分析師亞歷山大·朗格盧瓦（Alexander Langlois）在4月5日的美國《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網站展望了敘利亞和黎巴嫩關系正常化的前景。他認為，鑒于該地區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的外交態度迅速轉變，約旦和黎巴嫩的此次會晤意義重大。然而，因黎巴嫩在敘利亞問題有著重大利益，雙方關系正常化仍面臨不確定性。

朗格盧瓦寫道，盡管約旦一直在努力為其在敘利亞問題上的“循序漸進”（“step-for-step” plan）計劃爭取支持，但貝魯特（黎巴嫩當局）對大馬士革（敘利亞當局）在該地區發揮的作用保持相對沉默。雙方關系正常化面臨的首要障礙是難民問題。約旦和黎巴嫩的外長會議對此進行了詳細討論，鑒于敘利亞流落鄰國的大量難民人口，要解決該問題相當困難。黎巴嫩官方接收了大約82.2萬名難民，加上未登記在冊的敘利亞人，總數估計有150萬人。與此同時，約旦收容了大約130萬敘利亞難民。

然而，盡管難民問題主導了敘利亞問題的討論，但約旦正在推進的“循序漸進”倡議把外長會議的重點集中于與大馬士革的關系。約旦外長艾曼一直在暗中倡導與敘利亞政府進行分步的外交解凍，以換取同步的包括政治改革在內的讓步，也包括保護難民返回社區、打擊走私、調和敘利亞境內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等措施。

到目前為止，該計劃已經失敗，因為約旦與阿薩德的重整努力并沒有減緩約旦-敘利亞邊境的走私活動，也沒有把伊朗支持的民兵趕出邊境地區。相反，由阿聯酋領導的敘利亞和平進程繼續獲得最多的關注和進展，盡管敘利亞方面沒有給出太多改革或明確的政治承諾。

不過，貝魯特代表團對約旦的倡議表示支持。事實上，黎巴嫩政府公開支持約旦計劃中的許多重點領域，特別是難民返回。黎巴嫩外長哈比卜明確表示：“人道主義的悲劇不僅是平民流離失所、背井離鄉的悲劇，也是黎巴嫩在經濟、社會，特別是政治和安全層面面臨的重大挑戰。”

黎巴嫩外長的聲明反映了貝魯特對敘利亞問題的看法。近年來，黎巴嫩政府對敘利亞難民施加了沉重的壓力，以便將該國殘酷的經濟崩潰的責任從該國的傳統精英轉移到外國敵人即敘利亞人身上。這是一種堂而皇之的謬論，旨在找一個替罪羊，盡管黎巴嫩境內的敘利亞難民群體實際上接受聯合國相關機構而不是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和資助。但無論如何，大多數公眾都吃這一套，因此，這套說辭也同時成為約旦和土耳其人的優先關切。

朗格盧瓦接著分析了敘利亞穩定對黎巴嫩的重要性。他認為，鑒于敘利亞和黎巴嫩兩國的深度聯系，黎巴嫩人保持對其東部鄰國恢復穩定的普遍期待。事實上，這兩個國家中的一個國家的不穩定往往會導致另一個出現類似的結果，最好的例證就是近年來黎巴嫩的貨幣危機在敘利亞造成了類似的貨幣問題。

互聯互通和穩定也與黎巴嫩的另一個核心利益密切相關，即最終確定并執行黎巴嫩、敘利亞、約旦和埃及于2021年底談判達成的能源協議。美國官員幫助調解了這項協議。該協議為世界銀行提供3億美元貸款提供了框架，用于修復敘利亞境內的阿拉伯天然氣管道，這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天然氣從埃及和約旦流向敘利亞和黎巴嫩北部。

該協議目前因黎巴嫩電力部門的改革以及美國正在進行的制裁審查而被擱置。到目前為止，埃及和世界銀行都拒絕開始執行該協議，除非華盛頓方面保證它不會違反對敘利亞的制裁制度，而貝魯特方面則需要對其效率極低的電力管制進行改革。具體來說，這種擔憂與協議中的細節有關，協議規定向敘利亞政府提供一小部分天然氣，作為其管道部分的付款方式。目前，美國的制裁不允許在敘利亞進行任何能源部門的進口或投資。

鑒于上述重大利益，及其與黎巴嫩總體穩定之間根深蒂固的聯系，貝魯特因此高度重視敘利亞重返地區外交舞臺。黎巴嫩領導人可能認為艾曼的“循序漸進”計劃是實現這一前景的重要機制，即便其中的反走私部分直接損害了黎巴嫩某些派別（指真主黨）的利益。然而，黎巴嫩是否將“循序漸進”視為在敘利亞問題上更廣泛的、國際性的轉變機制，仍有待觀察。

朗格盧瓦同時認為，黎巴嫩和敘利亞關系正常化還受到黎巴嫩內部勢力的約束和掣肘。他指出，就像地球上任何地方一樣，黎巴嫩的政治格局絕非鐵板一塊。相當一部分人口強烈反對敘利亞和反對阿薩德，這部分勢力被稱為“3·14聯盟”（the March 14 Alliance），由黎巴嫩軍隊、黎巴嫩長槍黨（Kataeb Party）、許多獨立議員、小黨派和之前由遜尼派主導的“未來運動”（Future Movement）組成。這些政黨與親敘利亞的“3·8聯盟”（the March 8 Alliance）分庭抗禮，后者由“阿邁勒運動”（the Amal Movement）、進步社會黨（Progressive Socialist Party）和“自由愛國運動”（Free Patriotic Movement）組成。

“3·14聯盟”如何看待這些適應大馬士革的舉動，仍有待觀察，特別要考慮到，在最近進行了一場總統辯論中，真主黨支持的、堅定親阿薩德的馬拉達議員蘇萊曼·弗蘭吉赫（Suleiman Frangieh）成為黎巴嫩總統競選的潛在領跑者。鑒于對敘利亞過去占領的強烈恐懼和怨恨，可以毫不牽強地推測，對弗蘭吉赫的負面看法同樣適用于與阿薩德的任何接觸，反之亦然。不過，這兩個聯盟內部也不一定是鐵板一塊。

最終，真主黨在黎巴嫩擁有最大的權力和影響力，不僅可以輕易決定總統選舉結果，還可以輕易決定貝魯特與大馬士革的關系。盡管如此，鑒于外國對黎巴嫩內政的大規模干涉，黎巴嫩政府對敘利亞相關的地區行動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出于這些原因，黎巴嫩可能繼續籠罩在與阿薩德政權有關的、更廣泛的地區正常化努力的陰影中，同時在短期內將重點放在敘利亞難民問題上——無論其是否支持艾曼的努力。

印度教徒拆毀清真寺

2023年4月3日，印度新德里獨立建筑師和作家薩拉·阿瑟（Sara Ather）在半島電視臺英文網撰文，批評印度人民黨及其極右翼印度教盟友一系列拆除清真寺的民族主義行動。在這篇題為《毀滅的政治》（Politics of ruin: Why Modi wants to demolish India's mosques）的文章中，薩拉·阿瑟認為，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死靈經濟（necro-economy）依賴于把歷史作為其最重要的場所，而歷史必須被改造和重塑，以證明其當今的統治是合理的，印度的清真寺因此遭殃。

文章首先回顧了今年1月9日歷史悠久的沙希清真寺（Shahi Masjid）被拆除事件。這座始建于16世紀的清真寺位于印度北方邦普拉亞格拉杰市（Prayagraj），在一項道路拓寬工程中被推土機夷為平地。據清真寺的伊瑪目稱，當地法院本該在一周后的1月16日聽取一份要求暫緩市政當局計劃的請愿書，但拆除行動還是發生了。

薩拉·阿瑟認為，這一事件本應引起公憤，卻幾乎沒有成為新聞頭條。在印度，使用推土機破壞建筑已經成為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失去了令人震驚的價值。

沙希清真寺也不是第一座因道路拓寬工程而被犧牲的古清真寺。去年11月，北方邦穆扎法爾納加爾區（Muzaffarnagar）一座有著300年歷史的清真寺因擋住高速公路的修建而被夷平。

去年，另一座清真寺成為爭議的焦點。這座名為沙姆西·賈瑪的清真寺（Shamsi Jama Masjid）位于北方邦布道恩縣（Budaun），是擁有一座800年歷史的國家遺產，也是印度最大和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在右翼印度教民族主義組織“全印度印度教聯盟”（Akhil Bharat Hindu Mahasabha）的支持下，當地一名印度教農民提起了訴訟，宣稱這座清真寺是一座建立在被拆毀的10世紀濕婆神廟之上的“非法建筑”。他們在請愿書中表示，印度教徒擁有這片土地的合法所有權，理應能在那里祈禱。

這種“非法”的斷言基于極右翼的敘述，根據這種敘述，大多數印度清真寺實際上在某個時間點上都曾是神廟，而被穆斯林統治者強行改造成清真寺。盡管今天大多數歷史學家否認這些說法，因為幾乎沒有物證支撐它們，但它們得到了廣泛的民眾支持。

薩拉·阿瑟認為，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haratiya Janata Party，縮寫BJP）的統治步步緊逼，越來越具有破壞性。該黨試圖在文化上使印度同質化，首先是用明顯的印度教詞匯重新命名一些地方，然后發展到新的策略，如推倒穆斯林紀念碑，和旨在在穆斯林宗教場所尋找印度教根源的考古發掘。

在過去的幾年里，圍繞莫臥兒王朝的紀念碑有許多爭議。就連具有全球重要性的泰姬陵也未能幸免，極右翼印度教團體再次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聲稱，這是一座印度教寺廟。

印度穆斯林的命運已經到了一個分水嶺時刻，右翼印度教團體在全國各地提交了數十份反對清真寺的請愿書。

過去幾年還出現了一個由宗教志愿者組成的非正式機構，他們利用宗教游行來建立對包括清真寺和穆斯林圣地在內的穆斯林禮拜場所的統治地位。在2022年的幾個印度教節日慶祝活動中，包括拉姆·納瓦米節（Ram Navami）和哈努曼·賈安提節（Hanuman Jayanti），武裝的印度教暴徒——有時由印度人民黨成員領導——進入穆斯林社區，高呼淫穢口號，同時在清真寺上插上藏紅花旗。

印度教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或稱“印度教特性”（Hindutva）的奠基人之一戈爾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在他最著名的著作《思想集成》（Bunch of Thoughts）中聲稱：“（在印度）無論哪里有清真寺或穆斯林聚居地，穆斯林都認為那是他們自己的獨立領土。”薩拉·阿瑟提示道，值得記住的是，對印度土地的排他性所有權的信念并不是隨著印度人民黨當選而出現的，而一直是印度教民族主義思想的核心信條。

戈爾瓦卡在其著作中一直堅持對“國家”的定義，即保持印度教單一文化和領土之間的“自然”一致性，將所有被印度教右翼視為政治或文化威脅的人排除在外。

一座歷史悠久的清真寺被摧毀，助長了當今統治印度的極右翼民族主義政治的崛起，這并非巧合。

1992年12月6日，莫臥兒時期的歷史清真寺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遭到非法破壞，宣告了一場無聲的反歷史戰爭。這座清真寺被宗教志愿者夷為平地，他們聲稱在同一地點有一座古老的拉姆神廟。被拆毀的清真寺照片生動地展現了“前巴布里印度”（a pre-Babri India）與“后巴布里印度”（a post-Babri India）的理念，標志著一項民族主義工程的開始，它拒絕了印度土地上所有多元化的可能性。

薩拉·阿瑟認為，巴布里清真寺的拆除，在許多方面都是印度獨立后最重要的單一事件，在幾個城市引發了暴力活動的螺旋式上升，最終演變為騷亂。

印度城市多元化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城市空間按照宗教路線進行了重組。直到今天，這些暴力沖突的記憶仍然是許多印度城市空間隔離的邏輯。

但巴布里注定不會是唯一一座被拆除的清真寺，更確切地說，它只是隨后眾多紀念碑殉道者（monumental martyrs）中的第一個。標語“巴布里只是預告，很快就輪到瓦拉納西和馬圖拉”（Babri is only a sneak peek; Kashi and Mathura are yet to happen）， 證明了即使在今天仍然存在的渴望。一份穆斯林地標和紀念碑的拆除清單已經在公眾中廣泛流傳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與此同時，印度最高法院于2019年發布裁決，將巴布里清真寺的土地作為羅摩神的出生地移交給印度教徒，這鼓勵了右翼從非法的暴民暴力轉向合法手段。

事實上，印度教團體已經通過法庭訴訟，對馬圖拉和瓦拉納西歷史清真寺的繼續存在提出了挑戰。馬圖拉法院已經下令進行一項調查，調查的依據是請愿者的主張，即沙希·伊德加（Shahi Idgah）清真寺的土地實際上是黑天神的合法出生地。

包括克什米爾、北阿坎德邦和北方邦在內的幾個邦，都各自經歷了獨特的印度教宗教場所的重新姓名。“印度教特性”框架需要部署空間想象力，所有印度領土都被定義為一個公開的印度教宗教詞匯的神圣景觀。

今天，印度教民族主義的死靈經濟總是依賴于把歷史作為其最重要的場所，而歷史必須被改造和重塑，以證明其當今的統治是合理的。

戈爾瓦卡還聲稱，穆斯林已經把印度教民族主義的家園變成了“一個酒店，僅僅是一片供人享樂的土地”，有效地將穆斯林和清真寺的存在等同于對印度教家園的象征性侵犯。

薩拉·亞瑟寫道，因此，在這種民族主義的視野下，穆斯林建筑中任何文化表達的跡象都被視為對圣地或印度母親（Bharat Mata）純潔的侵犯。正是這種復仇的精神一直揮之不去，在時間和空間上猛烈地展開了自己的內在視野。

憑借其被感知的持久性（permanence）和永恒性（timelessness），紀念性建筑為社區創造了一個聚集的空間，并作為一個固定的錨，圍繞著它發明了傳統。因此，它的毀滅不僅預示著空間關系的重建，也預示著歷史傳統的重建。

因此，空間暴力不僅是一種制造恐怖的侵略性報復工具，而且是一種精心設計的策略，旨在重新發明與領土相關的文化意義，并根據民族主義的概念語法對其進行重新定義。

印度人民黨及其極右翼印度教盟友的政治工作就像一臺戰爭機器，陷入了瘋狂而無休止的解構當下的嘗試中。找不到過去的鬼魂，就當下創造一個作為彌補。紀念碑因此成為這場代表權戰爭（proxy war）的門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