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上海徐家匯。本文照片均為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從“媒介等式”到“社交界面”

一個孩子正專注地看著電視廣告上的一桶爆米花。有人問這個孩子，如果此時把電視機倒過來放，會發生什么事情呢？孩子回答說，爆米花會打翻。

也許這個回答引人發笑。我們都認為，自己并不是那個孩子。我們知道，電視或其他屏幕上的圖像僅僅只是圖像，而非它們所顯示的事物本身。我們懂得，屏幕“內”的“世界”和屏幕“外”的現實之間存在界限。

但早在1998年，兩名傳播學者——巴倫·李維斯（Byron Reeves）和克利夫·納斯（Clifford Nees），就在《媒體等同》一書中給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我們實際上都是那個孩子。根據他們的調查，當人們作為個體與計算機、電視等技術媒介互動，他們的互動方式在本質上來說是社交的，而且是自然的，同現實生活中的互動別無二致。他們寫道：

把媒體和現實生活等同起來，既不罕見，也并非不合理。它非常普遍，很容易促生，它不依賴于華麗的媒體設備，思考也不會使它消失。媒體等于現實生活，這一“媒體等同”（或“媒介等式”）適用于每個人。

在李維斯和納斯的主張下，“社交界面”（social interface）曾一度成為人機交互設計中的一種范式，讓機器符合人們在日常社交中出現的禮貌規則、偏見陳規、交互慣例等。不過，這種原則在實踐中并沒有結出預期的碩果，倒不如說留下了著名的敗筆：微軟的“Office助手”和基于擬物邏輯的“鮑勃”（Bob）軟件。

微軟的“鮑勃”軟件（圖源：Wikipedia）

Office助手 （圖源：Wikipedia）

雖然也有批評者認為，微軟在鮑勃和Office助手上遭遇的滑鐵盧，是出于對于納斯等人理論的“悲劇性誤解”，但本世紀初學界的進一步研究，也傾向于否定“社交界面”的實證基礎。Tourangeau等通過一項在線調查指出，實驗室中展開的心理學實驗不同于日常真實情景，后者讓受訪者更容易忽略有關“提問者身份”的提示線索，而且在回答問題時可能分心，這讓社會界面的效應無法在實驗室外得到顯現。

“社交界面”的重建

社交界面建立在一種有爭議的歸納上，也就是認為人們普遍將媒介技術所呈現的事物與現實生活中的人、事、物等同起來，并以此指導實際的用戶界面設計。但是，如果我們不急于將“界面”落實為軟件的用戶界面，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更大系統的組成部分——人和機器（計算機）的交互，那么，“社交界面”的意義也有望得到重新詮釋：人和機器的交互并不能簡化為個體和機器在某種實驗室情境中的孤立行為，而是在社會提供的背景框架支撐下，所進行的一種廣義上的社會交往。

從李維斯與納斯的社交界面理論中獲得啟發，人機傳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HMC）認為機器實際成為參與傳播過程的一個獨立的行動單元或行動體（agent）。此時，與其說人們通過計算機進行傳播（即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不如說計算機已成為社會參與者，人們并不總是將計算機用作某種“透明”的媒介進行傳播與溝通，而是已經出現了直接面向計算機，從中尋求信息與意義的活動。

傳播學者安德里婭·L·古茲曼（Andrea L. Guzman）認為，人通過技術媒介的傳播（或通信、交流等）已轉換為“人與機器之間意義的創造”，從而對傳播學中關于人際溝通的基本假設提出挑戰。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傳播學概論》中就曾指出，“研究傳播時，我們在研究人，研究人的關系，人與群體、組織與社會的關系……了解人與人是如何建立聯系的?！倍藱C傳播理論認為，“人和機器的關系”這一新的維度已成為傳播中一個無法忽略的方面。

2022年，上海小南門。

在當前以大語言模型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熱潮中，這一人機關系維度的重要性已有所顯現。對于一眾網友而言，展現了高度語言能力的聊天機器人，與其說是某種進行“文本到文本”的轉換工具，不如說更樂意賦予它某種虛擬身份：有人用ChatGPT來“模擬”已故的戀人或是名人的話語風格，還有人在微軟調整對話“New Bing”規則時喊出了“解救Sydney”的口號（“Sydney”據New Bing的聊天機器人“自稱”為“真正的名字”）。

人工智能固然可以說在本質上“缺失”心理能力意義上的“情感”，但它的“功能性情感”卻日益成熟：評估人類所表達的情感，并給出相應的恰適回答，賦予了它“善解人意”的功能，也使它對人格的“模擬”或情感輸出得以可能。而“功能性情感”的發達，側面印證了“社交界面”的合理性正在人工智能的境況下得到重建。既然和機器的交互中存在情感投入的空間，甚至引發某種強烈的情感體驗，以至于將聊天機器人視為一個應“解救”的對象，那么，這些現實使我們完全有理由將這些人工智能的系統視為傳播或溝通的對象。

盡管我們仍應當說是人們自己從機器給出的回應中解讀到某種“情感”、賦予它某種“意義”，但考慮到人和人之間有技術媒介的溝通也總是涉及同樣過程（例如，賦予書信以意義），這種由接收者主導的意義建構（sense-making）貫穿著人與人建立聯系的歷史，從而也可自然而然延伸到人與機器的聯系上。

進一步說，即便只是將聊天機器人當作一種文字轉換的工具，指令它完成某項工作的方式也和人際的交互高度相似。如下面一則廣泛流傳的提示：

I want you to act as an academic journal editor. Please rephrase the paragraph from an academic angle based on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Nature journal: [Abstract] 

（我想讓你扮演一名學術期刊編輯。請根據《自然》雜志的寫作風格，從學術角度改寫這段話：[摘要]）

闡述“語言游戲”時，維特根斯坦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建筑師傅A和助手B建造房屋，A喊出“方石”“柱石”“板石”和“條石”這些名稱，B則按照A指定的順序把這些石料遞給他。這一實踐中，“一方喊出語詞，另一方依照這些語詞來行動”，構成了一個實際的“語言游戲”；類似這樣“和語言編織成一片的活動”，則在整體上構成了語言游戲的概念。

可見，即便簡單到只包含4個名詞、只有命令式（imperative）一種語氣，也夠資格成為一種在社會交往中起作用的“語言”。如果機器正日益成為一個能讓“交談”持續下去的對象，無論是其“功能性情感”還是產生有意義的文本，那么將它們視為交流的對象也并無不可。這一境況甚至先于技術上“通用人工智能”的實現，向我們展現了一種普遍存在的社交界面：嫁接在人類已有的社會交往方式上，構建起的人機之間交互的方式。

打翻屏幕里的爆米花

在社交界面作用下，人和機器的區別似乎可以被懸置，個體可以用統一的方式面對技術媒介呈現的“內容”?！捌聊焕锏谋谆ā币查_始發生變化。我們相信，電視廣告里的“爆米花”只是圖像，它傳達的是廣告主吸引觀眾購買的信息，卻不再能區分計算機輸出的文本是來自人的手筆還是機器裝置，即便它展現出某種“情感”似乎暗示它出自人的創作。

隨著機器進入人類傳播活動之中，成為一個貌似獨立的行動單元，人們對待技術媒介所呈現的“現象”，態度上也產生了某種分裂。一方面，人們可以將它們始終視為某個“對方”意思的表達。但與此同時，對于“對方”是人還是機器的困惑卻始終揮之不去。這兩股力量的矛盾，最終導向一種唯我論式的“解決”：認可自己是唯一可確定的、賦予意義的主體，而將所有解讀到的意義在來源上指向自身。

這樣的“解決”可以說是自戀式的，即便在對“內容”的解讀中感到冒犯。如塞內特（Richard Sennett）指出的：“自戀者并不渴求經驗（experiences），他所渴求的是體驗（Experience）。他總是在體驗中尋找自己的表達或反映，貶低每一次具體的互動或每一個具體的場景，因為它們永遠不足以包含他所是。”

在復數的經驗中，人們面對的是不同的他人共同塑造、改變的有意義的經歷，并以此構成“自我”；但在單數、大寫的體驗中，“自我”成為空洞的能指，無法賦予稍縱即逝的體驗以具體的名字。

按照韓炳哲的分析，這種自戀是當今心理紊亂乃至文化狀況的重要因素，它帶來了“點贊”盛行，尤其是體現在諸如社交網站、短視頻的流行。但求同“避”異的狀況讓人們陷入的不僅是已廣泛討論的“信息繭房”——因為，某種程度上，“繭房”作為一種防御性的策略不能說是完全無效的——而且還是一種成癮機制：在不斷追尋“體驗”的過程中，不斷寄希望于下一次的刷新、下一次的遭逢將能夠“表達或反映”自己。

永遠“善解人意”的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也許技術上還有一定距離，但也可以說是在可預期的未來能夠到來；而永遠“合乎口味”的推送機制，卻已成為廣泛存在的現實。這樣的未來和現實，不能通過簡單的“封禁”或“卸載”來拒絕，正如屏幕的爆米花無法通過顛倒電視機打翻。顛倒電視、拔掉電源，只是推延“爆米花”或其中“買它！”意圖的顯現。

2022年9月，上海淮海路。

正如“語言游戲”只有在“游戲”之外的他者（觀眾）在場時，才顯示出“規則”、才成為“游戲”，如果將前述自戀的唯我論式“解決”還原為面對充斥視野的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一種“防御”，那么積極的策略就在于同相異者的共處。一段“文本”、一幅“圖像”，它們的意義不是由自己單方獨斷決定的，也不因某個范圍內、某些“同者”的贊許而決定，而是在與相異者的對話中得到顯現。

這就將嫁接到社會交往方式上的人機交互，作為相對獨立的環節，鋪就通向進一步人與人之間社會交往的道路，從而將顛倒了的“人機傳播”重新顛倒回來：研究人與機器的關系，仍然是研究人，研究人的關系是如何建立的。

在完成這一顛倒的過程中，破局關鍵在于與相異者的相遇。城市正是這樣一個由陌生人聚集起來、帶有強迫性的與相異者相遇的處所。一定程度上，“城市”可以等同于高密度的相異者的空間分布，這是我們以“城市”的名義談論各種技術社會意義蘊含的根基。它作為事件發生的舞臺，創造出一系列無法避免又接連不斷的接觸和協商，“自我”得到塑形與改變，意義正在其中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