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丨陳碧：“鐵馬冰河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2023-03-31 19:5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政務

以下文章來源于風聲OPINION ，作者陳碧

風聲OPINION.

嘗試理解時代。鳳凰網評論部出品。

陳碧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發布時間：2022年4月20日。

編者按

2021年7月，“鐵馬冰河”因從海外代購氯巴占、并向其他患兒家屬銷售，被河南中牟縣警方以涉嫌毒品犯罪采取強制措施。該案一時間引發輿論熱議，也讓更多人關注到罕見癲癇疾病群體和“氯巴占”藥物。2023年3月31日上午，該案一審宣判，罕見癲癇病患兒家屬“鐵馬冰河”代購氯巴占案不構成走私販賣毒品罪，構成非法經營罪，但考慮到情節和社會危害，判處免于刑事處罰。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陳碧老師曾于2022年4月就該案發表評論，現再次推送這篇文章，以饗讀者。

據媒體報道，2022年3月18日，網名“鐵馬冰河”的藥品代購者被控走私、販賣、運輸毒品罪一案，在鄭州市中牟縣法院開庭審理。此前，同案的四名罕見病患兒媽媽，因幫助“鐵馬冰河”代收藥品氯巴占包裹而涉嫌毒品犯罪，公訴機關因她們犯罪情節輕微不予起訴。代購者“鐵馬冰河”，是本案中唯一被以販毒提起公訴的犯罪嫌疑人。

從案件材料看，代購者也是一名罕見病患兒的父親，他從海外購買氯巴占等藥物，除了給自己孩子服用，還存在加價賣給其他患兒家庭的行為。2021年7月4日，民警查獲他走私的氯巴占10.5萬毫克，按照成癮性折合海洛因10.5毫克。根據我國《刑法》規定，走私販賣少量毒品的，應處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據此，中牟檢察院認定，應當以走私、販賣毒品追究該代購者刑事責任。從2021年7月起，該代購者被警方羈押至今。

開庭前，有132名類似罕見病患兒家屬向中牟縣法院提交了一份實名簽名的聯名訴求書，為他求情，稱他不是毒販，不是出于賺錢的目的做代購，少量加價應該算是辛苦費。

| 聯名訴訟書來源：北青深一度

庭審中代購者“鐵馬冰河”陳述了自己的行為和初衷，只是想幫助其他病友代購，同時能保障自己孩子吃上救命藥，實際上也沒有將任何一粒藥賣給涉毒人員。律師做了無罪辯護，法院當庭沒有宣判。

一

應少捕、慎訴、慎押

前述四名罕見病患兒的媽媽的涉案曾引發了社會關注，檢察機關對她們做出了取保候審決定和不起訴處理，體現了少捕慎訴慎押的刑事政策。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將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列入年度工作要點。

在2022年全國兩會上，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2021年，檢察機關積極貫徹這一刑事司法政策，“全年不批捕38.5萬人、不起訴34.8萬人，比2018年分別上升28.3%和1.5倍”。在這不起訴的人群里，就包含本案的罕見病患兒媽媽。

這一政策，體現了刑事司法的謙抑性、文明化和人性化，它的時代背景是我國近二十年刑事犯罪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嚴重暴力犯罪的犯罪率下降和重刑率下降，而輕微犯罪大幅度上升和輕刑率同步提升，我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度。

因此，對絕大多數的輕罪案件，依法能不捕的不捕，要及時變更、撤銷罪行輕、人身危險性低的案件的不必要羈押；對符合法定條件的，檢察機關可適用相對不起訴。

如果說在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推行之前，檢察機關對于某些個案的批捕、起訴與否還存在糾結的話；在該政策推行之后，檢察機關就應當大膽審查逮捕條件，運用不起訴制度，充分用好、用足不起訴制度，能不捕的盡量不捕，能不訴的盡量不訴。

但是，有時候檢察官依法作出不捕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決定后，犯罪嫌疑人發生妨害訴訟、再次犯罪等行為，辦案人員往往面臨被追責的風險和壓力，而不捕不訴案件也常常是引起重點監督評查的焦點。

一些檢察辦案人員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怕追責，寧左勿右，寧重勿輕，可捕可不捕的一律捕，可訴可不訴的一律訴，對于申請變更強制措施一律否決，這使得少捕慎訴慎押政策仍然不能充分落實。

二

辦的不只是案件，是別人的人生

以本案為例，檢方在對代收包裹的患兒媽媽們的不起訴決定書中，主要談到“如實供述，系坦白”、“未獲利，社會危害性較小”、“家中患病兒童需要撫養”等輕微情節，而代購者幾乎也同樣具備這些輕微情節，自然也應適用這一政策，但為什么對他更為嚴苛，檢方不批準取保候審，并且還依職權進行了起訴呢？

| 患兒媽媽收到的不起訴決定書來源：央視新聞

這其實就反映出在偵查之中已經對嫌疑人的層次等級進行了劃分。對于這些甚至都沒有羈押必要的嫌疑人是否有移送起訴的必要，相信公安機關內部也是有過爭論的，但最后還是本著“就算要放也不能在我手上放”的觀念，移送起訴，難題交給公訴機關。

而公訴機關也是基于相同的理念，同時考慮到“既然是共同犯罪，那這些人就有責任大小，而非責任有無的問題。幫助犯可以不起訴，但主犯不能不起訴，哪怕判緩刑或者免處都可以，總之不能在我手上放掉……”結果，代購者被起訴，難題又交給法院。

實際上，代購者出售藥物雖然有少許加價，但這和販毒的“以販養吸”顯然不可同日而語，他的行為更接近病友之間的救助行為。

法律不外乎天理人情，如果對一種行為進行相對不起訴的評價就已經足夠，又何必給行為人貼上被告的標簽？檢方又何必把這個難題推給法院呢？

從批捕開始，檢察機關就應該抵抗住偵查中心主義的巨大壓力。為什么要少捕？因為一旦逮捕，就意味著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因此對于起訴必要性欠缺的嫌疑人，在逮捕的時候就應該謹慎，否則下一步就騎虎難下。一旦用了逮捕且沒有變更強制措施的，就為適用不起訴設置了障礙，所以這個刑事政策才要求捕、訴、羈押的決定都要把握謙抑和審慎的原則。

本案中僅對代收包裹的患兒媽媽們相對不起訴，而對代購者進行逮捕、長期羈押和依職權起訴，體現出了檢方機械執法的慣性思維。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一司法慣性長期合理存在。

相對不起訴的案件訴到法院，也不是不能判。只要公安沒意見，法院也能判，檢方是不是要為患兒和他們的家庭考慮呢？還是只需要考量這個行為有沒有違反禁毒法和刑法，只需要關心這是不是受到嚴格管控的精神藥品，只需要計算成癮含量，只要是涉毒行為，都應當零容忍？

在決定起訴之前，是不是應該再考慮下，這一行為是否真正具有社會危害性，是否危及他人或者大眾的身體或生命安全，是在救命還是害命呢？

這個問題，并不需要太多專業知識，關鍵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同時，檢察官們也認可那句話：我們辦的不只是案件，我們辦的是別人的人生。

三

代購者為何難有“無罪判決”？

回到這個案例，即便認為代購者的行為違反了《禁毒法》，侵犯了國家對毒品的管理秩序，具有行政不法，那檢方也完全可以強化與相關行政部門的溝通銜接、進行后續處理。對那些不起訴人員，主動向公安機關發出檢察意見書，要求對被不起訴給予行政處罰。

即便是已經開庭，在人民法院宣告判決前，人民檢察院如發現一些不應當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情形，比如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或者證據不足或證據變化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撤回起訴，然后再向當事人發送不起訴決定書，這樣的行為也體現了司法的擔當。

有人說，本案是否可以寄希望于法院對代購者做出無罪判決呢？我認為不太樂觀。從今年的“兩高”報告披露了這樣一組數字：2021年，全國各級法院共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25.6萬件，判處罪犯171.5萬人。其中，各級法院共宣告511名公訴案件被告人和383名自訴案件被告人無罪。

在認罪認罰的大背景下，無罪判決的比例較低，有的法院會通過認罪認罰判處緩刑或免予刑事處罰來處理案件。鑒于本案的被告人拒絕認罪認罰，所以法院的判決很可能是以羈押的實際時間下判，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形式進行結案，這樣的結果還不如檢察院撤訴。

這些年，少捕慎訴慎押是刑事司法領域的高頻詞匯，民營企業的老板因此感受到了法律的溫度，還有不少涉事企業也進行合規不起訴。

本案推進到今天，并沒有很好的適用這一司法政策，如果公訴機關能撤訴仍不失為一種好的司法態度。衛生法專家正在努力構建制度和渠道，讓罕見病患兒有一個吃藥的合法途徑，而我們同時也希望，買藥的父親能夠早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