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動供給側改革和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背景下，人才的培養和引進、評價和激勵，成為政商學界的重要議題。

7月10日，在全國政協“發展實體經濟 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專題協商會上，多位與會人員在發言中對人才政策和現況發表見解，提出建議。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全國工商聯副主席、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基于自己在一線從事教育管理和改革工作的經驗，對創新型人才的培養發表了看法。

“學生平均水平較高，但是其中的拔尖人才較少。”錢穎一指出，中國在創新型人才培養上存在三大問題，分別涉及知識、能力和價值三個層面。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關注了去年以來各地密集出臺的包括直接落戶、購房優惠、住房補貼、項目資助、現金獎勵等在內的人才引進政策。

“‘人才大戰’既反映了我國經濟轉型對人才需求的迅猛擴張，也折射出城市和區域間競爭的新變局。”王一鳴說，“‘人才大戰’在推動人才自由流動和市場化配置的同時，也帶來諸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也對吸引人才的激勵機制提出建議。“引進人才要區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把引進人才的自主權還給企業、高校和科研單位，”他說。

錢穎一：高度量化和一刀切的考核機制不利于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在題為《提高大學培養創新型人才的能力》的發言中，錢穎一指出，我國目前對于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存在三大問題，分別涉及知識、能力和價值三個層面。

具體來說，在知識方面，學生多局限于對單一學科中“知識點”的掌握，而跨學科的知識很薄弱。

在創新能力方面，學生缺乏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能力，也缺乏與之相關的寫作與溝通能力，寫不好是因為想不清。

“批判性思維與創造性思維能力是創新能力基本要素，這是科學界和企業界的共識。批判性思維是善于提出疑問，并能夠給出有說服力的判斷。批判性( critical)不是批判(criticism），它是創造性的起點。創造性思維則是新的、與眾不同的想法。”

在價值取向方面，當前影響創新型人才培養的突出問題是學生、教師、學校、教育部門和社會的普遍的短期功利主義，具體表現為急功近利，追求短期利益。

“各種評價機制往往獎勵可度量、可量化的短期成果，而有創造性的和長遠的結果相對是難度量、難量化的。創業中‘羊群效應’明顯，創新中同質性很強，都與短期功利主義有關。”錢穎一分析。

對此，錢穎一提出三條改革建議：

一是在知識層面，建議增加學生跨學科、跨領域的知識。目前，大學本科生在第一學位之外可以修第二學位，但是研究生無法跨學科修第二學位。比如工商管理碩士（MBA）學生無法修計算機工程碩士，反之亦然。建議教育部門放寬限制，允許研究生跨學科修雙學位，以利于培養復合型的創新人才。

二是建議更加注重對學生的能力培養，特別是培養學生批判性思維和創造性思維能力。為此，大學要創造寬松、寬容、有利于學生個性發展的空間和條件，教育部門也要給大學創造寬松的環境。當前教育部門對大學的各種考核越來越量化、越來越一刀切。雖然這便于操作和管理，但是高度量化和一刀切的考核機制明顯不利于創新型人才的培養。

第三，全社會都要克服急功近利的短期功利主義，在價值取向上要有更高的追求。

錢穎一認為，目前學科評估已經成為高校的指揮棒，容易導致追求短期成果，學科畸形發展。學科評估過程中產生的信息對辦學是有幫助的，但是目前的學科排名方式不利于大學的多元發展、有機發展和長遠發展，應該改變。

最后，他還談到，當前有兩個因素使得提高培養創新型人才的能力更加緊迫：一是技術進步，特別是人工智能帶來沖擊；二是新的國際環境可能使得國際交流受到更多限制。

“我們的學生靠死記硬背和大量做題獲得知識，這正是機器學習的原理，而且機器有絕對優勢。人要做機器不能做的事，那就是跨學科的、創造性的工作。”錢穎一說。

王一鳴：促使地方從“比拼優惠政策”向“優化用人環境”轉變

“高層次、高技術、高技能人才成為產業升級和發展模式迭代的關鍵因素，成為城市和區域間競爭新的核心生產要素。”王一鳴在題為《引導人才有序流動優化配置》的發言中指出。

地方正從過去的“招商”轉向現在的“招人”，諸多新問題和新挑戰也在發生。在王一鳴看來，這些問題包括重引進人才輕環境建設、超越公共資源承載能力、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落戶新政”推高房價等。

例如，在公共服務提供能力不足的情況下，“人才大戰”帶來的戶籍人口“井噴”，增大了交通、教育、醫療等壓力，公共服務供需缺口增大，并引發新老市民的矛盾。

參與“人才大戰”的城市經濟實力較強，財力相對充裕，往往能夠以比落后地區更優惠的條件招攬人才，使得無力比拼的東北、西北一些城市人才“失血”更趨突出。

“據有關方面反映，吉林大學流失的人才可以再辦一所‘211’大學，蘭州大學流失的人才可以再辦一所蘭州大學。由此形成的‘馬太效應’將進一步加劇地區間發展水平的落差。”王一鳴說。

針對這些問題，王一鳴認為，應促使地方從“比拼優惠政策”向“優化用人環境”轉變，從注重“招攬人才”向注重“用好人才”轉變。他建議：

一是引導人才有序流動。建立健全人才合理流動機制，突出市場主導和企業主體，保障和落實用人單位自主權，提高地方引才的科學性和針對性，促進人才鏈與創新鏈、產業鏈精確對接。整合多頭人才引進計劃和項目，提升引才工作的質量和效率。加強對東北、西北等中心城市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重大科研基礎設施的布局，為當地人才更好發揮作用搭建平臺。

二是著力優化用人環境。依托創新創業平臺聚集人才，促進引進人才與地方經濟轉型升級相融合，使各類人才有用武之地。建立與創新相容的人才激勵機制，推進職務科技成果產權激勵改革，讓創新人才充分實現自身價值。營造開放包容、公平競爭的環境，為各類人才創造人生出彩、夢想成真的機會。

三是提升公共服務能力。加大公共服務能力建設，優化城市人居環境，完善教育、醫療、交通、環保等配套設施，增加優質公共服務供給，使之與引進人才規模相適應，使各類人才愿意來、留得住、扎下根。

四是加強住房政策協調。拓寬住房供給主體和渠道，與人才引進規模相適應，增加住房供應，避免落戶人口激增帶來房價非理性上漲。加快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鼓勵增加人才公寓等人才租賃房建設。堵住政策漏洞，防范只購房不居住、只購房不就業、只購房入學而不實際就業等問題。

五是建設人才信息平臺。開發建設人才數據庫，加強人才信息實時監測，開展大數據分析，識別各類人才的流向和空間、行業配置，以及主要區域和中心城市人才的數量和質量缺口，為科學引才和精準引才提供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