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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博士金山田野調查②︱和40名外地畢業生交談

調整調查方向
在兩所學校進行了幾個月的田野調查后,我認識了學生、老師、行政人員、學生家長,了解了他們校內外的生活環境。我和由復旦大學任遠教授(我在上海的對接導師)組織的研究小組分享了我的調查進展,任遠教授認為我在兩所學校觀察并采訪畢業年級的學生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如果我真的想要理解這些學生從青少年到成年的過渡,我應該接觸近幾年畢業的學生,并就他們各自的經歷進行采訪。
我聽取了任遠教授的建議,調整了我的調查方向。我在繼續呆在兩所學校的同時,開始追蹤近幾年的畢業生,并將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這上面。我采取了定性研究中的“變異抽樣”法,試圖接觸在初中后走上不同路徑的各種各樣的畢業生。這些不同路徑的共同點是這些學生都就讀過我日漸熟悉的盾牌中學和標槍中學兩所學校中的一所。
首先,我在學校老師和校長的介紹下聯系到一些近幾年的畢業生,并和采訪了他們。一名去年剛從學校畢業的男生在一家本地的理發店做學徒,他和我分享了學理發的艱難;另一名男生告訴我他因為很小的分差和心儀的職業中學失之交臂,在退而求其次的學校里,他覺得不夠有挑戰性;一名女生告訴我她在初中畢業后回老家安徽讀了職業中學,因為她的父母在上海工作很忙,沒有時間照看她。她在兩年后輟學,現在在做一份烹飪工作的同時兼讀工廠管理的成人教育學位。還有一名女生不愿意回老家,并且覺得職業中學給不了她想要的學位。她最后說服了父母讓她進入一個私人辦學的六年制學位課程,提供成人高中學位和成人高級職業技術學位(大專)。不過她在完成了成人高中后也輟學了,現在在一家保險公司工作。我還采訪了兩個剛從上海職業中學畢業的男生,他們正為找一份和自己在職校所學相關的電工工作發愁。
這些最初的訪談表明了在初中畢業時向外地學生開放的路徑的多樣性,并讓我深刻意識到路途中的艱難和阻礙。接下來我會按每條路徑總結我的發現。
回老家
在我和40名即將初中畢業的學生和近幾年畢業的學生的采訪中,他們每個人都提到了回老家。他們將其視作一個選項,有人因為種種原因拒絕了它,有人因為這條路能通向不同程度的成功而選擇了它。
回老家的時機非常重要。對于學習成績好的學生,盾牌中學和標槍中學的老師都強烈建議他們回老家,這樣他們有機會入讀老家的高中。他們經常提到七年級是轉學回老家的最佳時機,因為學生會有足夠的時間適應家鄉的環境、教學方式和課程設置,以便在高中入學考試(中考)中取得好成績。七年級之后再轉回老家,適應起來會更困難,但我的研究表明這也是有可能的。事實上,我目前采訪到的三名成功考入大學的學生都是在八年級回的老家,有在第一學期前回去的,也有在第二學期前回去的王超,張剛和王美玲。陳莉莉采取了另一種策略,目前她就讀于老家的一所高中,正在準備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她所采取的策略是在老家復讀九年級,但這不是完全自愿的選擇。她原本可以通過前面提到的120分的積分制在上海參加中考,但因為母親沒能達到要求,她才回到了山東老家。
回老家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或者說考慮回老家是否可行的首要因素,是孩子的照看問題。例如,當張靜八年級末尾被父親送回老家時,她的父母雙方都沒有準備要陪她回去并在整個適應過程中給她情感支持。她沒有進入最初選好的寄宿制學校,暑假也只能住在姑姑家。然而,她和姑姑并不熟悉,這讓她覺得尷尬,并在新的環境中感到疏離。她在電話里哭著向父親懇求“來把她帶回上海”,她父親警告她“如果讓她回上海了,不要恨他”。幾年后的今天,她正在攻讀上海一所全日制高級職業技術學校的護理學學位,對此她很高興,也對放棄通過回老家考上高中這一機會感到無怨無悔。
在張剛的例子中,他的母親決定放棄自己的工作,在兒子中考前一學期回四川老家陪他。同樣,在高中最艱難的最后三個學期,他母親再次給了他這種情感上的支持。高考前最后一年她甚至在學校附近租了套房子,為兒子提供比八人宿舍更安靜的睡眠環境。他說母親的出現讓他“感覺舒服多了”。
不過,也有一些外地學生可以在沒有情感支持的情況下克服困難。王美玲獨自回到四川老家,由外公外婆照看。她當時就讀于一所離外公外婆家兩小時路程的寄宿制學校。中考考得很好,她順利入讀一所當地的高中,寄宿三年期間父母沒來當面給過她支持。盡管有一些困難,但她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考入上海一所位于金山附近的大學學習化學專業,目前大三。她說,在老家讀中學的期間,母親在電話里的情感支持非常重要。回望那段生活,她說那是“非常痛苦的時候”。
王麗萍也提到了在學校的痛苦。回到山東老家后,她轉入了一所全封閉的私立初中,管理嚴格,過年的時候我去探望過她。她在讀九年級,離一直準備的最重要的中考還有一學期。她告訴我,在這樣高強度的學習環境下呆了一年后,她再也受不了,決定不再去上學了。她的父母允許她“休息一下”,并把她帶到他們在浙江的新家住了幾個星期。他們把她鎖在房間里,直到她恢復理智。當他們發現這樣做沒什么用后,父母兩人跪在女兒面前,流著淚懇求她回學校好好念書。這樣的敘述表明在這些外地學生的成長中,他們進行個人選擇和行動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如果父母的責任占全部的權重,學生很難在預設的路徑之外找到自己的路。最后,她決定回到山東那所像監獄一樣的學校(我去看過,學校圍欄上裝著鐵絲網)。現在,她說她“離開學校休息一段時間是巨大的錯誤”。
但對一些人來說,所遭受的苦難都是徒勞的。并不是每個人在老家都能取得足夠優秀的成績進入大學。例如李娜,我曾探訪過她在蘇北的老家。回老家后,她順利轉入一所以體育為特長的高中。但因為沒有達到大學體育專業所要求的成績,她只好選擇了父母建議的替補選項:接受高級職業教育,成為一名幼兒園老師。
盡管回老家這條路困難重重,但它仍然是大多數外地人考慮的選項。王濤和劉桂英告訴我,他們想回老家,但因為他們的成績不夠好,父母決定不讓他們回去。和他們一樣的外地學生在初中畢業后會做什么呢?最常見的選擇是進入上海的職業中學。
職業教育
盾牌中學和標槍中學的學生通常會考慮兩所公辦職業中學,一所側重于金山區的傳統工業,石化產業;另一所側重于烹飪。但和許多中國其他的職業學校一樣,除了校名所包含的專業,這兩所機構也提供其他的職業課程,比如汽車修理、信息技術、機械加工和貿易。這些項目往往需要3到4年的時間完成,其中包括一次長達一年的實操作為實習。這也是僅有兩所來標槍中學向符合條件的學生及家長介紹課程的職業學校。家長會上,他們對各自學校的優勢做了充分宣傳:因為位于金山區,兩所學校離這些外地家庭在上海的新家都很近,家長要聯系他們的孩子或者孩子的老師也很容易;學校和當地的企業簽了合同,以實現學生從學校到工作的順利過渡。據悉,這兩所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就業率達到了驚人的98%。
不過,現實似乎有些不同。很多年輕的受訪者將這兩所職業中學的情況描述為混亂,甚至告訴我有學生被其他學生或幫派毆打、騷擾。在烹飪學校甚至有一種階層化的混亂,比石化學校更為嚴重。因此,一部分學生試圖避開這兩所學校,并表示傾向于在“城里”的職業學校,這意味著除了金山區,上海其他地方都可以。學生選擇其他職業學校的另一個原因是這兩所學校提供的課程有限,比如,如果想成為一名幼教或者護士,就只能去城里的學校學習。
盡管這兩所職業中學的名聲有好有壞,但標槍中學的大部分畢業生實際上還是會進入其中一所學校就讀。有的是出于地理位置上的便利,有的是為了和好朋友報名同一所學校。無論進入哪一所學校,第一步是選擇一個專業領域。在選專業的問題上,這個節點的學生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和準備。大多數外地學生的家長,尤其是父親,對孩子學什么更有發言權,他們會猜測社會需要什么,什么領域更好找工作。有顯著的跡象表明,孩子在是否要回老家上學這件事上有發言權,但在對專業的選擇上,我們沒有足夠清晰的證據。
無論就讀于哪所職業中學,性別都是考慮專業的重要因素。女生會被施壓,去選擇那些“合適”的專業,比如成為幼教或者護士。例如李娜,她小時候的夢想是成為一名警察,或一名參與特殊軍事行動的士兵。在沒能取得體育專業要求的成績后,她因為父母施加的壓力而進入一所幼教職業學校,并最終順從了這條路。在其他例子中,有受訪的女生表現出對化學的興趣卻遭到了父母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化學“對女性身體有不好的影響”。
朋友的選擇是另一個大的影響因素。王濤和劉桂英一起到石化學校報名并想進入同一個班,然而他們最后被分到了不同的班級。這是學校的管理流程,他們無法改變。此外,杜婷婷、黃芳和高安就讀于城里同一所職業學校,并且都學習幼兒教育。這個決定是由其中一人帶頭做的,她說服了另外兩個人。相似地,即將畢業的趙敏說服了她的同學:劉霞和李艷,和她一起去烹飪學校學習西式甜點。
職業中學的主要目的無疑是讓學生掌握實用的專業技能,讓他們在畢業后能夠找到好的工作。但學習結束后學校頒發的畢業證并不是學生職業技能的最重要指標,當學生從職業技術學校畢業時,外部機構的專業證書對他們進入勞動力市場更為重要。有些學生很早就在他們的職業生涯中意識到了這一點。例如,李偉是這樣描述他的理解的:
“我覺得,西餐專業它是可以拿兩道證書 ,而且你兩年畢業之后可以拿一張西餐烹飪四級,還可以拿一張西點初級 ,和計算機初級三張證書 ,這些事情都要考試,考得過來還能拿,然后畢業還有畢業證書,但是這個畢業證書在我們的老師的眼中沒有什么用,但是你拿要拿的,就是專業的證書比較管用嘛,因為你出去找工作都要去拿各種證書去找工作的 ,然后我在這個學校讀的是三年,前面兩年學習最后一年實習,就出去工作,然后如果你要是想考在大專的話,你也可以參加考試,考試的話你要去你自己努力吧,你自己想要的話就可以。”
未能獲得所需的專業證書或者不了解它們的重要性會帶來嚴重的后果。王濤,一位剛從石化學校畢業的電工畢業生,通過親身經歷吸取了這個教訓。當時,他不滿意學校給的實習機會,因為這次實習沒有讓他接觸到他選擇的專業,而迫使他學習一門新的學科。所以他決定退出實習。根據學校的政策,要想畢業,他必須在學校里再讀一年,上以前上過的課。然而,由于沒有參與實習,他錯過了和工人們的交流。工人們說的在實習期間應該拿到關鍵的安全證書,他也無從知曉。因為沒有相關職位所需要的安全證書,他在畢業后的一年里只能靠打零工生活。
職業中學并不總給它的畢業生帶來這樣的問題,它也能幫學生順利過渡到高薪工作。張強在畢業后就很順利,他是石化學校的化學專業學生,過去就讀于標槍中學。畢業后,他進入一家外資的化學公司實習,并在一年實習期結束后拿到了全職職位。現在他在金山買了兩套房,業余也有時間進行他最喜歡的健身運動。
不過并非所有學生都有機會進入石化學校。事實上,因為父母不滿足當前隨遷子女在上海接受中職教育的要求(繳納社保,持有居住證),標槍中學大約一半的應屆畢業生都被劃在了大多數職業學校招生的范圍之外。如果想接受公辦職業教育,他們只有烹飪學校所提供的成人教育課程一個選項。據這個學校的招生官告訴我,他們的全日制成人教育課程“與常規課程基本上是相同的內容,只不過在畢業證書上加‘成人’兩個字”。不是所有的職業學校都提供這個選項,事實上,金山區只有烹飪學校有。
但成人教育的學位被這個地區的大型本土企業一視同仁嗎?我向三位招聘人員咨詢時發現,他們通常不接受成人教育的畢業生,他們沒有聘任成人教育畢業生的經歷,所以無法將兩種類型的職業學校畢業生(成人和非成人)進行比較。這可能表明,成人教育的資歷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較低,進而加劇那些無法進入其他項目的外地學生的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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