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8日，第四屆中國民族史研究生論壇在中央民族大學舉行。來自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教堂山分校、中央民族大學等海內外高校的近60位研究生，圍繞中國歷代治邊方略、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史、中國民族史和民族關系史等議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主題報告與評議：追求歷史的“厚度”

本次論壇設有大會主題報告環節，分別由中央民族大學安北江、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教堂山分校陸騏、北京大學寇博辰、東北師范大學張月瑩、中國人民大學張閌、南開大學吳杰華6位研究生代表作主旨發言。該環節由歷史文化學院崔麗娜副教授主持，李鴻賓教授擔任點評嘉賓。

論壇主題發言環節，陸騏（左上）、張閌（左下）等研究生代表作主題報告，李鴻賓教授（右）擔任評議嘉賓

前三位發言者的報告聚焦于10—13世紀中國北方的“草原征服者”（日本學者杉山正明語）。安北江《黑水城出土748號稅制文書考釋——兼論西夏“通檢推排”》一文在對俄藏黑水城文獻Инв. NO. 748、Инв. NO. 2890V所載西夏法典《亥年新法》進行錄文及考釋的基礎上，探討了西夏“通檢通排”制度的規定、實行原因及其作用。陸騏在題為《可移動的“牙帳”》的發言中，通過對遼代慶東陵墓葬中心4幅山水壁畫（即“四季山水圖”）內容、圖式及其與其他壁畫關系的探討，別出心裁地指出“四季山水圖”既具有漢文化喪葬傳統的元素，又呈現出契丹墓葬的特點。“四季山水圖”實際上濃縮了契丹人關于“墓”的空間理解，把漢人墓葬傳統中不可移動的地下空間轉化為了可移動的“牙帳”。寇博辰《元代安西王忙哥剌的狩獵生活》一文關注前人研究不多的元代宗王射獵活動，以《馬可波羅行紀》《元史》《元典章》《牧庵集》等文獻史料為基礎，初步分析了忙哥剌狩獵的場地、時節及其意義，推進了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其后兩位的報告，則把關注的時段移至清朝時期。張月瑩《康熙年間“三道溝事件”與朝鮮的應對》一文專注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三道溝事件”的個案研究。康熙二十四年，清兵奉命在鴨綠江上游三道溝（今吉林臨江貓耳山附近）一帶勘繪輿圖，與越境偷采人參的朝鮮邊民相遇，遭到襲擊并造成人員傷亡，引發中朝兩國嚴正交涉。該文以域外朝鮮文獻以及國內文獻為依據，討論了“三道溝事件”發生的歷史背景、處理過程以及朝鮮方面的應對。張閌《愚蠢還是無奈——乾隆朝兩次金川戰爭清軍攻碉戰術新探》一文，細致爬梳史料，對學界關于乾隆朝兩次金川戰爭所使用攻碉戰術的通行看法提出質疑。他認為清軍選擇攻碉戰術，并非愚蠢，實屬無奈。兩金川土司碉卡林立，防御嚴密，情報工作出色，且在具有高度權威的土司指揮下，戰斗力強，難以在短期內速戰速決，只能通過攻碉來實現戰略目標。清軍以己之短攻人之長，雖然最后平定了兩金川，但卻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

最后一位發言者吳杰華帶來了《中國古代的南方蛇意象》的報告，從南方多蛇、南人食蛇、南方“蛇種”3個方面進行了論述。他認為在古代生態環境良好的南方，往往在史籍中被描述為煙瘴、蠻夷之地，此種敘述賦予了話語者本身的正當性，相關的情感判斷多是文化建構的結果。

李鴻賓教授對6位發言者的報告一一進行點評。第一，歷史研究不能搞古今穿越，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例如，西夏“通檢通排”制度真的是基于國家和社會經濟發展所需而實行的嗎？西夏政府真的關懷它的國家發展和百姓生活嗎？李教授對此表示懷疑。一方面，古代百姓時常依附于貴族，不斷壯大的貴族勢力蔭蔽了大量人口，減少了國家的賦稅收入，因此西夏政府必須進行賦稅查檢；另一方面，為了應對周邊政權的威脅，西夏政府為了壯大軍事實力，必須訴諸于財政，從而清點人口、擴大稅收。第二，歷史研究要特別注重方法論層面的分析。他以張月瑩的報告為例，指出研究歷史問題必須注意歷時性的變化，做到論有所出。1636年，皇太極改國號為“大清”。這一名號的變化，背后體現出政治體的成熟度。在從部落聯盟走向王朝國家的過程中，他們的地域觀念是否發生了變化？如果有的話，此種變化對滿洲—清朝與朝鮮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第三，他認為幾位報告人的論文在技術層面上都做了細致周到的陳述，但建立在具體研究層面基礎上的對意境的理解，更能反映出學者思考的厚度。基于具象積累之上的那種“感覺”，特別能夠反映出一位學者研究的力度。清朝政府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價、以硬碰硬解決大小金川問題？從軍事格局的角度來看，大小金川的戰局決定著地區性乃至全局性的局面，攻堅點必須拿下。繼而可以進一步思考：乾隆帝為什么如此得不償失、一定要平定大小金川？我們該怎樣理解清朝的國家特性？美國學者歐立德（Mark C. Elliott）認為，清之前的中華王朝，未必都能用“帝國”（Empire）這一詞匯來表達。在他看來，只有清朝能夠稱得上是“帝國”。“帝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殖民”（Colonization）。清朝之所以要費盡周折解決準噶爾問題，醉翁之意不在準噶爾，而在乎西藏。清朝欲解決西藏問題，必須解決準噶爾這個后顧之憂。西南土司問題在元明兩代早已存在，但并沒有達到非解決不可的地步。清朝則力求完全解決，大規模推進改土歸流。清朝對周邊地區的“殖民”，即是要把周邊地區完全納入到自己的版圖之中，達到均質化的程度。均質性是“帝國”的一種必然訴求，也是清朝區別于此前中華王朝的重要特征。清朝的這種情形在此前中華歷史上并不多見，標志著中華“帝國”走向了新的階段，也是我們理解清朝帝王心態必不可少的重要參考。李教授的評議犀利明快，切中肯絮，視野宏大，給在場師生以不少啟發，成為本次論壇的一大看點。

從漢至宋：族群凝聚與國家秩序

本次論壇分為2個分論壇、8場討論，圍繞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邊疆的開發與治理兩大主題展開，歷史文化學院丁慧倩、曹流、廖靖靖、趙桅、蔣愛花、彭勇、崔岷、鐘焓等教師擔任評議人。

從漢至宋的中古時期，是漢民族與周邊民族頻繁互動的時期。中央民族大學關惠丹《東漢初年邊境豪杰與匈奴關系——以盧芳政權為例》一文，先排比史料，對《東觀漢記》、袁宏《后漢紀》、范曄《后漢書》、司馬光《資治通鑒》不同文本的記載進行考辨，指出范曄《后漢書》對盧芳早期活動的記載最為全面可信，并在此基礎上指出，盧芳自稱匈奴貴族后裔應在更始帝失敗之后，從盧芳政權與匈奴的關系來看，盧芳政權乃是特定環境下漢匈關系與讖緯思潮的產物。與此相類似的是首都師范大學王衛松的文章《杜佑眼中的“華夷”與“邊疆”——以〈通典·邊防典〉為中心的文本考察》，同樣聚焦于文本本身的分析，梳理了杜佑的“華夷觀”，并分析了杜佑《通典·邊防典》對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的不同對策。

大會分論壇現場

西北大學馮景運《北族后制探微——以漠北突厥、回紇可敦為中心》一文，對學界措意較少的北族名號“可敦”進行初步探討。“可敦”一名，始于柔然。突厥時代已然發生變化，出現多位可敦同時在位、甚至非可汗之妻亦稱為“可敦”的情形。至回紇（回鶻）時代，多可敦在位的情形更為普遍，同時產生了區分彼此身份的修飾性詞匯（如“少可敦”）。復旦大學李昊林《宋代黎州“蠻族素忠順”與“藩籬之弊”小議》一文，對史書“蠻族素忠順”的記載重新加以探討，通過具體的史實考證指出，“素忠順”指的是邛部川蠻而非全部黎州蠻，以邛部川蠻為代表的部分黎州蠻，主導了對宋貿易，并示以友好的態度，減輕了宋朝的邊境壓力。

從王朝國家走向民族國家：明清以來的族群與國家

本次論壇有將近一半論文的研究時段聚焦于明清時期。這從一個側面或許可以反映出，明清時期遺留下來的數量豐富的史料，特別是多語種的史料，給研究者提供了更為豐厚的研究基礎、更為寬廣的研究視野以及更為多元的研究角度。中央民族大學方玉權的《多族群語境下的清代孝行旌表探微》一文，將清代孝行旌表的受眾范圍擴大至漢、滿、蒙、苗等諸多族群，在地域范圍上則擴大至清帝國的絕大部分版圖。在此時空視域的前提下，他對清代孝行旌表的層級、程序、監管等問題進行了探究。山東大學張凌霄《“帝國”與“王朝”：多元視野下的清代“國語”及其歷史》一文，試圖辨別“帝國”與“王朝”兩大概念的含義之別，通過概念史的梳理，思考“帝國”與“王朝”兩大概念對清代“國語”研究的影響。武漢大學朱春潔《民族認同與漢壯融合——以清代壯族文人的詩歌創作為中心》一文，從文學的角度切入，以壯人寫作的漢詩為考察對象，指出壯人本身不看重婦女守節但詩歌卻大力贊揚忠節烈女，壯人歌謠本是隨性而發、通俗易懂但詩歌創作卻具有明顯的宋詩特色，壯人在竹枝詞中堅守壯人的民族立場卻在官修地方志中將自己視為蠻夷等一系列復雜現象及矛盾心態，本質上卻是漢壯文化融合的一種表現。

另有一組論文集中考察明朝的衛所制度。南開大學蔡亞龍《“始置”與“改置”：明初西寧衛建立考論》一文重新檢討了明初西寧衛建立時間的兩種說法，認為西寧衛的建立過程充滿了復雜性。他細致地考索了西寧衛前身的兩條脈絡，審慎地將西寧衛建制時間定于洪武十九年（1386），勾勒出明初西寧建置紛繁復雜的歷史面貌。中央民族大學黃謀軍《衛所與罪遷：明代犯罪武職“調衛”考論》一文專門討論了明代為軍官軍人所特設的“調衛”懲罰制度，考察了“調衛”懲罰的形成與發展、行用以及影響等問題。中央民族大學肖晴《明代的邊疆治理與地域文化——以蔚州衛軍事移民的宗教信仰為中心》一文關注的是明代九邊衛所之一蔚州衛的軍事移民群體，并將他們的宗教信仰與宗族文化納入到國家邊疆治理體系中予以分析。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當王朝國家解體之后，處于建設民族國家時期的中國，是如何處理族群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呢？華東師范大學馬楠《從“同源純漢”到“歌舞部族”：抗戰前后廣西的民族形象建構和展示》一文，指出無論是“種類不一”還是“同種同源”抑或是“純漢”，不同的民族表述背后，實際上皆受到抗戰前后國內國際政治環境的深刻影響。抗戰中后期，文藝界團體南下桂林，特種教育師資訓練所的歌舞表演構建了西南少數民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形象。然而，這一情形的出現并不意味著政府的民族整合政策產生了實效，相反整合民族之路依然面臨諸多困難。復旦大學王志通《國家政治宣傳在邊疆社會的多岐形態——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甘南藏區為例》一文，選擇甘南藏區作為個案，亦對南京國民政府進行國族建構的政策進行考察。他指出甘南藏區對國家意識宣傳的反應不一，回族知識精英與蒙藏宗教領袖多表示擁護，掌握地方軍政實權的人物之態度則貌合神離，而普通民眾更表現出一種多岐狀態。此種情形既反映出邊疆民族地區政治意識的復雜性，也凸顯出國民政府進行國族建構所面臨的邊疆困境。

展望與期待：學術研究的薪火相傳

在閉幕式上，中央民族大學“中國邊疆民族地區歷史與地理研究基地”主任達力扎布教授進行了學術總結。他認為本次論壇的論文涉及內容廣泛，時段上囊括古代與近代，地域上涵蓋南方與北方。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今天的學術研究一定要與國際接軌。以“新清史”為例，過去中外學者的清史研究，基本處于各說各話的狀態，而如今面對“新清史”這樣與中國學界政治立場、價值觀、學術觀點均有差異的研究成果，我們不能再充耳不聞，而必須和他人對話，在對話中促進彼此的認識和了解。學術研究要充分吸收國內外特別是國外的研究成果。過去中國學界對國外成果的吸收不夠，一是受到語言條件的限制，二是對國外成果的關注度不夠。學術研究一定要堅持高標準、高起點，與最優質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和回應，站在學術前沿開展研究，才能推出高質量的成果。達力教授以鐘焓老師為例，認為鐘老師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對國外的內陸歐亞史研究成果非常了解，新出的《重釋內亞史》就是最好的說明。

達力教授結合自身經歷指出，研究歷史，一是需要全面掌握資料，“上窮碧落下黃泉”，要“甘坐冷板凳”。二是做好選題，充分了解學界既有的研究情況，結合積累的資料才能做出高質量的學術成果。為此，還要盡可能掌握多門語言，像他的老師陳得芝、韓儒林等，都能掌握和使用多種語言文字，通過多種渠道了解學術信息。三是要深入實際，“知行合一”。作為蒙古族史研究專家，達力教授一直關注清史、滿族史的研究，大學畢業時，盡管調查費用很少，但他仍然堅持去東北進行了一次實地考察，從滿洲的發源地長白山出發，沿著滿洲從興起到入關的基本路線走了一圈，加深了對滿洲、滿族史的了解與體認。

閉幕式上，研究生代表蔡亞龍（左上）、肖晴（右上）作分組總結，達力扎布教授（左下）、彭勇教授（右下）分別作學術總結與閉幕致辭

此外，達力教授還指出，中國民族史的研究，與歷史研究既有有共性也有差別。要研究中國民族史，還需要具備兩方面的能力，一是學習掌握民族語言，二是具備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素養。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聞名的方豪曾認為，研究歷史需要具備四種條件，即“富、貴、考、壽”，第一是家庭富裕、衣食無憂；第二要有一定的學術地位與學術權威；第三需要家學的背景；第四則是要活得長久。現如今，大部分歷史資料已經實現了數字化，獲取資料的途徑更加便捷，同學們有著更好的物質條件從事學術研究。他叮囑同學們打好基礎，踏踏實實做學問，并希冀在座的同學們能夠成為未來的學術新星。

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彭勇教授作閉幕致辭。他指出，與前三屆論壇相比，本次論壇的形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僅規模進一步擴大，而且還專設了大會發言環節，特邀學院教師擔任評議，以便更有針對性地進行點評，便于同學們發現不足，加以改進。相比有的學校熱衷于舉辦“長江學者論壇”等“高端”論壇，本次研究生論壇顯得有些“低端”，但本論壇的舉辦，卻另有深意存焉。去年12月，彭教授赴深圳大學開會，會上兩位青年學者向他言及，他們曾參加過第二屆、第三屆中國民族史研究生論壇。在參加過前三屆研究生論壇的人員中，有的已經從當年的研究生成長為副教授乃至教授，說明研究生論壇為培養史學研究的接班人產生了積極的作用。教書育人，乃是高校教師的職責所在。歷史文化學院教師人數雖然較少，但超過三分之二的教師都投入到本次論壇的籌備和會務工作之中。為歷史研究特別是民族史研究培養后備人才，這就是本屆論壇舉辦的“初心”。

與會師生代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