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張瀅瑩 文學報

“我覺得我今天依然是先鋒派，沒有變過。”3月29日，于華東師范大學閔行校區舉行的長篇小說《千里江山圖》研討會上，作家孫甘露如是說。

作為孫甘露睽違多年推出的長篇新作，《千里江山圖》自去年出版以來已陸續加印12次，入選多個重要年度榜單，并獲“五個一工程”獎。來自讀者和評論界持續至今的反饋、熱議，也使得這一作品成為跨年度的現象級出版物。作家是否由此完成某種轉型？小說在哪些方面形成了突破，又在緊湊的情節之中，蘊含著怎樣的美學特質？研討會上來自評論家們的懇切話語，也映照出這部作品在文本意義之上不斷生發著的、豐富廣博的闡釋空間。

在“行動”中產生的美學

“《千里江山圖》是孫甘露寫給歷史、寫給上海的一封信，也是他寫給未來，寫給三四月間桃花盛開的春天的一封信，是他和筆下人物一起用生命書寫、一起用行動投送，而今天的人用強烈的精神共鳴來接收的一封信。”上海世紀出版集團黨委副書記、總裁闞寧輝表示。“整部作品從第二頁開始出現過許多信，密信、口信、遠方來信和最后一封沒有署名的信。小說的情節絕大多數與信有關，小說中的人物絕大多數都擔當著信使的角色。《千里江山圖》是關于信和信使的行動之書、信念之書、生命之書，這些無處不在的信和信使幾乎就是解讀《千里江山圖》這部書和‘千里江山圖’計劃最重要的秘鑰。”

問世初期，許多人把《千里江山圖》當作諜戰題材的小說。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看來，定位于革命歷史時期的這部作品有著自己顯著的特點。“革命歷史題材的小說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作品以戰爭題材為主，另外一條白區的地下戰線，在之前的文學作品中展現很少。”在中國革命的一次重大戰略轉移的大背景下，小說書寫沉重、黑暗的環境中，廣大黨員同志以大量的流血犧牲沖出厄運，轉向新天地，“這一段歷史幾乎沒有特別好的長篇小說表達，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千里江山圖》填補了空白。”他同時指出，從現實主義理論來說，小說除了細節真實之外，在大量鋪墊上有更高層面的歷史真實，在真實和虛構的結合中，從歷史角度接近了當時非常嚴峻的時代和形勢。

《千里江山圖》孫甘露/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如果說孫甘露之前的作品以抒情為主，這部則是行動高于抒情，行動的詩學成為他寫作的重要轉型。”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院長文貴良表示。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眼中，孫甘露寫作最重要的一個轉變，則是從先鋒派在天空中飛翔的姿態，轉到了地面。“這個地面不是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他選取了近代中國革命史中最關鍵、最沉重的那個時期深入進去。”在他看來，其中最重要、最大的考驗依舊是人物的塑造。“在正反兩個陣營的人物塑造中，他都非常注意開掘人物心理和精神上的中間地帶、灰色地帶，把當時各種人物，和其中的流動性、變動性表現出來了，足以使人物跟當時多變的歷史相契合，保證了小說轉型的成功。”對此，《收獲》雜志副主編謝錦在編輯稿件過程中的感受形成了印證：當她為作品做了一張人物圖譜后，發現其中呈現出很有意思的散點輻射的狀況，“所有人看似不相干，但凌亂無序的背后，都有著自己內在的方向。廣漠宇宙中似乎有一塊看不見的磁鐵，每個人的磁性，都決定了歷史和未來”。

對華東師范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毛尖而言，《千里江山圖》形成的是孫甘露一次關于時空的再出發，一次先鋒的自我革命，也是革命和愛情的版本升級，其中重新塑造了小說和歷史的關系。“以前我們一直談及孫甘露的語言突破，現在他從內里的突破走向了外在的突破。如果說從前他作品的關鍵詞是‘緩慢’，這次則給出了新的關鍵詞‘行動’。”小說開篇的秘密會議上，每個人攜帶一張骨牌從四面八方赴會，開始執行“千里江山圖”的任務，這一場景令毛尖印象深刻。“他們個個都是有名有姓的，以截然不同的速度行走江山、逆流而上，這些人不僅構成了孫甘露小說史上的新人，也是這個時代的新人。他們在行動中產生的美學，是一種新歷史新時代的美學。”

語言風格的轉變，與“底色”的堅守

在對文學史的研讀中，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吳俊提出，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之交，中國文學都出現了文體、文類的“大爆發”，這種爆發的背后，是寫作媒介和社會條件的充分發展。在許多關于《千里江山圖》的評論中，《現代中文學刊》主編羅崗也注意到，大家往往從通俗的和先鋒的、大眾文化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對立關系展開討論，但他認為，當我們真正回到先鋒文學的歷史，會發現通俗文化的變化可能會刺激現代主義的探索。進一步說，媒介的變化，導致讀者和作者獲得了新的調動感官的方法。“比如有人提及勒卡雷小說中的寫法、內容和甘露老師小說之間的聯系，但沒有意識到勒卡雷小說的成功，本來就是注意力體制轉化的結果。當我們帶著這一思考讀孫甘露小說時，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個媒介轉型時代的作品。”

會議現場

區別于以往的寫作，《千里江山圖》中，孫甘露善用精短的句子來濃縮復雜，甚至是對立的感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梁展認為，這樣的語言風格轉變中，孫甘露仍堅持著自己的底色，“他依舊從情感線索出發，來理解人物之間不同的政治選擇，從而使政治帶有一分柔軟和溫情的色彩。”在《千里江山圖》的人物譜系中，他看到了更豐富和復雜的政治光譜，以及政治復雜性所塑造的復雜人性。在他看來，這是孫甘露對政治現實復雜性的準確把握。“反過來，這種處理方法也使人物之間的感情，無論是親情、愛情都被賦予了某種穩固的東西，情感鋪陳更加自然濃烈，闡釋空間特別大。”

“我們的不少紅色小說存有敘事的套路，孫甘露所采取的語言站位打破了原有紅色小說的站位，開創了一種新的可能。”華東大學中文系教授朱國華表示。他提出，孫甘露在作品中“以事實來表現”這一點，而非附加在事實上的解釋，恰恰表明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借助于對歷史事實的精深研究，作品中呈現了非常強的現實性”。

成為上海的“詩人”和“地圖繪制者”

十多年前的一次會議上，《收獲》雜志主編程永新就提出，一個作家和一座城市的關系在孫甘露身上特別明顯，“他之于上海，就像卡爾維諾之于意大利城市，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爾”。當下，他進一步指出，《千里江山圖》擁有明顯的戲劇結構，“從形式上看，一個詩人從彼岸回到此岸，精神氣質上又是從此岸出發去彼岸，做了一次橫渡長江的寫作”。

“經常聽人抱怨城市建設千篇一律，但到一座城市，真正了解烹調、飲食、方言、生活、喃喃私語，會發現城市的內里都是不一樣的。在革命年代，上海這座遠東大城市實際上是一個間諜中心，也是各種政治力量決奪的中心，而且這個暗流，經常決定著歷史的走向。”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說。他也認為，孫甘露的寫作中，革命和先鋒是一體的。“這意味著打破語言慣有的顧慮，就像暴徒一樣，打破語言的慣用外殼。在那個時代，先鋒引進來，革命也就引進來，其中有一種共生的關系。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喚回的不僅是過去革命時代不忘初心的記憶，也使我們對上海的認識增加了另一個維度——這本來就是一座革命的城市。”

孫甘露

對于許多讀者而言，打開《千里江山圖》的同時，他們打開的也是一份關于上海的地圖。如謝錦所說，小說寫盡了上海這座城市每一個動人的角落，展開一幅別樣的上海地圖。這讓《上海文化》副主編張定浩想到，寫作本就是某種意義上的地圖繪制術，“語言精確、細節精確，精確和想象結合，構成了好的地圖和好的寫作”。《千里江山圖》中，他看到的不是旅游地圖，而是在這座城市里生活過的人的生活地圖，也是這座城市里愛過的人的有關愛的地圖，“孫甘露老師作為一個詩人和地圖繪制者，把自己對城市的愛隱藏在小說最后，作為附錄出現”。

“好的小說家擁有兩個結構，顯白結構和隱微結構。”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李偉長認為，在《千里江山圖》中，顯白結構是讀者所讀到的擁有諜戰意味的這些故事，隱微結構則是小說家在故事之外沒有形成具體言辭的內容。“這部分內容在許多小的段落中，在一次次的選擇中，編進我們所讀到的顯白的故事當中，累積成為小說家隱微的教誨。”

關于這部含有大量留白和闡釋空間的作品，會議最后的發言中，孫甘露形容寫作過程猶如“打撲克牌”：“打牌需要一點智力，但是完全算計，打牌就沒意思了。我知道大致的牌的時候會放掉一部分，就像寫作構思中，留下不是非常清晰的一部分，這讓寫作看上去比較靈活、靈動，比較自然。這是我寫作時的一點雕蟲小技。”

他坦言，在寫作《千里江山圖》前期的大量準備工作，和對專家的請教中，會發現這段歷史比現在能寫出來的遠遠豐富、精彩得多，因此小說結構中有些東西是真實與創作相互纏繞的。比如小說結尾處，許多讀者各自揣度“浩瀚”的身份，這個隱藏在作品中的人物從未正面出場，卻是一切旋渦的中心。“為什么那么多人為了一個人犧牲，但是小說沒有交代這一個人到底是誰——實際上就是空的，是讓你注入的。因為任何意義，你把它寫出來，都達不到巨大犧牲所能抵達的意義、所能承擔的意義，我希望讀者用閱讀來填充這個人物。”

“大家都說我轉變了，但不是從先鋒派到了什么派，其實是到60歲時，我在思想上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孫甘露說，“我依舊是個先鋒派，沒有變過。”

研討會由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收獲》文學雜志社、《現代中文學刊》雜志、中國茅盾研究會共同主辦。華東師范大學黨委常委、黨委副書記曹友誼致辭，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黨委書記呂志峰、華東師范大學中國創意寫作研究院副院長黃平、項靜、方笑一分別主持開幕式、研討會和閉幕式。張生、雷啟立、湯惟杰、湯擁華、金理、張屏瑾、黃德海、木葉、方巖、來穎燕、李海霞、鳳媛、胡笛等評論家、學者與會發言。

原標題：《孫甘露《千里江山圖》在滬研討：和筆下人物一起用生命書寫、用行動投送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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