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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見真章”：在臺北讀趙孟頫、董其昌墨跡

小犀整理

2023-03-31 08:23

來源：澎湃新聞

澎湃新聞獲悉，臺北故宮博物院每三個月輪換一次的專題陳列“筆墨見真章——臺北故宮博物院書法導賞”于近日更換展件。新一期“筆墨見真章”展出北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碑陽、唐懷仁《集圣教序》、元趙孟頫《書禊帖源流》、明董其昌《臨十七帖》、明文徵明行書《鶴林玉露》等總計十四件（組）作品。展期從3月25日持續至7月2日。

秦漢時代是書法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三代以來古文大篆書寫、銘刻分歧的現象，歸于統一，產生標準書體小篆；另方面春秋戰國時代萌芽的新興書體隸書，也在此際從篆書簡省蛻化成熟，發展為漢代通行的書體。由于時代潮流趨向簡便快捷，隸書又持續蛻變分化，遂有草書、行書和楷書的形成。書體遞變原非朝夕立就，因此進入魏晉南北朝之后，過渡型書風以及各體參雜的混合書風時而可見，顯示書體蛻變遷延歲月，方能在結構和筆法上建立自己的規律。

隋唐時代是另一個關鍵時期，政治統一帶來南北各地書風會流，筆法發展臻于完備，從此楷書成為歷代通行的書體。入宋以后，為保存前賢書法長遠流傳，刻帖日漸盛行。但是宋人并不以繼承傳統為足，書法取向表現個人情性、得其天趣。

元代繼起，轉而提倡復古，晉唐書法傳統得以延續。然而，不受傳統束縛的意念也活躍起來，至明代浮現縱橫跳脫的氣息。明人書法面貌至為紛雜，行草書尤其活潑自由，適與當時依循傳統法度者形成對比。其間突顯個性自成一格的書家，也走出實現自己的路徑，不為時代潮流所吞沒。

清代以降，三代秦漢古文篆隸陸續出土，堪稱是得天獨厚。在務實的學術風氣影響之下，清人摩挲碑版，從而與刻帖相互為用，書法發展的視野得以串聯古今，終能在篆書、隸書兩方面汲古創新，引領新方向。

北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碑陽墨拓本

《張猛龍碑》刻于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額題“魏魯郡太守張府君清頌之碑”。碑陽亦為正楷，廿四行，每行四十六字，記載碑主張猛龍家世，并頌揚其尊孔興學的功績。

書法筆勢流暢，逸態多姿，充分展現出魏碑俊秀剛健的氣息。康有為（1858-1927）譽其結構為書家之至，而短長俯仰，各隨其體。

唐懷仁《集圣教序》（局部）

本幅《集圣教序》為后人臨仿之作，用筆、間架逼真傳神。書者先用不同顏色的紙、絹書寫，再拼接裝池為手卷形式，藉以凸顯集字的特色，甚具創意。

《集圣教序》乃唐僧懷仁（7世紀）奉太宗之命，彙集王羲之（303-361）行書遺墨，并于咸亨三年（672）刻制而成的碑文，為書史經典名作之一。

元趙孟頫書禊帖源流（局部）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浙江吳興人。書法尊倡復古，影響后世甚巨。

本幅乃趙孟頫應野翁之請，以小楷抄寫姜夔（1155-1221）撰《蘭亭考》。書風古樸典雅，結字效法〈蘭亭〉，予人楷書其形，行書其質之感。本文“亭”字共出現十次，唯獨末次將橫勾改為橫豎勾，一反楷書常態，淵源或許來自魏晉，甚或更早。

明董其昌臨十七帖（局部）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思白，江蘇華亭人。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敏。善書畫，富收藏，精鑒賞。

本卷未署年款，研究指出是《馀清齋法帖》彙刻〈十七帖〉的臨本，時間在萬歷二十四年（1596）之后，書風飄逸秀潤。據此可以理解明代末期〈十七帖〉流行的時代背景，以及董氏臨古考據并重的書學態度。

明王逢元書七言律詩軸

王逢元，生卒年不詳，金陵（今南京）人。字子新，號吉山。王韋之子，擅書，楷法鐘繇，草法王羲之父子。由于父子俱能書，人遂以大令呼逢元。王逢元以書名于當世，或有人議其真書稍肥，顧璘則謂其莊重沉著，脫去佻巧，獨得鐘、王遺法。另周暉亦謂其書初學王羲之、智永、晚年乃出入黃庭堅。本幅為烏絲欄本，王逢元以行楷書七言律詩九首，運筆間帶有山谷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