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小晝 極晝工作室

文 | 魏芙蓉

編輯 | 王一然

攝影 | 胡國慶

被看見的“寡婦村”

我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關注起“鄉村女人”這個主題，2001春節期間，西康鐵路剛通車，我隨陜南農民工專列南下廣州，專列擠滿了人。

經過秦嶺一個小站時，車門都打不開，幾個小伙硬是從車窗里爬了進來，我順手幫了一把，小伙很感激，他見我背著相機，問“是不是記者”？說他們那有個“寡婦村”，男人都死了。我問有多少？他說好幾百。

回報社后不久，我就趕往陜西省白河縣采訪，在山里轉了好久總算找到了這個金銀村，也就是小伙說的“寡婦村”。

原來是四年前河南發生一起特大礦難，死了80多個農民，而金銀村就死了42個男人，留下35個寡婦，主要集中在一個村民小組，幾乎每家都有親人遇難。

我在村里采訪了七八天，走訪了所有的死者家庭。村民楊麗鳳家情況最慘：男人和兩個兒子全部遇難，其中21歲的大兒子剛成婚。

楊麗鳳16歲的女兒經受不住打擊，服農藥自殺了，她公公看到兒孫都死光了，一口氣沒上來也死了。那年對這戶農家是個災難之年，先后死了5口人，就剩下楊麗鳳和年輕的兒媳，還有81歲的婆婆，老、中、青三代女人都成了寡婦。

●國道上偶遇背柴帶娃的女人

我曾采訪過多起重大礦難，以往主要是問責、調查事故原因等等，但這次改變了我的認知。男人去世后，留下的這些女人大多在30歲上下，她們有三種選擇：守寡、改嫁或者離家出走。大多數寡婦希望改嫁，因為家里沒了收入，他們既要照搬老人和孩子，還要種地。沒法外出打工。

那問題來了，改嫁之后娃娃扔給誰？并且許多女人做了結扎，山里人特別看重傳宗接代，誰愿娶個生不了娃的女人？

楊麗鳳選擇守寡，她說，自己改嫁這個家就沒了，誰來照管婆婆和孫子？為了穩住兒媳，把孫子、也就是這家唯一的“根”留在身邊，楊麗鳳打聽到幾十里外有個小伙的媳婦得病死了，通過親戚牽線搭橋，楊麗鳳招對方來家里做上門女婿。

這種安排在這里并不少見，并不是所有女人都甘愿接受。村子里的另一個寡婦，李桂香，男人死后留下她獨自拉扯四個孩子。婆婆的想法是干脆讓自己小兒子把李桂香娶過來，這樣不僅能把四個孩子拉扯大，小兒子還能省去彩禮，是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李桂香說啥都不答應，她覺得虧你當婆婆的能想得出來，她嫁過來十幾年，是看著小叔長大的，一直把他當做小弟，現在要他倆過到一起，說出去多丟人？等娃長大了，怎么看她和小叔的關系？小叔子也不情愿，說這都成啥了，嫂子大他7歲，并且做了結扎，娶她做老婆連娃都生不了，將來誰給他養老？

婆婆仍不死心，繼續給兩個年輕人做工作，最終還是促成了叔嫂這門婚事，就在李桂香她男人去世后的第二年，她改嫁給了19歲的小叔子。

我在李桂香家采訪了兩天，幾乎很少見她說話，就悶著頭干活，每天忙完地里農活，回到家又圍著鍋臺轉，不愿和外人交流，嘴里說來說去就一句話，“要是娃他爹還活著就好！”

村里35個寡婦，35個故事，有人守寡、有人改嫁、有人帶著賠償款跑了。她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在我看來是觸目驚心的。我感覺這些女人的命運好像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當家里的頂梁柱倒了以后，各種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會冒出來。

回來后，我發了一篇《男丁稀落的金銀村》，外界才知道原來秦嶺山里有個“寡婦村”。但可惜的是，那時候通訊不夠發達，事故賠償也已經完成了，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和救助。

但這開啟了我對農村婦女題材的關注。2005年，我和報社申請了三個月的采訪計劃，那時候大量農民工進城打工，有數據顯示鄉村留守婦女高達4700多萬，我覺得要關注這個群體。而且每個農婦都代表著鄉村一個側面，她們的故事綜合起來，不就是當下中國鄉村女性的縮影嗎？

●楊麗鳳和婆婆、兒媳在一起

娶親、生娃、蓋房

走進“寡婦村”之前，我從來沒有真正關注過農村婦女這個群體。

我38歲才開始做攝影記者，遇上寡婦村這個選題時，實際上才正兒八經干兩三年，盡管跟她們接觸過，但從來沒有深入了解，也沒有形成具體的問題意識。

三個月的專題拍攝，我先是自駕走訪秦巴地區的一些農村，也去了珠三角等外來農民工高度聚集的地方。

山里農民沒有過多奢求，一輩子就在折騰三件大事：“娶親、生娃、蓋房。”當實現了這“三座大山”的目標，腰桿也挺直了。跟隨著這個目標，對大部分農村婦女來說，她們的人生軌跡都是相似的——結婚頭幾年跟著男人出來打工，一旦懷孕、生下孩子，她們就要回到農村，負責照顧孩子和老人，跟男人過著兩地分居的生活。

這些年來，我相機里記錄最多的就是留守鄉村的女人。這些人當中很多一輩子都沒出過大山，哪怕最近幾年我進山拍攝，從沒坐過飛機、沒坐過火車的婦女也大有人在。

很多時候我的拍攝沒有具體目標，有些是新聞事件里的，還有很多是我在路途中、在村子里偶然遇到的農村婦女，只要我覺得值得關注的我都會拍。有一次駕車在國道，路邊遇見背柴帶娃的女人，我停下車去問她的情況，后來跟去她家，一座土坯房里，屋里竟然有6位老人，有躺在草席上動彈不得的，有傻笑的，還有腿腳不利索的……簡直成了“養老院”，男人在外打工，家里就全靠這一個女人在支撐。

●留守在家的新娘

這樣數量龐大的留守婦女總會引發各種各樣的問題。心理問題是最隱秘也最容易被忽視的。有次我在老鄉家住，聽老鄉提起，村里有個年輕的留守媳婦瘋了，我來到這個婦女家，看到當時只有29歲的薛曉麗，靠在門邊傻笑，一會說東、一會說西。

聽她家人說，她原本和丈夫一起在深圳打工，生娃之后就留在老家照管公公婆婆和娃。其實他們兩口子感情很好，但那時候通訊還不像現在這么方便，留守在農村時，女人每天都給男人打好幾個電話，發很多短信。但時間長了，她男人嫌長話費太高，勸媳婦沒事少打電話，出來打工掙幾個錢不容易。

男人可能沒意識到媳婦的情感需求，兩口子為此吵了很多次，薛曉麗心里漸漸憋出了病，有一天突然把家里的鍋碗瓢盆砸了個稀巴爛，徹底瘋了。具體什么原因說不好，但村里所有人都說，她是想老公想瘋了。

我把這家人的故事也記錄了下來。我覺得她很典型，也很能說明問題，很多農民工夫妻分居兩地，缺少情感交流，他們怎么去應對？留守在農村的婦女們，誰來關心她們的心理健康？

我當時的優勢是年紀大、成了家，能理解她們，也可以比較直白地去和她們聊一些話題。我也是慢慢意識到，不僅是情感需求，她們很多人在生理需求上也是嚴重匱乏的。在一個村里拍攝時，一個35歲的留守婦女說自己跟丈夫一年只見一次，我問那夫妻生活怎么辦，她說“都這把年紀了，哪里還想那個事情”。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好像她的生活就是把孩子養大、把莊稼種好。

這方面我特別佩服我在陜西遇到的一個婦女。2004年，她男人打工損壞腰椎癱瘓在床，這個年輕的媳婦把企業告上法庭，要求10萬塊的“性補償”，不然就要離婚。我很震驚，她敢大膽說出來，并且用法律來捍衛自己的需求，這樣的聲音，哪怕放到現在都是特別稀少的。

●李桂香改嫁給了小叔

“命”

關注農村女人，不僅是關注她們背后的家庭，我也希望能切入到她們的養老、教育、生育等各個方面。報社的采訪任務結束后，拍攝農村婦女就徹底成了我的個人選題，利用工作間隙和節假日，我去了更多的山村。

圍繞鄉村的生育觀我曾走訪過多個鄉鎮。超生情況自然不用說，過繼娃的現象在農村也特別普遍，本質上都是為了生男娃。傳宗接代的觀念難以改變，可憐的還是這些農村婦女。

年輕時結婚要看你能不能生、生的是不是男娃。改嫁時也逃不過，做了結扎的女人地位是最低的，一般來講，對于一個改嫁的女人，生沒生孩子不重要，年紀大一點、長得丑一點問題也不大，只要你還能再生就可以了。

這些我們看起來不公平的待遇，大部分婦女其實都默認接受。我在村里采訪，聽到這些女人最常提到的就是“命”，在很多人看來，女人不就是給男人生娃，還能干啥？和誰過都是一輩子。而且她們身邊的姐妹、親朋好友都是這么過來的。

但我作為外來人，剛開始會對很多現象特別不解，心里老犯嘀咕：這不是無理取鬧嗎？怎么還有這樣的事情？怎么這么愚昧？

我曾經拍過一個“招夫養夫”的婦女，這個女人結婚兩年丈夫就遭遇煤窯事故癱瘓了，她獨自照顧丈夫12年，一個人養家壓力大，后來丈夫也同意她招個男人上門，三人搭伙過日子，這家人過得竟然也平靜，從沒紅過臉。

●丈夫癱瘓后，女人招了個男人上門

還有一個在村里出了名的苦命女人，叫郭秀琴，連續嫁了三個塵肺病人。第一任丈夫塵肺病去世后，她27歲，本想改嫁到外地，但想到兩個娃，自己又做了結扎，家人便撮合她改嫁給了丈夫的大哥。這個大哥也是個塵肺病人，她跟我說，“嫁給大哥十年沒有過一次夫妻生活”。大哥死后，郭秀琴不想再改嫁，但家里留下七八畝耕地，種莊稼離不開男人，第三次改嫁沒幾年，她絕望地發現對方也是塵肺病。

其實郭秀琴跟后面兩個男人沒有登記，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她認命了。我見到她的時候，她家里廳堂擺放著一口棺材，原本是留給老父親的，她說：“一個是自己的父親，一個是自己的男人，哪個先死，哪個先用。”

這兩個女人的經歷對我影響很大。設身處地想一想，如果我處在那個條件下，我會怎么做？我發現這好像真的是一個沒法解開的死局。她們有選擇的余地嗎，跑了的話，孩子怎么辦？不跑的話，對這些女人來說是不是也太殘忍？

我拍攝的這些農婦大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家里本來就一貧如洗，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家里頂梁柱倒了，整個家都搖搖欲墜，其實對這樣的特殊家庭來說，談幸福和體面好像都是不太實際的事，過好普通日子就很不簡單了。

后來我隨時告訴自己：不要以都市人的價值觀來衡量她們，也別輕易用愚昧與無知下結論。

2018年，我給我的一對采訪對象做了證婚人。這是一對特殊的夫妻，兩人都是塵肺病人，之前在一個大家庭里是妹妹和姐夫的關系，我跟拍他們幾年，眼看著他們的另一半相繼得塵肺病去世。我當時心里也發愁，這兩家的娃怎么辦？

跟我猜想的一樣，沒多久，妹妹和姐夫走到了一起。其實妹妹有顧慮，怕別人說閑話，后來她來征求我的意見。我就說：當然好了，你和姐夫共患難，把娃拉扯大就好。她希望我給他倆當證婚人，我同意了。

他們結婚那天，我趕到湖南，陪他們一起去辦理了結婚登記。晚上回來，她爸在河里抓了幾條魚，我和他們家人吃了個晚飯，也算是“喜酒”吧。

我始終記得那天，吃完飯后，下著大雨，男人要連夜趕回東莞打工。在長達500多公里的路途中，雨越下越大，這對新婚夫婦沒更多的甜言蜜語，只聽到噼里啪啦的雨點打在車窗上的聲音。

●郭秀琴先后嫁給三個塵肺病男人

離家出走的女人變多了

大概在2009年我就已經完成了100多個農村婦女的拍攝，后來的這十多年主要是對她們進行回訪，很多我在路上偶遇、匆忙拍完照片沒來得及深入了解的，或者一些很困難的、印象深刻的婦女，我想知道她們后來過得怎么樣了。

回訪并不容易。很多照片拍攝年代比較早，她們沒有電話，只有一個地址和姓名。而在農村，如果你直接說一個女人的名字，可能沒幾個人知道，特別是外嫁過來的。即使是生活了很多年的老人，村里人也不叫名字，他們習慣稱呼誰家二奶、大姨，但如果你說他男人的名字就立馬能對上號了。所以回訪時我會把當年她們的照片提前打印出來，拿著照片去問，這樣最省時間。

我當年在寡婦村采訪的李桂香，那個被迫嫁給小叔的女人，幾年后，我再次來到她家時，婆婆說她在我拍攝后的第二年就跑了。當初在婆婆的強力撮合下，這對叔嫂過了三年多，怎么也培養不出感情來，三天兩頭吵鬧，動不動就大打出手。

李桂香離家出走后，沒多久小叔也跑出去打工，兩人都沒再回來，至今杳無音訊，一個家就這樣徹底散了。如今，76歲的婆婆和4個幼小的孫子相依為命，成了村里最窮的一戶人家，仍住在山頂上。

這個現象，我近些年在農村拍攝時也發現了：離家出走的女人變多了。

出走的原因多種多樣，比較常見的是男人喪失了勞力，家里沒了收入來源，夫妻感情就容易引發變數。而且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如果她各方面需求沒有得到滿足，如今她們也會大膽出走。

●深圳火車站，21歲的王玉萍決定“逃婚”

21歲的王玉萍是我拍攝的出走女人里最年輕的一個，我在深圳火車站采訪外來農民工時遇見她，帶著大包小包，見我是記者，就主動找到我讓采訪她，她說是“逃婚”出來的。

她父親早逝，在重組家庭里長大，家里供不起念書，她16歲就跟著村里大人去外面打工了。21歲這年回家過春節，繼父給她物色了個對象，小伙沒見幾面就跟她提結婚。

王玉萍很恐懼，她想到了母親失敗的婚姻，還有自己的閨蜜，結婚后因為生下了個女娃，婆媳關系不和，男人出軌，最后閨蜜離婚帶著女娃離開。

年還沒過完，王玉萍沒跟家人打招呼，就一個人跑到深圳打工去了。她跟我說一個人活得自在，“不結婚也是活著，等我老了可以去養老院，在這個世上沒什么放不下的，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母親。”

那是10年前，一個年輕女孩說這輩子都不要結婚了，說實話我是不認同的，我當時還勸她，你還年輕，人到了一定年齡就要結婚生子。沒想到她挺有個性，反問我，“你懂個啥？我在外面這些年見到的太多了，能找出幾個幸福的家庭？”這話一下子把我問住了，我還真不知咋回答。

這么多年過去了，我經常會思考這個女孩對生活的態度，或許是家庭和社會對這個年輕人的影響太深遠了。我很想知道她后來怎么樣了，可惜沒有留下聯系方式。

不是所有女人的出走都順利，有人甚至付出了慘痛代價。陜西一個女人提出離婚時，不僅男人不答應，母親勸她不要放棄這個家，看在娃的份上也要好好珍惜。但她態度堅決，就在她離婚后的第十天，母親喝農藥自殺了。

也有人在出去之后發現難以適應大山外的環境。我遇到過一個因為離不了婚而兩次出走的女人，第一次離家出走時在長途汽車站被村民看見，通知了她男人，淚流滿面地被拉回了家；第二次她終于跑出去了，來到浙江一家制鞋廠打工，漂泊兩年多，經歷的磨難實在太多，感情被人玩弄，掙來的錢被騙走，這個女人幾乎絕望了，無奈之下，又跑回山里。

●十幾年后，楊麗鳳（中）和村里幾個寡婦蒼老了許多

前前后后我拍了不少離家出走的女性。最近幾年我進村，經常聽到抱怨說“家里女人變得難伺候了”。從積極的角度理解，或許可以說女人的自主性和社會地位都在提高。

從1998年采訪第一個農婦的故事已過去了25年，2015年我離開了報社，不再是攝影記者，沒有職業便利，外出采訪的頻率低了很多，但一直沒有斷。這些年我曾三次回到寡婦村，村里的寡婦都蒼老了許多，我給她們拍了集體合影。

拍了這么多農村女性，其實我的心態也在發生變化，比如最初拍攝會追求獵奇、新聞性、吸引力等。后來，我更希望能從人性的角度去理解她們，分析她們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我感覺鄉村女性正處在一個特殊時期，她們深受傳統意識的影響也在不斷逃離。雖然不敢說完全理解她們，但我還會一直拍下去，希望能做到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更新自己的理解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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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二十年，他拍下一部「鄉村女子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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