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是近年來罕有的現實主義商業片。

按慣例這類以平凡小人物為主人公，描寫民生之艱難的影片，由于市場接受度有限，每年只能以文藝片的面貌在眾多電影節上尋覓一圈，得獎或不得獎都和普通人無甚關系，最后進入央視電影頻道某個不知名的時段悄無聲息地播放。即使個別作品有幸在院線公映，多半也是“半日游一日游”，很難收獲多少票房回報——畢竟每天的平凡生活已經夠讓人焦頭爛額的，觀眾們走進電影院更需要的是娛樂，而不是看了電影再給自己添堵。

然而“娛樂”，總會以多種多樣的形態出現。當看慣了好萊塢救世英雄在天上飛來飛去，或是東北老鄉們不斷戲耍打鬧，觀眾偶爾也會想欣賞下比如印度人民的勵志競技，或是看看周圍比自己更為艱苦生活的普通人。這樣的爆款不可能每天出現，有時幾年也出不了一部，卻永遠會打動觀眾的某處痛點。

《我不是藥神》，借助寧浩、徐崢的號召力，以“假裝喜劇”的前期宣傳策略吸引了不少影迷的關注，現在又憑借影片優秀的質量與主題的鶴立雞群，成為了真正的爆款。當幾乎每個觀眾走出影院都在討論劇情所涉及的“醫藥問題”時，這部影片獲得的票房成功，以及引發的社會關注，都足以載入中國電影史冊。

看了影片海報，會誤以為這又是部“寧浩+徐崢”的喜劇片。其實完全是宣傳刻意的誤導。

事實上廣電總局和政府，一直在努力倡導，希望市場上出現更多的“現實主義”作品。除了每年不少“五個一”工程獎扶持的“主旋律”創作，也有更多普通觀眾根本看不到的作品獲得了政府的資金支持而拍攝完成。在電視劇領域，廣電局一直在不斷要求電視臺播放多少多少比例的“現實主義”電視劇，同時控制古裝劇偶像劇諜戰劇的產量。包括《人民日報》都發文批判過《談判官》這種“披著現實主義外衣實為偶像劇”的“偽現實”劇種。

大家為“現實主義”操碎了心。就怕觀眾娛樂過度，而忘記了從文藝作品中提高審美情趣、發掘正確的三觀理想。

《我不是藥神》，從創作手法來看，正是市場上缺少的，標準的“現實主義”：全程手持的鏡頭貼近人物；白描而克制抒情的手法、剪輯的細碎都接近于紀錄片風格；更為高超的是在編導演們的集體創作下，人物的每一句臺詞每一個動作，都有一種“來源于現實生活”的寫實感，而非刻意夸張的嘩眾取寵。徐崢飾演的藥店老板、王傳君飾演的上海小男人、周一圍飾演的警官，王硯輝飾演的假藥販子，每個人物都能讓觀眾感覺在生活中似曾相識。藝術創作的精妙難以言說，卻都是創作者們多年藝術生涯的經驗所成。“畫鬼容易畫人難”，現實主義創作的一大難點是所有主創人員必須對現實生活有細致的觀察、正確的理解，以及最后一環——高超的創作能力。從編劇描寫人物的精到、導演控制風格的準確，到演員打動人心的呈現，缺一不可。

《我不是藥神》呈現了近些年最好的人物群像。

當然也并非完美無缺。牧師的設置，從開始就有某種“小知識分子”的夸張迂腐氣質，擔當的大部分是搞笑作用；脫衣舞媽媽和黃毛小工，也都是在劇中的符號性過于明顯。雖然放在其他國產片中，已經算是各具特征，然而相較之下，在本片中還是處理得有些草率。

也是難為了創作者。

在“現實主義”的立場下，“批判”總是比“弘揚”更符合藝術家和觀眾們的心意。然而“批判現實”，也意味著表現人民生活的疾苦，意味著挑毛病。但所謂“現實主義”，有時候更多希望是“正面的積極的”。而藝術家們從戲劇矛盾出發，觀眾們受現實情緒感染，總希望能看到震動人心的吶喊，引人深思的哀嘆。

毫無疑問，“批判現實”有個“尺度”問題。《我不是藥神》在“向死而生”的負能量題材中，努力發掘著若干人物身上的喜劇元素和正面價值，減弱了現實主義的擬真，也是影片整體風格的一種平衡。

最為明顯的，是影片結尾充滿光明導向的音樂和文字說明。原來影片故事發生在遙遠的2002年，還屬于“醫改”之前發生的悲劇。現在，慢粒白血病的醫治率已經大幅提升，便宜的特效藥也已經入了醫保——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就像影片結尾告訴我們的一樣。

看完了，大家心中自有公論。

從諷刺意味的原片名《中國藥神》，改成《我不是藥神》，也是一種應變。

除去這些部分，影片總體立場仍是相當尖銳的。醫生們缺少人情味的醫治方式，群眾集會對抗藥廠代表的為富不仁，公安干警們的整體面貌，都屬于國產電影中罕見的表現。每一處細微的動作，幾乎都是一次突破。比如勇于揭露賣假藥大會的是“上帝的仆人”神父；舞女有錢之后，最好的花錢方式是讓經理給自己跳一支鋼管舞……

所有這些情節，細看之下，皆是觸目驚心，皆是光怪陸離。

而更讓人揪心，是病人們為了活下去而發出的聲音：懦弱的上海男人需要以自殺來挽回自己的尊嚴；病重的老太太懇求警察放過便宜特效藥，也給自己一條生路；而徐崢更是憤怒地喊出“他只有20歲，他有什么罪？”，得到的卻只是一具冰冷的尸體。

吶喊，卻都沒有回音。

所有戴著口罩的面孔，都擁有著“活著”這一基本愿望，與每個普通人類似。當他們站滿畫面既看著影片中的角色又看向鏡頭外的觀眾時，是令人無法直視的。我們能解讀為面對無法治愈的病痛，全人類共同的無奈；面對藥廠和不合理的藥價，貧窮病人們的憤慨。

當所有觀眾走出影院，仍然在議論影片涉及的醫藥話題之時，他們更多是在擔心：“如果我遇到這樣的事，該怎么辦？”

批判現實，卻不一定有辦法。

現實的問題永遠無法像影片最后一樣，通過幾行字幕就能獲得圓滿。即使逐漸有了便宜的特效藥，但更多能夠治病的前沿新藥，未來仍然會是天價到普通患者無力承受的地步。從藥廠的邏輯來說，幾十億甚至幾百億美元的開發費用，必須通過高藥價來逐步收回；而仿制藥廠只需面對較低的制造成本，雖不是假藥，卻是不折不扣的“盜版藥”；如果所有藥價都便宜而有效，那么最終將沒有傻子砸錢去開發新藥，醫藥的進步將舉步維艱，人類面對“不治不癥”也永遠無法攻克。這是一個死局。

病人太多，醫院和醫生滿足不了所有病人的需求；即使醫生數量足夠，醫治能力也有高下之分，三甲醫院和主任專家數量永遠那么少，能治愈的病人數量有限，而所有病人卻又都想找最好的那位大夫來治病。大量需求與有限資源的矛盾下，“窮人排隊看病難，富人出錢能救命”的現實，無論如何也無法調解。

就像片中那個還算仗義的假藥販子所言，這么多年看下來，人永遠只有一種病：

“窮病”沒法治。

影片主人公原型陸勇

《我不是藥神》提出了問題，卻不可能給出問題的答案。就像每個人生活中的艱難和困頓，我們都能看到，卻無力承擔。真正的現實主義作品，不是為某些人歌功頌德，而是反映普通大眾的疾苦，讓我們更清晰的看懂自己的人生。然而出路，卻仍然在影片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