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8日，近45萬名芝加哥市民走進了投票站，在四年一度的市長選舉初選中投下了選票。而僅在投票站關閉不到兩個小時后，現任市長勞瑞·萊特福特（Lori Lightfoot）便在支持者面前發表了敗選演說，承認自己與第二個市長任期無緣的政治命運。

當地時間2023年2月28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市長洛麗·萊特福特在選舉之夜集會上發表講話。

這是一個芝加哥市民并不習慣的時刻：從擔任過眾院民主黨領導核心成員和奧巴馬白宮幕僚長的拉姆·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到戴利（Daley）父子和哈羅德·華盛頓（Harold Washington），芝加哥市長的位置上從不缺少政治生涯顯赫、在整個民主黨和全國政治中都持續擁有巨大影響力的人物，這個城市更是將奧巴馬先后送進了參議院和白宮，而萊特福特卻在這個她唯一擔任過的民選公職上度過四年后就被迫倉促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這不僅和她的前任形成鮮明對比，也與她四年前剛剛當選時所象征的歷史性意義和被芝加哥市民與整個民主黨所寄予的厚望形成了不小的落差。

一

事實上，“歷史性”是2019年媒體在報道萊特福特的勝利時最常使用的一個形容詞。這種歷史性中既有十分明顯的含義——她是芝加哥歷史上的首位非裔女性、首位性少數市長，也有在更深層次上的意味：在芝加哥乃至整個伊利諾伊州，注重資歷、關系、履歷的所謂“機器政治（machine politics）”往往是希望有所成就的政治人物所必經的上升渠道，而萊特福特此前并未擔任過任何民選公職，在同一輪參選的14名候選人中也是最不具知名度的，卻要面對多位來自顯赫政治家族或在芝加哥政界活躍多年的對手。

但在當時芝加哥面臨的境況和選民的微妙心態下，這種“外來者”的身份卻給了她十分獨特而難得的優勢。過去幾年芝加哥發展的不平等已經在城市不同的區域塑造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實：一方面，科技和會展業的蓬勃發展為中心城區帶來了可觀的財政收入和就業機會，維系著美國最繁華、壯觀的城市景觀之一；另一方面，位于城市外圍、具有高密度非裔美國人社群的西區和南區則處于被遺忘的狀態，面臨著居高不下的幫派犯罪率和財政資源不足的公立學校系統問題，導致了每年數千非裔居民的遷出，甚至讓芝加哥成為了美國第一個總居民數減少的大型城市。

更糟糕的是，在美國社會面臨新一輪對種族關系、種族主義的反思浪潮的過去幾年間，芝加哥卻成為了警察與非裔社區關系不佳的反面例子。2014年，一名17歲的黑人男青年在與幾名警察的短暫追逐后，被一名白人警員槍擊致死，雖然當時前者身上攜有一把刀，但事發時的視頻錄像卻顯示他并未展示出任何攻擊性，而該警員在他倒地以后還繼續射擊，證明了這個過程中無疑存在過度使用武力。芝加哥市的處理方式也引起了許多人的不滿：起初涉事警員聲稱“對方持刀沖向自己”、“感到對自己生命的威脅”，而展示出真相的視頻來自現場警車的隨車監控，是相關部門在事發十三個月后、在法庭命令下才公布出來的。人們還發現，涉事警察在此前有多次被投訴使用不當暴力的記錄。這位警察隨后被起訴并成了芝加哥五十年里第一位被陪審團判定謀殺的警員。盡管如此，司法部在事后針對芝加哥警隊的調查后發表了一篇對其極其不利的報告，稱其存在系統性不公對待非裔和拉丁裔居民的問題。由于發生在“標志性”的警察暴力事件“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命案”僅數月后，這起事件在芝加哥政治環境中制造的震蕩又大了許多倍。

與此同時，在選舉前夕，芝加哥市政廳還面臨著一起腐敗丑聞：從1969年開始就一直在市議會代表第十四選區、迄今為止任期最久的市議員愛得·博爾克（Ed Burke），被指控在自己數十年的職業生涯里連續對許多希望獲得市政工程合同的承包商進行敲詐勒索，以審批他們申請的結果作為要挾，脅迫他們雇傭自己所在的律所或雇傭他的家人；與此同時，他的妻子在當時還任伊利諾伊州最高法院大法官。他被指控行為的體量之大和涉及證據的數量之多，導致庭審一度延期至今年年底。這起丑聞可以說完全毀掉了芝加哥市民對傳統政治人物的最后一點正面感受。

二

然而萊特福特對自己城市的諸多愿景還沒來得及被付諸實踐，就被迫面臨了許久以來給全美各地基層執政者最大挑戰的一場危機：新冠疫情。在最初數月里，當配合封鎖還在各個政治派別中都是“團結”的象征時，萊特福特一度成為了防控措施最出色的公共溝通者之一，她不僅成功說服了芝加哥市民在很大程度上遵從居家指令，在新聞發布會上的嚴肅表情甚至一度成為了被人們發表在社交媒體上或擺在窗前的meme，意在以一種輕松的方式提示市民減少外出。但隨著時間推延、防疫措施和疫情本身被兩黨政治化的程度加深，萊特福特也隨即面臨了數起最終終結了她職業生涯的危機。

共和黨人圍繞疫情所玩弄的危險政治游戲可以說已經人盡皆知，從前期的封控到后期的疫苗推廣政策都被他們描繪成是對個人自由的攻擊，并致力于為基礎選民鑄造更加牢固的陰謀論回音室。而負責在最末端實施這些措施的民主黨大、中型城市的市長則成為了很多攻擊的直接承受者；萊特福特不僅因為要求包括警察、消防員、教師在內的職業群體接種疫苗受到了諸多保守派知名人士的攻擊，更是極易觸發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所謂“憤怒的黑人女性”負面刻板印象，盡管管理芝加哥這項工作一直都離不開果斷、直接甚至觀感上顯得“不近人情”的行事風格。

同時，由于民主黨人幾乎完全控制著從州級到市級的立法和行政機構，萊特福特也無可避免地被卷入了民主黨內部已經存在許久的意識形態裂痕中，這甚至成為了她執政中阻力的最主要來源。2022年初，隨著多款疫苗的完全普及和其有效性得到充分證實，絕大多數人可以說擁有了唾手可及的避免新冠風險的方式，再加上人們對新變種的理解已足夠充分，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心應從口罩、封控、減少公共生活轉移到在疫苗接種的前提下盡可能保障正常生活已經成為了越來越多人的共識。不僅當時民主黨內已經有如新澤西州長菲爾·墨菲等主流政治人物在積極主張這個變化，這一重心轉移也得到了科學界的充分證實：許多在疫情初期最堅定宣傳口罩與居家甚至因此受到諸多來自保守派的攻擊的醫學界人士，此時已經開始同樣堅定地主張適時廢除上述措施，他們還認為這樣的決定還有助于增進公眾對疫苗有效性和可靠程度的信心。

和其他許多大中型城市一樣，在芝加哥，這場討論最為激烈的領域是公立學校。線下教學暫停和由此造成的少年兒童的孤立生活對他們學習、發展和身心健康的嚴重危害已經被無數研究所證明，而生活在非裔和拉美裔社區、由于家庭收入限制而缺少選擇只能倚靠公立學校系統的少數族裔孩子從中受到的傷害尤其嚴重。在這樣的背景下，萊特福特的市政府作出了在新年假期后全面開放學校、恢復線下教學的決定，但這隨即遭到了公立學校教師工會的激烈反對，后者希望能繼續進行線上教學，盡管出于上文所提到的原因，恢復教學已經是最受科學支持、最能讓中低收入家庭學生受益的決定，也得到了拜登政府的支持。在沒能得到萊特福特的妥協以后，教師工會隨即在學期開始之初組織了一場罷工（walkout），推遲了約三十五萬中小學生的開學。這場沖突得到了全國性媒體的注意，讓芝加哥被卷入了一場由來已久的棘手政治爭端中：雖然工會在絕大多數行業中為保護受雇者權益所起到的作用不容置疑，共和黨各級政府多年以來對工會削弱和攻擊更是十分糟糕的，但就像警察工會對遏制警察暴力的努力所起到的負面作用一樣，相當多的美國公眾相信，教師工會不僅并不完全代表其成員的觀點和利益，其領導層在近年來的許多決策和其在最高法院做出“聯合公民訴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 United v. FEC）”判決、放開政治捐獻之后作為所謂“特殊利益集團（special interest group）”在政治中施加的影響，為許多中低收入社區中公立學校的不理想現狀有所貢獻。這并不是萊特福特任期內第一次和教師工會發生沖突。帶有濃重反高潮色彩的是，大概因為對自己要求的低合理性有所意識，芝加哥教師工會在得到了幾點象征性的妥協以后就和市政府達成了協議，在疫情后第一次正式全面恢復了線下教學，但這個結果得到的注意力遠不如沖突本身，而這恰恰是政治溝通層面上對萊特福特來說最糟糕的結果，既疏遠了作為民主黨政治內重要力量的教師工會，又沒能向公眾展示出自己解決問題的果斷和決心。

另一個斷送了她政治生涯的關鍵節點同樣是對許多地區級政治人物都十分棘手的問題：如何把握警察改革與公共安全兩個重要需求間的微妙動態。選民在做出選擇時對警察不滿的心態，萊特福特競選中對此的表態，她此前在一個警察監督委員會上的任職，種種因素都預示了她任期中在與警隊的關系問題上注定極具挑戰性。事實上，在她上任初期，警察工會的領導就表示過對她的不滿，稱她“整個職業生涯都在抱怨警察”。這位工會領導還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表達過對國會山暴動參與者的同情；萊特福特則曾在通信中將對方稱為“小丑”，稱他“除反對和阻撓改革以外什么都沒有做”。雙方最為公開、激烈的一次沖突發生在2021年秋天，在得到了其他大多數公共部門雇員認同的情況下，芝加哥警察工會激烈對抗市政府要求全體雇員接種疫苗的規定，并以置自身職責和城市公共安全于不顧相要挾。這場斗爭一直持續到了下一年的年終，直到最后，未按規定接種疫苗的警員依然有近一千八百名，這也成為了萊特福特任期中市政廳與警隊關系的一個縮影。

當地時間2021年10月20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洛麗·萊特福特出席芝加哥警察局的晉升和畢業典禮。

可以想象在這種情況下，她有再多針對警察部門的改革計劃也很難付諸實施。雪上加霜的是，從2020年年中開始，民主黨內部也很大程度上搞砸了自身在警察問題上表態的可行和自洽性：在2020年夏天弗洛伊德之死激發的種族正義運動中，由一部分懷有好出發點卻過于絕對地看待問題的活動人士提出的“撤資警察”口號迅速占領了相當一大部分的輿論場域。雖然在當時的語境和情緒下可以理解它的誕生和走紅，但事實上，它不僅忽視了公眾——尤其是其中如芝加哥南區的中低收入少數族裔社群居民——對警察和公共安全的正當需求，更與能夠制約警察暴力的諸多有效舉措背道而馳：從更年輕、更多元的新警員雇傭，到更科學的降解沖突、反種族主義訓練，再到配備如隨身攝像機等設備和更加科學的監督機制，這些都需要更多更科學地分配和使用的撥款。作為在警察監督方面有著豐富經驗的專家，萊特福特自然也能看到“撤資警察”的上述問題，早在2020年夏天就對此明確表示了反對，并指出一旦在芝加哥實施，造成的另一項后果便是受雇時間較短、族裔組成更多元且受訓更科學的警員要被迫離開芝加哥警隊，并且會讓許多少數族裔年輕人失去一項能實現階級躍升的職業選擇。

和萊特福特一樣對“撤資警察”表示了反對的民主黨人并不在少數，但在過去的幾次大選中，共和黨人還是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將他們和這個標簽綁定到了一起。這其中的原因除了政治溝通方面的因素以外，還有從疫情中開始的美國大中城市治安的惡化，而這其中，芝加哥的情況可以說尤為嚴重。相比2019年，嚴重犯罪的數量上升了33%，2021、2022兩年所發生的謀殺案數分別為近700和800起，幫派犯罪、搶劫、劫車等也成了特定區域的“常態”，而非裔居民為主的社區則受這股犯罪率傷害最深。同時，“撤資警察”聲浪在公眾中激起的憤怒并沒有將壓力施加給妨礙改革的警察工會，反而針對了無力改變系統、真誠希望對保護自己社區安全的普通警員，他們在疫情期間不僅屬于承受了最高的感染風險的職業之一，而且還承受了極高的工作強度，卻因此感到自己的付出不僅沒有得到承認或感激，反而收獲了不少不應得的敵意。在這樣的背景下，芝加哥的警員人數在這段公共安全惡化的時間里居然減少了近一千五百人，這無疑加重了芝加哥市民對萊特福特市政府無力且無意愿處理此類問題的印象。

三

所以，萊特福特的競選失利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她本人并不怎么能夠控制的因素：新冠疫情自然是其中十分主要的，事實上，她是疫情以來第一位面臨連任競選的大型城市市長，她的同事們在之后的表現是否會更好還是未知數；同時，她所面臨的處境體現出整個民主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民主黨雖然時常講，自己承諾的圖景無法實施的原因純粹是因為共和黨的阻撓（這當然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實），但觀察全國上下民主黨擁有所謂“政府權力鐵三角（Government trifecta）”——即政府和議會兩院——的地區，很多時候情況也并不像他們所許諾的那么理想。

《紐約時報》社論編輯本雅明·阿普爾鮑姆（Binyamin Appelbaum）曾撰文指出在這些地區普遍存在系統性的問題：“住房類別分區法律（zoning laws）”禁止了在大量地區建造價格更友好的公寓樓，從而導致了這些地方房價居高不下，產生了大量無家可歸者，且對少數族裔居民的影響格外嚴重；規定特定公立學校的收入只能來自于其所在學區的特定稅收，導致不同學校的發展水平極不平衡，芝加哥所在的庫克縣正是一個代表性極強的例子。和其他許多問題不一樣的是，這兩點都是可以在這些深藍地區內通過州級和市鎮級的立法改變的，然而即便住房和教育公平都是民主黨今天綱領中的中心價值，因為黨內特定派系出于意識形態原因的阻撓，對住房分區和學區的改革也鮮能在這些深藍地區成功推行。

許多并不缺乏能力和執政意向的市長便被卡在了許多類似的派系斗爭中間。事實上，雖然萊特福特接下的是一個讓選民有無數不滿的“爛攤子”，但她的前任不僅并非平庸或懶政之輩，而正是曾任眾院民主黨領導層成員和奧巴馬第一任白宮幕僚長的拉姆·伊曼努爾。在他的兩個任期內，他已經大幅提高了公立學校學生的平均在校時間和畢業率，讓芝加哥河兩岸的辦公和商業區重新煥發光輝，還免除了相當一部分學生在本地公立大學就讀的費用。但面對著和萊特福特類似的處境，他無力解決的問題反而成了定義他任期的符號，讓他選擇不再競選第三個任期。類似的情況還在最近的紐約發生：當去年年底剛剛連任競選成功的紐約州長凱西·霍楚爾（Kathy Hochul）面對州最高法院的一個席位空缺時，希望提名擁有豐厚經驗和法學素養、且能作為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大法官創造歷史的候選人Hector LaSalle。盡管這一提名讓許多拉丁裔紐約人都倍感鼓舞，這位候選人也得到了多個工會組織和如路易斯·米蘭達（Luis A. Miranda）等進步派拉丁裔社群領袖的背書，但一些來自深藍選區、以意識形態作為唯一行事原則的州參議員還是因對他在涉及如工會權的案件中考慮更深刻、周全的判決感到不滿，不僅在公開表態中對他的判決進行簡化和斷章取義作為反對理由，還多年來第一次拒絕將這一提名推舉至全體參院進行表決，給予了這位來自本黨的候選人和共和黨參院給奧巴馬高院提名人在2016年時同等缺乏最基本尊重的待遇。除了意識形態原因本身以外，他們行為的另一個目的是在屬于黨內“實用主義執政派”的州長任期開始給她一個下馬威，表明掌握自己派別才擁有左右紐約政治的力量，盡管在不久前的中期選舉中，正是他們在公共安全方面過于簡化問題的表態，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民主黨在紐約的重大失利。

事實上，“公共安全”在過去的兩年里甚至快速超過了上文中提到的住房和學校兩個議題，成為了在民主黨內部制造派系分裂并降低其執政可信度、為地方級執政者制造難題的最大因素之一。不久前，首都華盛頓特區的民主黨立法機構通過了一項對本地區刑法的改革，其中除了一些對司法系統公正性的改善以外，還包括了如大幅降低劫車、搶劫等行為刑罰的條款，這無疑對扭轉公共安全惡化的趨勢并無幫助，因此，特區的民主黨市長隨即否決了這個法案，但她的否決卻被議會再次駁回。由于華盛頓特區在政治上的特殊性，這立刻將整個民主黨拉進了一個十分尷尬的處境：聯邦國會擁有駁回特區立法的權力，共和黨人也立刻起草了這樣的法案出來；而對民主黨人來說，拒絕支持駁回不僅會導致一個連同黨市長都拒絕支持的糟糕法案通過，更會在接下來兩年內的競選中被多貼上一個“應對犯罪不力”的標簽，但和共和黨人一起投票支持駁回這個行為本身，則違背了民主黨黨長久以來所支持的賦予華盛頓特區州權的立場。在經過權衡后，拜登政府選擇了傷害更小的一個方案，和數十名國會山民主黨人一起通過了對特區立法的駁回。而這場吸引了大量注意力的沖突，原本可以通過特區議會中民主黨人更謹慎的立法行為來避免。

四

在這樣的背景下，不難想象，在芝加哥一輪選舉中勝出的，也都是代表了對當下政策方向相當程度上相反的候選人：以32.9%得票率居首并大幅領先其他8位候選人的保羅·瓦勒斯（Paul Vallas），是一位伊曼努爾式以擅長治理和政策制定為特色的政治人物。

當地時間2023年2月28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市長候選人保羅·瓦拉斯(中)與支持者一起慶祝。

他在芝加哥南區長大，履歷中與這里關系最大的一項是在1995至2001年間擔任芝加哥公立學校系統的CEO，并在之后被賓夕法尼亞、新奧爾良、橋港等地的公立學校系統雇傭擔任管理層，在這些崗位上獲得了善于在短時間內解決危機、制定策略的名聲，甚至在卡特琳娜颶風后主持了新奧爾良學校系統的重建，這自然是許多市民眼中今天的芝加哥所急需的；但讓他獲得最多市民支持的，其實是他在公共安全方面的表態：他從競選初期就將自己樹立成“撤資警察”的反面，提出了提高起訴率、招募更多警員并建立“社區警察”制度，雖然如上文所說，萊特福特也從未表達過對“撤資警察”的支持，但選民還是和四年前一樣，將瓦勒斯視為了代表對現狀發起挑戰的候選人。

當地時間2023年2月28日，美國伊利諾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市長候選人Brandon Johnson與支持者慶祝。

而獲得21.6%選票的亞軍布蘭登·約翰遜（Brandon Johnson）則來自光譜完全相反的一側，他來自黨內進步派一翼，因他在公共學校方面的政策而獲得了芝加哥教師工會的支持，他與瓦勒斯和萊特福特最大的分歧存在于公共安全方面：他曾對“撤資警察”表達過支持，但在注意到這方面的民意后在選前撤回了曾經的表態。

更仔細地觀察投票結果還會發現這次選舉的更多獨特之處：芝加哥居民中，白人、非裔和拉美裔基本各占三分之一，而所謂“部落性投票”——選民大比例投給自己族裔候選人的現象——是大多數時候的常態。這次選舉中，萊特福特依然在許多非裔社區保持了領先，但瓦勒斯作為候選人中唯一一位白人，卻在一些芝加哥市區和南區非裔居民比例較高的選區獲得了比身為非裔約翰遜更高的得票，而這些地區正是在近年的犯罪率高峰中受到影響最為嚴重的，同時，本人身為非裔的約翰遜則在城市東北部平均收入偏高、以白人居民為主的選區獲得了勝利。在初選結束之后的幾個星期里，瓦勒斯還出乎意料地獲得了許多非裔社群著名政治人物的背書，這其中既有他初選中在城市南區表現頗為良好的對手威利·威爾遜（Willie Wilson）和一眾黑人教會領袖——這在四年前給予了萊特福特一個不可忽視的優勢，又有伊利諾伊州最受人愛戴的政治人物之一、任職二十多年的州務卿杰西·懷特（Jesse White）。他們給出的理由都十分相似，即不希望城市中的非裔社群繼續在學校和公共安全方面被忽視。同時，約翰遜則獲得了其他幾位非裔候選人和眾院民主黨領導層之一吉姆·克萊伯恩（Jim Clyburn）的支持。

除此以外，其他全國性民主黨政治人物在一輪選舉中背書了萊特福特后，并沒有在瓦勒斯和約翰遜兩人間表態站隊。對于一個市級選舉，民調往往很難做出準確預測，但無論如何，4月4日的選舉結果無疑會對芝加哥市民和之后兩年內的全國性選舉帶來影響。約翰遜至今為止以來的記錄，無疑會導致與芝加哥警隊和警察工會更加緊張的關系，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改善公共安全還是更系統性地對警察行為進行監督的制度改革都依然可能難以實施，同時，他和教師工會非同尋常的緊密聯系也可能讓他難以實施如在特定社區擴建特許學校、改革錄取制度、改變教師雇傭和評估制度等可能起到積極作用的改革。另一方面，瓦勒斯提出的包括重組水平過于糟糕的學校、擴大學校運營時間、給予家長包括特許學校和教育補貼在內更多選擇等的教育改革政策是許多工薪階層市民所支持的，在他上任后，市政廳與警隊的關系注定會有所緩和，但這是否會對扭轉公共安全危機有實際效果，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個未知數——在2021年，紐約現任市長艾瑞克·亞當斯（Eric Adams）就是在相似的情況下用相似的政策主張在一眾候選人中贏得了選舉，但自此之后，他很大程度上依然忙于應對疫情帶來的危機，除了在警隊任命了對改革更友好、更對警察不當行為零容忍的領導層以外，還未能顧及實施更具系統性的改革。另外，身為市長的瓦勒斯，必然會在市議會遭遇類似紐約州長所面對的阻力，雙方間出現的摩擦也很容易成為市民對城市政治作為一個整體而產生反感、厭倦的緣由。

而這些都會作用在面臨嚴峻選情的整個民主黨上：當共和黨人的阻礙不再能成為民主黨的執政阻力以后，后者能否真的能將政黨綱領中所承諾的諸多美好價值付諸現實、還是會繼續陷于意識形態和派系間的紛爭而陷入停滯呢？在這之中，找到在公共安全方面的政治表述可以說尤為重要，在2022年的中期選舉中，對這個議題的一定程度上的“逃避”可以說直接導致了民主黨候選人在以位于紐約為主的多個國會選區的失敗，讓在其他地方十分成功的整套競選策略沒能守住眾院多數;而和紐約、加州、華盛頓、密歇根等地方一樣，芝加哥之后兩年的情況，將是對上述問題的回答中十分重要的一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