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前，善書者已普遍認同右軍之書“古今莫二”。到了唐代，太宗極力推崇王羲之書盡善盡美，評論漢末以降的杰出書法家，稱鐘繇未為盡善，“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如隆冬之枯樹”，筆蹤“若嚴家之餓隸”。梁蕭子云“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以上數子，皆譽過其實。“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翁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見《晉書·王羲之傳》）九五至尊的無上贊譽，奠定了右軍“百代書圣”的崇高地位。

唐太宗雅好王羲之書，出內府錢帛，購存于天地間的右軍遺墨，得真、行、草二千二百余紙，數量可觀，可就是不見《蘭亭序》。經四處尋覓，得知《蘭亭序》在和尚辯才之所。原來，辯才是王羲之七世孫智永禪師的弟子。當年蘭亭修禊，羲之興高采烈，在似醉非醉的狀態中寫《蘭亭序》，用蠶繭紙、鼠須筆，遒媚勁健，彷佛若有神助。他日更寫數十本，卻都不如修禊之日所寫。右軍珍愛寶重之，留付子孫傳之后世。傳至智永，臨終將《蘭亭序》托付弟子辯才守護。辯才在寢室上方的梁上，鑿一個暗匣，秘藏這件稀世之寶。

再說太宗三次召見辯才，追問《蘭亭序》何在。辯才皆稱經喪亂之失，不知所在。太宗與房玄齡等設計，派監察御史蕭翼改冠微服，扮作書生模樣，拜訪辯才，拿出御府所藏的幾件右軍墨跡，與辯才反復討論真偽優劣。辯才落入蕭翼圈套，取出《蘭亭序》真跡。蕭翼一見，立刻取出太宗詔令，把《蘭亭序》置于懷中。蕭翼騙取辯才《蘭亭序》的故事，由當時的大畫家閻立本繪成《蕭翼賺蘭亭圖》。這幅畫是古代最著名的人物畫之一，成為中國文化史上極有趣味的佳話。

唐太宗太喜愛《蘭亭序》，臨終遺令，將此帖殉葬昭陵。真跡《蘭亭序》的歸宿，竟然似在人間又非在人間，永遠不見天日。這個結局，完全出于王羲之的意料之外，也是他的子孫萬萬想不到的。

然而，仔細想來，《蘭亭序》匪夷所思的歸宿，也許是最好的結局。如果《蘭亭》真跡在人間，完全有可能毀于一場戰爭，或消失于曠日持久的社會動蕩。而秘藏在昭陵中，人人皆知其所在，卻人人不可得見。這樣的曠世之寶，神秘莫測，會永存于后人的談論與想象中。

不過，唐太宗畢竟是明君，自己愛《蘭亭》，也讓天下后世人愛《蘭亭》。命供奉榻書人馮承素等人各摹數本，賜予皇太子、諸王近臣。馮承素摹本最佳，所謂下真跡一等，流傳至今。

《蘭亭序》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永恒意義和巨大價值。宋高宗臨摹《蘭亭序》時說過一段話：“余自魏晉以來至于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特立，眾體皆備于筆下，意間猶存于取舍。至若禊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態橫生，莫造其源，詳觀點畫，以成至誦，不少去懷也。”宋高宗的話，道出了后人觀賞、臨摹《蘭亭序》的共同感受。

自唐宋以降，凡是書法史上有成就者，如歐陽詢、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王鐸，幾乎無不臨摹《蘭亭序》。可是，這些臨摹之作與《蘭亭序》相比，一眼就能看出二者之間的巨大差異。臨摹之作或許如大家閨秀，端莊可觀，而右軍之作，則如天女散花，姿態萬千，非復人間所有。

北宋拓唐《集王圣教序》

可嘆到了清末以后，竟然有人懷疑《蘭亭序》不是右軍所作。代表人物郭沫若，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先后寫文章，依據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及南京出土的五種南朝墓志，稱上面兩種出土文物的文字，基本上是隸書的體段，和北朝碑刻一致，與《蘭亭序》時代相近而字體太相懸隔，因之懷疑《蘭亭序》“不僅帖是偽造，連序文也是摻了假的”。

郭沫若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腳。理由一是東晉時流行隸（楷）、行、草、飛白等各種字體，并不只是《三國志》殘卷那種帶兩漢隸意的字體。二是現存王獻之、王珣帖，與羲之同時代，難道也是偽造？三是唐太宗搜集天下羲之遺墨多至二千余紙，可以斷定，《圣教序》帖集右軍字，皆出于羲之遺墨，難道《圣教序》帖也是偽造？四是《蘭亭序》果真是偽造，則此偽造者是誰？唐之前的書家，誰能達到如此高的偽造水平？五是羲之《蘭亭序》字體如果同《三國志》殘卷，狀如算子，羊欣、梁武帝等善書者有何理由對右軍書推崇備至？故郭沫若所謂《蘭亭序》偽造之說，荒謬絕倫。

王羲之之書登峰造極，同他的書法理論分不開。相傳他的書論有《自論書》、《題衛夫人筆陣圖后》、《筆勢論十二章》、《用筆賦》、《記白云先生書訣》等多種。真偽難辨，不可能一一介紹，擇其精要，略說幾點。

一、意在筆前說。《題衛夫人筆陣圖后》說：“夫欲書者，先干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直，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意在筆前，猶如作文先打腹稿，預先想好字形大小、正斜及布局。上下方正，前后平直，如算子，就不是書法，只得點畫。

二、筆勢論。筆勢涉及寫字的技法，筆畫的氣勢力度、字體的結構、一篇文字的布局等眾多內容。比如說筆畫的力度：“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橫畫，如列陣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鈞之駑發；每作一點，如高峰墜石；屈折如鋼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題衛夫人筆陣圖后》）

又比如講字的形勢，要按照正規的方法寫，防止出現密、疏、長、短等方面的大忌：“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是則頭輕尾重，不相勝任。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不舒展也。復不宜傷疏，疏則似溺水之禽，諸處傷慢。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掛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蛤蟆，言其闊也。此乃大忌，可不慎歟！”（《筆勢論·節制章》第十）

三、書之氣，必達乎道。《記白云先生書訣》說：“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這是談書與道二者的關系，有形之筆畫與無形之道統一起來，表達了羲之對書藝的哲學思考。僅有書的美感是不夠的，須進到道的境界。

四、又說：“把筆抵鋒，肇于本性。”以為筆鋒的潤、澀、勁、峻，源于書家的個性。羲之書的筆勢，時人以為“飄若浮云，矯若驚龍”，與他的有“骨鯁”的個性有關。羲之自稱“我書《樂毅論》，有君子之風；寫《道德經》，有神仙之態。”王羲之書法達乎道，在極其抽象的藝術形式中，表現出他的思想和精神品格。他的書法盡善盡美，奧妙是達到了書法的最高境界——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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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斌，系華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