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烏魯木齊南路178號的院落里，有一座淡黃色的花園洋房，老洋房的一樓如今被命名為“草嬰書房”，這是根據翻譯家草嬰生前遺愿而設立的，其中收藏著草嬰生前使用的書桌、書櫥、手稿和譯著等，可供游客緬懷草嬰或者舉辦讀書活動。

草嬰書房

作為翻譯家，草嬰不朽的事功是用整整20年的時間（1977年-1997年）從俄文翻譯出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所有小說作品，這項巨大工程共計十二卷，包括《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三部長篇巨著，自傳體小說《童年·少年·青年》，以及六十多個中短篇小說，讓中文讀者有機會讀到風格相對統一、譯自俄文原文的托翁作品。

草嬰譯托爾斯泰小說全集

草嬰譯著全集

草嬰曾在多個場合表示，促使他翻譯托爾斯泰的動力就是其作品中體現出的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關于翻譯家本人的生平經歷以及如何走上翻譯道路，已有多篇文章記述，這里只想重提他在21世紀來臨之初寫給另一位著名俄語翻譯家藍英年的兩封信，可以集中體現出他不只是一位勤奮高產的翻譯家，更是一位充滿良知和反思精神的知識分子。

草嬰（1923年3月24日-2015年10月24日）

另一個高爾基

20世紀90年代以來，藍英年在《讀書》《隨筆》《書屋》等雜志上開辟專欄，發表了一系列反思俄蘇文學的隨筆文章，這些文章內容涉及俄蘇作家的人生經歷和不幸遭遇、蘇聯文學作品受到追捧或批判的歷史原因等等，大多是來自最新披露的檔案材料，還原了很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真相，顛覆了國人很多耳熟能詳的傳統觀念。這些文章在20世紀末結集為《尋墓者說》（1998）、《青山遮不住》（1999）、《冷月葬詩魂》（1999）等書，引起知識界的廣泛關注，草嬰亦是藍英年隨筆的忠實讀者之一。

草嬰給藍英年的第一封信名為《重新評價俄蘇文學》，開頭先是簡要地介紹了自己從年輕時走上翻譯道路的人生經歷，然后指出：“隨著蘇聯社會的歷史性演變，我們對蘇聯的真實情況也逐漸有所了解，那種從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的做法已成為過去。同樣，對蘇聯文學的不實事求是的評價也已成為過去。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要打破長期形成的觀念很不容易，要重新評價像蘇聯文學這樣一項艱巨的工作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里需要勇氣，需要膽識，需要科學的態度和深入細致的工作。”接下來，草嬰舉了高爾基的例子。

高爾基是中國讀者再熟悉不過的名字，傳統認知中，在斯大林給予的崇高地位和優厚待遇下，高爾基本人似乎也樂于充當“歌德派”。但隨著檔案材料的解密，特別是高爾基被封禁長達七十年的政論性隨筆集《不合時宜的思想》重見天日，公眾開始認識另一個高爾基，這個高爾基充滿人道主義文化理想和對權威的批判精神。

關于另一個高爾基，藍英年寫出了《高爾基出國》《高爾基回國》《真實的高爾基向我們走近》《霍達維奇回憶高爾基》《老年高爾基之煩惱》《高爾基研究中的空白》等幾篇文章，草嬰讀過后感到“真如撥開重重迷霧看到了一段未被歪曲的歷史和一個未被包裝的高爾基”：

高爾基所處的環境真是太復雜了，他的精神壓力真是太沉重了。如果高爾基沒有他那種超人的良知和勇氣，換了別人，他很可能變得消沉，屈服于強大的壓力，甚至也為了保護自己而參加歌功頌德的合唱隊，昧著良心充任總管文藝界的御用文人的角色。但高爾基不是這樣的人，他具有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他總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真理，千方百計保護對社會對人民有益的人，他清楚地看到知識分子對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明確指出“俄國的知識分子過去是，現在依然是，在今后長時期內也還是拖拉俄國歷史這輛載重大車的唯一馱馬”。他還說：“摧毀俄國知識分子，就是摧毀俄國人民的核心。”

高爾基不僅這樣明確地指出知識分子在推動歷史上的重要作用，而且親自以實際行動保護知識分子，到處奔走呼吁反對對知識分子的迫害，要求當局尊重知識分子的權利，解決他們工作中的困難，照顧他們的生活。他的活動遠遠超出一名作家或文藝工作者的范圍，他的貢獻自然也就比一般的作家和文藝工作者要大得多。

高爾基的例子只是一個典型代表，草嬰作為國內資深的俄蘇文學翻譯工作者，想要借此在新世紀重新評價俄蘇文學中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全面還原未被粉飾的真實歷史。

法捷耶夫的遺書

《談法捷耶夫的悲劇》是草嬰寫給藍英年的第二封信。法捷耶夫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同樣不會陌生，他的代表作《毀滅》早在1931年就由魯迅先生譯成中文出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贊美過這部小說：“法捷耶夫的《毀滅》，只寫了一支很小的游擊隊，它并沒有想去投合舊世界讀者的口味，但是卻產生了全世界的影響，至少在中國，像大家所知道的，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法捷耶夫的另一部代表作、關于蘇聯衛國戰爭的鴻篇巨制《青年近衛軍》發表于1946年，僅僅一年之后便由葉水夫（1920-2002）譯為中文出版。

魯迅譯《毀滅》

憑借《毀滅》和《青年近衛軍》這兩部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杰作，法捷耶夫成為蘇聯文學的旗手，在體制內身居高位，1946年至1954年任作協書記，1939年至1956年擔任蘇共中央委員。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大人物，卻于1956年在自己別墅家中開槍自殺，為了解釋自殺原因，當年蘇聯官方發布的訃告中附有一份醫生鑒定：“多年以來法捷耶夫嗜酒成性，并愈演愈烈。近三年發作次數愈加頻繁，以致引起心肌和肝硬變。他曾在醫院和療養院多次治療。5月13日再次發作，在心情極度抑郁下開槍自殺。”

其實法捷耶夫自殺前留有一封遺書，但這封遺書直到1990年才被《蘇共中央通報》第10期公之于眾。藍英年在《法捷耶夫之死》這篇文章中將這封遺書全文譯出，表明他自殺的原因是對當時的文藝政策極度失望：“優秀文學人才過早夭亡，余下的多少能創作具有真正價值作品的人，活不到四五十歲……作為作家我的生活失去任何意義，我極其愉快地擺脫這種生活，有如離開向我潑卑鄙、謊言和誹謗臟水的世間。”

1949年，草嬰在上海接待第一個來華訪問的蘇聯文化代表團，當時代表團的團長就是法捷耶夫。近半個世紀過去后，草嬰讀到藍英年翻譯的法捷耶夫遺書后，不禁百感交集：

往事如煙，滄海桑田，世界發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變化，給我們心里留下多少悲涼和沉思！但我想，如果人類只沉溺在痛苦的回憶中，或者諱言歷史的悲劇而不從中吸取必要的教訓，一味用粉紅色的幕布來掩蓋血淋淋的事實，那就不僅愧對千萬死不瞑目的冤魂，而且無顏向子孫后代交代這一段刻骨銘心的慘痛歷史。

隨后草嬰又舉了瓦西里·格羅斯曼事件來說明法捷耶夫當年所處的困境和“悲劇的深度”。格羅斯曼1905年生于烏克蘭，早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數學物理系，1930年代投身寫作。二戰期間，格羅斯曼作為《紅星報》戰地記者隨軍四年，出版紀實文學作品《特烈勃林卡地獄》，揭露了德國法西斯在波蘭建立死亡集中營的血腥真相。戰后，格羅斯曼根據他在斯大林格勒會戰前線的親身見聞，創作了長篇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并將手稿寄給《新世界》雜志。在法捷耶夫的賞識和授意下，《新世界》雜志連載了《為了正義的事業》，獲得讀者好評。不料兩個月后風云突變，作家布賓諾夫告密，對《為了正義的事業》進行嚴厲批判，于是法捷耶夫不得不在作協理事會上做公開檢討。1953年，蘇聯各界開始“解凍”，法捷耶夫才又向格羅斯曼道歉，承認此前對《為了正義的事業》的批判是錯誤的。

通過格羅斯曼事件，草嬰意在說明法捷耶夫確實是一位富有才華的作家，而且始終沒有喪失知識分子的良知，但他的悲劇就在于同時充當了“文藝總管”，當“責任”和“良知”發生沖突的時候，他也只能獨自承受內心痛苦的煎熬，直到結束自己的生命。

格羅斯曼《特烈勃林卡地獄》

守護知識分子良知

高莽曾在《翻譯家草嬰其人》這篇文章中，自述在1983年黃山開會期間，與草嬰談論過有關翻譯的話題：

草嬰貧于開口，但，一旦談到他常日思考的事，話就有些止不住。他說：他翻譯一部作品要經過很多個步驟。他掂量了一下語句的分量：“第一步是反反復復閱讀原文，首先要把原作讀懂，這是關鍵的關鍵。”他說：“托翁寫作《戰爭與和平》時，前后用了六年的時間，修改了七遍。譯者怎么也得讀上十遍二十遍吧？”“讀懂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自己頭腦里清晰了，譯時才能得心應手。”我在靜靜地聽。他接著說：“第二步是動筆翻譯，也就是逐字逐句地忠實地把原著譯成漢文。翻譯家不是機器，文學翻譯要有感情色彩……”“您平時用字典嗎？”我問道。他說：“離不開字典，離不開各種工具書和參考書。”他有所思忖，然后一字一句地說：“你試想，《戰爭與和平》有那么多紛紜的歷史事件，表現了那么廣闊的社會生活，牽涉到那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作為譯者就必須跟隨作者了解天文地理的廣泛知識，特別是俄國的哲學、宗教、政治、經濟、軍事、風俗人情、生活習慣等等。我們哪能有那么多的知識？”草嬰緩了一口氣：“下一步是仔細核對譯文。檢查一下有沒有漏譯，有沒有誤解的地方。仔仔細細一句一句地核對。再下一步就是擺脫原作，單純從譯文角度來審閱譯稿。”他說他盡量做到譯文流暢易讀。說到這里他狡黠地笑了笑：“有時還請演員朋友幫助朗誦譯稿，改動拗口的句子。”“再下一步就是把完成的譯稿交給出版社編輯審讀了。負責的編輯能提出寶貴的意見，然后我再根據編輯的意見認真考慮，作必要的修改。”草嬰沉思了一刻，最后說：“在校樣出來后，我堅持自己至少通讀一遍。這是我經手的最后一關。再以后得聽讀者的意見了。”

這段話后來被歸納為草嬰的“六步翻譯法”在文學翻譯界廣為流傳。草嬰2015年去世后，許多友人在回憶文章中也都轉述過“六步翻譯法”并認為這就是草嬰能夠譯出原作神韻的關鍵。

草嬰以畢生精力從事俄羅斯文學的翻譯

作家馮驥才曾如此表達他對草嬰譯文的喜愛：“我自詡為草嬰先生的最忠實的讀者之一。從《頓河的故事》、《一個人的遭遇》到《復活》，我讀過不止兩三遍，甚至能背誦那些名著里一些精彩的段落。對翻譯家的崇拜是異樣的，你無法分出他們與原作者。比如傅雷和巴爾扎克，汝龍和契訶夫，李丹和雨果，草嬰和托爾斯泰，還有肖洛霍夫。他們好像是一個人。你會深信不疑他們的譯筆就是原文，這些譯本就是那些異國的大師用中文寫的！”

馮驥才這篇文章的標題叫作《草嬰先生瘦小的重》，十分巧妙地用“瘦小”和“重”這對反向形容詞去形容草嬰的文人形象和精神品質：

他選擇做翻譯的出發點基于國人的需要。當然是一個有見地的知識分子眼中的國人的需要。原來翻譯家的工作不是“搬運”別人的作品，不僅僅是謀生手段或技術性很強的職業。它可以成為一種影響社會、開啟靈魂、建設心靈的事業。近百年來，翻譯家們不常常是中國思想史的主角嗎？在自己敬重的人身上發現新的值得敬重的東西，是一種收獲，也是滿足。我感到，我眼前這個瘦小的南方文人竟可以舉起一個時代不能承受之重。在我和他道別握手時，他的手好似也變得堅實有力了。我感謝他。他讓我看到翻譯事業這座大山令人敬仰的高處。

無獨有偶，上海作家趙麗宏在懷念草嬰的文章中同樣強調了這種反差：

草嬰先生清瘦矮小，待人謙虛溫和，生前從未聽他高聲說話，是典型的文弱書生形象。然而作為翻譯家，草嬰先生可謂一個巨人……草嬰先生很謙虛，把自己比作一棵小草，以文學翻譯為世界添綠。草嬰先生的精神和品格，當之無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脊梁。身處動蕩艱困的時代，歷經人世的曲折滄桑，他始終沒有停止對俄羅斯文學的翻譯，也沒有放棄對理想信念的堅持。（《他正在和托爾斯泰聊天——回憶草嬰》）

今天我們紀念草嬰先生誕辰100周年，除了可以閱讀他留下的皇皇譯著之外，更需要銘記他通過翻譯傳遞給讀者的理想信念，那或許才是他最想留給這個世界的精神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