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及《南京條約》的簽訂，大大改變了美國對中國的既往認知。美國國內一方面對中國抱有極大的同情，譴責英國濫用武力，另一方面卻也認為中國不懂歐美世界的規則，英國動武有情可原。

但總體而言，美國對中國的命運及其對外局勢的關心是第二位的。從總統到國會政客再到他們背后的富商巨賈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英國通過條約打開的另外四個通商口岸——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而美國的首要任務則是和英國一樣進入這些口岸做生意。

中國對于美國的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她如山如海的財富。

美國第一個正式赴華代表

1843年美國總統約翰?泰勒（John Tyler，1841–1845年在位）任命顧盛（Caleb Cushing,1800–1879）為全權外交代表，赴華商討立約通商的大事。

這一任命背后存在諸多政治斗爭。泰勒最早于1841年3月24日出任第9任總統威廉?哈里遜（William Henry Harrison,1773–1841）的副總統，但哈里遜就職后兩周就得病了，很快因肺炎并發癥于4月24日去世。泰勒于是由副總統晉職為總統，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副總統上位為總統的政治家。這種劇變是大選前很多人沒有料到的，因此泰勒需要面臨諸多挑戰和異見。最早物色的赴華代表是佛蒙特州眾議院議員郝連思?伊吾萊特（Horace Everett），但后者拒絕接受這一任命，遂改由來自麻省的眾議院代表顧盛。

顧盛出身麻省富商家庭，自小接受良好教育，13歲就考入哈佛大學，1817年畢業后留校教了兩年數學，隨后開始法學學習，并于1824年取得律師執照，逐步進入政界。1826年成為麻省參議員。1841年3月到1843年3月，擔任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在此期間，顧盛因為擁戴已被輝格黨除名的總統泰勒，且前后立場搖擺，遭到了許多人的反對。1843年初，泰勒總統提議讓顧盛出任財政部長，但遭到了參議院的反對，泰勒一天之中三次提名顧盛，參議院三次予以否決。在這種情況下，泰勒轉而任命顧盛為赴華代表。

顧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

5月8日，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841–1843年出任第14屆國務卿）發給顧盛一份長長的正式外交訓令。

訓令提到，兩年前發生的中英戰爭對美國、中國和世界都有深遠影響，英國新開辟的四個通商口岸，美國都要進去，獲得同英國一樣的貿易權利。顧盛要仿照中英之間的協商，也同中國簽一個條約，并保證美國商人和公民一定遵守在這些港口的商貿規定。顧盛需要進京面見中國皇帝，遞交總統的親筆信；如果實在不能進京，要讓皇帝的代表轉達親筆信，且以能獲得中國皇帝的回信為前提。訓令強調，顧盛要始終以和平的面貌出現，以不冒犯中國的手段進行交涉，但也要時刻注意在中國人面前體現出美國的體面、重要和強大。

此外，訓令特別提到，中國方面容易把外國代表看成攜帶貢物而來的朝貢貢使，就像之前的英國赴華使團那樣（這里指的是1793年的馬戛爾尼使團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團，兩個使團都被清朝朝廷以朝貢使團加以對待），顧盛如果進京的話很可能要面臨叩頭的問題，對此顧盛必須恰當地聲明自己并非貢使，要維護美國與中國的對等、平等和尊嚴，不能有有損國格之事的發生。

描述馬戛爾尼1793年9月14日在熱河覲見乾隆皇帝的場景的畫作。之前中英雙方就跪拜禮儀出現了分歧，最終馬戛爾尼單膝跪地行禮。但英方所提出的諸如擴大貿易口岸和派員駐京等等要求全部遭到中方拒絕

這份外交訓令對于理解美國的對華立場至為關鍵。美國的目的非常簡單，就是進入英國新開辟的四個通商口岸擴大對華貿易規模，并擬定條約加以規范化。美國無意以武力達到這個目的，因此能做到什么程度要視顧盛個人的外交能力而定。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方面做了很多外交功課，聽取了對華貿易的美商的意見，試圖規避中國的朝貢貿易體系，獲得中方以平等姿態對待的待遇。

天下熙熙：朝貢貿易體系一瞥

中國明清時代的貿易體系，是學界一直以來探討的一個話題，它牽涉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在具體的雙邊交往中有著復雜而不同的表現。這里我們從一條線索來簡單地觀察一下。

中國自唐宋以來，在沿海地區設立市舶司，管理中外海上貿易，相當于今天的海關。很多國家的船只可以直達中國港口，通過市舶司進行雙邊交易，所謂“互市”，這些國家也被中國列為互市諸國，同高麗（朝鮮）、越南、琉球等朝貢外藩有所不同。

明初施行海禁，于洪武七年(1374年)一并撤銷了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和廣東廣州三個市舶司，這是中外貿易和外交關系史上的一個關鍵的轉捩點。自此以后，海外互市諸國，只能遵照明朝政府的規定，派遣相對固定人數的人員，在指定時間、指定地點，通過固定的朝貢體系中的程序完成交易，包括一系列文書和禮儀，逐步向朝鮮、越南和琉球的朝貢貿易形式靠近。

朝鮮作于18世紀的《燕行圖》內描述奔赴京朝貢使團的畫作，右上角有“朝貢”二字

經過這一轉變，互市與朝貢開始合流，對大多數外國而言，要想同中國開展貿易，必須首先從政治文化方面進入朝貢軌道，認可中國的天下正中的優越地位，取得中國朝廷的許可，然后才能以彼貢我賜的方式進行貿易，朝貢貿易也就逐步成為中外貿易的主流方式。

清朝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悉數撤銷了市舶司，并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開始實施針對西洋諸國的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且必須經過十三行商人居間進行，西洋商人也一概不許入城。

當然，基于中方各種規章制度之上的文本所描述的朝貢貿易體系，不外乎一種理想化狀態的呈現。在實踐中，這一體系的各種原則在針對不同國家的時候都有不同的表現。例如，英國人早在1793年馬戛爾尼覲見乾隆之前就在廣州做生意，但并沒有派遣使團去北京呈遞朝貢表文，或者參與到朝貢體系中去。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和認為的一些問題（在明清二朝自身看來，這在絕大部分時間段內并不是什么問題），其實主要發生在對西洋諸國缺乏詳細了解的中方一側。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雖然通過欽天監的耶穌會士對西洋諸國有所了解，但這種了解并沒有成為自上而下推而廣之的知識。

現實生活中，絕大部分通過科舉進入仕途的官僚知識分子和封疆大吏，對四書五經如數家珍，但對環球地理知識以及西洋歷史的了解十分有限，或者接近于零，天下觀念和華夷之辨占據了他們的頭腦。像第一次鴉片戰爭之時參與中英談判的欽差大臣耆英和廣東布政使黃恩彤，以及嗣后著書論說的魏源，都是腦袋比較靈活的讀書人，而諸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軍俘虜了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就屬于堅信天下觀念和華夷之辨的天子門生。

中國之不幸，恰在于四處都是大談義理的葉名琛，而耆英、黃恩彤這種深諳時務之人少之又少——耆英最后還因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與英法方面談判不力被咸豐帝賜死了，正如后來鬧義和團的時候慈禧太后把曾經駐扎歐洲知曉外務的許景澄推到菜市口斬首一樣可悲。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各國對中國的這套體制逐漸有所了解，特別是英國1793年和1816年兩個使團均在北京碰壁以后。美國是一個年輕的共和國，但在派遣顧盛來華之時，已特別注意不能讓自己的代表落入中國的朝貢貿易窠臼。然而，雙邊交涉在粵省中國官員眼中，仍是那番舊模樣。

進京與不準進京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即西元1844年2月25日，中國舉國上下仍舊沉浸在甲辰年新春的氣氛之中。

澳門署理同知謝牧之，發現有一艘西洋大船來泊九洲灣，迅速探明系美國船只，來人500余名，大炮64門。謝牧之迅速將這一消息稟報了廣州的護理兩廣總督、廣東巡撫程矞采。在收到謝牧之的報告之后不久，程矞采就收到了美國駐廣州領事福士（Paul S. Forbes）的來函，得知了美國來船系代表顧盛座駕，這立刻引起了程矞采的不安。

早在1843年秋，福士就曾通知當時的欽差大臣耆英和兩廣總督祁貢（原字左“土”右“貢”），美國要派遣使臣來華，請求進京，遭到了耆英和祁貢的拒絕。耆英、祁貢連同程矞采一起，知會廣東布政使黃恩彤，讓其“曉諭”福士不要派人來華，如果真有美國使臣到來，也要婉言開導云云。詎料幾個月過后，美國人真的來了。此時耆英已回到他的兩江總督本任，祁貢不幸于年初病逝，兩廣總督暫由程矞采監理。

程矞采迅速行動，派遣永安縣知縣錢燕誥，帶著久在廣州行醫的懂中文的美國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一起前往拜見福士，探明來意，還要相機勸阻。錢燕誥刺探的結果，是顧盛要“進京朝見大皇帝”。正在狐疑之時，顧盛派遣秘書柯丹禁爾（Fletcher Webster）赴廣州和福士一起向程矞采投遞公文，說明來意。根據公文的漢譯本，程矞采才明白顧盛被該國“正統領”（即總統）任命為“亞墨理駕合眾國全權公使善定事宜大臣”，前來中國商定條約，且不日進京，將正統領書信呈現大皇帝，大約一個月左右以后將揚帆駛往天津北河口。

程矞采安排黃恩彤和署廣州知府劉開域兩次接見柯丹禁爾，勸其不要冒然北上，更對其“示以法度，曉以情理，于婉為開導之中，寓正言拒絕之意”。中方按照朝貢貿易的一套，告訴美國人凡外國有陳情之事，都是由廣東督撫“據情代奏”的，并不能徑直呈遞朝廷。柯丹禁爾等人并沒有理論太多，只是表達了美國代表要北上進京的計劃。中方認為美國人花費九個多月“越八萬里重洋”來到中國，要求“進京覲見”，雖“實出至誠”，但著實不懂規矩。最后，柯丹禁爾表示自己不能做主，要回到澳門去稟報顧盛，由顧盛做決定。

柯丹禁爾走后，程矞采以400里加急速度向道光皇帝奏報。在奏折的最后，程矞采總結說，米利堅國來廣州貿易，“百余年來，未通朝貢”，現在顧盛忽然以全權公使的名號前來締結和好條約，應該是想效法英國人，但“夷情躁急”，恐怕不能在粵省久留，深恐一朝放洋北上，所以他一面由廣州飛咨一體知照沿海各督撫密切注意美船動向，一面繼續在廣州與美國人周旋，阻其北上。

程矞采同時附上了漢譯的顧盛照會和他給顧盛的復照。在這份漢譯照會中，顧盛雖然是一名“全權善定事宜公使大臣”，要同“中華欽差便宜行事大臣”商量訂約之事，但又被描繪成一名準朝貢公使，“于到中華之日，刻即恭請大皇帝福安”，“伏愿大皇帝萬福無疆”，云云。

在給顧盛的復照中，程矞采也是采用這種口吻，認為顧盛恭請大皇帝福安之舉，“恭順有體，深堪嘉美”，但“各國使臣赴中華晉京朝見大皇帝，均須在近邊口外停候，俟各省大吏奏明請旨，分別準行與否，再取進止”，如果美船不待奏請而直達天津口外，“殊與體制未協”，而且天津也沒有通事、行商可以襄助，最后還是要折回廣州同欽差大臣會談，和英國璞鼎查當時一樣。

程矞采又進一步強調說，中美兩國沒有必要簽署和約，因為“貴國自與中國通商二百年來，凡商人之來粵者，無不循分守法，中國亦無不待之以禮，毫無不相和好之處”，英國因為和中國不和，所以才必須堅定條約，和美國不同。最后，程矞采又說，現在通商章程一律改定，稅鈔大大減少，規費也悉數革除，中國對美國要辦理的事情和對英國已經辦理的將沒有什么不同，“商民共沾利益”，美國也應該“仰體大皇帝柔遠之仁”，讓美國商民安分貿易，不要“崇飾虛文”，因為那些虛文都是“無關實惠”的。

程矞采的照會說明他對中美交往的歷史也不是很了解，美國到此時剛剛建國68年，但他卻說兩國通商已經一二百年，顯然和英國等國家混淆了。程矞采在奏折里特別對道光皇帝解釋說，米利堅國一共有26處，合為一國，所以叫做“合眾國”，而顧盛等人所稱呼的“正統領”，就是他們的“國主”。這種描述是非常籠統的，而“國主”之謂也十分含混，但在這種話語中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就是米利堅國和其他為逐利而至之朝貢國并無根本的不同。本著對這些國家一視同仁的柔遠之義，程矞采以督撫之身份徑直告訴美國人說中國將對英美同等辦理，而這恰恰是美國人前來要與中國商談的外交目的！可以說，腦袋生活在朝貢貿易體系內的程矞采，一個照會就打算恩賜給美國人本來興師動眾來中國大談的東西。程矞采所做的，是懷柔外夷，不是近世外交。

清《皇清職貢圖》之“英吉利國夷人”，清丁觀鵬等繪，紙本，設色，故宮博物院藏本

對程巡撫的柔遠之道，道光皇帝深以為然。道光帝以500里郵遞速度迅速任命兩江總督耆英為欽差大臣兼兩廣總督，命其即刻啟程馳赴廣州，會同程矞采辦理此事。道光帝在上諭中說，耆英是“各夷信服之人”，抵達廣州后要對美國人“婉言開導，據理拒絕，控馭得宜，毋使另生枝節”。為了防止美國人徑自前往天津，道光帝亦命直隸總督訥爾經額飭令天津屬官，如果美船到來，要告訴他們回到廣州去找兩廣總督耆英商談，對其要來北京朝見一事，要“諭以天朝撫馭外夷，一切率由舊章，未便代為奏請，務須婉言開導，據理拒絕，萬勿稍有含混”。

在這個過程中間，道光帝沒有詢問美國究竟要來中國簽署什么樣子的章程和和約，也沒有對美國代表及其政府提出具體問題，他所關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耆英、程矞采、黃恩彤、訥爾經額等人，一定要想盡辦法把美國使臣留在廣州，與之周旋，絕對不能讓其北上進京。

然而，顧盛仍舊堅持要進京，于覲見皇帝之時親呈美國總統信函，并說如果海路行走不便，美方可以經內河進京。這一要求更是捅了馬蜂窩，道光帝嚴厲責成耆英和程矞采，通過黃恩彤等人告知顧盛，絕不許其進京朝覲。阻止顧盛北上進京，遂成為中國方面上至皇帝下到兩廣總督和廣州知府的中心任務，至于原本非常重要的有關通商章程條款和兩國條約的磋商，竟沒有成為重點。

在這種情況下，耆英星夜兼程抵達廣州后，和顧盛就是否北上展開了拉鋸會談。期間，耆英向道光皇帝連發了多封奏折，核心議題就是阻止顧盛北上，所謂“國書一日未繳，則夷情一日未定，即使條約均有成言，是否北駛，仍無把握”。

外國公使進京，真的有那么嚴重嗎？在今天的我們看來，已然有些滑稽可笑，但對道光皇帝和朝中很多大臣而言，這是大事一樁。自乾隆晚期以來，在北京服務的外國傳教士已經大量減少，欽天監到道光朝后期也已經沒有了外國監官，諸如康熙帝跟著湯若望等傳教士研習西方數理的景象，到此時已是隔世之事，完全不可想象了。

到乾隆末年，大清國的天下中心地位因其幅員的遼闊與外藩的拱衛而越發現實，華夷之辨日甚，中外大防愈嚴。非朝貢國家的使臣進京的話，首先帶來的就是覲見之時的跪拜禮儀上的挑戰，而此種禮儀之爭涉及天子與天朝的體面和尊嚴，就北京而言是不能調和之事，所以道光帝和耆英一心要阻止顧盛北上，至于兩國間的條約談判，反倒視之為柔遠之工具，并不特別關心。

最后，顧盛終于悟出了其中的門道，同意交出“國書”，由耆英代遞給皇帝，耆英心中的石頭才落了地。耆英擔心夜長夢多，迅速將黃恩彤與美方談判后的條約稿本發給顧盛，讓美方逐條翻譯成英文，對照無誤后，于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在澳門望廈村的普濟禪院（觀音堂）彼此簽字畫押。上文提到耆英是識時務的人，但他原本并不懂近代歐美外交規則，只是并不是一個高談清理之人，而是愿意出面同“外夷”打交道，因此他雖出面折沖樽俎，但重點往往和對方不在一個軌道之上。

1844年7月3日中美簽訂《和平、友好和通商條約》，常稱《望廈條約》

《望廈條約》全文34款，美方于第二條內獲得了協定關稅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第三條內獲得了前往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個港口貿易的權利，第四條內獲得了在上述五口設立領事的權利，第十七條內獲得了在上述五口內租地或者建屋、建教堂和設立墓地的權利，第二十一條內獲得了領事裁判權，第三十四條內規定12年后雙方修約。

由此，顧盛不僅順利圓滿地完成了使命，而且在預定外交任務之外，于條約之中攫取了在華治外法權。對取得治外法權一事，顧盛自己有一套辯護之詞，也是當時很流行的看法（具體請參見上一章“郭梁氏之死”下篇）。

對中國而言，也是一大勝利，因為顧盛終于不進京了。耆英高興地帶著美國的“國書”回到了廣州城，快馬加鞭地奏報道光帝，并稟報說美國國書都是“夷字”，一時不好辨認，需要秘傳通事譯成漢文，然后“如何進呈之處，悉心酌議，再行請旨遵辦”。道光皇帝讀完奏折后高興地批示：“所辦甚好”、“辦理均合機宜”。在皇帝眼中，耆英不負皇恩，撫夷成功。

至于條約內容，道光帝責成軍機大臣會同各部迅速討論上奏。很快，軍機大臣穆彰阿等回奏說中美立約，“原為俯順夷情無礙通商大局起見”，所有三十四款均合乎之前五口通商章程的范圍，應予批準。對于領事裁判權，軍機大臣們和刑部總結為是“民夷有詞訟交涉事件，各由本官捉拿審訊”，這樣可以“杜民夷之爭端”，所以應予照辦。

就這樣，朝廷沒有對《望廈條約》的任何內容提出異議，予以全盤批準。顧盛的外交使命，可謂大獲全勝。